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治学,耿介做人名人故事

严谨治学,耿介做人名人故事

　吴宓（1894—1978117），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学家，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备课是个“苦力”

　吴宓教授备课，颇有特色。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一度宿舍紧张。吴宓教授与钱穆、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

　时当抗战初起，办学条件简陋，而他从容自若，依然一丝不苟认真备课，让人肃然起敬。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有文章回忆此事，写道：“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讲课的功夫来自备课的功夫。其实，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去清华之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

　1923年，《清华周刊》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曰：“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课能够做到“……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可以想见其备课时曾经下过多少功夫。

　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什么叫对学生负责，看看吴宓教授这个“苦力”吧！但他却一以贯之，毫不以为苦。

　吴宓教授这种认真负责的作风不仅表现在自己备课上。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赤子之心，尽在斯矣。明白这一点，对于他备课何以如此认真，再做别的什么解释，也许就全是多余的话了。

　上课颇有欧美之风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雨僧先生讲授英诗，提倡背诵。特别是有名的篇章或诗行，他都鼓励学生尽量读熟背诵。”（王岷源《忆念吴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课对20多岁的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很受欢迎。30年代中叶，清华外文系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作家，如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张骏祥、季羡林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奉命南迁。11月7日，吴宓与毛子水等清华师生离开北京，经天津、青岛、汉口、长沙，于1938年3月抵达昆明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

　虽然吴宓作风很民主，诗人气质很浓，但治学却十分严谨。“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欧洲文学史’时，除继续采用翟孟生这部教科书外，主要根据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把这门功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十分吸引学生，每堂课都济济一堂，挤满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学。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吴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卡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能与他所景仰的陈、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吴宓感到十分光荣，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他还是接受了。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30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有一种说法，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后钱考入清华。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从中可以看出，吴宓对钱钟书的学识是十分赏识的，钱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钱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系主任）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宓在外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对他比较熟悉的清华教授温源宁曾对他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温源宁《吴宓》）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正是感于陈氏的购书之多，吴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据说他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当时官费生每月的生活费100美金，他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

　吴性刚直，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便宜。

　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将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却生气异常，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至宝鸡。

　吴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40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1947年，吴宓来西安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

　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作风雅，约请吴讲《红楼》，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父建常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谄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6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言说，吴一学生因病就医，急需200元住院费，吴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此张又来，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盖此时吴患眼疾，视物不清。）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对此不胜感慨，又对保姆的精明称赞不已。

　李俊清当过蒋经国20年英文秘书，他是早期吴宓的学生之一。每每回忆起吴宓，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狗两进教室的故事。那是一只毛色黄褐的大狗，大耳大眼，非常漂亮。这狗本非他家所养，是他从几个大汉追打下救出来的，正要把它捉去杀了吃。也许是感激李俊清的救命之恩吧，同他特别要好，跟前跟后，上学也去。大狗每次来校，总是卧在教室门外，或在周围空地上跑来跑去，可是也有两次意外——

　一次是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担任的英文作文课，他照例先在黑板上写出题目，用大约10分钟时间说明重点，就回系办公室，下课时由助教来收学生的作文卷子。那天陈教授讲解完了，正将走出教室，经过李俊清的座位时，忽然听得一声狗叫，原来大狗不知何时溜了进来，趴在主人椅子底下，陈福田走过，踩了它的尾巴。全班同学都停下笔来朝李俊清看，他吓得要命，心想这下完了。没料到洋派十足的陈福田不但没发脾气，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连声“Sorry”。

　再一次是上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课，原在教室外等候的大狗，竟偷偷溜进教室蹲坐在角落里。吴宓这时正在黑板上抄写诗句，没有注意到这位不速之客，待他写完，转过身来，发现竟有一只狗也在听他讲课，急忙走下讲台，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先生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看看坐在头排的'李俊清，像是犯了大错。

　“无情无理无法无天”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

　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

　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东南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该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结婚7年后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

看到这个作文题目时，你是不是感觉无从下手？没有思路，不知道该从何写起呢？大家看到这个作文题目不要慌，其实这类话题作文很简单。我在此整理了三篇相关作文供大家参阅，希望大家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能打开你的思路，让你下笔如有神！

写作思路：这类话题作文可以由常有的一些社会现象引出本文的论点：保持谨慎十分必要的。之后再举名人的正面事例说明保持谨慎的意义和保持谨慎的重要性。也可以举反面事例说明没有保持谨慎会有什么后果。

作文一：《信息世界里我们须谨慎》

在很久以前，我们人类传递一个消息需要一个月甚至更久；而如今，信息的传递只在微秒之间。在这个快速而又虚拟的信息世界里，有人任意发声，随意评价。作为高中生的我认为：在信息世界里我们须谨慎。

科学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是一个很广的范畴。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让距离的屏障成了历史，让地球上任意的面对面成为现实，我们都成了地球村的一员。科学技术在带给我们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多少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危害。对我们来说，科学技术仍是一把双刃剑。

当今自媒体时代，如果以每个人每天发一条信息来计算，那么一年中便不知道有多少亿条的信息发布了。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信息时代，一方面可以为自己能随时随地发声而感到“可喜”，但同时是不是也会因为海量信息的存在而觉得自己时时都有被淹没的“可悲”？

在铺天盖地的信息圈里，每条信息并不会给自身贴标签，说自己是绝对真实或是假的。这就和坏人不会说自己是坏人一个道理。那么在这么多的信息里，我们又怎能辨别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呢？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之前，我们能做的是在信息世界里谨慎。

或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沉浸在科技世界中的人们只感受到其带来的一时愉悦。但也许换个角度，做一个局外人，你会发现“喜悦悲伤”的随意性和虚伪性。就像最近的范冰冰逃税事件。起初，网上掀起了投票热潮，即以“支持相信”和“无风不起浪”为选择进行投票；在这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属实，却妄下断言，很多人随大流跟风评价，甚至出现不好的言论攻击；待事件得到证实后，网上的谩骂声更甚。这就是当今信息时代“时时都可表达，个个都能发声”的一个写真，所以在信息世界里我们须谨慎。

每条信息所代表的含义都只是在发布人心里得到诠释，但相同信息在不同的人眼中就会散射出不同的意义。原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就因为在聚会时不在意吐出的一句话，便让信息网络给吞噬，最后无限发酵，迫使他退出主持界，离开了曾经亮丽的人生舞台。所以作为中学生，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对自己要说的话多斟酌，对自己要做的事多考虑；对别人发布的信息进行评论时，也要理性判断，科学合理评价。

科技发展的时代必将不是一个“默片时代”，而是一个“有声**时代”。我们作为新时期的弄潮儿，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信息世界里我们须谨慎。

作文二：《保持谨慎》

做事需时时谨慎，不能在小河沟里翻大船。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要告诉我们平静之中蕴含着危机，时刻需保持谨慎。

俗话说，谨慎无大错。正是因为诸葛亮一生惟谨慎，才被刘备临终托以大事，辅佐后主，寄以振兴汉室之望。在三国逐鹿中未思胜，先虑败，稳扎稳打，逐渐赢得先机。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一时大意派马谡镇守街亭，造成北伐大局的被动。也正因为其“一生谨慎”使得敌军主帅司马懿不敢乘胜掩杀。

丧失谨慎，带来巨大灾难。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因在二战中右眼受伤导致失明而被称为独眼将军。他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冲突中屡立战功。也许是以军的几次胜利让他觉得阿拉伯国家的弱小，不敢向以色列发起进攻。所以他在收到敌方即将进攻的情报后无动于衷。直到战前的几个小时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

平静的水面下往往暗流涌动，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和平、宁静迷惑，透过表面的平静，洞察背后的`危机，这样我们就可以化解危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曾国藩深居高位，最后能全身而退，这在当时是极为不易的。他做官做人处处小心：给家人的书信中告诫家人低调处事，勿自骄意满；平息天国之乱后遣散x队；朝廷赏赐往往谢辞而不居功。正是其谨慎小心，才打消了朝廷对他的猜忌，而没有出现兔死狗烹的结局。

谨慎，不是懦弱，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一种稳中取胜的智慧。放松警惕，灾祸不断涌出，给我们带来人生的悲剧。时刻保持谨慎，小心行得万年船。

作文三：《谨慎前行》

社会犹如一条未经过滤的海水，里面鱼龙混杂，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能够擦亮眼睛的话，一不留神便会跌入深不可测的深渊不可自拔。而要说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一帆风顺，那就只有明辨是非，谨慎前行。

明辨是非，就需要我们有一双雪亮的眼睛和一颗清醒的大脑。多少年来，有多少青年应蒙蔽双眼而葬送青春。“婚片”与网友交往而骗了家产的案例遍地都是。医院里排队等待着堕胎的“少女妈妈”更是令人扼腕，问起原因无非是被美好的幻想蒙蔽了双眼而不能够看清现实。以至落得这番田地。更有浙江音乐学院的大二女学生自焚毁容，这都是不能够明辨是非带来的恶果。轻则毁了生活，重则毁了生命。但仔细想起来，外来的因素是顾不可免的，只有我们自己身上没有设立“防线”，擦亮眼睛才能够于浊世之中傲然独立。

谨慎前行，需要我们善于观察。孙悟空能够带领师徒四人成功取得真经，有一半要归功于他单怀疑的精神。而猪八戒虽然武力并不逊色，但他过分的信任他人，从而丢失的自我最终不能够救出唐僧，还把自己搭了进去。我们平时中的人际交往也应当如此，每一个人都是人都有迷茫彷徨的时候，也有犯错的时候，所以就算是最为亲密的伙伴也不能给予超过的信任，过度的信任不但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别人，持有怀疑的精神并不是把自己装的套子里，而是一种大智慧。而过分信任他人的软弱之人，永远也不能够谨慎前行，不能够保护自己。

明辨是非，谨慎前行，我还需要敢于丢下的勇气。正如《韩非子》所记载的那个故事中那样。中兴文子意识到故友是墙头草之后勇敢的丢下了这段友情继续前行，如果他还恋恋不舍的话，那么他可能早已是他国的俘虏。有句话说得好“有舍才有得”。就像林教头一样，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果断地取下那三颗人头，他日后也不会好过。换作是我们，也应当有一颗果敢的心，“是为是，非为非”是与非应当有非常清晰的界限，当我们面临不好的威胁时，不能含糊地站在交界线处而应当退回来勇敢地站在是的一边，与非划清界限。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能够明辨是非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世界的浊流之中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要做一股清流，明辨是非，如此才能谨慎前行。

项羽:

夏日绝句

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题乌江亭

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诸葛亮: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经五丈原》

温庭筠

铁马云雕共绝尘，

柳阴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

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

中原逐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

从此谯周是老臣。

汉武帝:

《金铜仙人辞汉歌》

李贺

茂陵刘郎秋风客，

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

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

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

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

渭城已远波声小。

关于名人伟人的诗歌多如牛毛,先提供一二供你参考

初唐四杰是唐朝初年时期，在文学方面成就非常突出的四个人，他们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初唐四杰也被称为是“王杨卢骆”。他们使唐朝文坛的风格开始转变、过渡，骈文和赋更是具有代表性。

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一、王勃

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但在唐宋八大家中却没有他的身影，他年幼时写的骈俪文《滕王阁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久为众口传诵。他的诗清新自然，一篇之中常有警句，有如奇花异草杂缀在幽谷之中，使人百读不厌。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

王勃不管是在诗歌还是词赋方面，都有着极大的成就，是当之无愧的初唐四杰之首。他的文学主张表现为“立言见志”的创作思想、 “文章经国之大业”的教化功能，但王勃的作品则呈现出“高情壮思”与“雄笔奇才”相结合的雄壮美、“气凌云汉，字挟风霜”的风格取向及其“感序缘情，登离寄赏”的表现方式。

二、杨炯

杨炯以边塞诗著名，除了是初唐四杰之外，更是杰出的边塞诗人。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 ，气势轩昂，风格豪放，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对仗工整，音韵合律，既有律诗的严谨之风，又有乐府诗的明快特色。

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余篇。杨炯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他的诗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上一页 0 /2 下一页

严谨 Kaiser3344倾情奉献

　　每一只精致完美的蜂巢都是由数以万计的蜂儿在认真严谨的态度下完成。

　　每一只伶俐的海豚都带着与生俱来的精细“声纳”在碧海汪洋中遨游。

　　没有严谨、精益求精的态度，哪来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精巧蜂巢；哪来令孩子们拍手叫好的水中精灵与海洋使者？

　　由此看来，严谨也是动物们的生存之道。

　　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与南开大学穿衣镜上的箴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这看来俱是桩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体现着他们严谨的治学之风。

　　由此看来，严谨是治学之人的修身之道。

　　方孝孺的话时常在人们耳边回响：“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法国杰出的雕塑家罗丹晚年时曾为大文豪巴尔扎克塑像。为了做到惟妙惟肖，得其精髓，仔细阅读了巴翁的著作，收集到许多照片，他甚至跑遍了巴黎的衣店，只为获得巴翁的身形数据。再加上七年的精雕细作，这座震惊世界的雕像终于问世，并流传千古，成为艺术天幕中最璀璨的明星之一。罗丹正是顺着严谨精细的阶梯，终于一步步走入成功的殿堂。生活中，有时片刻的疏漏则可能将轻视严谨的人打入无底深渊。

　　由此看来，严谨是追梦之人的成功之道。

　　瑞士、日本与中国、印度、加拿大相比，不过是指甲壳上的区区小国，却依仗着精细的仪器制作与一丝不苟的治国理念驰名世界。严谨使他们贫瘠的国土上盛开出文明灿烂之花。

　　由此看来来，严谨是国家的兴旺之道。

　　严谨是一种明悟，无论体现在动物还是人，个体还是国家，它都是一条散发出智慧芳香的箴言。

素材

　　事实论据

　　范蠡功高慎归

　　春秋末，范蠡为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忠心效命，勤苦效力，为越王谋画20年，帮助勾践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国势日盛，公元前482年，乘吴王夫差在黄池大会诸候之机，他建议勾践发兵攻吴，获大胜，俘吴太子友，数年之后灭吴，迫使夫差自杀，雪洗越国当年被吴灭亡的耻辱。继而又助勾践北征，直副齐鲁，称霸中原。

　　此时范蠡觉得危险就在眼前，功高震主，君主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兔死狗烹”，历史上的例子多了。于是他收拾细软，带上家属悄悄远去，改名陶朱公，归隐经商。与其同时辅佐越王的文种，不听劝告，留恋富贵，结果被勾践所杀。

　　长孙皇后位尊守慎

　　长孙皇后与其兄长孙无忌，帮助唐太守李世民完成大业，建立大功。太宗欲封长孙无忌为宰相，长孙皇后闻讯后，出面力阻。她对唐太宗说：“臣妾感谢圣恩，臣妾已位尊至皇后，长孙家不能再封赏了。汉朝的教训太深了，当年吕后受皇上宠幸，满朝都是吕家的人，结果图谋造反，遭灭之灾，祸国殃民。长孙无忌不能为相，请求皇上另找人选。”李世民拒不采纳皇后的请求，仍封长孙无忌为相。

　　长孙皇后向皇上请求遭拒绝，于是就将其兄长孙无忌找去，向他讲清利害，要他远避裙带，切不可贪图眼前荣华富贵而酿成大祸。无忌最后被皇后说服，向皇上力辞宰相之职。

　　理论论据

　　1、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宋·胡宏《胡子知言·文王》

　　2、多言不可与谋，多动不可与久处。明·薛宣《读书录》

　　3、言为世范，行为士则。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4、言必可行也，然后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后行之。汉·贾谊《新书·大政上》

　　5、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篇》

　　6、言有物，行有格。《礼记·缁衣》

　　7、不要对任何人都敞开你的心胸。圣经后典·便西拉智训》

　　8、出门要三稳：身稳，手稳，口稳。中国谚语

　　9、言寡尤，行寡悔。《论语·为政》

　　10、没有谨慎的态度，智慧再多也无济于事。德国谚语

　　11、重视结避的人，开始就会谨慎。日本谚语

　　12、头要冷，却要热。日本谚语

　　13、得意之事不可再做，便宜之处不可再住。中国谚语

　　14、谨于言而慎于行。《礼记·经办衣》

　　15、鸟三顾而后飞，人三思而后行。中国谚语

　　16、成事每在穷困日，败事多在得志时。中国谚语

　　17、怒多横言，喜多狂言。明·吕坤《续小儿语》

　　18、言行如走棋，一动思三步。中国谚语

楼主若觉得满意，望多多支持哈！！！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每年的11月1日，是联大校友欢聚的节日，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而西南联大的光芒仍然长久地留存在世人心中。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思考。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抗日战争的烽火催生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特殊的大学。1937年，日寇铁蹄进犯华北，践踏神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背负求富求强、振兴国家之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南下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

　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校友录上，还有两个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传道解惑中的治学之风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被许多大学校长引为经典。而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

　这也是联大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办教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力量，办学校必须全心全意依靠教师。

　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

　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和价值判断，爱国爱生，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都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他们教书育人，爱之以德，不厌不倦，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关键在于有这样一支值得信赖的教师队伍。“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为我们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

　而联大也真心实意地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七十年风雨兼程，联大已成历史，而在许多人心中，联大永存。刘东生院士曾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

　 [链接：西南联大的诞生]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伴随着宛平城外绵密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战火中，当时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0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西南联大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其师范学院留昆续办，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

　 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

　这个草创的新大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在那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确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与科学确是当时我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陈岱孙)

　我们这些西南联大的学子，深深地怀念着在“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和“刚毅坚卓”校训熏陶下的岁月，深切感谢母校和老师们辛勤的培养之恩。(朱光亚)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杨振宁)

　回忆昆明联大时清坐茶馆日复日设备简陋学习勤研究启蒙发源地——李政道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联大师生敬业精神和友爱、团结的优良传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郑天挺)

　联大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看一是因为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二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三是因为学术自由，领导民主，员工精干。(许渊冲)

　正常的教学都如此困难，要进行研究几乎有些可笑。但我们这些避难的教授们坚定地相信研究是保持知识进步的最有效的方式。(任之恭)

　回首往事，西南联大给予我的教育永志不忘，由此确立我的报效祖国的决心永世不移。(陈茹玉)

　在联大的几年，给我脑海里打下烙印最深的是“穷则思变”四个大字，就是再穷也要拿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学生要学出好名堂、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