浪漫主义为什么崇尚死亡和病态美？

希望对你有用：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一股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情感等融

为一体的巨大势力，横扫整个欧洲的文明。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

什么是“浪漫主义”？英国大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指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

是“善感性”（la sensibilit），并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容易触发感情…

…的一种气质。”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德国浪漫主义首领约翰·沃

尔夫冈·歌德称，与“健康的”古典主义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法国浪

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强调：浪漫主义是“感情，而非理智”。对于这种“病态

的”、“非理性的”特点，罗素精辟地指出：“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

利的标准。”

自古以来，对人体的自然美，多数美学家都强调，只有能够体现青春、健康

、活力的特点的，才是美的。人类的祖先，因为出于自卫，进化成为群居的动物

，但其本能仍残存着孤独感，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19世纪时代动荡不安的生活

，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压制，使得浪漫

主义有关病态美的意识，在人性和人类环境的深处滋生或找到共鸣，把与自己心

灵深层中的孤独、厌倦、忧郁情绪相联系的事物看成为是美的。法国诗人夏尔·

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以“社会上最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面容”为具体对象来谈美的定义时，最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了这种病态

心理。他说，“美”就是“能够同时满足感官并引起愁思的迷蒙梦境的；它暗示

着忧郁，疲倦，甚至餍腻之感；或者暗示着相反的感觉——一种热忱，一种生活

的愿望，同失意或绝望所产生的沉闷心情中的怨恨相混合”。什么人的面容才会

使人感受到愁思、忧郁、疲倦、餍腻、沉闷、怨恨、失意、绝望呢？唯有有病的

或者病态的人。但并不是患任何疾病都会使浪漫主义者产生美感。

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肺结核病人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全身乏力，易

感倦怠，因而精神萎靡，病态伤感。在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的1945年特效药

链霉素等重要药物发明之前，此病一直可以说是不治之症，绝大部分患者最终都

难免一死，唯一的希望或者不如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在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的

环境中，有充分的营养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安闲的休息和良好的护理下，

使病人的机体本身渐渐产生和增强抵抗力。所以肺结核虽是一种预后不良的疾病

，同时又是一种悠闲逸适的疾病。肺结核病的这种性质，此病多数患者最终必死

的归宿，以及患病期间所形成的病态美，当然都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这

种病态的审美标准，在《茶花女》的创作、改编和接收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全

面的体现。

亚历山大·仲马，通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是作

为剧作家、特别是“问题剧”的创立人之一进入文学史的。但他初次成功的，而

且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是这部名叫《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小

说。

小仲马是法国大众喜爱的多产作家亚历山大·仲马（父，即大仲马）与后来

被他遗弃的花边女工卡特琳娜的私生子。1844年9月9日晚，这位二十岁的青年人

与和他交际场上的挚友欧仁·德雅泽前往巴黎蒙马特大街的“游艺剧场”，目的

不是观剧，而是猎艳，尤其这家剧院是玛丽·杜普莱西常去的场所。在此以前，

小仲马虽然也见到过玛丽·杜普莱西一、二次，但都只是匆匆的一瞥。

阿尔丰西娜·杜普莱西，应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Alphonsine Plessis,1824

－1847)，原是法国北部诺曼底省一个酒精桶修理匠的小女儿，母亲去世后，被

托付给一位农妇照管，几经转折，最后被带到法国的首都。在巴黎，她先是在衣

铺帽店作一名另时工，混迹于轻佻的女工中间，最后沦为一名妓女。

这时的阿尔丰西娜，出落得非常漂亮，有极罕见的美貌。她体形修长、纤小

而苗条、轻盈，皮肤白里透红，一双椭圆形的眼睛像是用晶莹的珐琅质镶成，只

是更显得水灵；嘴唇红得像樱桃，牙齿雪白、整齐而有光洁，整个身形使人想起

一座用萨克森细瓷制成的精美雕像。她的柳条似的细腰、天鹅般的颈项、纯洁而

无邪的表情，还有那拜伦式的苍白，披散在白嫩双肩上的浓密的长卷发，裸露在

白色连衣裙上方的危耸的胸脯，以及金手镯、宝石项链等装饰，更使她姿容艳丽

、优美动人，被公认是巴黎最迷人的女子。因此得以结识不少上层人士，除一些

富商巨贾外，还有三十年后出任外交大臣的安托万·阿盖尔·阿尔弗莱德·格拉

蒙公爵和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封·斯塔盖尔贝格老伯爵，以及年轻的爱德华

·德·贝雷戈伯爵等亲王、子爵、男爵，也有像欧仁·苏、阿尔弗莱·德·缪塞

、法朗茨·李斯特等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而且在与名人的接触中，她

不但摆脱了贫困，变换了姓氏，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给

自己添上“Du”这么个贵族的头衔；还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显出知识广博、

有艺术修养，戈蒂耶赞美说“她仪态万方，像一位公爵夫人。”

这天，小仲马穿一身墨绿色的开丝米宽领衫，系一条白色领带，裤脚上露出

丝袜，还别了几件饰物，带一根手杖，非常富有风度。

灯光熄灭后，小仲马见到玛丽像一个幻影似地出现在剧场她固定的包厢，离

她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演出结束后，他和好友带上她最爱吃的冰糖葡萄干去包厢

看望过她一次；十天后，他们又设法得到她亲密女友普鲁丹丝·德沃瓦的帮助，

去她所住的玛德琳娜大街十一号登门拜访她。尽管她的父亲兼管家告诫说，她应

该去招引那些能带给她钻石、包厢、马车的富人和权贵，而不是面前的这个穷困

潦倒之辈；玛丽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她需要的是一位迷恋于她、依顺于她的年轻

情人。从此，他们夜夜相会，双方都深深感受到爱的欢乐。一次，小仲马去时，

见玛丽躺在床上，手里提了一条白手绢；他想亲吻她，也被她挡开了。小仲马意

识到，她又病了。这没有令他吃惊，因为他原就知道她患有肺结核；她此刻挡开

他，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正是出于对他的爱。他劝她休息，应该去疗养。玛丽声

言，这在她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处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她完全了解那些在

她身边打转的男人，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她的艳姿。小仲马跟她说，他绝不像这

些人，事实上他并不是今天才知道她有病，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位浪漫主义

作家甚至表示，如果她真的把病传给了他，倒是他的幸运。

小仲马的确是真心爱着玛丽，与她一起跑马、赴宴、逛舞厅、进剧院，不惜

化费巨资，以至背上沉重的债务，还陪她去她老家、空气清新的乡间养病。但他

不能容忍她一次次地背着他爱着其他的男人。于是，小仲马最后在1845年8月30

日的深夜给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绝交信：

“我亲爱的玛丽：

“我既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而配得上去爱你，也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贫

穷而值得你去爱。那么，就让我们相互忘却吧！对你来说，忘掉的是一个无关紧

要的名字，对我来说，忘掉的是一种无法重现的幸福。

“没有必要向你陈述我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你完全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别了，玛丽！你感情丰富，不会不了解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聪明过人，

不会不原谅我写了这一封信。

“永远怀念你的亚·仲·”

小仲马显然没有收到杜普莱西的回信。三个月后，他与父亲一起去北非阿尔

及尔、突尼斯等地旅游。在此期间，玛丽病情恶化，并在1847年的2月3日病逝；

又因封·斯塔盖贝格破产自杀，她的家具等一切物品也都被拍卖。等到小仲马于

次年的2月10日回到巴黎时，玛丽已经被安葬在蒙马特公墓。

本来，小仲马曾为自己对待玛丽过于苛刻感到过内疚。他深深觉得，“我不

能感到对她是清白无辜的”。如今，她的死讯就更使他悲伤和悔恨。他匆匆赶到

玛丽旧日与他欢聚的地方，见人们正在清点她的遗物拍卖，吸引了不少人，连英

国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也来了。小仲马一眼就注意到摆在壁炉上当年他送她的

那本《曼侬·莱斯戈》，不觉停下了脚步。他如何才能向这个再也见不到了、始

终无法当面向她诉说的女子，表达自己的心呢？

当作家与他所爱的女人永别的时候，爱情便在他的心里获得新的生命；不论

是所爱的女子不再爱他，还是因某种原因死去，都会比成功的爱情带给作家更为

强烈的感受，并赋于他更加丰富、更为充溢的灵感。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小仲马也这样，爱的永别使创作的激情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对戏剧和小说创作的要求，认为与人通奸的有夫之妇

或青楼卖妓的年轻女子都是灵魂有罪的人，应该使她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要不

就在自杀或被杀中处死她们。小仲马明显是要背离这种传统。在《茶花女》这部

小说里，小仲马原来决定以十分欣赏和赞美玛丽·杜普莱西的诗人、“善良的戴

奥菲勒·戈蒂耶”的姓作女主人翁的姓，并毫不顾忌地以她的原名阿尔丰西娜来

作她的名。后来觉得这还不足以表现他所爱的这位女子，便以圣母玛丽亚的名字

来命名她，把她看成是圣母和天使，称她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同时保留她

生前众人所给予她的亲切的外号“茶花女”，把她写成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而

不是一般人心中的下贱的妓女。

玛格丽特尽管是一个妓女，却是一位深情的女性，她不嫌弃阿尔芒私生子的

地位和贫穷的境遇，非常珍惜他对她的真诚之情；阿尔芒也不鄙视玛格丽特的妓

女身份，对他说来，重要的是两人的情感；是真挚的感情维系着两人的爱。浪漫

主义者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和艺术创作中所遵从的爱情准则就是：一、对方的外

形是“美”的能引发自己的激情；二、对方对自己具有真爱的激情，不管以往怎

样，只要今后会真心爱自己，不考虑对方的出身、地位、门楣、财产或对自己的

前程是否有利。

在作品中，小仲马还在注重刻画玛格丽特美丽心灵的同时，描绘她的外貌时

，除了写出她一般的女性美，她的异常艳丽的外貌和“难以描绘的风韵”外，还

注重了对女主人公肺结核病患者所具有的特征的描写，他写到她因疾病的消耗而

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时有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这是病态的红

晕；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使她那“细巧而挺秀”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对性

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都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浪漫主义的情调。这就不难理解，

在《茶花女》的创作中，这位作家宣泄了自己郁积于心的情绪，重温了一次比现

实更为浓厚的爱情，且又发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使小仲马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感到……似乎体验到了……画家通过描绘人物表现自己的快乐。”后来，他又

亲自将小说改编为话剧。

浪漫主义是时代的浪潮，不但将作家、艺术家卷进这巨浪之中，还造成一种

气氛，浸润着几乎每一个人。因此，当小说《茶花女》在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一

年后，即一八四八年发表时，立即引起了轰动。恰好这时，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朱

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也正在巴黎。茶花女的朴素、热

情、动人的题材使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内心发出呼唤；只是又觉得它似乎并不适宜

于直接搬上歌剧舞台。三年后，1851至1852年冬季，他在巴黎看《茶花女》戏剧

的演出时，不但它的故事更加使他深受感动，还确信它是他所希求改编的题材了

。

威尔第的传记作者彼得·绍斯维尔－桑德说得对：话剧《茶花女》的女主人

公“薇奥列塔这个角色必然让威尔第想起前妻玛格丽特的红颜薄命，以及同居伴

侣朱塞比娜遇人不淑的过去。”

玛格丽特·巴雷齐（Margherita Barezzi,1814－1840）是威尔第的保护人

、爱好艺术并精通几种乐器的商人安东尼奥·巴雷齐的大女儿，与威尔第结婚后

，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十四个月里，三个人全都相继病逝。感受到的悲痛，

使作曲家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绝笔不写喜歌剧。五年后，1847年，他开始与歌唱家

、退休后在巴黎任歌唱教师的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Giuseppina Strepponi）

同居，两人深深相爱。

类似的情感经历，让威尔第决意要使《茶花女》走上歌剧舞台。他在给友人

的一封信中说：“我要在威尼斯演出《茶花女》。这是一个现代的题材，由于服

装、时代，还由于很多别的愚蠢的细节，别的人也许不会着手搞它……而我非常

乐意搞这个。”于是，等剧本一出版，威尔第就立即把它寄给了他的朋友、以前

曾与他一起改编维克多·雨果的《爱尔纳尼》的弗兰西斯科·玛丽亚·皮亚维（

Francesco Maria Piave），请他为他改写剧本。

威尔第像以往那样，首先勾勒出歌剧主要情节的轮廓，然后集中精力去刻画

更能表达感情的“细节”。虽然据说只花了四个星期，就完成了以《失足者》（

La Traviata）为名的《茶花女》歌剧总谱，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另一位传记

作者说，作曲家“现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暇顾及。别的什么也没有……”威

尔第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女主人公一个人身上，集中于

使这个“半上流社会”（Demi-Monde）的女人，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变成一个

能爱、能痛苦的真正的人。因此，“实际上可以把《茶花女》看作是他对朱塞平

娜·斯特雷波尼的爱情的强烈表现。”只要听整部歌剧对女主人公的描写都是那

么特别的优美；还有第一幕描绘享乐生活的明亮丰富的“花腔”唱段，与病床前

诀别时挽歌般的旋律，构成了感人肺腑的对比，人们很容易会感到，这都是作曲

家怀有亲身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奇怪的是，当它1853年3月6日在威尔第本国威尼

斯著名的菲尼斯剧场（La Fenice）首次公演时，却完全失败了。威尔第写信告

诉他的一位朋友说：“《茶花女》败得很惨。这究竟是我的错，还是那些歌手？

我想恐怕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演出前，威尔第就曾提到演出时需要注意的某些事项，剧院经纪人拉西那在

一月十一日的备忘录中强调：“大师威尔第先生希望、要求、拜托我们，务必让

他的歌剧《茶花女》的服装维持当代的式样。”可是主事者怕激怒某些行为不端

的观众，为减轻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把服装改成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

的穿着。这可不是浪漫主义时代，恰恰相反，是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和若望·拉辛（1639－1699）等古典主义剧作家的时代。这怎么会适合浪漫主义

时代的观众的口味呢？

更主要的是薇奥列塔的扮演者。

在浪漫主义时代，对“病态美”的偏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时尚。除了《

茶花女》，在其它许多歌剧中，都同样可以看到茶花女型的女主人翁，看到艺术

家这种对肺结核病患者的偏爱。在意大利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éme,又译《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人

翁，二十二岁的咪咪，是生肺结核病的，她脸色苍白，明净的皮肤泛着茶花般柔

嫩的白色，脆弱而病态，终日不断剧烈咳嗽，一天天疲软瘦弱下去，直到垂死时

刻，她这种病态的美“仍对（男主人翁、诗人）鲁道夫具有诱惑力”。此外，法

国作曲家达里乌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的《奥菲欧的不幸》

（Les malheurs d'Orphée）中，女主人翁欧律狄克的神秘的不治之症，也是当

时的医生们对它一筹莫展的肺结核病；还有意大利多产歌剧剧作家盖塔诺·唐尼

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的《宠姬》（La favorite）中的女主

人翁莱奥诺拉，也是肺结核病患者。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生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

国多产作家普莱沃神父（Abbé Prévost,1697－1763）的著名小说《曼侬·莱

斯科》（Manon Lescaut）中，女主人翁、妓女曼侬本来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

女子，但是在小说被改编为歌剧后，不论是普契尼改 编的，或是法国歌剧作

曲家茹尔·马斯内（Jules Massenet,1842－1912）改编的，都赋于曼侬的形象

一种肺结核病患者的病态的美。不难理解，作为浪漫主义时代和社会印记，读者

和观众、听众的时尚，在文学、艺术家笔下被作为审美的特征得到了肯定；反过

来，文学作品中的这种病态的女主人翁，如仲马父子的一位传记作者说的，又使

得“肺结核和面容苍白如今获得了一种阴暗而又迷人的力量”，以致影响到整个

时代和社会的风尚。

范妮·萨尔维尼－多那特利（Fanny Salvini-Donatelli,1815－1891）是

意大利的女高音歌唱家。她1839年在威尼斯的阿波罗剧院（Teatro Apollo）登

台首演罗西尼的二幕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

去威尼斯在威尔第手下出演《纳布科》（Nabucco），获得了成功。以后在周游

欧洲后，她于1858年在巴黎和伦敦英国最古老的、也是英王查理二世特许的皇家

剧院特鲁里街剧院（Drury Lane Theatre）演出。法国作曲家兼评论家赫克托·

柏辽兹和其他许多批评家都对她的歌声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奔放、柔顺、有

表情，剧中的角色很相配”。让这位女高音歌唱家来再现薇奥列塔是否适合观众

的浪漫主义审美标准？

不错，这位老演员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演出时，她获得的掌声也比其他演

员多。唯一遗憾的是她长得不漂亮，更主要的是她“正好一百三十公斤”的身体

，实在太魁伟了。

对这个问题，演出之前威尔第也已经注意到了。皮亚维事先就曾向剧院当局

表示：“大师一再强调，《茶花女》女主角的人选必须年轻，身材优美，而且要

唱得带有感情。”皮亚维的脚本也写到了女主人公的“病态美”。歌剧第一幕一

开始就强调了这一点：薇奥列塔刚唱好“朋友们，今夜属于我们，今宵给我们无

限欢乐，快把欢乐的酒杯斟满吧！”就有朋友提醒她：“（饮酒）不妨碍你的健

康？”随后对唱中又一次次提到她“在医院里养病”、“又病啦？”“你又病啦

”等等，以后对此也陆续有所表达。演出前威尔第甚至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如

果不更换这些演员，首演可能会遭惨败。作曲家很明白这一可能性，这使他深感

绝望：“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会让你看到这个结果！”他甚至威胁要解约。

可是无法更换演员，于是结果正如他所料。

音乐理论家欧内斯特·纽曼在《大歌剧》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演出实况： “

观众对前半部分的反应还好，但到第二幕中间瓦列西唱到‘在那普罗旺斯地方…

…’时，全场为之哗然。第三幕更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观众面对着魁伟肥

胖的萨尔维尼－多那特利，简直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受尽肺结核折磨的薇奥列塔

的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显然，失败绝不是作曲家的错。很快，“时间就

证明”，《失足者》即《茶花女》是歌剧史上少有的一部完美无缺的杰作。一年

后，1854年5月6日在威尼斯的一家规模较小的圣贝内德多剧院（Teatro San Benedetto

）演出时，换了另一个剧团，又换成比较瘦削的演员来扮演薇奥列塔，就获得极

大的成功。随后，从一八五六年起，歌剧先后在伦敦、圣彼得堡、纽约、巴黎上

演，始终都受到广泛的欢迎。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像小说《茶花女》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的畅销书一样，歌剧《茶花女》也已成为世界各著名歌剧演员和歌剧

院的保留剧目了。

结核病、癌症、艾滋病，都是人们闻之色变的疾病，前两种疾病出现的历史已然久远，艾滋病则是20世纪以来产生的传染病，它们都因曾经或者至今无法治愈而被称为绝症，并由此被附会上各种和疾病本身无关的想象和象征意义。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通过长年与病魔斗争的经历和体验，将其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楔入疾病领域，写出了《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1978年)，之后她又出版了《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这两篇文章被合辑为一本，即《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Its Metaphors，1990），于2003年作为《苏珊·桑塔格文集》中的一本在我国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两篇文章已成为社会批判的典范，虽然桑塔格去年因罹患癌症而辞世，但她为揭示被遮蔽的事实的本真而进行反思的方式，对我们而言仍然是富于生命力与启发性的。 一、疾病如何被隐喻 这两篇论著把欧美国家从古至今对这些疾病的阐释做了深入剖析，作为延伸至医学的文化批评，[1]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桑塔格说自己写作的初衷是因为她本人在治疗癌症过程中“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而她认为，“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桑塔格利用各类文本分析了在西方结核病与癌症由于其难以治愈而带来的神秘性和恐惧感，如何为人们一次次地出于各种目的而被重新阐释的过程。19世纪的人们对结核病的幻想与20世纪的人们对癌症及艾滋病的幻想方式虽然不同，但存在着相同的规律：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备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2] 虽然她在书里没有做论述，但很显然，在我们的身边，以隐喻的方式阐释疾病，使之成为某种社会共同想象的意象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和联想所塑造隐喻都在遮蔽疾病原本的真相。桑塔格从几个世纪以来的文本中看到，结核病曾一直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浪漫化地加以处理。结核病患者常被视为生性敏感、耽于感情的人，其脸色的苍白和潮红，也被视为热情的顺从与举止的亢奋。结核病一直被认为能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开、性欲旺盛。它也是关于时间的疾病——它加速了生命，又因其发生的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即处于精神化的部位，因此结核病获得了与其所在部位相对应的精神化品质。而结核病患者的死亡也被美化，赋予道德色彩，从而这种疾病成为一种“贵族病”。癌症的起因被认为是患者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20世纪经纪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充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视之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加诸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于是癌症被视为那些压抑自我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病。进入20世纪80年代，癌症已不再是最恐怖的疾病了。艾滋病作为被填充了更多耻辱感的疾病，逐渐承受了过去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它被描述为一种“入侵”，一种“污染”，被认为具有强得多的损毁个性的能力。“就目前大多数艾滋病病例来说，患艾滋病的人被发现正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某个被社会所蔑视的群落的一员。艾滋病把艾滋病患者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而这重身份本来是对邻居、同事、家人、朋友隐瞒的。”[3]最后，艾滋病被视为那些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的传染病。同时，这些疾病的隐喻不单停留在经济方面的阶级性的表述，还“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4] 二、反对阐释——揭示隐喻背后的真实 桑塔格延续了福柯将“词”与“物”重新链接的努力，以其“反对阐释”的立场，对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个未被注意到的角落——对疾病的阐释以及借用疾病对世界的阐释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又鞭辟入里的解剖，企图层层剥除笼罩在这些疾病及患病者之上的各种隐喻，为人们在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与反思真实的疾病对人们真正的意义之间搭起桥梁。她试图挖掘这三种疾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隐喻及其背后内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实践她反对阐释，以还原事物真相的理论：“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科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这一尝试给西方社会提供了一次修正对疾病的理解的契机：自我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以及从癌症中康复（……）——后十年里，对待癌症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身患癌症，不再是那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不再被看作‘被毁个性’（借用欧文·高夫曼语）的头号扮演者。[5] 在《艾滋病及其阐释》一文的开头，桑塔格从政治学、艺术学与军事学对疾病话语的引用，以及细胞病理学的表述中对政治话语的引用出发，再次阐明对疾病的想象及由此生发的隐喻，造成疾病被妖魔化的不合理，尤其是把治疗疾病隐喻为战争这一军事行为的表述—— 对疾病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政治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6] 为此，她鲜明地宣称“反对阐释”。反对阐释，是因为她认为阐释是“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而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阐释者并没有真的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7]于是真相与原意就在各种被阐释的努力中日益模糊，“词”与“物”开始相互背离。因此，桑塔格把各类文学作品、信件书籍中书写的对这三种疾病充满隐喻的阐释视作分析这一背离过程的系列文本，而她对这些文本的考察方式，即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所不同的是她面对的调查对象是文字书写出的语句，所要分析的是语句背后的语境以及语句之中传递的信息——而非如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田野工作那样，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事物，同时分析的是人们口头表达中蕴含的信息或各种行为显示的内涵。做田野的目的不外是要从调查对象那里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特质与规律，寻找文化运行的动力及构成，由此提炼出这一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桑塔格梳理与这些疾病有关的文本，也正是在“疾病的隐喻”这一“社区”当中寻访人们认知这一“文化”的表述，从中剖析人们对这一“文化”的心理及推动其变迁的动力，并从中总结出人们阐释疾病的规则：“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8]似乎可以说，这是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进行的田野工作，它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9]，亦即可视为以反对释义的理论来观照对疾病的隐喻。可惜，桑塔格只论证了疾病被隐喻的现象的存在及隐喻的方式、目的何在，没有最终揭示出疾病的真实形象是什么，也没有真正提供认识疾病真相的方法。疾病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呢？福柯对临床医学的出现过程所做的研究，可以构成桑塔格剖析疾病的隐喻的基础。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论述道： 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的准确叠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它们的邂逅仅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客观地看待这种邂逅。疾病构型的空间与病患在肉体中定位的空间，在医疗经验中叠合，只有一段较短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十九世纪的医学同时发生，……[10]这是疾病这一概念的“实体”产生的状况，福柯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桑塔格论述的疾病被隐喻的历史。在西方的分类医学里： 疾病具有与生俱来、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但是，它所处的社会空间变得越复杂，它就变得越不自然。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农民和老百姓接近于基本的疾病分类表…… 于是随着时代的进程，疾病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空间里变得日益不自然，被附着上越来越多的概念，“社会歧异的构型，时间的差距，政治斗争，请愿和乌托邦，经济压制，社会对抗等等” [11]，这些辨证关系相互聚合，现代社会的一整套医疗实践和机构就逐渐形成了。当疾病被移植到医院后，就可能丧失其基本特性，人在这里被当作“物”一样对待，或人的身体被施以手术，或被提取体液以进行各种检查，或被插入管子或针头，或被透视得毫无私秘，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中，“疾病”刚刚出现时人的身体尚具有的神圣性被消解，而疾病也成为不同的阶层与人群为达到各种意图而用于隐喻的方式，并且这样的隐喻被人们逐渐接受，成为了生活常态——正如桑塔格本人曾经感受到的——患病者因而常被置于完全“物化”的境地，背负沉重的心灵压力，在疾病中沉沦。 三、多维度的考察——继续追寻疾病背后的真实 从文风来看，也许由于桑塔格本人亲身遭遇了癌症被隐喻造成的阴影，《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对涉及到阐释结核病与癌症的文本的剖析显得尖锐而直截，而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这种尖锐感则被更为理性的分析所替代了，但两篇论著也有相同之处：基本都是就西方的文本和话语考察西方社会中的“隐喻”。正如人类学的民族志需要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观察田野，揭示隐喻背后的真实，解读隐喻产生的密码，也同样如此，桑塔格将历时性的文本做了分析，但没有对共时性的文本做进一步论证——即比较不同地域阐释疾病的文本之间存在的异同，寻找其中更普遍的规律，或发现其他地域对疾病的别种解读。桑塔格对结核病、癌症与艾滋病的考察还结合了对淋病、梅毒、霍乱、麻风等传染病的研究，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其传染性而被附着上各种危险、不名誉或不合社会规范的隐喻色彩。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西方，中国传统上同样有类似情况，即使在今天，人们对疾病的偏见仍然在各种民间谣言造成的舆论作用下，带有各种隐喻色彩，如对乙型慢性肝炎的歧视，就存在着种种对这一疾病“妖魔化”的阐释，似乎乙肝等同于不卫生甚至肮脏、危险；再如非典流行时期，社会上人心惶惶人们争相抢购预防药物的，也显示了当时非典是被隐喻为极度危险的传染病。在资讯传递日益方便迅捷、交流手段日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对疾病的隐喻更多的是以“谣言”的传播形式首先出现在大众之中，因此能够以更迅速、更广泛和更多变的传播和表述方式对人们造成更大影响。可见，桑塔格从文本研究中难于涉及的社会舆论层面形成“隐喻”的过程，在今天也许更需要被纳入我们对疾病与人、与社会及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视野，并通过田野文本分析的方法，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思考。无论如何，桑塔格开创的对疾病的研究方法，对医学人类学研究而言具有着深远的启发性和基础性意义。--------------------------------------------------------------------------------[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90页。[2] 同上，第7页。[3] 同上，第101页。[4] 程巍：《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第5页。[5] 同上，第91页。[6] 同上，第88页。[7]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6页－第7页。[8] 同上，第88页。[9] 同上，第90页。[10]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11] 以上同上，第17页。原文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