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运动特点

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运动特点崇尚主观，文艺思潮。产生背景坚决反对、冲破一切古典主义既定规则，是作为一种公然反叛的力量而崛起的，创作思想崇尚主观，强调艺术家的激情想象与灵感，无视艺术程式的束缚，不受生活真实的局限，艺术形式用强烈对比和夸张，使舞台上色彩斑斓，自由多变，充满机巧和突转，处处出奇制胜。

德国浪漫派第二阶段大约自 1810年至1820年，一般称为海德堡浪漫派，以荷尔德林为代表。他们比较重视创作和整理“国故”，并以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工作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标志之一。

浪漫主义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变革运动的失望之情，资产阶级发动变革之后，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仍然沉闷，人们为了逃离、躲避现实社会，开始将兴趣转向神幻世界和自然世界，打算从自然界的森林、原野、溪流、山峦等景物和莎士比亚、歌德、海涅等文学巨匠的著作中，寻找一些精神安慰，并寻找他们的虚幻、美好的理想社会。

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中，作为启蒙运动的对立面，还有浪漫主义的思想的兴起。浪漫主义思想运动起自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中叶，但它的影响直到今日尚未消失。从历史的观点而论，浪漫主义起自对过分强调理性和普遍概念的启蒙运动的反动。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与浪漫主义之间有许多对立，同时也有许多相互间的影响。浪漫主义推祟情感，主张想象力的创造性发挥，坚持美感第一的美学标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其中，康德和黑格尔对历史演变的见地和费尔巴哈对人性的理解，都在他们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带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浪漫主义是多姿多彩的，其共同点就是用丰富的生命哲学来取代理性与概念。就此而言，不少哲学家应视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某种形式的结合。如康德、黑格尔就是把理性在某些方面加以浪漫主义膨胀，从而使他的观点成为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罗素认为，浪漫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东西，一种是过分强调理性以及虔诚的希望的浪漫理性主义，一种是表现为对理性的低估的非理性主义，后来的尼采就属于后者。因此，浪漫主义不是什么严格的思想体系，往往是人们用来指思想家、哲学家的某种倾向或表现。在历史哲学中我们可以见到从浪漫主义发展为历史主义的轨迹。黑格尔哲学把任何历史形式都纳入绝对观念发展过程的必然地位之中，这样历史形式就有了超时间的有效性，历史事实的独特性被取消了，历史的自由和不可归约性也被否认了，成为一种思辨的历史主义。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则不同意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忽视历史特点的观点，他不把历史看作是人性的普遍特征的表现，而强调历史在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去研究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

这些变化说明在思想史中不同思潮的互相补充和迭起是合乎规律的。任何时候，人类的思想发展都不是铁板一块。有理性主义的发展，就有浪漫主义的补充；有浪漫主义的挥洒，就有历史主义的规范。具体思想家的思想则更复杂，更需作具体分析。

启蒙运动时期

浪漫主义运动尽管起源于卢梭,最初大体是德国人的运动｡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们在十八世纪末都还年轻,也正是当年轻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看法上表现出最富有特色之处｡那些没有幸运夭折的人,到末了让个性泯没在天主教的齐一模式中｡(一个浪漫主义者如果原来从出生是个新教徒,他可以成为天主教徒;但若不是这样,就不大能当天主教徒,因为他必须把天主教信仰和反抗结合起来｡)德国浪漫主义者对柯勒律治和雪莱起了影响;与德国的影响无关,浪漫主义观点在十九世纪初叶在英国流行开｡在法国,自王政复辟以后,直到维克托·雨果,浪漫主义观点大盛,固然那是一种弱化的浪漫主义观点了｡在美国,从梅厄韦尔(Melville)､索娄(Thoreau)和布洛克农场可以见到近乎纯粹的浪漫主义观点;稍有缓和的,从爱默生(Emerson)和霍桑(Hawthorne)也见得到｡虽然浪漫主义者倾向于旧教,但是在他们的看法上的个人主义方面,总有一种什么牢固不拔的新教成分,而且在塑造风俗､舆论和制度方面,他们取得的永久性成功几乎完全限于新教国家｡

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的叛逆者做得更妙：他们感觉自己并不是与神合一,而就是神｡所谓真理和义务,代表我们对事情和对同类的服从,对于成了神的人来讲不复存在;对于旁人,真理就是·他所断定的,义务就是·他所命令的｡假使我们当真都能孤独地过生活而且不劳动,大家全可以享受这种自主状态的销魂之乐;既然我们不能如此,这种乐处只有疯子和独裁者有份了｡

孤独本能对社会束缚的反抗,不仅是了解一般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哲学､政治和情操的关键，也是了解一直到如今这运动的后裔的哲学､政治和情操的关键｡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下,哲学成了一种唯我论的东西，把自我发展宣布为伦理学的根本原理｡关于情操,在追求孤独这件事与炽情和经济的必要之间,须作一个可厌的折衷｡DH劳伦斯(Lawrence)的小说《爱岛的人》(The Man Who Loved Islands)里的主人公鄙夷这种折衷越来越甚,最后冻饿而死,但他是享受着完全孤独而死去的;可是如此程度的言行一致，那些颂扬孤独的作家们从来也没有达到过｡

文明生活里的康乐，隐士是无从获得的。想要写书或创作艺术作品的人,他在工作期间要活下去,就必须受人服侍｡为了依旧感觉孤独，他必须能防止服侍他的人侵犯他的自我,假如那些人是奴隶,这一点最能够圆满完成｡然而热烈的爱情却是个较为困难的问题｡一对热情恋人只要被看作是在反抗社会桎梏,便受人的赞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恋爱关系本身很快地就成为一种社会桎梏,于是恋爱的对手倒被憎恨上了,如果爱情坚强,羁绊难断,就憎恨得更加厉害｡因此,恋爱才至于被人理解为一场战斗,双方各在打算破入对方的“自我”保护墙把他或她消灭｡这种看法通过斯特林贝利(Stringberg)的作品,尤其还通过劳伦斯的作品,已经众所周知了｡

按这种情感方式讲,不仅热烈的爱情,而且连和别人的一切友好关系,只限于在能把别人看成是自己的“自我”的客观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若别人是血缘亲属,这看法就行得通,关系越近越容易做到｡因此,人们强调氏族,结果像托勒密家系,造成族内通婚｡这对拜伦起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知道;瓦格纳在济克蒙特和济克琳德的恋爱中也流露出类似的感情｡尼采喜欢他的妹妹胜过其他一切女子(固然没有丑事),他写给她的信里说:“从你的一切所言所行,我真深切感觉我们属于一脉同根｡你比旁人对我了解得多,因为我们是出于一个门第的｡这件事和我的‘哲学’非常调和｡”

民族主义

民族原则是同一种“哲学”的推广,拜伦是它的一个主要倡导者｡一个民族被假定成一个氏族,是共同祖先的后嗣,共有某种“血缘意识”｡马志尼经常责备英国人没给拜伦以正当的评价,他把民族设想成具有一个神秘的个性,而将其他浪漫主义者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求的无政府式的伟大归给了民族｡民族的自由不仅被马志尼看成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且比较稳重的政治家们也这样看了｡这一来在实际上便不可能有国际合作了｡

对血统和种族的信仰,当然和反犹太主义连在一起｡同时,浪漫主义观点一半因为是贵族观点,一半因为重热情､轻算计,所以万分鄙视商业和金融｡于是浪漫主义观点宣称反对资本主义,这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因为前一种反对的基础是厌恶经济要务,这种反对又由于联想到资本主义世界由犹太人统治着而进一步增强｡拜伦很难得偶尔也屈尊去注意像什么经济权力那种庸俗事,那时就表达出上述看法:

谁掌握世界的平衡谁统治不论是保皇党的还是自由党的国会谁使西班牙的没有内衣的爱国者惊醒(这使旧欧洲的杂志全都叽叽喳喳起来)｡

谁使旧世界和新世界处于痛苦或欢乐之中谁使政治都变得油嘴滑舌谁使拿破仑的英雄事业变成幽灵——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基督教友培林｡

诗句也许不大铿锵悦耳,但是感情十足是现代感情,所有拜伦的信徒向来都发出了回响共鸣。 英国的浪漫主义的端倪在讽刺作家的作品里见得到｡在谢立丹(Sheridan)的《情敌》(Rivals)(1775)中,女主人公决意宁为爱情嫁一穷汉,而不嫁给一个有钱男人来讨好她的监护人和他的父母;然而,他们选中的那个富人化个假名,伪充贫穷向她求爱,赢得了她的爱情｡贞·奥斯丁(JaneAusten)在《诺桑格府》(Northan-gerAbbey)和《理智与情感》(SenseandSensibility)(1797—8)中嘲笑了浪漫主义者｡《诺桑格府》里有这么一个女主人公:她被1794年出版的瑞德克里弗夫人(MrsRadclieee)写的超浪漫主义的《乌铎尔佛的奥秘》(MysteriesofUdolpho)引入了迷途｡英国第一个·好·的浪漫主义作品就是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姑且撒开布雷克不谈,因为他是一个孤独的､瑞典宝利教派的信徒,难说是任何“运动”的一部分｡《古舟子吟》发表在1799年;柯勒律治不幸由魏志伍德家供给了钱,翌年进了格廷根大学,沉溺在康德哲学里,这并没使他的诗进一步工练｡

在柯勒律治､华兹渥斯(Wordsworth)和骚济(Southey)成了反动者之后,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憎恨暂时遏止住英国的浪漫主义｡但是不久拜仑､雪莱和济慈使它又复活了,且多少可说支配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

玛丽·雪莱的《弗朗肯士坦》(Frankenstein)是在阿尔卑斯山的浪漫情调的景色中与拜伦谈话的灵感启发下写成的,其内容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寓言体的､预言性的浪漫主义发展史｡弗朗肯士坦的怪物并不像俗语中把他说的那样,是不折不扣的怪物,他最初也是个温良和善的生灵,渴望人间的柔情;但是,他打算得到一些人的爱,而他的丑陋倒激其那些人的恐怖,于是逼得他凶暴愤恨起来｡这怪物隐着身形观察一家善良的贫苦小农,暗中帮助他们劳动｡最后他决意让他们知道他：

“我越多见他们,我要求得到他们的庇护和照顾的欲望越强;我的心渴望为这些温良可亲的人所认识,为他们所爱;看见他们把和美的容颜含情对着我,便是我的极度奢望了｡我不敢想他们会怀着轻蔑和恐怖躲开我｡”然而,他们真这样躲开了｡于是他首先要求创造他的人创造一个类似他自己的女性,等这件事一遭到拒绝,他便致力把弗朗肯士坦爱的所有人一个一个杀害,不过,甚至在这时候,当他完成了全部杀害,眼盯着弗朗肯士坦的尸首,那怪物的情操依然是高贵的:

“这也是我的牺牲者!杀害了他,我罪恶满盈;我此身的这位可怜的守护神受伤到底了!哦,弗朗肯士坦!你这宽宏大量､舍己为人的人啊!我现在求你饶恕我又有什么用是我,毁灭了你所爱的一切人,因而无可挽救地毁灭了你｡天哪!他冰凉了,他不能回答我的话……当我把我的可怕的罪孽总账浏览一遍时,我不能相信我还是从前那个在思想中对善德的美和尊严曾充满着崇高超绝的幻想的生灵｡但事实正是如此;堕凡的天使成了恶毒的魔鬼｡然而连神和人的那个仇敌在凄苦悲凉当中也有朋友伙伴;可是我孤单｡”这种心理如果剥除掉浪漫主义形式,毫无不现实的地方,要想找类似的实例也并不难｡旧德国废皇在窦恩对来访的某个英国人慨叹英国人不再喜欢他了；伯特博士在他写的一本讲少年犯的书里,提到有个七岁男孩把另一个男孩弄到运河里淹死｡这孩子的理由是无论他一家人或他的同年辈的孩子们,对他全不表示爱｡伯特博士以好意对待他,结果他成了一个有身分的公民;可是并没有一个伯特博士来担任改造弗朗肯士坦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