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浪漫主义文学的发源——《楚辞》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 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楚辞》代表人物：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

    宋玉

    战国时期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

    淮南小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

    严忌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

    景差

    战国时期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

    王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谏议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

的长文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几乎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而罪名就是“浪漫主义”。他攻击新诗的情感倾向，说“有人调查一部诗集，统计的结果，约每四首诗要‘接吻’一次。若令心理分析的学者来解释，全部新诗几乎都是性欲的表现了”。他觉得“浪漫主义者所需要的文学是‘从心所欲’而‘逾矩’的文学，这种文学是不负责任的”。这篇文章几乎是给浪漫主义宣判了死刑，他说，“据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我觉得浪漫主义的定义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无益的。”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和诗学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左联成立以后，随着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引进，高尔基的积极浪漫主义观被左翼文学界广泛接受，1937年以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思想的雏形在周扬那里基本形成，1950年代几乎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革命浪漫主义”被固化在了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之中。　(三)　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形态的生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它与西方的浪漫主义并不相同。西方的浪漫主义是与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相对举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浪漫主义是在反古典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文学思想上是对古典主义的理性和秩序的颠覆 五四以后，随着革命文学的迅速发展、左联的成立和诗歌大众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受日本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迅速传播和深入的讨论。五四落潮时期，早期革命文学的鼓动者针对新诗坛的一味的感伤、浮夸和浪漫就提出了诗歌应该密切联系现实的问题。恽代英认为新诗应当“‘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20〕。邓中夏向新诗人提出了三条意见，其中两条就是“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民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新诗人须从事革命实际活动”。〔21〕到1929—1930年左右，左翼新诗运动更是蓬勃发展，普罗诗歌社团纷纷成立，对有的社团郭沫若还亲自予以指导，鼓励他们“‘多采取劳苦大众的呻吟、呐喊、信号’”〔22〕。普罗诗歌理论也有另一种倾向，就是把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等同于现实，甚至将理论、口号、方针和政策等具体思想要求和工作思路直接等于诗歌。郭沫若甚至公开说要做“标语人”、“口号人”。〔23〕左联成立以后，瞿秋白、周扬等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周扬对苏联批判“拉普”的左倾错误和重新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介绍，同时他还给浪漫主义留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