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浪漫主义的小论文

关於浪漫主义的小论文,第1张

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在中外文学史上早就有人运用,而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却是人类文化史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它发端于18世纪末的西欧,在西欧各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又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而作为文学观念形态上的现代浪漫主义,则是二者的融合。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一方面,浪漫主义诗学对自由的张扬、对个体的关注、对自然的归依、对异化的敌视等与道家诗学发生着遥远的呼应;另一方面,现代浪漫主义坚决反对“不撄人心”,它在个体与社众之间所保持的紧张战斗姿态与决绝反叛精神尤其是主体的焦灼感又完全不符合道家主张。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现代化与民族化是鲁迅构建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双重方向。代表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论著计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等。

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核心表述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就显示出鲁迅作为文化巨子的对于前辈学人的飞跃式超越精神与整体性推动浪漫主义建构步履的功勋。

围绕费希特哲学所爆发的无神论争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与莱辛相关涉的泛神论争论。在争论的最后阶段,即使费希特激情澎湃的《告公众书》(“在你们查抄之前,请先读一读这篇文章”,1799年)也不能阻止他被逐出耶拿。在这场争论中,诺瓦里斯明显是支持费希特的。关于《告公众书》,他当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这是一篇杰出的短文,使你可以了解我们的政府和牧师们的一个如此离奇的想法和计划,了解一个已部分实施的压制公众意见的计划。因此,这就要求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留心观察这些步骤,并从这些前提中得出重要的结论”(《文集》,第4卷,第270页)。在他的《杂稿》中,诺瓦里斯甚至还谈到,建立一个“理智的骑士团”——依据启蒙运动的博爱社会而进行的现实思考——将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还有谁会说:他没有捍卫理性的权利?或许诺瓦里斯在他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由此可见,把“启蒙运动”(莱辛!)和“浪漫主义”(诺瓦里斯!)截然对立起来,是多么地错误。那些把浪漫主义与1815年后梅特涅时期的政治复辟等同起来的人便倾向于这种对立(政治复辟的信号:1808年至1809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和宣传部门任职)。先是“青年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涅),然后是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例如格维努斯),最后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卢卡契)以启蒙运动来反对浪漫主义,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即是政治上的反动。与此相反,无论是向本世纪转折时期的“新浪漫主义者”,还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浪漫主义研究(如诺瓦里斯专家鲁道夫·翁格尔和保罗·克鲁克霍恩),都把浪漫主义看作只是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反动。

然而,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并非像笛卡尔与帕斯卡尔那样是纯然对立的。60年代以来关于诺瓦里斯的最新研究(W·马尔施、H·沙恩策、C·特雷格、P·皮茨、W·拉什、K·彼得)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们处于一种具有细微差别的对立关系之中。浪漫主义——正如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希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里斯的传记所揭示的——产生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逃避现实是一种粗糙低劣的陈词滥调。启蒙运动和早期的浪漫主义,在反对诸侯和僧侣的专制主义统治,拒绝偏见、迷信、伪善、压制和火刑,总而言之,在肯定人的自我解放方面,完全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浪漫主义与非理性最初只有一种间接的关系;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把理性与非理性,即人类灵魂、自然和历史中尚未被意识所达及的领域加以调和。因此,浪漫主义首先应理解为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在没有转向反动和复辟之前,它是现代范式中自主性运动的更进一步的阶段。

1799年11月,在耶拿的首次“浪漫派聚会”(其中有施莱格尔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卡洛琳和多洛泰娅、蒂克、谢林和里特尔)上,诺瓦里斯朗诵了他那篇很快就在朋友圈子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基督教或欧罗巴》。它激怒谢林写了一首“敌视宗教的”的揶揄诗, 而歌德作为仲裁人,也拒绝发表这篇文章。在诺瓦里斯生前,《基督教或欧罗巴》从未发表出版,即使诺瓦里斯全集的第一版也没有收入其中,只是在他死去二十五年后,才由施莱格尔在蒂克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出来。在后来的几版中,蒂克又把这篇文章给剔了出去,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以后,才正式付印出版,成为诺瓦里斯的主要著作之一。今天,《基督教或欧罗巴》被视为浪漫主义第一流的宗教、政治、诗歌文献。那么,诺瓦里斯是如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写出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的呢?

诺瓦里斯的诗歌作品,创作于1797年复活节他的未婚妻去世,到1800年夏天他自己突发致命的疾病这三年间,当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建立在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之上。面对索菲(以及稍后不久他弟弟埃拉斯姆斯)的死,诺瓦里斯仿佛觉得一切都是“死亡的、荒凉的、腐烂的、僵滞的”(第4卷,第179页):“当我还在观看朝霞时,黄昏已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的悲伤无边无际,如同我的爱”(第4卷,第183页)。尽管如此,在他的孤独和失落中,生命的意志依然抵抗着一切死的欲望和死的意向,确切地说,这就是他本人所说的“走向不可见世界的使命”:“充满爱地接近上帝和最崇高者,乃是人的禀赋”(第4卷,第190页)。直到几个星期后,他才鼓起勇气去访问索菲的墓穴,在那里他在“激情闪现的瞬间”体验到了某种类似于他的未婚妻的幻象。

就像狄奥提玛对于荷尔德林,索菲的形象对于诺瓦里斯的诗歌活动来说,也成为他生活的伟大典范,甚至成为沟通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的类似于基督的中介者。即使后来又一次订婚(与朱丽叶·封·莎彭蒂尔),也没有与此相抵牾。死亡、黑夜和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诺瓦里斯那样,以如此千变万化的形式成为他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索菲身上,诺瓦里斯感受到的不仅是“爱”,而且也是“宗教”。通过与索菲的结合,他确信存在一个和谐与爱的不可见的领域。这个法律系毕业生现在又致力于学习“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弗莱贝克矿学院的专业学习)——这一切都尽可能辨证地,而且常常是以任意的和矛盾的方式,在一个“更高目的”的视野下被联结在一起,这就是:“从一个更高的立场出发,去眺望那个不可见的世界”(第4卷,第192页)。

“更高的立场”——“不可见的世界”现在更为清晰了:摆脱“费希特的魔术”(他让一个人为其着迷),以及“可怕混乱的抽象概念”(第4卷,第208页)。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影响下(他认为,在费希特“知识学”的僵化体系中缺少美学、诗、社交,甚至爱),诺瓦里斯开始潜心研究他早已熟悉的荷兰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弗兰斯·赫姆斯特惠斯(卒于1790年)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唤起了诺瓦里斯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没有发现的许多东西:自然和精神力量的相似性和宇宙的统一性。这种相似性和统一性,一个人只有在他天赋的认识和感觉的“道德器官”(心灵、良心)中才能经验到。这一器官的基本力量就是爱,而诗(诗的真理)则是它的表达。如果道德器官得到发挥,那么,为许多人所期待的黄金时代就到来了。

《花粉》(1798年)是哈登贝克继1791年的那首诗歌之后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并采用了“诺瓦里斯”的笔名。他当时的许多灵感、思想和主题都体现在这一作品之中:作为“混合性的评论”,它可以引发积极的进一步的思考,并促进一种共同的“同一哲学”,即“综合哲学”。《花粉》与另外一篇具有更多政治倾向并把理想国家思考为诗性国家的《信仰和爱》(1798年)一起,是现今已普遍流行的“浪漫主义断片”的最早例证,且带有一种明显的和典型的浪漫主义向内心转变的特征:“我们渴望穿越宇宙的旅行:而宇宙不就在我们心中吗?我们不认识我们精神的深度,但神秘的道路走向内心。永恒及其世界——过去和未来,要么在我们内心,要么不在任何地方”(《全集》第326页)。

那么,诺瓦里斯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吗?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在政治上对他的诗性国家,对作为君主共和制或共和君主制代表的国王和女王(指普鲁士!),对作为牧师的诗人抱有幻想,并为此而向公众(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宣布他关于“基督教或欧罗巴”的梦想的人吗?的确,这几乎就像是一个梦,如果我们去听《欧罗巴》(诺瓦里斯本人对他这篇文章的称呼)开头那段朴实无华、简洁洗练,而又铿锵有力的句子:“曾经有过美好而辉煌的时代,那时欧罗巴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度,一种基督教还居住在这片由人类所形成的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旨趣还连接着这个广袤的精神王国中相隔最遥远的省份(《全集》第499页)。

这就是基督教世界!正是在这里,恰恰当我们再一次拿荷尔德林作比较时,显然有某些闻所未闻的东西发生了。荷尔德林最终是想要达成古希腊和基督教的和解,因此他试图通过基督这位重归的神来颂扬希腊的诸神世界。诺瓦里斯则全然不同:他始终没有脱离基督教-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氛围,接受过唯心主义哲学和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熏陶,而且通过所爱之人的死在宗教上被唤醒。现在他重新认识到古希腊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并试图通过基督最终战胜希腊的诸神世界。“您一定要见见他;因为您阅读他的三十本书,也不如同他喝上一次茶能更好地了解他”,弗·施莱格尔的女友,多罗特娅·法伊特在写给施莱尔马赫的信中谈到诺瓦里斯时这样说道,“当然,他还没有让我倾倒。他看上去像一个通灵的预言家,性格怪癖,特立独行,这一点不可否认。在这里,基督教重新成为一种风尚……”(转引自G·舒尔茨,第124页)。那么,诺瓦里斯,如忧虑不安的歌德所嘲笑的那样,是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皇帝”或“拿破伦”吗?在给施莱格尔的信中,诺瓦里斯毫不怀疑地把自己视为“新时代——宗教时代的新生儿。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就开始于这种宗教……”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传统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使得古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和色调的作品,丰富了文学的宝库,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艺术欣赏的需要。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却经常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不相关,更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 在反动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人民的进步理想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是矛盾对立的,许多作家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和正确的道路,因而当他们反映生活的时候,往往不是偏重于暴露现实的黑暗,就是“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①。这是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应该看到,就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理想和现实是对立统一的。即使在旧时代,黑暗的现实本身就在激起人民对美好理想的渴望,而理想又反过来引导着、鼓舞着人民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着人民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不会有变革现实的斗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实践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现实和理想往往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被统一起来。这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根据。在旧社会里,固然有许多作家是远离人民的斗争的,但也有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斗争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斗争,或者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要求与愿望。文学史上,反映人民的斗争和愿望的作品,往往有不少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国《诗经》中的《硕鼠》、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戏曲《窦娥冤》、《牡丹亭》等,都是如此。有许多民间传说,像杨家将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等,都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时代,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或像我国“五四”时代,那时的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卷入革命的漩涡之中或受到革命浪潮冲击的作家们的创作,也往往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俄国的普希金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们是如此,我国的鲁迅、郭沫若也是如此。 就作家的主观方面来看,没有一个进步的作家是没有理想的。无论是屈原、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承恩,还是杜甫、白居易、孔尚任、曹雪芹等,就他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严肃的态度来看,可说都是现实主义者,从他们对理想的不倦的追求来看,又可说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有些作家,如前面所说,或偏重于刻划实际生活的典型画面,或着重于对理想的热情讴歌。但也有些作家,是把现实的典型图画和理想的境界熔铸在同一部作品之中的。这种结合,可能还不是有机的。但不能否认也有些作品是结合得相当好的,像《窦娥冤》和《牡丹亭》便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较好的例子。在漫长的文学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和作品确实很难简单地划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正如高尔基所说,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他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①。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肯定:“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②不仅高尔基的看法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也曾提到:只有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符合“真正的审美标准”的作品。①以上的例证说明,在中外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种程度的结合,不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创作方法都是有所侧重,如有的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有的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这种情况,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密切关系,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与体裁有关,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 文学史上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或有程度不等的结合的情况,我国古代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也做过不少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虚与实等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很有启发。我国古代的评论家常用“虚”与“实”来表述两种不同的方法与风格,而分别以李白和杜甫作为代表。有不少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都认识到虚实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的,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都是能虚能实,虚实结合的。明代的屠隆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乃右实而左虚,而谓李杜优劣在虚实之辨,何与?”②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之间有密切联系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词。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近代的王国维也曾提出过一种说法:“有造境,有与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①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之所以特别值得珍视,是因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刻、更充分、更全面地反映时代,在艺术形式上也将更加多样化,对读者也往往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更强烈的鼓舞力量。关汉卿的《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充分地表现了被冤屈的窦娥的满腔怨愤和正义的最后得到伸张,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读者。作者在揭示现实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在人物及其与现实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理想和热情。窦娥在临刑前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激昂的诅咒:“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在做天!”这无情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这惊天动地的反抗的声音,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巨大的鼓舞。 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传统,是和文学历史一样久远的。从神话开始,经《诗经》、楚辞一直发展到近代,这一传统不断地在丰富着和发展着,而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都还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历史传统,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就不能不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根本的变化。一九四二年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像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小说《暴风骤雨》等,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显著,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明显。有的则兼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这正是说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作家们,已经开始探索适应我国革命的新形势所要求的创作方法。全国解放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也根本改变了。他们进行劳动和建设。不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曲折,甚至会遇到严重的挫折,但曲折和挫折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具体、切实的工作,都是通向伟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在这样的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已经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求得一致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被逐步地实现着,并且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几千年的私有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正在被逐步地粉碎,劳动群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的地位,对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自豪。因而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首创精神。

1、雨果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 运动的代表作家。

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事变,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

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雨果的创作历程超过60年,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

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等,短篇小说有《“诺曼底”号遇难记》。

2、雪莱

珀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ey,1792年8月4日-1822年7月8日),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

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William Wordsworth曾称其为“One of the best artists of us all”。

同时期的拜伦称其为“Without exception the best and least selfish man I ever knew”,更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代表作有《麦布女王》、《伊斯兰的起义》、《致英国人民》。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云》、《致云雀》、《西风颂》等,其一生见识广泛,不仅是柏拉图主义者,更是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创作的诗歌节奏明快,积极向上。雪莱短暂的一生也正像他的诗歌展现的那样,虽然屡遭挫折,身处逆境,却仍能正直刚强,勇敢前行。

3、海涅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年12月13日~1856年2月17日),德国著名抒情诗人和散文家,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

1797年12月13日生于德国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犹太人家庭。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学过金融和法律。

1795年,拿破仑的军队曾开进莱茵河流域,对德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残人”。

法军的这些改革,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全面改善,因此海涅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

4、卢梭

卢梭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他发明了与传统君主专制对立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还开创了从人的情感角度出发推断人类范围以外事实的思想体系。

卢梭之后,自称改革家的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追随洛克,另一派就一直追随卢梭。生于日内瓦的卢梭,全名为让- 雅克·卢梭,父亲是一个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之后,父亲也被放逐,离开了日内瓦。孤苦伶仃的卢梭是跟着姑母长大的,从小受的是正统加尔文派教育。12岁时,卢梭停止了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开始在很多行业当学徒。

但对于这些行业,他没有不憎恨的。16岁时,他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到了萨瓦。当时,他没有经济来源,衣食无着,只好来到一个天主教神甫家里,撒谎说他要改宗。

5、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22-1824419),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1788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父母皆出自没落贵族家庭。

他天生跛一足,并对此很敏感。1805-1808年在剑桥大学学文学及历史,他是个不刻苦的学生,很少听课,却广泛阅读了欧洲和英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

同时也从事射击、赌博、饮酒、打猎、游泳、拳击等各种活动。1809年3月,他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了贵族院,他出席议院和发言的次数不多,但这些发言都鲜明地表示了拜伦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立场。

1789年,法国大革命 ,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波旁王朝)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当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由小资产阶级掌权的,小资产阶级指农民、商人 …… 等,他们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依靠剥削和压迫来获取利益。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大资产阶级推翻了小资产阶级,展开了垄断和完全的压迫。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了1799年,当时已经有很多拥护者的拿破仑发动了政变,推翻了由家族高贵与否来决定地位的状况,开始了为期15年的独裁统治。

拿破仑后期野心增强,不断扩张,国内外均有战争。

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人们的心里已经埋下了一颗自由的种子了,到拿破仑统治后期,自由的观念空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现实感到不满,由此,浪漫主义就产生了。

    1最初源于中世纪的罗曼斯。

    2后来在堂吉诃德针对骑士制度所写的一部小说中有所体现。

    3正式确立 “ 浪漫主义 ” 这个术语,是在卢梭的《孤独的散步者》这首诗中。

“ 浪漫主义” 实际上就是政治上的 “ 自由主义”,它们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浪漫即自由。

当时 “ 自由主义 ” 的口号是:个人独立,极端自由。

德国古典哲学。

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著作有:康德《天才与灵感论》,费希特《个人主义论》,黑格尔《自然的艺术》以及谢林《自然哲学》。

哲学为解放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思想的解放,才导致了浪漫主义的产生。

空想社会主义。

其代表人物有圣西门,欧文,傅立叶。

他们所提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十分投合浪漫主义者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特殊心态,因而推动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1强调主观情感,崇尚自我,表现自我,向往唯情论,重视抒情性。( 补充:中西诗歌有“我”与“无我”的比较,中国古典诗歌由于集体意识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没有主语的,但西方就很擅长抒发自我,喜欢直接用“我”“你”这样的称谓来作主语。

    2追求自由。

    3热爱自然。

    4崇尚中古风(中世纪民间文学)。

由于“浪漫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同义词,所以浪漫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气,而不是简单的文学现象,文学、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说19世纪浪漫主义的初选,打破了17世纪以来尊重权威(指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的现象。

19世纪的世纪病,是指忧郁、孤独等症状,用于文学中,就成了浪漫主义。

本篇文章是我本次听课后写下的总结,老师讲的知识点比较杂,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梳理得很清楚,所以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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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s://hunlipic.com/langman/600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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