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英国浪漫主义的分析

英国的浪漫主义使英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摆脱了理性的束缚。由传统的描摹自然、重视理性转向了描摹自我的内心世界、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自我的浪漫世界是英国乃至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突出特征。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高举“回到中世纪”的大旗，从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创作中大量汲取营养，从而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种中束缚，开始发挥自由的想象，表达强烈的情感，并从内容、语言、形式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这一切都构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独特的艺术风格。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6154htm

英国诗人全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表现在文学中有以下几方面体现：首先是对乡村和大海的热爱。其次是对高级动物的喜爱和对一般动物世界的熟悉。第三是明显的个人独立性，作家们都很有点个人癖性。第四是讲求实际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与追求正义的强烈意愿。英国浪漫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又有着各自的一些特点：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和向往大自然的倾向；第二代浪漫主义作家坚持启蒙思想，表现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进步思想。

英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诗歌、历史画和风景画领域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鼎盛期大约始于18世纪70年代终于19世纪20年代，涌现的著名诗人主要包括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克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

反抗古典主义，多抒情，托物言志，抒发对现实的不满。

现代主义仍然是宝贵的诗歌经验，它是现代思想、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它们打先锋，起了突破性的历史作用。但是浪漫主义是一个更大的诗歌现象，在规模上，在影响上，在今天的余波上。现代主义的若干根子，就在浪漫主义之中；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全部实现，而现代主义作为文学风尚则已成为陈迹了。

为了说明这一些，有必要对浪漫主义进行再认识。浪漫主义包罗广，内容也复杂，因此需要限制范围，作为第一步，这里选择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再认识的具体对象。

英国浪漫主义的特殊重要性半因它的环境，半因它的表现。论环境，当时英国是第一个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国内它的政府用 严刑峻法对付群众运动，而人民的斗争则更趋高涨，终于导致后来的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从布莱克起始，直到济慈，浪漫诗人们都对这样的环境有深刻感受，形之于诗，作品表现出空前的尖锐性。

对习惯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类的文学史术语的人来说，下面的观点，多少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上个世纪中叶的观察，“有一种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其杂乱、多变的性质难以用单一覆盖性术语来概括）已经持续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它不停地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对于这一文化倾向而言，最能总括的术语是‘现代主义’，这是一种长期处于‘先进意识’前列而在风格和感觉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它甚至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开始不断攻击资产阶级社会了。”按照这种说法，拜伦、波德莱尔和艾略特，都属于现代主义的产物，以攻击现存社会秩序为特征的现代派大师。或者，——换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浪漫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历史形态之一种。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一方面把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德国，突破了英语世界主要以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习惯性范围，而且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而新奇的看法：“对我来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在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谈论浪漫主义的限制。众所周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早已经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占据了专门的一章，而被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称之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则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关注，被当作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前驱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以赛亚·柏林的看法。怀特海的科学史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分析了英语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对科学思想的批判，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浪漫主义研究，发现了马克思根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其“浪漫派形象有意义地促成了他一生中寻求解决的根本问题的形成”，“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poetic force）”，“理解马克思的诗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

面对这种走向“无边的浪漫主义”的趋势，我们当然可以持守文学研究的习惯性藩篱，根据浪漫主义诗人给定的轴心，在“诗人—语言”两大传统范式之内，通过限定研究对象和精心梳理研究术语等，沿着艾布拉姆斯、弗莱、保罗·德曼等人的内在性研究思路[ii]，继续探索诗人的想象力世界和诗歌修辞的语言问题。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渗入，这条由浪漫主义诗人自己开辟，在新批评手中走向成熟的研究道路，其潜能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释放。不过，这种主要以英语浪漫主义诗歌为对象的内在性研究，自然也会遭遇到“还原得越多，给予得越多”的现象学境遇。根据精心界定的“浪漫主义文学”标准，我们“发明”了诸如屈原、李白之类的汉语“浪漫主义诗人”，也把此前公认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行列，甚至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斗争为元话语，“发明”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内在还原之路的现象学境遇的历史形态。事实上，严格的范围限定和术语定义等举措，只要不是意在迎合既有视域和能力的要求，最终都将会循着现象学的内在还原之路，走向更为丰富开阔的存在。

因此，循着浪漫主义广阔和混杂到近乎不可定义的现象，在漫游中寻找可能的边界和入口，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至少，会是一种与内在还原之殊途而同归的道路。或许，在抵达终点的漫游过程中，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会走上一些此前无人注意到的林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