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

　为了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屈原，国学网我为大家收集整理到以下国学知识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一个水汽淋漓的节日，走进民族的情感深处。从长远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并非宣传教育的结果。

　他来自浪漫的楚风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开头。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便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南方文化发育在远古迟于北方，荆楚曾长期遭受中原文明的歧视与征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与现实密切关联。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屈原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

　屈子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汽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

　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大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便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之悲剧，真是一个最彻底的悲剧!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先秦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他一再被疏被逐，宫阙日远，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他为祖国而生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主要人格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文化落后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雄踞西北，虎视鹰瞵。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楚国比齐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

　可是，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一般认为，此时的屈原绝望，遂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祖国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作为楚国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他又是一个被楚文化浸润透了的士人。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情感的基础。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特别“记仇”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主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楚国有最鲜明的文化标记。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子重新立为“楚怀王”。秦最终亡于楚人之手。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在天界的快乐便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庄子以《逍遥游》完成想象中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

　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从《橘颂》到《怀沙》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的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穿于疏远流放全过程。“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正当青春的屈原，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放眼天下，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豪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个一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却仍以既有的赤子人格应对，则必会陷入困境、绝境。

　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楚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离骚》开篇即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

　注重修身、以道自任、自高自贤，中国早期士人已形成此共性。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正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

　屈原要救国，但个人并无救国力量。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未必能持久。当某种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状态。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屈原既把自己想象为美人，也把怀王想象成美人，屈原不但是“弃妇”，也是为美人所弃的“弃夫”，两种想象实无不同。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意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真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屈原的“求女”意象每为后代文人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却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离骚》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最后就剩下捍卫人格、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原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葬自己于祖国水土，赤子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屈原人格的彻底性与悲剧的深刻性相一致。

他是一面镜子

　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即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骚》就像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司马迁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历代文人、非文人围绕屈原，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的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中年后奉诏修史，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对屈原从人格到作品全面否定，在《离骚序》等文中指责屈原“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不合儒家“法度”。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作《楚辞章句》，对后世影响甚大。与班固相反，王逸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他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却“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王观点虽相反，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班固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皆厚爱屈原。他们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蒙冤的屈原对话。“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与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

　竟也有憎恶屈原的诗人。中唐诗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对屈原评价之低令人瞠目：“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这简直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之举。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如此仇视屈原，原因何在孟郊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眼里只有功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俨然已成“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

　对屈原的解读，至王国维、梁启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对屈原的曲解仍然存在。

　屈原是一面镜子，每个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

　 一座文化丰碑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铸伟辞”(刘勰语)，自成天籁，《离骚》是也。屈原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屈子精神极大地扩张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情感深度。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参照，有了深度，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楚国郢都“九次”。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原横空出世般的伟大文化创造，与其非同寻常的爱国激情深度关联。现实困境是立体的，人格是立体的。只要有一方不陷入极端状态，就不会有彻底的悲剧。极而言之，如把爱国精神从屈原身上剥离，其作品其文化创造则无法解释。

　读到一当代文化名人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说：“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当年的‘国界’早被诗句打通了，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作者将多种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不成立。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版图都扩大了不少，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速朽。屈赋楚辞的每个字都浸透着爱国血泪。屈原因此才超出了“当时当地”，成了中国的、世界的。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文化创造，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伟大不朽的。深邃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政治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诗句固然可以超越国界，真实的“国界”却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秦国铁蹄横扫六国国界时，完全不会理会屈原的诗句。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在现实中亦未必绝迹。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的文化创造。现实中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降低了屈原的文化意义，这无疑极端荒谬。

　数千年间，屈原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文化营养。这种营养不可或缺。可是，数千年间，朱熹们反复欣赏玩味并企图加以利用的实际是屈原的婢妾心态。婢妾心态，这一定不是屈原与生俱来的，一定不是屈原的主体人格，是屈原人格被压迫被扭曲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但屈子自杀，他该是要把那婢妾心态也杀掉吧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历史知道，应该把谁立为丰碑。真正的诗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诗人。

因为爱情。

神女为女神古称。神女与女神，是古代中国文学对神话中神_女性的称谓，但二者的广泛使用时间不同。神女多见于古籍。如战国时期楚国宋玉《神女赋》：“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即指天帝小女儿巫山神女。

类似偏邦的楚地缺少教化之气，那里的美学更难脱几分浪荡和野性。因而，那些神女倾诉情爱和欲望表露的坦然，在文章里显得如此风光旖旎，却正是楚风浪漫飘逸、近乎自然之处。逮及以儒家为主导的北方文化统治中国。

后世以“神女”谓妓女，盖因对宋玉《高唐赋·序》之误解。

赋中写道：“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故事的发生地在楚地，而较之同时期中原地区，楚地风俗很古老 ，在中原礼教看来“愿荐枕席”不合乎礼教。但在楚地，这却是正当合理乃至高尚的行为。从《高唐赋》原文来看，楚王如果想要会见神女，一定要先斋戒，选择良辰佳日，心怀诚意，不遭迷惑，要思百姓、忧国祸、广开圣贤言路，修正不足 。由此便可见神女在楚地文化中的神圣地位。神女在《高唐赋》和《神女赋》中是被绝对赞美的对象。

在楚地古文化中被视作当然的东西在儒家文化的标尺之下变成“非礼”，所以，后世将“神女”作为妓女指代这一状况，并不能归咎于神女本身的品质问题，其真正根源乃是文化大环境的更替和世道人心的嬗变。

类似偏邦的楚地缺少教化之气，那里的美学更难脱几分浪荡和野性。因而，那些神女倾诉情爱和欲望表露的坦然，在文章里显得如此风光旖旎，却正是楚风浪漫飘逸、近乎自然之处。逮及以儒家为主导的北方文化统治中国，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不理解与排斥性就表现在某些文化观念的认同上，神女形象变化的一个小小切口其实影射出背后一个更大层面上的文化隔阂。儒家这种文化观念又不能完全适用于植根于楚地本身的土著文化，所以神女的蒙冤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况且宋玉《高唐赋》的末尾，有“王将欲往见之（神女），必先斋戒……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这样的话，明明是把神女放在和国家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了 。而“小儒俗吏不通天人，罔识神女主山之由，莫察诗人托喻之心，苟见奇异，肆为诙嘲。山灵清严，固不降惩，”……“往者常说朝云（神女）之事，其必曰王因幸之者”……“至后作《神女赋》，则不及山川，专以女喻贤人。” 也就是说，宋玉二赋本有其大义，而后世俗人却将其视作儿女私情，加以指摘，亵渎神女。 真正有识之士则将“神女”作为美好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等 。

《文选·高唐神女赋》所创造的“巫山神女”形象，既涵有十分重要的原始巫术文化信息以及中国早期文学起源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文化意象。

本人研究巫山神女，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巫山神女”的含义，早期，是神性意味重于世俗意味的，而越到后来，越走向世俗，表达娱乐、身体需求、性自由、两性欢会与女性挑逗与主动的意味，甚至流于滥调陈辞，这是中国俗文学自身的反经典与解结构特点所决定的； （因而用“神女”一词指代妓女并非神女的过错，其原因有文化大环境的更替，更有迎合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世俗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且恐怕更多的是因为世俗文学对宋玉二赋的俗化理解。塑造神女的宋玉本人在李白 杜甫 等诗界文豪眼中是忧国忧民、志向高洁的志士，而到了世俗文学里，宋玉则成了烟花丛中的多情才郎）

(二) “巫山神女”一词，在古代文学中，仍有不同的文体系统；系统中的词语，是意义自足的。换言之，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尽管从汉代即已有俗化的倾向，仍不妨诗人将其最高理想比为“神女”。李商隐即是一典型。

（三）至少可以清理出三种女性面相：一是精神人（美人芳草、贤人君子，超越两性性爱的精神生活涵义），二是唯美人（纯情的、唯美的、境界的绮情幻思），三是功利人，四是身体的美人。尽管，四种面相并非不可以重叠互杂，但是其使用的层次与差别依然是明显存在的。

（四）在很高的创造性写作中，不同的层次意涵，是可以兼用的。

上个世纪，一位女诗人的船经过了云雾缭绕的神女峰，顾盼间江潮翻涌不息，看不清神女面容的委婉，却忆起《高唐》《神女》中的浪漫，感叹到：“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舒婷《神女峰》）是人心把美丽的梦变成*邪，是人心把美丽的忧伤变成谄媚，同样也只有人心能够把历史、文化和当中的个人立体化，还给宋玉一片忠贞，还给神女一份神圣，还给巫山云雨一个超脱世俗的名分。

见过红纸伞吗？它有如水的竹骨、如水的伞面，上面题写着《蝶恋花》的断句，绣着绿色的国画

继贾平凹《废都》、陈忠实《白鹿原》之后，又一部爆响文坛的重磅炸弹——陕西实力派新锐作家谭易倾情力作！

2004年华语网络文学论坛中最受网友青睐和追捧的文学小说，同时也引发了谭易现象、《红纸伞》现象，给网络带来前所未有的激荡。

谭易先生十年一剑之作——《红纸伞》，传统文学试剑网络江湖，以百万“伞兵”为网络后盾，撼动贾平凹商州文学霸主地位，炸响陕军东征第三炮。

这是一部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小说，它用幻化的方式抒写真情与挚爱。全书始终沉浸在一种强烈的主观情绪之中，以其饱含激情的唯美手法进行叙述，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常常能体会到作者这种时常不能左右自己的写作状态，因此《红纸伞》也就极易以哀伤凄美的故事与华丽狂热的情绪、细腻深挚的文字感染读者。当阅读完全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人物与情节，所有的生死恨，所有生死爱恨，所有的语言与情绪都沉淀结晶，而能在脑海中存留的就只有那能抵挡一切时空侵蚀与变异的字眼：情。

谭易长篇小说《红纸伞》以地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杂交地带的商州为背景，融入民间的巫鬼文化，弥漫着古老神秘的文化韵味。小说跨度自清末至21世纪，涉及商氏家族五代人，描绘了附着在红纸伞上的九个女子前生后世的悲欢离合与抵死缠绵的爱情纠葛。小说中古典意象的大量出现也营造出流动的古典气韵；运用自由的章法架构与现代的表现手法，透过华美、香艳的语言，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凸显出特有的艺术延展性和艺术张力。 ISBN：9787501542451

字数：532千字

页数：475pages

印次：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

版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数：000001~100000册

定价：4800元

纸张：平装 一 弥漫着神秘文化韵昧的背景

长篇小说《红纸伞》中，作者谭易在对情节精心设计的同时，在小说大背景的勾勒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上弥漫出古老神秘的文化韵味。小说通过对江南伞店作坊、潮湿的雨镇、旖旎山水的商州城、神秘森林的黑石寨匪穴、小桥流水的古镇深宅等等诸多民俗风情、风景世态的展示，全景呈现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商州。

商州自古就是个神秘的地方，位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汇地带。楚地自战国开始就有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就有“楚人信巫鬼，重*祀”的记载，民间祭祀时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祀神的巫歌与音乐舞蹈相结合，风格热烈活泼，富于浪漫情调。悠长的历史源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热情奔放、奇诡浪漫的楚风楚韵。楚人楚地楚文化具有的独特风韵，使其民俗风情显得多种多样、多姿多彩。

商州地理位置的过渡性使商州文化中楚风更烈。“楚辞”是楚文化的凝聚和结晶，打开“楚辞”，扑面而来的是迷幻绝艳的神秘氛围；楚地艺术多与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因而商州的风土人情也受到了巫文化的深深浸染。秦汉风采中更可见其神秘性：秦汉人相信灵魂的存在，想长生不老，秦皇汉武便是典型，于是奉神仙，行黄白之术，制不死药的方士应运而生。同时域外神秘异物的传人大大助长了巫风的蔓延，这一切都浸入民风民俗流传至今，形成了三秦神秘的文化心理特征。

谭易生长于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自然受到了三秦文化中神秘特质的浸染和当地丰富的民间文化的滋养，所以《红纸伞》中有浓郁的乡风民俗和佛道鬼神观念。谭易似乎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主义的精髓，经由心灵、情感的浸润，在情感记忆中渗透融和，整合为对情感与生命的审美体验，并将其注入《红纸伞》中。

小说借鉴商州民间的巫鬼文化，对鬼神、宿命、轮回、占卜、风水、佛禅和房事秘闻等进行描写，借助幻觉和神秘意识创造了绚烂的红纸伞、诡异的玉蝴蝶、神异的红璎珞等种种神秘事物，不但屡屡写到灵物和灵异现象，还有人与鬼的几世纠缠。如胡玉蝶化身厉鬼飘荡在桃花林梢，埋有玉蝴蝶的万年青发出的诡异绿光刺瞎了新娘雨蔷的眼睛，娇蕊满箱尘封多年的珍贵行头在她和旧情人重逢时瞬间化为齑粉，一只叫绿唇儿的鹦鹉让哑女秋晓学会了说话……小说跨越生死的界限，不以人物肉体死亡作为形象的终结，而以人的肉体消亡之后灵魂不灭的“鬼”作为形象的延续，使几代人与鬼彼此聚扰牵挂，相互碰撞，展示出极端异化的纯真爱情、同性恋、畸型恋和人鬼恋等，使世俗的男欢女爱、情欲纠葛得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扩展至鬼神的世界。死亡的诡谲气氛、生死之间永恒的张力以及因爱而恨生出的神秘诅咒，都将宿命的力量融人无尽缠绵的爱情，并对其进行全新诠释，让残缺衬托完美、割裂映照和谐、绝望变为希望，以唤醒人们去追求至高至纯的人情、人格、人性与思想精华。人鬼情事和灵异传奇的描写，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其中所蕴涵的宿命色彩将巫文化渲染得非常鲜明。这实际上都是作者对商州民间文化精神的一种把握。神秘主义无疑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奇异的色彩，使其审美意蕴有了超越时空的哲理趣味。

另外，作者在商州风情、民俗工艺、中国戏曲、人物服装、刺绣织染及丰盈充彩的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都做了深入挖掘和细致研究，如对纸伞的制作工艺、布匹的织染工艺、地方戏曲的程式技巧和刺绣的针法等古老的传统民间文化都有极为翔实、细腻的描写，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内涵。作者以灵性的文字和诡异的商州爱情故事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神秘而浪漫的商州，几千年来积淀的厚重文化在小说中飞扬成唐风遗韵般的风情韵致，这使《红纸伞》将艳丽的文化口红精致地涂抹在商州这张古今交汇的脸上，使其成了商州古老文明的守望者。这种文化风韵，在作品中似乎只是历史刹那回眸时的嫣然一笑，但也足以倾人城。

二 抵死缠绵的爱情主题

小说以古商州一个老伞店为背景展开故事，以红纸伞为载体，运用超越时空界限与一般人生死观念界限的浪漫手法，贯穿几代人的生命历程，描绘了附着在红纸伞上的九个女子前生后世的悲欢离合与爱情纠葛，其中有凄美哀艳的爱情、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还有痴迷不悔的同性之恋、悖伦灭门的红尘畸恋、抵死缠绵的人鬼之恋……小说的时间跨度从清末开始，历经民国、新中国成立，直至21世纪，涉及商氏家族五代人。作者以浓烈的文字，描写那些多情男女及其子女们如何身不由己地在时代与命运的大潮中抵死的情爱纠缠和无奈挣扎。古玉龙、小桃红、雨蔷演绎着古老伞店的传奇，古老的商州伞店在雷击电霹中化为灰烬，招蜂惹蝶的伞店老板在桃花林里被烧成了黑炭；阳子、桑眉和伞郎再次重现历史的悲剧，伞郎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伞店虽然被毁，情债却在岁月里积累；商痕、商彤、钟情始终走不出家族的阴影和困扰，挣脱不了红纸伞神秘的笼罩。在婀娜、旖旎却又充满宿命、凄迷的红纸伞的遮蔽下，人物似隐身在纱一般的历史迷帘后躲着藏着，却又勾着露着。人物命运自民国军阀时代乃至现代生活，鉴证了一方情天热土上痴怨男女的苦乐日子，以及他们再续情缘时的生灭轮回，整部小说如诗如泣地诉说着人生的滚滚红尘，将读者带人一个奇妙的情爱世界。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提出了“至情”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为了表现“至情”，在《牡丹亭》中运用了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离奇情节。谭易与汤显祖有着类似的价值与情感取向。《红纸伞》虽然也从侧面叙写了一个伞店的兴衰与商州的一段发展史，表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但作者仅仅是简约地勾勒出其中包含的庞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家族兴衰背景，其着眼点侧重于写“情”。全书用炽烈饱满的激情文字，讲述的一个又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既深蕴着割舍不断的亲情，又不时插入纯真挚烈的畸形恋乃至同性之恋，更有穿越时空、纠葛不清的人与鬼的恋、怨、情。

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与情节，仅仅是以简单的时空顺序安排事件发展，并以抵死缠绵的爱情为基石构筑整个小说的大厦。人物命运间种种光怪陆离的联系，就缠绕在生死不灭的情中不断地发展、变化、断裂和更新。为了表现“至情”，作者甚至刻意运用命运错位的手法，把今世两个相遇的人残酷地分开，让本来最心心相印的情侣背弃。这种刻意的相思格局在书中层出不穷。于是，读者在一次次心动和等待中流下了最冷的泪水，在一次次的爱情残缺中体认着悲剧的美感，在持续的情感掠夺中感受到了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这就是《红纸伞》极易打动当今滚滚红尘中的读者的麻木心灵的地方。

三 古典意象和古典气韵

《红纸伞》中运用了大量的古典意象，绚烂的红纸伞、诡异的玉蝴蝶、神异的红璎珞等在小说情节中彼隐我现，前连后缀，相互呼应，为整部作品营造出流动的古典气韵。红纸伞是全书最动人心魄、最具冲击力的一个核心意象。红纸伞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中经典的传统意象，文人墨客和艺人多对其钟情不已。贯穿小说始终的红纸伞，据说制作工艺在商州已经失传，但在谭易笔下，“红纸伞”被活灵活现地“制作”出来。它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物象，更是一个附着爱情与命运的神秘意象：艳丽的红色象征着美丽的红颜女子，纸的质地象征着爱情虽美却脆弱易碎，“伞”即“散”，预示一个个始聚终散的悲凉结局。《红纸伞》下的男女主人公，情始于“伞”，缘起相爱；爱终于“散”，缘落情尽。伞的一开一合，人的一聚一散，人间的悲欢离合缘聚缘散在伞上演绎。红色固然鲜艳，却透着浓浓的血腥气息，于浓重诡秘中透出人物情感命运的惨烈：红纸伞的第一次出现，就让商家伞店的开山鼻祖商时月为自己所爱的女人离魂游荡，几经磨难后虽赢得美人归，却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商州重新创业，而以后红纸伞带来的劫数又不断被商家子孙的艰辛情路所应验。

除了红纸伞之外，作者还选取了中国传统意象中的玉——玉蝴蝶及玉质的红璎珞。一对玉蝴蝶，既是胡玉蝶报复古玉龙始乱终弃的利器，又是商子丹与古玉龙之妻商雨蔷的爱情见证，并成为商寒与商子丹父子相认的信物；一串代代相传的红璎珞上，每一颗玉石都代表着一个女人的一生；一对琵琶扣，记录了三代人、三对男女、一双孪生兄弟的爱情和亲情。这些古色古香、富于韵味的灵物每一件都有着古雅精致的质地，都凝结着数段凄美的爱情，都被浓郁的情感所深深浸润，并因为汲取了爱情的精魂而滋养出非凡的灵气和神秘的力量。它们不仅在情节发展的重要关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且自身也因为层层的情感积淀而呈现出醇厚的古典韵致。这些具有浓郁传统色彩的饰物是作者在这华丽的长篇中精心镶嵌的一颗颗神形各异的宝石，在一段段情感激流的旋涡中焕发着奇异而神秘的古典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意象选择上的显著特色是对红色的偏爱，这凸显了作者的红色情结。作者对红纸伞、红璎珞、红狐之恋等一系列意象的浓墨重彩的渲染，使整部作品的意蕴呈现出鲜明的传统色彩。在中国人的文化体认中，红色代表喜庆和热情，它张扬而饱满，素为中国民众所崇尚。作者对纸伞工艺、花娘刺绣和戏装行头的细针密线地描写，颇得红楼神韵，颇具艺术价值。由于大量古典意象、古典诗词的借用，作品洋溢出浓郁的诗情画意，古典意象、古典诗词带来的古韵又使作品与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实现了某种微妙的沟通，单纯的爱情也由此获得了文化的底蕴，作品也由此自然而然地承载了更多的内涵。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这部小说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和民间文化的联系，使整个作品在历史的维度上有了深入和扩展，从而厚实了作者所描绘的情感世界。因此，《红纸伞》与同类作品相比，有着并不多见的文化气韵，颇具可读性，这大概是它能跨越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两界的重要因素。

四 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创作风格

首先，是自由的章法架构与现代的表现手法。

《红纸伞》的章法架构带有鲜明的现代自由特色，甚至带有在网络文学中最流行的魔幻小说的结构手法。小说的缠绵爱情故事及其叠出不穷的凄艳意境都置于作者洒脱的意念指挥之下，完全服从于作者的主题表达需要，让人物在自己的意念中生生死死。我们看《红纸伞》时，似乎看到了书中人物化成一根根伞骨，他们一概附着在命运的伞柄上，随时光四季的变迁而时拢时收，他们彼此一时近在咫尺，须臾各奔天涯，人们披风挂雪地来了走了，伞也由此频频地被沐浴着时代的风雨。艳丽的伞面被作者一次次撑开以后，变成了所有出入故事中的人物的情天恨海。伞面终究破了没有——无从考究，只伞上那“霜天晓”诗句历久弥心地敲打着光阴交媾下的晨曦和薄暮。小说中人物诡异波谲的命运变迁让一个“情”字超越生死、穿过时空，在“红纸伞”划出的生命轨迹里，演绎了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发生的地点变换频繁，甚至难以弥合、拼接，但是作者巧妙自然地把荒僻的商州和繁华的大连、异域的日本和中国的内陆和谐地构筑在一起。在线索上，作者隐约地勾勒了民国动乱、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背景，种种这些，没有现代表现手法是很难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小说甚至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它用时空结合的顺序安排事件发展，这种安排又以毫无预料的速度推进人物命运间存在的有机联系。在小说中，你可以看清事件、人物和地点，但不能预示人物命运，它存在着变迁，甚至一点点的错位就可以把今世两个相遇的人残酷地分开。加之作者打破了时空界限，穿越生死畛域，想象非常恣肆，这样的叙述方式使作者对情感的理解和体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表达空间，呈现出鲜明的现代风格。这使凝结于红纸伞下的一个个悲情的故事，深深地浸*着作者浓烈的主观色彩之中，呈现出一种诡异与神密的故事架构。

长篇小说容量大，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远大于其他文体，因此作者多采用全知视角，间或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进行叙述。这样虽使叙事宏大且更具历史沧桑感，但从另一方面也严重削弱了小说的个性色彩。《红纸伞》却反其道而行之，舍历史而就个人，舍博大而就情爱。就叙述视角而言，《红纸伞》多采用叙述者与角色合一的限知视角，选取了深陷情网之中的个体主人公视角，浓墨重彩地从主观体验出发推动情节的演进；只有在必要的场合下才采用全知视角交代情节发展，这就使得全书笼罩着浓重的叙事主观色彩。小说的一个个片段、一个个凄清的爱情故事，大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开的，以几代女性的不同经历和意识，用最华美、浪漫、柔媚、香艳和疼痛的镜头语言来结构小说。所以，这部小说具备了细腻的特质，使读者深刻地把握到女性对情感的渴求、对情欲的真实感受、对男人的期望与失望……因此，小说中的男性在那一个个甘愿为情而死、为情而孤守终身的女性面前，都显得渺小而苍白：那始乱终弃的古玉龙，在关键时刻临阵退缩的将军，甚至一度敢做敢当的古居也在式微面前溃逃过……与其说这些男性形象太软弱，毋宁说这是在传统意识中被男人忽视的女性内心真实的男性形象。

所以说，这部小说创作意态上的自由是纯粹个人的，它宣泄的是一种独特的哲思。谭易行文的自由具有典型的当代前卫艺术的本质特征。这样的叙述方式使作者对情感的理解和体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表达空间。但是单纯的情感表述，虽可以充分宣泄作者的情绪、激荡起读者的心灵涟漪，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内容的深度呈现。

其次，是华美古典的语言风格。小说的故事背景虽跨越了几个时代，但作者在社会历史方面着墨不多，全书的古典气韵并非纯粹来源于历史背景，更多的是来源于其颇具古典韵昧的语言特色和多处引用的古典诗词。按作者的说法，小说上部写前生，下部写今世。从时间上看，上部属于古代的尾声，下部属于现代。然而即使在属于现代的今世，作者仍以一句“四季风雨四季秋，望断红尘，谁染霜天晓”来演绎主要情节。作者刻意借鉴古典小说的语言风格，在展现和揭示思想主题时，采用了浪漫、惟美、古典的语言，其特色一如华美的绸子，有冰冷的花纹和细腻的质感，有冷艳的颜色和芬芳夺目的视觉冲击，更有遗世独立的古典神秘味道。这些语言华丽优美、珠圆玉润、柔美香艳。作者对语言的驾驭如此轻松，就像清晨的呼吸一样流畅自如。好的文字都是有一种控制力和征服力的，它可以操控读者的情绪和意识，影响或改变读者的思想和观念，在一定范围内凝聚一批忠实的读者。谭易的语言风格在古典之外还充满了蛊惑力和激情，寂寞却不冷漠，世俗却不低俗，香艳却不妖冶，华美却不奢靡，深刻却不艰涩，古典却不孤傲，具有强烈的视角冲击力。作者文字中蕴含的极端感情和情绪极易打动受众，这是谭易文字具有暴君般操控力的重要原因。所以，有论者说谭易的文字是商州的织锦，殉情灿烂，浓情香艳，抵死缠绵，疼痛妖冶，是商州的艳鬼。很多网上跟帖的读者也盛赞其文字魅力。的确，《红纸伞》的语言好似能够唤起前生后世痛觉的文字的花朵，有着世间最浓艳的颜色，花自迷人，蝶自恋花，又似味道浓烈的兑上了些须砒霜、顶点儿**的百年老酒，让人很快迷醉。

初读这部小说的读者会恍惚以为作者应是一个穿着宽袍大袖的老先生，于古书斋中，一盆炭火，一炉清香，十年寒窗方写就。谭易为体会这种古典的意蕴和情绪，在创作时，特意买来一把红纸伞，撑开放置在电脑上，以营造古典与现代相和谐的创作环境。“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每当他去山下的墓园散步、思考时，这句古诗词都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常常幻想着亡灵从至情至爱到灿烂殉情的情景，他用心灵与之对话，人物的生生死死，爱恨情仇，一下子都泉涌而出。一次，他从一个形状古典、与众不同的墓碑上蓦地发现碑文刻着“望断红尘谁染霜天晓”的诗句，那一刻置身《红纸伞》人物世界的谭易一下子泪流满面，自认为那个墓主与他有缘。从这句诗他塑造了小说中“钟望尘”、“秋晓”前生后世的故事。

小说里的传奇色彩、悲剧氛围，殉身爱情和淡化政治的写作风格，以及谭易本人种种特立独行的个性，在某些方面像张爱玲，但其文字风格却迥然不同。张爱玲的描写是在云端里看厮杀，谭易的描述则是在焚烧自己，一个冷，一个热，却都指向苍凉的底色。谭易用一种富有激情、细腻惟美的手法，带着强烈的主观情绪讲故事，装饰着商州红男绿女的爱情，点缀和丰满着商州文学恢弘厚重、清丽委婉的个性风格。小说《红纸伞》也正是以卓尔不群的抒情姿态统领全局，游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施展它特有的艺术延展性和艺术张力，着力营造民族化的传统美感，使当代人在熟悉而独特的美学享受中，领会到了经过提炼过滤后的现代思想精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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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1999：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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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出版社，2003—2

Wandering between the Fields of Classic and M odern：

The Art Tension of‘‘Red Paper Umbrella’’

SUN Liu—xin

(College ofLiteratur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75，China)

Abstract：Tan Yi’s novel“Red Paper Umbrella”，taking Shang state as writing background which is the joint where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meets Chu’S culture and integrating with state folks of sorcery ghost culture，is filled with air of old and mysterious cultural lingering charm．The novel spans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contemporary era，involving five generations of the Shang’s，describing the joys and sorrows as well as their touching love afairs of nine women，who are adhered to the red paper umbrella．The classic images that emerge frequently in the novel construct flows of classic flavor．The free composition structure and modem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are used to show the novel’s special art ductility and art tension．Through gorgeous and romantic words，the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world integrate harmoniously in the novel．

Key words：“Red Paper Umbrella”；Shangzhou literature；Tan Yi 谭易，原名淡晓毅，1969年生人，陕西省丹凤县人。母亲喜爱文学戏曲，是贾平凹的小学语文老师。受母亲影响，谭易自幼喜欢文学艺术，痴迷写作。曾做过广告公司首席策划，《女友》、《深圳青年》杂志编辑。1995年起在《十月》等期刊发表过众多文学作品。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红纸伞》。另有谭易亲任编剧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关西无极刀》、《落泪成金》以及四十集电视连续剧《红纸伞》、《龙凤驹》等作品。

谭易长篇小说《红纸伞》 上部 前世

第一章 红情

第二章 绿衣裳紫衣裳

第三章 被花恼

第四章 倦寻芳

第五章 红殇

第六章 墓园故事

第七章 绿唇儿

第八章 此去经年

第九章 魅影

第十章 戏剧时代

第十一章 水月梦花

第十二章 今生已惘然

第十三章 莫问沧桑

下部 今生

第十四章 离情正引千丝乱

第十五章 商痕的小说：隔着一世看你

第十六章 商痕的小说：妈妈家，我所看到的痛

第十七章 商痕的小说：父亲和他情人的樱桃谷

第十八章 商痕的小说：重返樱桃谷

第十九章 我想变做一匹马

第二十章 锦书难寄西飞翼

第二十一章 红狐之恋

第二十二章 涕零双坠

第二十三章 世纪之约

长篇小说《红纸伞》出版后序

打开一把红纸伞，打动一颗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