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学本事的地方,更是学做人的地方。你大学毕业时,就应该成为一个君子,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有改变社会的能力。不培养这种君子而只教技能的大学,所给你的是训练,而不是教育。 《论语·子罕第九》有这么一段:“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话向有多解,非常复杂。比如,“九夷”在哪里?是不是在今天的朝鲜?“君子居之”是孔子的自许,还是指已经有君子(即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那里住过,留下了文化传统,所以孔子也想前往?
不过,这些歧解并非本文讨论的主题。我想到这段话,是因为最近不时收到大学生们的来信。他们因我对中国大学的批判而产生共鸣,说自己在学校受到了垃圾般的教育,纯属浪费青春,问我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这使我突然意识到:这几年,我在教育方面出的几本书中,讨论体制方面的内容很多;但从人生的角度,从大学生的角度讨论如何渡过这四年时光的文字很少。我原初的目的之一,本是让我们的大学教育更公平,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不想让大家绝望,更不是鼓励自暴自弃。孔子这段话,正好帮助我回答了这些牢骚满腹的大学生们。只是理解孔子的话,需要一些生活的经历和体验,需要一些对教育的领悟。这是我要细谈的。
大学之“陋”
简单归纳,这些大学生对自己学校的抱怨其实就是:“陋。如之何?”——我们的学校太垃圾,太不象个学校了。我们还怎么样享受教育?若是孔子则会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你要是个君子,你在哪里读书,哪里就不垃圾了。是人改变境遇,而不是境遇限制人。
无疑,我这里对这段话采取的是最“通俗版”的解释:即孔子以君子自许,自信自己的人格能够改变环境。
这一通俗解法,也素有传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学读到过的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这段传世美文,无疑是《论语》的读书笔记。不过,其文辞虽然华丽,比起《论语》中那粗朴的二十一个字来,还是显得肤浅了。刘禹锡的所谓“陋室”,其实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看见他过得相当舒适风雅,优越而不自知。这也透露出,刘氏的时代,读书人已经形成了圈子,颇受优遇,即使没有官当,“陋室”中照样高朋满坐,生活颇为精致,显然没有经过孔子那样的灵魂考验。在《论语》中,孔子对物质上的困顿从不以为意,让他哀叹和绝望的,是很难碰到仁者和君子,梦不到周公,甚至连自己最好的学生,能引以为知己的颜回,也不幸早逝。孔子心灵的孤绝已达极点,哪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派对动物”所能领会!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孤绝中,孔子豪迈地说“何陋之有!”,根本不介意到蛮夷之地去生活,彰显了一个超凡绝俗的独立的文化和道德人格。也难怪颜渊对他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第九》)了。刘禹锡家里鸿儒满座,全无寂寞,却引这四个字以孔子自比,未免轻浮了些。如果现在的大学生们有刘禹锡那种“陋室”的环境,他们中大部分也许就不抱怨了。他们的牢骚是:我们哪里去找那些鸿儒来侃大山?我们的教授是个白痴,一天到晚就想着赚钱,甚至赶着我们帮他们做生意,根本无心上课。这还叫大学吗?
这样的状态,当然可哀。我写一系列大学教育的书,也是希望改变这样的现实。但是,一个人不能等到大学都改革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况且完美的高等教育永远也不会有。那么,我们能不能秉承孔子那样的精神,在孤绝的环境中,依然保持自己的志向,自己教育自己?在这方面,我希望和后辈分享自己的经验。
当年的北大之“陋”
我1979年进的北大。之后的四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之一,大概仅次于后来在耶鲁的九年吧。上名校,听起来浪漫。其实,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学术上,1979年时大学之简陋,很难为现在的大学生所体会。但是,我们很快乐。
今年春节除夕哈佛费正清中心宴请当地研究东亚的学者,我有幸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郑炯文先生邻席。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马上翘起大拇指:“你们北大还是一流。”我赶忙说:“哪里,哪里,北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流。”他马上反驳说:“那时我去你们学校,晚上图书馆和教室都占满了,路灯底下到处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的学生。一看这场面我就服了。我当时别的名校也走了不少,见不到在路灯下看书的。这种事情,可只有在你们北大才看得见。就凭这个,你们就是一流。”
听了这话,我两眼竟有些发热。当年北大的情景,顿时活灵活现地浮出来。那时图书馆才让借五本书;而且除了教科书外,基本上是从1949到1965年这十七年出版的。因为以后十年文革几乎没有出过书。1949年以前的书,学生基本上借不出来。记得当时有位人品不佳的学生,鬼使神差地借出一本1949年前出版的《爱情心理学》,如获至宝,立即决定不还了。他声称,按当时的制度,怎么罚也抵不上这本书的市场价值。也不知这老兄日后是否成了书商。
我所在的中文系是个热门系,作家和未来的作家乃至高考状元云集。不过,教授们许多是刚刚恢复工作,知识结构已经很陈旧。“马列文论”,“文艺理论”,再加上三大部头“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还是铺天盖地。古文课本来应该是实打实的,教授也颇为出色。但他发现文学青年们喜欢赶时髦后,就频频从《左传》《史记》跳跃到别林斯基和批判现实主义上来,上课成了个“秀”。俄罗斯文学课的教授搞来个内部的苏联**《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家已经如醉如痴了。
那时的宿舍,六个人十几平米一小间。三张双层床和两张小桌子再加两个简陋的书架摆上,几无立锥之地,就象一个火车的卧铺车厢,全无隐私。一个宿舍能分到一张图书馆座位证,凭证到图书馆在固定的座位上看书,六个人轮流。平时没有证的五个人,一个人留守,剩下的则多是打游击到教室碰运气。但教室也非常拥挤,经常找不到座位,于是有了郑先生所说的路灯底下用功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那样用功过,不过夏天宿舍的酷热还记得真切。有时热得实在睡不着,就跑到厕所外的洗手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凉水,全身冷透后赶紧回房间睡觉。可惜有时还没睡着,热劲儿又返上来了,于是又得重新开始浇冷水。当然,每日还要到食堂三次,吃我们所谓的“猪食”。那时早晨进食堂先到一个大桶那里舀一碗玉米粥,情景如同喂猪,并在边上放一分钱饭票。玉米粥不时撒到身上,许多学生(主要是男生),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地挂着一身粥干巴走来走去,人们戏称是校徽。我便是一直带这种校徽的人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乐园。以今天的标准,也许可以用一个“陋”字概括。但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这倒不是因为以孔子自居(当然北大人的自负也是有名的),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好条件。同时,从大学里也真正学到了东西。这些东西,对帮助现在的一代理解什么是大学教育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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