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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政治的浪漫派

作者：卡尔·施米特 (Carl Schmitt)

译者：冯克利

豆瓣评分：9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2-1

页数：208

内容简介：

◆ 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立场的政治思想者，都难以摆脱他那充满悖论与危险的思想幽灵

◆ 20世纪最具争议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成名之作，开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先河

◆哈耶克：施米特的论著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

◆列奥•施特劳斯：施米特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阿伦特：施米特乃“德国学界宪法和公法领域最重要的人”。

一切浪漫现象都是受非浪漫力量的控制。

昂首超然于各种限制与决断之上的人，变成了异己势力和异己决断的臣仆。

——卡尔•施米特

浪漫主义是19世纪西方的主导精神，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政治的浪漫派问题不可小视。《政治的浪漫派》是施米特的代表作之一，初版于1919年，1925 年再版并增加长篇序言，关注的是作为政治哲学的浪漫主义，看似思想史论著，其实针对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其用意在于表明浪漫派的“永恒交谈”与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公开辩论基于相同的形而上学真理论。本书开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先河，晚期的浪漫主义哲学研究（如伯林）尚不及其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施米特从德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出发，讨论浪漫派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阐明了浪漫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看法，并表明了它的本质是一种关于政治的趣味。本书着力在思想史的脉络里整理弥漫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精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思想史力作。

作者简介：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

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

施米特的写作生涯长达60余年，在20世纪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称，其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决断论为著；并提出了许多公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等。

施米特出生在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小镇普勒腾贝格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喜好文学、艺术、音乐、哲学、神学，曾就读于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1910年完成博士论文《论罪责与罪责模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施米特一边研究新康德主义法理学，一边写论瓦格纳的华彩文章。1916年以《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一文取得教授资格，并发表了一部从政治哲学角度论诗人多伯勒的长诗《北极光》的专著，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思想生涯。同年，与塞尔维亚女子帕芙拉•多萝蒂克结婚。

1933年，施米特担任柏林大学教授，同年，出于诸多策略性的考量，加入纳粹党。“二战”后，施米特曾被冠以“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的称号。1933—1936年，施米特担任普鲁士政府成员，享有众多学术职位，包括著名的《德意志法学家报》主编。1936年后，施米特因其在纳粹执政前后态度之转变，及其入党甚晚的事实而渐受部份党政高层质疑，且受到党卫军机关报《黑衣军团》的攻击。战后被盟军逮捕并移送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应讯，却未被起诉而获开释。施米特后因拒绝与西德政府“去纳粹化”政策妥协而被永久剥夺正式任教之权利。纵然如此，施米特仍持续著书立说，对西德公众舆论以及欧洲左、右翼知识精英发挥其影响力。施米特以96岁高龄逝世于慕尼黑，葬于故乡普勒腾贝格，墓碑上铭刻着施米特对自己的盖棺论定：“他通晓律法。”

施米特与马克斯•韦伯曾有所来往，且深受其影响，部分地继承了韦伯对现代性批判的论题，其中一个明确的倾向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称施米特为“反自由主义者”，则失之草率，有学者认为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批判。

译者简介

冯克利

1955年生，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内公认一流水准的翻译家，自19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思想史。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译著包括勒旁《乌合之众》，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经济、科学与政治》《自由主义》《科学的反革命》《哈耶克文选》，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伯林《反潮流》，霍布斯《论公民》，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牛津大学《英美哲学概论》，布坎南《立宪经济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等。

刘 锋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并担任《国外文学》编辑工作。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以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文化的研究。著有《<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等，并曾发表文学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十几篇，学术译著包括《基础神学》《宪法学说》等多部。

《浪漫的中国》（杨联芬）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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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的中国

作者：杨联芬

豆瓣评分：89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4

页数：401

内容简介：

本书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切入文学思潮与女性主义文化和文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更突显除了五四以后女性意识觉醒对社会文化，尤其对文学的重大影响，梳理出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题材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具有创新意义；研究方法较为独特新颖，用“关键词”构成思潮史的变化，既有内在的逻辑性，又体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史料丛集丰富，尤其是晚清民初的许多史料支撑了本书的核心观点。

作者简介：

杨联芬，曾用笔名张忆，198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2005-2006哈佛燕京访问学者。1994-2012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2013年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论文《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获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一等奖（2003），《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1），专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奖（2004）。曾获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2004）、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2005）、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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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艺术上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tic，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酉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麦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P它首先产生在德国。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在中外文学史上早就有人运用,而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却是人类文化史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它发端于18世纪末的西欧,在西欧各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又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而作为文学观念形态上的现代浪漫主义,则是二者的融合。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一方面,浪漫主义诗学对自由的张扬、对个体的关注、对自然的归依、对异化的敌视等与道家诗学发生着遥远的呼应;另一方面,现代浪漫主义坚决反对“不撄人心”,它在个体与社众之间所保持的紧张战斗姿态与决绝反叛精神尤其是主体的焦灼感又完全不符合道家主张。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现代化与民族化是鲁迅构建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双重方向。代表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论著计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等。

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核心表述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就显示出鲁迅作为文化巨子的对于前辈学人的飞跃式超越精神与整体性推动浪漫主义建构步履的功勋。

围绕费希特哲学所爆发的无神论争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与莱辛相关涉的泛神论争论。在争论的最后阶段，即使费希特激情澎湃的《告公众书》（“在你们查抄之前，请先读一读这篇文章”，1799年）也不能阻止他被逐出耶拿。在这场争论中，诺瓦里斯明显是支持费希特的。关于《告公众书》，他当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这是一篇杰出的短文，使你可以了解我们的政府和牧师们的一个如此离奇的想法和计划，了解一个已部分实施的压制公众意见的计划。因此，这就要求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留心观察这些步骤，并从这些前提中得出重要的结论”（《文集》，第4卷，第270页）。在他的《杂稿》中，诺瓦里斯甚至还谈到，建立一个“理智的骑士团”——依据启蒙运动的博爱社会而进行的现实思考——将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还有谁会说：他没有捍卫理性的权利？或许诺瓦里斯在他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由此可见，把“启蒙运动”（莱辛！）和“浪漫主义”（诺瓦里斯！）截然对立起来，是多么地错误。那些把浪漫主义与1815年后梅特涅时期的政治复辟等同起来的人便倾向于这种对立（政治复辟的信号：1808年至1809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和宣传部门任职）。先是“青年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涅），然后是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例如格维努斯），最后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卢卡契）以启蒙运动来反对浪漫主义，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即是政治上的反动。与此相反，无论是向本世纪转折时期的“新浪漫主义者”，还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浪漫主义研究（如诺瓦里斯专家鲁道夫·翁格尔和保罗·克鲁克霍恩），都把浪漫主义看作只是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反动。

然而，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并非像笛卡尔与帕斯卡尔那样是纯然对立的。60年代以来关于诺瓦里斯的最新研究（W·马尔施、H·沙恩策、C·特雷格、P·皮茨、W·拉什、K·彼得）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们处于一种具有细微差别的对立关系之中。浪漫主义——正如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希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里斯的传记所揭示的——产生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逃避现实是一种粗糙低劣的陈词滥调。启蒙运动和早期的浪漫主义，在反对诸侯和僧侣的专制主义统治，拒绝偏见、迷信、伪善、压制和火刑，总而言之，在肯定人的自我解放方面，完全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浪漫主义与非理性最初只有一种间接的关系；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把理性与非理性，即人类灵魂、自然和历史中尚未被意识所达及的领域加以调和。因此，浪漫主义首先应理解为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在没有转向反动和复辟之前，它是现代范式中自主性运动的更进一步的阶段。

1799年11月，在耶拿的首次“浪漫派聚会”（其中有施莱格尔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卡洛琳和多洛泰娅、蒂克、谢林和里特尔）上，诺瓦里斯朗诵了他那篇很快就在朋友圈子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基督教或欧罗巴》。它激怒谢林写了一首“敌视宗教的”的揶揄诗， 而歌德作为仲裁人，也拒绝发表这篇文章。在诺瓦里斯生前，《基督教或欧罗巴》从未发表出版，即使诺瓦里斯全集的第一版也没有收入其中，只是在他死去二十五年后，才由施莱格尔在蒂克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出来。在后来的几版中，蒂克又把这篇文章给剔了出去，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以后，才正式付印出版，成为诺瓦里斯的主要著作之一。今天，《基督教或欧罗巴》被视为浪漫主义第一流的宗教、政治、诗歌文献。那么，诺瓦里斯是如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写出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的呢？

诺瓦里斯的诗歌作品，创作于1797年复活节他的未婚妻去世，到1800年夏天他自己突发致命的疾病这三年间，当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建立在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之上。面对索菲（以及稍后不久他弟弟埃拉斯姆斯）的死，诺瓦里斯仿佛觉得一切都是“死亡的、荒凉的、腐烂的、僵滞的”（第4卷，第179页）：“当我还在观看朝霞时，黄昏已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的悲伤无边无际，如同我的爱”（第4卷，第183页）。尽管如此，在他的孤独和失落中，生命的意志依然抵抗着一切死的欲望和死的意向，确切地说，这就是他本人所说的“走向不可见世界的使命”：“充满爱地接近上帝和最崇高者，乃是人的禀赋”（第4卷，第190页）。直到几个星期后，他才鼓起勇气去访问索菲的墓穴，在那里他在“激情闪现的瞬间”体验到了某种类似于他的未婚妻的幻象。

就像狄奥提玛对于荷尔德林，索菲的形象对于诺瓦里斯的诗歌活动来说，也成为他生活的伟大典范，甚至成为沟通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的类似于基督的中介者。即使后来又一次订婚（与朱丽叶·封·莎彭蒂尔），也没有与此相抵牾。死亡、黑夜和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诺瓦里斯那样，以如此千变万化的形式成为他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索菲身上，诺瓦里斯感受到的不仅是“爱”，而且也是“宗教”。通过与索菲的结合，他确信存在一个和谐与爱的不可见的领域。这个法律系毕业生现在又致力于学习“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弗莱贝克矿学院的专业学习）——这一切都尽可能辨证地，而且常常是以任意的和矛盾的方式，在一个“更高目的”的视野下被联结在一起，这就是：“从一个更高的立场出发，去眺望那个不可见的世界”（第4卷，第192页）。

“更高的立场”——“不可见的世界”现在更为清晰了：摆脱“费希特的魔术”（他让一个人为其着迷），以及“可怕混乱的抽象概念”（第4卷，第208页）。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影响下（他认为，在费希特“知识学”的僵化体系中缺少美学、诗、社交，甚至爱），诺瓦里斯开始潜心研究他早已熟悉的荷兰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弗兰斯·赫姆斯特惠斯（卒于1790年）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唤起了诺瓦里斯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没有发现的许多东西：自然和精神力量的相似性和宇宙的统一性。这种相似性和统一性，一个人只有在他天赋的认识和感觉的“道德器官”（心灵、良心）中才能经验到。这一器官的基本力量就是爱，而诗（诗的真理）则是它的表达。如果道德器官得到发挥，那么，为许多人所期待的黄金时代就到来了。

《花粉》（1798年）是哈登贝克继1791年的那首诗歌之后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并采用了“诺瓦里斯”的笔名。他当时的许多灵感、思想和主题都体现在这一作品之中：作为“混合性的评论”，它可以引发积极的进一步的思考，并促进一种共同的“同一哲学”，即“综合哲学”。《花粉》与另外一篇具有更多政治倾向并把理想国家思考为诗性国家的《信仰和爱》（1798年）一起，是现今已普遍流行的“浪漫主义断片”的最早例证，且带有一种明显的和典型的浪漫主义向内心转变的特征：“我们渴望穿越宇宙的旅行：而宇宙不就在我们心中吗？我们不认识我们精神的深度，但神秘的道路走向内心。永恒及其世界——过去和未来，要么在我们内心，要么不在任何地方”（《全集》第326页）。

那么，诺瓦里斯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吗？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在政治上对他的诗性国家，对作为君主共和制或共和君主制代表的国王和女王（指普鲁士！），对作为牧师的诗人抱有幻想，并为此而向公众（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宣布他关于“基督教或欧罗巴”的梦想的人吗？的确，这几乎就像是一个梦，如果我们去听《欧罗巴》（诺瓦里斯本人对他这篇文章的称呼）开头那段朴实无华、简洁洗练，而又铿锵有力的句子：“曾经有过美好而辉煌的时代，那时欧罗巴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度，一种基督教还居住在这片由人类所形成的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旨趣还连接着这个广袤的精神王国中相隔最遥远的省份（《全集》第499页）。

这就是基督教世界！正是在这里，恰恰当我们再一次拿荷尔德林作比较时，显然有某些闻所未闻的东西发生了。荷尔德林最终是想要达成古希腊和基督教的和解，因此他试图通过基督这位重归的神来颂扬希腊的诸神世界。诺瓦里斯则全然不同：他始终没有脱离基督教-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氛围，接受过唯心主义哲学和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熏陶，而且通过所爱之人的死在宗教上被唤醒。现在他重新认识到古希腊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并试图通过基督最终战胜希腊的诸神世界。“您一定要见见他；因为您阅读他的三十本书，也不如同他喝上一次茶能更好地了解他”，弗·施莱格尔的女友，多罗特娅·法伊特在写给施莱尔马赫的信中谈到诺瓦里斯时这样说道，“当然，他还没有让我倾倒。他看上去像一个通灵的预言家，性格怪癖，特立独行，这一点不可否认。在这里，基督教重新成为一种风尚……”（转引自G·舒尔茨，第124页）。那么，诺瓦里斯，如忧虑不安的歌德所嘲笑的那样，是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皇帝”或“拿破伦”吗？在给施莱格尔的信中，诺瓦里斯毫不怀疑地把自己视为“新时代——宗教时代的新生儿。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就开始于这种宗教……”（《书信集》，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