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 童年

一、作者简介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历克塞·马克西姆维奇·彼什科夫，是享有盛誉的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的创作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他的名字“代表着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时期”（鲁迅语）。20世纪初，他的作品就开始介绍到我国，对我国的文学和我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

1868年3月14日高尔基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城。父亲是个大兵的儿子，母亲是染房老板的女儿。祖父曾经当过军官，因残酷虐待部下，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降了职。祖父对父亲非常严厉，以致父亲从家里逃跑5次，最后一次逃跑成功。逃跑后，先后干过木匠、轮船公司办事处经理、装饰室内帷幔和裱糊壁纸的工人等，是个聪敏、善良而且非常愉快的人。后来感染霍乱，在高尔基3岁时去世。父亲去世后，高尔基随母亲到外祖父家生活。在充满小市民气的外祖父家度过了童年。其间，母亲改嫁并于几年后患肺结核病去世，外祖父破产。11岁的高尔基被迫流落人间，开始独立谋生。他拣过破烂，当过学徒和杂工，受尽欺凌与虐待，饱尝生活的苦难与艰辛。他只上过三年小学，但酷爱读书，利用一切机会读手边所能碰到的书，刻苦自学。1884年，他怀着上大学的打算来到咯山，但未能如愿，在社会的底层读完了他的社会大学。先后当过码头搬运工、面包师傅、杂货店伙计、园丁和守夜人等。同时，结识了先进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着作，进一步认识到现实的丑恶和人民的疾苦，逐渐树立起改革社会的决心。1888—1889年、1891—1892年，高尔基为了解祖国和人民，两次漫游俄罗斯。从尼日尼跑到察里津，经过顿河区域、乌克兰，来到比萨拉比亚，再从那里沿着克里米亚南岸到了库班，再到黑海边。旅途见闻和艰苦经历使高尔基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意志，积蓄了丰富的知识和生活素材，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强烈欲望。

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黑暗落后的俄国变成世界革命的摇篮，马克思革命理论广泛传播，高尔基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从1892年高尔基在《高加索报》上发表浪漫主义短篇《马卡尔·楚德拉》到1899年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问世，19世纪90年代高尔基共创作了中、长、短篇小说和特写、故事、散文、随笔诗歌等700多篇，它们大体包括浪漫主义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两部分。浪漫主义代表作主要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其中，《伊则吉尔老婆子》中塑造的丹柯形象与《鹰之歌》中塑造的鹰的形象是高尔基创作中最早出现的英雄形象，它们突出概括了当时俄国革命者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与英雄气概，熔铸着作家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它们犹如火花，“在人生的黑暗中燃烧起来，在许多勇敢的心里燃烧起对自由、对光明的狂热的渴望！”现实主义代表作主要有《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切尔卡什》（1895）、《玛莉娃》（1897）、《好闹事的人》（1897）、《因为烦闷无聊》（1897）、《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等。在这类作品里，高尔基鞭挞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暴露小私有者、小市民的庸俗，肯定劳动者，特别是流浪汉的人格尊严。高尔基以写流浪汉题材出名，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流浪汉形象，如《叶美良·皮里雅依》中的流浪汉叶美良、《切尔卡什》中的切尔卡什、《玛莉娃》中的玛莉娃等，为俄国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文学形象。这类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99年问世的《福马·高尔杰耶夫》，这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福马本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但耳闻目睹的事实却使他越来越感到资产阶级的肮脏事业是与人类一切高尚情感不相容的。他苦恼、失望，最后被送进疯人院。在这部小说中，高尔基已经用丰富的现代生活画面，来展示不同类型的资产者的活动，反映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过程以及资产阶级的掠夺性了。因此，这部小说的出版标志着高尔基的现实主义创作进入成熟阶段。

20世纪初的头二十年是俄国革命高潮酝酿、高涨与取得胜利的时期。这20年间，俄国进行了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这过程中，高尔基始终将自己的创作活动与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崇高品质。1901年3月，高尔基参加彼得堡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创作了短篇小说《春天的旋律》，但只有结尾部分《海燕之歌》得以发表。全篇用象征手法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化身海燕同反革命势力代表的风、雨、雷、电搏斗的情景，同时无情嘲笑了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的代表海鸥、海鸭和企鹅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成了呼唤革命的有力号召。写小说的同时，高尔基看到剧院的重要宣传作用，1901年与1902年先后写出了剧本《小市民》与《底层》，描写了小市民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冲突。《小市民》中刻画的革命工人火车司机尼尔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以新的精神面貌出现的工人形象，这一形象预示了高尔基以后的创作方向。《底层》描写了一群被抛到社会底层的流浪汉的悲惨遭遇。剧中作者批判了资产阶级虚伪的“安慰主义”哲学，提倡尊重人、赞美人，号召人们为改变自己的现状而斗争，被称为“海燕式”的剧本。1905年，高尔基参加了1905年俄国革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会见了列宁，思想产生巨大飞跃。1906年他在美国完成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母亲》。《母亲》是高尔基最重要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第一次生动的描写了工人阶级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歌颂了无产阶级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巴威尔、母亲尼洛夫娜的光辉形象，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型创作方法，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列宁称赞《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1906年至1913年底，高尔基侨居意大利。其间，他创作了反映农村革命斗争的中篇小说《覆灭》（1909），揭露并批判小市民习气的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和长篇小说《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以童话形式、浪漫主义手法描写意大利工人和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意大利童话》（1911—1913）等。1913年底，高尔基回到俄国，写作了《俄罗斯童话》（1912—1917）、《俄罗斯浪游散记》（1912—1917）。出版了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3）、《在人间》（1915）。第三部《我的大学》完成于1922年。自传体三部曲是高尔基文学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根据早年的生活经历，真实描绘了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全貌，展示了充满残酷、野蛮、愚昧、污秽的令人窒息的生活，表现了一代新人反抗黑暗、奴役，追求自由、光明的崇高理想。

在苏维埃时代，是高尔基为创建苏联新文学而加紧劳作的时期。他受党和政府的委托，担任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工作。创办大型报刊杂志，主持出版一系列丛书，组织和领导文学社团活动，团结国内外进步文艺队伍，培养和扶持青年作家，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高尔基晚年仍然勤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写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散文、特写、回忆录以及政治性论文和文学论文。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回忆录《列宁》（1924）、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等。其中，《列宁》是为了悼念革命领袖列宁而写的，它通过列宁的革命活动和日常生活素材塑造了革命导师的“象真理一样朴素”的光辉形象；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一部俄国资本主义的兴亡史，它通过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的盛衰变化，概括了俄国资产阶级从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这50年间的历史命运；《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花了十年时间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巨着，作家以雄健的笔力描绘了十月革命以前40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一副全景图，包罗了形形色色的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反动思潮的尖锐斗争。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与世长辞。

二、作品提要

阿廖沙（即童年高尔基）很小的时候，父亲得病死了，母亲带着他回到外公外婆家。

阿廖沙母亲的到来引起了大舅米哈伊尔与小舅雅科夫的争斗，他们怕母亲来讨要嫁妆，闹着分家，一家人打成一团。阿廖沙初步认识到外公家弥漫着的相互仇恨的气氛。大舅捉弄老裁缝格里戈里，让侄子把烧得滚烫的顶针放在格里戈里手边，不料却被外公无意中戴上，外公把孙子抽了一顿。阿廖沙因为把桌布放到染桶里也被外公狠狠打了一顿，打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幸灾乐祸，连母亲也因害怕外公而不敢阻止他，只有外婆一人护着阿廖沙。打过阿廖沙后，外公来看他，给他讲起自己年轻时候在伏尔加河畔当纤夫时的情景，阿廖沙觉得外公像一朵云彩似的迅速地长大，由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变成童话中的大力士。挨打之后，阿廖沙结识了小伙子茨冈，他成了阿廖沙最好的朋友，每次阿廖沙挨打时，他总把胳膊伸出去帮他挡着。每逢礼拜六，他带着阿廖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他擅长跳舞，幻想着有一副好嗓子。阿廖沙非常爱他，但他却被两个舅舅强迫着扛承重的橡木十字架去坟地，中间绊倒后，被十字架压在下面，因失血过多死掉了。

茨冈死后，阿廖沙更加依恋外婆。睡觉前，给外婆开玩笑，外婆给他讲上帝与小鬼的故事。外婆是阿廖沙最喜欢的人。

“外婆到来之前，我仿佛在昏睡，仿佛躲在黑暗中。她的出现唤醒了我，使我见到了光明，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把这一切编织成色彩缤纷的花边图案。她很快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成了我最贴心的人。她最理解我，也是我最珍贵的人，这是因为她对世界充满了无私的爱。这种爱使我感到充实，使我在艰难的岁月里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外婆知道的故事、诗歌、传说、童话多得不计其数，阿廖沙听的入了迷。一天晚上，家里突然失了火，家里人惊慌失措，外婆却非常勇敢，用一只空袋子蒙着头，身上批着马被，毫不畏惧地冲进火里，从里面抱出一只水桶大的盛满硫酸盐的瓶子，又镇定地指挥别人灭火。大火后，又忍着巨痛去接生孩子。

一开春，舅舅们就分了家，外公为自己买了一所新房，阿廖沙仍跟着外公外婆住。这是一段节奏平缓的日子，阿廖沙接触的人只有外公外婆。外婆向他讲述自己的身世。外婆也是孤儿，母亲一贫如洗，而且是个残废，为了生活，外婆跟随母亲四处流浪、乞讨，后来靠外婆织花边维持生活。外公也讲起小时候与法国兵相处的事情。这段时间外公开始教阿廖沙识字。外公老病复发，动手打了外婆，阿廖沙感到无法忍受。

宁静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两个舅舅为了分外公家产，联合起来到外公外婆家闹事，尤其是大舅米哈伊尔，喝醉酒就闹事，整夜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带来帮手把马林果丛和酸栗树统统拔掉，捣毁浴室，砸坏玻璃。一次拿粗大的木根砸门，外公集合了两个房客及酒店老板的妻子对付他。为帮儿子，外婆的胳膊被舅舅打断，阿廖沙无比仇恨舅舅。

接下来又是一段单调的日子，外婆每天祈祷，外公也每天祈祷。阿廖沙认为外婆的上帝仁慈、有同情心，外公的上帝却拒人于千里之外，让人望而生畏。阿廖沙喜欢外婆的上帝，讨厌外公的上帝，故意抓住外公祈祷时的失误捉弄他。这时期阿廖沙经常同街上的孩子打架，因为这些孩子做出的恶作剧令他无法容忍。这时，为外公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匠人格里戈里因双目失明被舅舅解雇，沦落为乞丐，阿廖沙为此感到难堪。

外公突然卖掉原有房子在别处买了房子。在这里阿廖沙结识了许多人。有外号为“好事儿”的房客，有伪装成马车夫抢劫教堂的的彼得伯伯，有奥甫相尼科家的三个孩子。阿廖沙与他们都建立了友谊，但同“好事儿”的关系最为密切。“好事儿”是一个整天忙着做实验的药剂师，对人生有透彻的感悟，经常指导阿廖沙观察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教给他人生的道理。“在我看来院子里平淡无奇没什么值得留心的东西。但经他轻轻一推，或者三言两语指点一下，我所看到的一切就不同了，仿佛这些东西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因而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就特别深。”但“好事儿”终因不被周围人理解而被外公赶走，阿廖沙非常生气但毫无办法。

百无聊赖之中，母亲回来了。在几个城市呆了很长时间又生了一个孩子后，走投无路的她又回到外公家。她开始教阿廖沙认字，让他背许许多多的诗。外公强迫母亲改嫁，母亲拼命反抗，外公异常生气，将气愤转嫁到外婆身上，毒打外婆，发针深深地插进外婆头皮。阿廖沙为外婆报仇，将外公最喜欢的圣徒像剪碎。

阿廖沙被母亲送进了学校，但不久因出水痘被迫休学在家。因发愁母亲的婚事，外婆开始酗酒并向阿廖沙讲述父亲与母亲的往事。不久，母亲看上了一个学测量学的学生并坚持要嫁给他。阿廖沙不喜欢继父与新的祖母，不想让母亲改嫁但毫无办法。母亲改嫁后，阿廖沙继续与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开始长大，拥有了自己的自信。阿廖沙又回到学校，但老师不喜欢他，只有主教赏识他。他因拿了一卢布买童话书被母亲打了一顿。继父对母亲很不好，用脚踢她，阿廖沙与继父拼命，又被送回外公家。

外公破产了，阿廖沙与外婆相依为命，通过三年级考试后他不再上学，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他结识了许多伙伴，他们互相帮助，一起捡破烂，扯木材。八月，母亲去世了，外公说阿廖沙不是奖章，不能老挂在他的脖子上。于是，阿廖沙便走向人间，外出谋生去了。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主要描写阿廖沙的童年，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在人间》、《我的大学》主要叙述阿廖沙的青少年经历。为使读者对阿廖沙的成长过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这里简介一下后两部作品的内容。《在人间》描绘阿廖沙11岁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经历。他备受生活煎熬，做过各种工役，受尽欺凌、侮辱、愚弄、甚至毒打和陷害，体验了社会生活底层的艰辛，认识到人性的丑恶。不过，外婆的善良、厨师的正直、玛戈尔皇后的博学，又使他看到生活的光明面。同文物鉴定人、司炉工、木匠等人的交往也使他感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他酷爱书籍，利用一切机会读他所能碰到的书籍，为此吃了种种苦头。《我的大学》描写他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他16岁报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他无处栖身，与人共用一张床板。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着作，直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三、思想内容

1914年俄国作家梭罗古勃在《作家日记》中谈到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时写道：“我边读边感到遗憾。我不由得想起列夫·托尔斯泰那充满芬芳气息的童年。相反地这里却是打架，斗欧，鞭笞……简直是一种在心理上不可理解的施虐狂。”的确，整篇《童年》中所描绘的是一种浓厚的、色彩斑斓的、离奇的难以形容的生活。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且极端诚实的天才美妙的天才讲出来一个悲惨的童话。在那种黑暗生活中，残酷的社事情太多了。

小孩子做错了一点事，要脱掉裤子挨打；父子兄弟间为了分家，吵架斗殴，甚至打得头破血流；外祖母毫无过失，也逃不了外祖父的拳打脚踢；米哈伊尔舅舅为了寻开心，用烧红的顶针捉弄老匠人格里戈里；母亲跪在地上请求继父不要在外面鬼混，继父却用他穿着靴子的脚狠狠地踢她的胸部；格里戈里为外公干了一辈子活，当他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时，却被赶出染坊，流浪街头乞食为生；外公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而且六亲不认，与老伴一起煮茶时，茶叶也要放在手心里细细数过，生怕自己吃了亏。最后，又把老伴与外孙赶出家门，让她们自谋生路。但尽管作品中描写了那么多目不忍睹的惨事与丑事，整部作品仍然象阳光透过云层一样放射出了乐观主义的思想光辉。主人公阿廖沙没有被艰辛、痛苦和屈辱的生活所压倒，他满怀信心，奋斗拼搏，冲破种种障碍与不幸，不断探索新生活，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带上了积极的色彩。作者高尔基在《童年》中也一再说明：“每当我回忆起俄国令人压抑的龌龊野蛮的生活，我常常问自己：这种丑陋的行为有必要去写吗？我每次都怀着充分的信心回答自己：有必要！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陋的生活现实，这种现实目前还存在着。要改变这种现实，要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沉重龌龊的生活中清除它的影响，就必须透彻地了解这种现实。”“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丑恶行为，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行令人恶心，使我们感到压抑；虽然它们扼杀了无数美好的灵魂，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旧是那样健康、年轻，正在克服并且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丑恶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有滋生各种无耻的败类的肥沃的土壤，但这种土壤终究会生长出卓越的、健康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西，它们不断激发我们建设光明的人道的新生活的不灭的希望。”这一方面表明了高尔基的美学原则：作家不必回避生活中的任何丑事，但目的是为唤醒人们的重视，从而彻底消灭它，并且坚信人类社会有一种真善美的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也表明高尔基写童年的悲惨经历，目的不是为了向人显示他是多么值的同情与可怜，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忆童年生活，而是用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一些善良美好的人，只要怀着一颗向上的心，在龌龊的环境下也能培养出健康、正直的心灵。因此，我们说全书的思想内容表现上是积极向上而非颓废委靡的。

作品主要塑造了两大类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对这两大类人物的叙述表达了对他们的爱憎之情。两大类人物一类以外公为代表的自私残暴的人，一类是以外婆为代表的正直、善良的人。外公是阿廖沙十分讨厌的一个人，对他无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内心世界的刻化，总有作者辛辣的讽刺意味在里面。他矮小、干瘦，只有外婆的肩膀高，走起路来步子快而细，自私残忍，野蛮粗暴，动辄就打人骂人，哪怕遇上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也要歇斯底里的发作。为了维护他那摇摇欲坠的小业主地位和分崩离析的家庭，他残酷的虐待工人伙计，甚至六亲不认，将替他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匠人格里戈里赶出家门，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伴他也要她自谋生路。有钱时作威作福，独断专行。破产后更加贪婪吝啬，品格底下。物质上破产，精神上也完全垮掉。尽管在这个市侩气十足的人身上还有一点人性的闪光，如他年轻时候在伏尔加河当纤夫，经历了贫困和沉重的生活，是一个生活的斗士与勇士。当他给阿廖沙讲到那时的经历时，露出一种真诚而兴奋的表情。再如他叫阿廖沙识字也体现对阿廖沙的疼爱。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整体人性上的残忍与自私。对于外公的种种恶劣行为，阿廖沙是非常讨厌的，尤其是外公无故殴打善良的外婆时，他无比愤怒，报复外公。这种厌恶、愤怒同样也存在于作者心中，通过对阿廖沙反抗外公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以外公为代表的那一类人的蔑视、厌恶、否定，也表达了作者对小市民阶层肮脏、龌龊不良品性的否定。与对外公那类人的厌恶相反，作者通过对外婆等人的回忆，表达了对以外婆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热爱、崇敬之情。外婆善良慈祥，爱亲人，爱邻居，爱所有的人。她心甘情愿把生活中的一切压力都承担下来而毫无怨言。生活的困苦、丈夫的殴打、儿子的忤逆……都熄灭不了她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光。她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与诗意的劳动妇女，她能歌善舞，善于讲形形色色的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她还是一个勇敢的人，作坊起火时，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只有她冲进火海，抢出水桶大小的一桶硫酸盐。因此，尽管她有对恶势力顺从忍耐，对上帝盲目信仰的缺点，这并不影响她整体人性上的光辉。与外婆同类的人还有小伙子茨冈与房客“好事儿”。小伙子茨冈是个弃婴，被外婆收养，长大后就成了外公的雇工，他勤劳能干，力大无穷，虽然被外公与舅舅当成牛马使唤，仍很善良乐观。相对于小伙子茨冈来说，房客“好事儿”则是一个成年人，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与感悟。他是祖国无数优秀人物中的一个，见识远大，教阿廖沙用心观察生活、发现生活，教他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技巧。这些人都是阿廖沙所喜欢与崇敬的，他们对阿廖沙人生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从正面唤起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热烈向往。这些人都不同程度的向阿廖沙敞开自己的心灵，帮助他了解到在生活中除丑事之外，还存在着健康与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作者在作品里写道：“在童年，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蜂窝，一些普通、平凡的人们象蜜蜂一样，把自己的知识和关于生活的想法的蜜送到那里，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慷慨大方的充实着我的心灵，这种蜜往往是肮脏而苦涩的，但这一切知识仍然是蜜。”因此，高尔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这些人的热爱、赞美之情，通过阿廖沙的与他们的交往热情讴歌了他们。

作品通过对阿廖沙童年经历的描写从侧面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当时的俄国社会处于19世纪70—90年代，正是俄国大革命的前夕，整个社会处于沙皇的统治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偷窃在村民中已形成一种风气，已经不算是罪恶，而且对于半饥半饱的小市民来说差不多是唯一谋生的手段。儿童无钱上学，沦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从广义上讲，也正是这种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阿廖沙的个人悲剧。

四、艺术特色

高尔基是俄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创作中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重视描写的真实性与细节的精确性等。1937年，高尔基在回答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关于他“利用什么样的材料（自传性的、书本的、观察和记录）”进行创作时说：“我主要用的是自传性的材料，但是我使自己站在事件目击者的立场，而避免作为当事人挺身而出，为的是不要防碍自己作为生活的讲述者。”《童年》这部作品就遵循了这样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通过对阿廖沙生活经历的客观描述，一方面写出了阿廖沙性格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广泛地描绘了19世纪70、9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揭露了沙俄专制制度的黑暗与罪恶，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自私和空虚无聊。全篇特别鲜明地表现了两种力量的冲突：一方面是小市民的黑暗、残忍和野蛮的风习，另一方面是俄国人民优异的精神力量——心灵纯洁，意志坚强，同情弱者，热爱正义，富于幻想，向往光明、幸福与合理的生活，为其实现孜孜不倦地努力。所有这些内容的表现，都是通过客观的、冷静的现实主义描写、记叙来实现的，书中所描述的是一幅幅逼真的现实生活场景，人物的语言、行动、客观环境都与实际生活相符。这与他前期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品如《海燕之歌》的创作手法是截然不同的。《海燕之歌》全篇扬溢着浪漫主义精神，为读者展示了一幅革命风暴到来前夕革命人民与反动势力英勇搏斗的壮丽图景：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雷声隆隆，愤怒的大海掀起巨浪冲向高空，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搏斗；飞翔着的海燕以胜利的预言家姿态大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部作品与《童年》不同，作者没有如实的描写现实生活，而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通过对自然现象大气磅礴气势的夸张描写，抒发了强烈的主观感受。

《童年》中高尔基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还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残酷自私、阴险暴躁的外公、贪图钱财的舅舅、冷漠无情的母亲、善良慈祥的外婆、快乐能干的茨冈、勤劳能干的老匠人格里戈里、快活可爱的保姆叶夫根尼亚。这些人物的塑造中，外婆、外公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外婆的形象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鲜明、最富有诗意的妇女形象之一，她是伟大母亲的象征，也是俄国苦难生活的象征。她喜欢唱歌、讲故事、跳舞。她慈爱、善良、刚强，在十分嘈杂和混乱的情况下，也能把人们吸引到她的周围，为艰苦窒息的生活增添了一份欢乐的情调。书中高尔基通过她的外貌描写、语言、行动以及引用大量民间歌谣、童话、故事等各种形式对其形象进行全方面刻画。高尔基这样描述她的外貌：“外婆讲起话来像唱歌似的，特别动听，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温柔、鲜妍、清新，很容易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 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薰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恶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1881～1910）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象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象《战争与和平》就七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