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为什么

《诗经》开创我国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楚辞》中的《离骚》开创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

“风”是诗经的精华，“骚”是楚辞最高成就体现。

孤并称“风骚”。

楚辞与诗经在体式上的共同点：《诗经》和《楚辞》均为民歌，且都为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楚辞与诗经在体式上的不同点：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长，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因此《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

《楚辞》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

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

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楚辞》是我国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新诗体的专用名称，即“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亦指西汉刘向辑录的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总集。

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

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

而《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被视为“经典”，汉设置“五经”博士，于是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故称为《诗经》。

《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诸侯国的协助下，于民间搜集的诗歌和贵族们为特定场合。如祭祖、宴客、出猎、房屋落成等典礼，以及为讽谏、颂美等目的而向君主进献的诗组成的。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

《诗经》和《楚辞》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对后来的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期，共收集诗歌305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风俗、文艺等诸多方面，广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诗经》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现实的广阔性，是其思想特点之一。《诗经》中的诗来自广大的地区和阶层，作者有奴隶、自由民、士兵、流亡者、乞丐、思妇、弃妇，也有从统治者内部分化出来的受打击、排斥的贵族。他们从不同的地位、遭遇和生活感受，从各个不同社会侧面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展示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的生活，时间跨度之长，背景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是后来许多诗集都难以比拟的。《诗经》反映现实的深刻性，是其思想特点之二。作者大多能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揭露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本质和压迫人民的罪行，也反映了奴隶们的悲惨命运及奴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反抗过程。《诗经》通过这些描写，真实地勾勒出周代怎样由全盛走向崩溃没落的历史。

《楚辞》是中国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论述，正确指出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传说中，岳麓书院悬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名联。此乃一副典型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则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传说清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与《诗经》来自民间、经过提炼加工不断臻于完善一样，楚辞也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熟起来，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诗经》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的先河，不是浪漫主义先河。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的是《楚辞》。

　　《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录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15国风，民间歌谣，；雅——大雅和小雅，宫廷颂歌；颂——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表现手法有赋、比、兴。风、雅、颂、赋、比、兴合称为六义。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三种其中“赋”就是铺叙直陈的手法,“比”即是打比方,“比喻”；“兴”即是起兴,“先言它物以引起吟咏之词也”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我国西周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诗经》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但以现实主义为主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和《楚辞》，毫无疑问，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也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两座无可企及的高峰，它们的产生、流传和影响，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部诗歌作品能够与它们相比。

　人们一说起《诗经》和《楚辞》，似乎马上会联想到它们的典型表现特征——前者的写实和后者的浪漫，确实，这两部作品的这二种特点，代表了它们的总体风格，也影响波及了后世百代的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为此，笔者概括这两部作品的总体特征为：《诗经》——写真，《楚辞》——展奇，也就是说，“真”是《诗经》的切实表现，“奇”是《楚辞》的形象展示。

　应该说，《诗经》和《楚辞》的产生虽有先后（前者诞生在西周春秋时期，后者乃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但它们均为反映表现中国历史早期时代特征和社会风貌的代表作品，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早期文学的两座高峰。两部作品的'内容，典型而又生动地显现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的风貌和特点，透过两部作品文字记载的表象，后世人们能够很好地窥见上古时代中国社会全貌，清楚地了解中国早期人们的思想、情感、理想追求、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两部诗歌作品堪称中国上古时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楚辞》中的屈原作品，更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形象记录，它精心塑造了一位毕生为追求人格理想的完美实现而不惜以身殉理想的楷模，对后世士大夫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不妨将眼光放广远些，在世界范围的上古时代，表现各国各地区人们生存和生活状貌的文学作品，据现存文字记载，和中国的《诗经》《楚辞》一样，也有许多诗歌（包括民歌、歌谣）作品，这些作品有：古巴比伦的创世神话诗《埃努玛·埃立什》、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伊里亚特》，古印度的史诗《梨俱吠陀》，古埃及的赞美诗《亡灵书》等，它们无不是本民族早期生存、生活、祈祷和赞美的形象生动记录，它们和《诗经》《楚辞》一样，在早期的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反映表现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状貌，体现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不过，相比之下，笔者以为，它们之间有一点非常不同，那就是，中国的《诗经》和《楚辞》，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儒家文化传统，诗章留给后世更多的是“诗言志”，是诗人的发愤抒情——为追求理想目标的实现而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奋斗，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诗歌，在这一早期历史阶段，多的乃是对神和上帝的赞美与祈祷、对大自然的歌颂和祈求、对人类与大自然搏斗的真实记录，这显示了中国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独有的文化传统风格和早期审美意识，这大概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典型体现（从地理位置看，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埃及，均可理解为是中国的西方，古印度虽位居东方亚洲，但对中国而言，也可说是在西边，故历史上称其为“西天”，因而他们可谓共同代表了早期的西方）。

　其实，《诗经》和《楚辞》的价值和影响已经早不局限于中国了，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在东亚的日本、朝韩，这种影响自不待言，因为日本和朝鲜韩国本身属于东亚汉文化圈，《诗经》和《楚辞》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文化历史上，已或多或少化为了其本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的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这点，不仅中国人这麽看，连他们本国民众也并不否认（少数与中国不友好的人士可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而在欧美地区，这种影响也已存在，不光是欧美地区内的华人生活区域（唐人街），即使西方人聚居的地区，儒家文化的因子也已伴随他们的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工具，有所扩散或影响，尽管眼下这种影响或许还没得到更多欧美人士的承认。不过，可以相信，伴随着《诗经》《楚辞》等中国文化典籍的继续传播，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尤其欧美地区的进一步流传——或翻译、或介绍、或评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以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客观影响力，一定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引发世界各国人士广泛瞩目的文化现象。

　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一定会更大程度的持续碰撞与融合，包括《诗经》《楚辞》在内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一定会愈来愈在全世界显示其蓬勃不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