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趣味阅读理解

　①一个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出发时只有一条路可走。从事文艺的人入手不能不偏，不能不依傍门户，不能不先培养一种偏狭的趣味。初喝酒的人对于白酒红酒种种酒都同样地爱喝，他一定不识酒味。到了识酒味时他的嗜好一定偏狭，非是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能喝得畅快。学文艺也是如此，没有尝过某一种门户某一派别的训练和滋味的人总不免有些江湖气。我不知道会喝酒的人是否可以从非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喝，进到只要是好酒都可以识出味道；但是我相信学文艺者应该能从非某家某派诗不读，做到只要是好诗都可领略到滋味的地步。这就是说，学文艺的人入手虽不能不偏，后来却要能不偏，能凭高俯视一切门户派别，看出偏的弊病。

　②文学本来一国有一国的特殊趣味，一时有一时的特殊风尚。就西方诗说，拉丁民族的诗有为日耳曼民族所不能欣赏的境界，日耳曼民族的`诗也有为非拉丁民族所不能欣赏的境界。寝馈于古典派作品既久者对于浪漫派作品往往格格不入；寝馈于象征派既久者亦觉得其他作品都索然无味。中国诗的风尚也是随时代变迁。汉魏六朝唐宋各有各的派别，各有各的信徒。明人尊唐，清人尊宋，好高古者祖汉魏，喜艳妍者推重六朝和西昆。门户之见也往往很严。

　③但是门户之见可以范围初学者而不足以羁縻大雅。读诗较广泛者，常觉得自己的趣味时时在变迁中，久而久之，有如江湖游客，寻幽览胜，风雨晦明，川原海岳，各有妙境，吾人正不必以此所长，量彼所短，各派都有长短，取长弃短，才无偏蔽。古今的优劣实在不易下定评，古有古的趣味，今也有今的趣味，我们不必强其同。

　④文艺上一时的风尚向来是靠不住的。在法国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时，十六世纪的诗被人指摘，体无完肤；到浪漫主义时代，大家又觉得七星派诗人亦自有独到境界。在英国浪漫主义盛行时，学者都鄙视十七、十八两个世纪的诗；现在浪漫的潮流平息了，大家又觉得从前被人鄙视的作品，亦自有不可磨灭处。个人的趣味演进亦往往如此。涉猎愈广博，偏见愈减少，趣味亦愈纯正。从浪漫派脱胎者到能见出古典派的妙处时，专在唐宋做功夫者到能欣赏六朝人作品时，笃爱苏辛词者能领略温李的情韵时，才算打通了诗的一关。好浪漫派而止于浪漫者，或是好苏辛而止于苏辛者，终不免坐井观天，诬天渺小。

　1下列选项中，不能证明一时有一时的特殊风尚这一观点的是（）（3分）

　A．拉丁民族的诗歌不为日耳曼民族所能够欣赏。

　B．明代推崇唐代的风尚，清代推崇宋代的风尚。

　C．好高古者祖汉魏，喜艳妍者推重六朝和西昆。

　D．法国新古典主义盛行时七星派诗遭指摘。2学文艺的人怎样才能免于坐井观天，诬天渺小？（3分）

　3作者认为文艺上的门派对学文艺的人有何影响？（3分）

　答案：

　1A

　1①广泛涉猎；②减少偏见；③纯正个人的趣味。

　1①文艺上的门派，可以让初学者有所效法，又会使人囿于偏狭；②文艺上的门派不能束缚那些凭高俯视一切门户派别，吸纳一切门派的人。（答对一点得1分，答对两点得3分。） 答案解析： 1A是阐述一国有一国的特殊趣味的观点。

　1本题考查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考点，能力层次为C，侧重分析综合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解作者在文中所表明的观点、态度，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归纳。答对一点得1分，依次类推，共3分。

　1结合学文艺的人入手虽不能不偏，后来却要能不偏，能凭高俯视一切门户派别，看出偏的弊病。推断。

作品及影响　　济慈创作的第一首诗是《仿斯宾塞》，接着又写了许多优秀的十四行诗，他的这些早期诗作收集在1817年3月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中。次年，他根据古希腊神话写成的《安迪密恩》问世，全诗想象丰富，色彩绚丽，构架宏大，洋溢着对自由的渴望。　1818年到1820年，是济慈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先后完成了《伊莎贝拉》《圣亚尼节前夜》《海伯利安》等著名长诗，最脍炙人口的《夜莺颂》《希腊古翁颂》《秋颂》等名篇也是在这一时期内写成的。　济慈诗才横溢，与雪莱、拜伦齐名。他生平只有25岁，但其遗下的诗篇一直誉满人间，被认为完美地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并被推崇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主张“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擅长描绘自然景色和事物外貌，表现景物的色彩感和立体感，重视写作技巧，语言追求华美，对后世抒情诗的创作影响极大。　“1821年2月23日，他客死罗马，安葬在英国新教徒公墓，年仅二十五岁。……如果天以借年，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是难以逆料的。但是人们公认，当他二十四岁停笔时，他对诗坛的贡献已大大超越了同一年龄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在英国的大诗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比济慈的出身更为卑微。” （BY《济慈诗选》序/屠岸）　注：济慈以及其诸多诗作，曾经在著名的科幻作品系列《海伯利安》中被提及。　济慈特指约翰济慈，（John Keats），其他“Keats”译为“基茨”。

1、雨果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 运动的代表作家。

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事变，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

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雨果的创作历程超过60年，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

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等，短篇小说有《“诺曼底”号遇难记》。

2、雪莱

珀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ey，1792年8月4日-1822年7月8日)，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

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William Wordsworth曾称其为“One of the best artists of us all”。

同时期的拜伦称其为“Without exception the best and least selfish man I ever knew”，更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代表作有《麦布女王》、《伊斯兰的起义》、《致英国人民》。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云》、《致云雀》、《西风颂》等，其一生见识广泛，不仅是柏拉图主义者，更是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创作的诗歌节奏明快，积极向上。雪莱短暂的一生也正像他的诗歌展现的那样，虽然屡遭挫折，身处逆境，却仍能正直刚强，勇敢前行。

3、海涅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年12月13日～1856年2月17日），德国著名抒情诗人和散文家，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

1797年12月13日生于德国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犹太人家庭。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学过金融和法律。

1795年，拿破仑的军队曾开进莱茵河流域，对德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残人”。

法军的这些改革，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全面改善，因此海涅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

4、卢梭

卢梭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他发明了与传统君主专制对立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还开创了从人的情感角度出发推断人类范围以外事实的思想体系。

卢梭之后，自称改革家的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追随洛克，另一派就一直追随卢梭。生于日内瓦的卢梭，全名为让- 雅克·卢梭，父亲是一个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之后，父亲也被放逐，离开了日内瓦。孤苦伶仃的卢梭是跟着姑母长大的，从小受的是正统加尔文派教育。12岁时，卢梭停止了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开始在很多行业当学徒。

但对于这些行业，他没有不憎恨的。16岁时，他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到了萨瓦。当时，他没有经济来源，衣食无着，只好来到一个天主教神甫家里，撒谎说他要改宗。

5、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22－1824419），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1788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父母皆出自没落贵族家庭。

他天生跛一足，并对此很敏感。1805－1808年在剑桥大学学文学及历史，他是个不刻苦的学生，很少听课，却广泛阅读了欧洲和英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

同时也从事射击、赌博、饮酒、打猎、游泳、拳击等各种活动。1809年3月，他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了贵族院，他出席议院和发言的次数不多，但这些发言都鲜明地表示了拜伦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立场。

对习惯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类的文学史术语的人来说，下面的观点，多少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上个世纪中叶的观察，“有一种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其杂乱、多变的性质难以用单一覆盖性术语来概括）已经持续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它不停地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对于这一文化倾向而言，最能总括的术语是‘现代主义’，这是一种长期处于‘先进意识’前列而在风格和感觉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它甚至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开始不断攻击资产阶级社会了。”按照这种说法，拜伦、波德莱尔和艾略特，都属于现代主义的产物，以攻击现存社会秩序为特征的现代派大师。或者，——换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浪漫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历史形态之一种。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一方面把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德国，突破了英语世界主要以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习惯性范围，而且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而新奇的看法：“对我来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在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谈论浪漫主义的限制。众所周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早已经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占据了专门的一章，而被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称之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则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关注，被当作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前驱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以赛亚·柏林的看法。怀特海的科学史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分析了英语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对科学思想的批判，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浪漫主义研究，发现了马克思根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其“浪漫派形象有意义地促成了他一生中寻求解决的根本问题的形成”，“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poetic force）”，“理解马克思的诗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

面对这种走向“无边的浪漫主义”的趋势，我们当然可以持守文学研究的习惯性藩篱，根据浪漫主义诗人给定的轴心，在“诗人—语言”两大传统范式之内，通过限定研究对象和精心梳理研究术语等，沿着艾布拉姆斯、弗莱、保罗·德曼等人的内在性研究思路[ii]，继续探索诗人的想象力世界和诗歌修辞的语言问题。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渗入，这条由浪漫主义诗人自己开辟，在新批评手中走向成熟的研究道路，其潜能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释放。不过，这种主要以英语浪漫主义诗歌为对象的内在性研究，自然也会遭遇到“还原得越多，给予得越多”的现象学境遇。根据精心界定的“浪漫主义文学”标准，我们“发明”了诸如屈原、李白之类的汉语“浪漫主义诗人”，也把此前公认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行列，甚至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斗争为元话语，“发明”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内在还原之路的现象学境遇的历史形态。事实上，严格的范围限定和术语定义等举措，只要不是意在迎合既有视域和能力的要求，最终都将会循着现象学的内在还原之路，走向更为丰富开阔的存在。

因此，循着浪漫主义广阔和混杂到近乎不可定义的现象，在漫游中寻找可能的边界和入口，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至少，会是一种与内在还原之殊途而同归的道路。或许，在抵达终点的漫游过程中，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会走上一些此前无人注意到的林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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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政治的浪漫派

作者：卡尔·施米特 (Carl Schmitt)

译者：冯克利

豆瓣评分：9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2-1

页数：208

内容简介：

◆ 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立场的政治思想者，都难以摆脱他那充满悖论与危险的思想幽灵

◆ 20世纪最具争议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成名之作，开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先河

◆哈耶克：施米特的论著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

◆列奥•施特劳斯：施米特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阿伦特：施米特乃“德国学界宪法和公法领域最重要的人”。

一切浪漫现象都是受非浪漫力量的控制。

昂首超然于各种限制与决断之上的人，变成了异己势力和异己决断的臣仆。

——卡尔•施米特

浪漫主义是19世纪西方的主导精神，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政治的浪漫派问题不可小视。《政治的浪漫派》是施米特的代表作之一，初版于1919年，1925 年再版并增加长篇序言，关注的是作为政治哲学的浪漫主义，看似思想史论著，其实针对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其用意在于表明浪漫派的“永恒交谈”与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公开辩论基于相同的形而上学真理论。本书开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先河，晚期的浪漫主义哲学研究（如伯林）尚不及其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施米特从德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出发，讨论浪漫派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阐明了浪漫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看法，并表明了它的本质是一种关于政治的趣味。本书着力在思想史的脉络里整理弥漫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精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思想史力作。

作者简介：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

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

施米特的写作生涯长达60余年，在20世纪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称，其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决断论为著；并提出了许多公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等。

施米特出生在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小镇普勒腾贝格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喜好文学、艺术、音乐、哲学、神学，曾就读于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1910年完成博士论文《论罪责与罪责模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施米特一边研究新康德主义法理学，一边写论瓦格纳的华彩文章。1916年以《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一文取得教授资格，并发表了一部从政治哲学角度论诗人多伯勒的长诗《北极光》的专著，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思想生涯。同年，与塞尔维亚女子帕芙拉•多萝蒂克结婚。

1933年，施米特担任柏林大学教授，同年，出于诸多策略性的考量，加入纳粹党。“二战”后，施米特曾被冠以“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的称号。1933—1936年，施米特担任普鲁士政府成员，享有众多学术职位，包括著名的《德意志法学家报》主编。1936年后，施米特因其在纳粹执政前后态度之转变，及其入党甚晚的事实而渐受部份党政高层质疑，且受到党卫军机关报《黑衣军团》的攻击。战后被盟军逮捕并移送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应讯，却未被起诉而获开释。施米特后因拒绝与西德政府“去纳粹化”政策妥协而被永久剥夺正式任教之权利。纵然如此，施米特仍持续著书立说，对西德公众舆论以及欧洲左、右翼知识精英发挥其影响力。施米特以96岁高龄逝世于慕尼黑，葬于故乡普勒腾贝格，墓碑上铭刻着施米特对自己的盖棺论定：“他通晓律法。”

施米特与马克斯•韦伯曾有所来往，且深受其影响，部分地继承了韦伯对现代性批判的论题，其中一个明确的倾向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称施米特为“反自由主义者”，则失之草率，有学者认为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批判。

译者简介

冯克利

1955年生，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内公认一流水准的翻译家，自19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思想史。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译著包括勒旁《乌合之众》，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经济、科学与政治》《自由主义》《科学的反革命》《哈耶克文选》，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伯林《反潮流》，霍布斯《论公民》，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牛津大学《英美哲学概论》，布坎南《立宪经济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等。

刘 锋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并担任《国外文学》编辑工作。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以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文化的研究。著有《<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等，并曾发表文学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十几篇，学术译著包括《基础神学》《宪法学说》等多部。

《恶的美学历程》（[德] 彼得-安德雷•阿尔特（Peter-André Alt））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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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恶的美学历程

作者：[德] 彼得-安德雷•阿尔特（Peter-André Alt）

译者：宁瑛

豆瓣评分：78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3

页数：540

内容简介：

没有任何一种其他艺术像文学那样，能够在虚幻的场景和人物身上生动形象地将恶表现出来。在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人物和荒诞不经的故事人物形象身上，恶有了具体的表现；在心理分析小说和巴洛克时期高贵人物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故事中，恶的描写有了心灵上的透彻、尖锐的深度；在戏剧中，恶赢得了一种灾难性事件不可避免的巨大动力。然而，从浪漫派开始，文学才脱离了从道德的角度上看，把恶置于人性的阴暗面上的观点的束缚。文学将在一种纲领性的意义上变得与道德无关，并且在耸人听闻的罪行中，在欲念的深渊里和暴力的恐怖中发现恶的审美魅力。

在本书中，彼得-安德雷•阿尔特探究了各种类别的作品，诸如悲剧、侦探故事以及幻想小说、恐怖故事和战争报道等，恶的美学通过放纵、逾越、重复和讽刺改写的结构得出了一个大致轮廓。在从歌德经过霍夫曼、雪莱夫人、波德莱尔、于斯曼、王尔德、格奥尔格、卡夫卡直到容格尔和利特尔的欧洲文学广阔的光谱上，人们注意到了有一种恶的现象学，这种恶的现象学直至今天一直意味着一种道德丑闻。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对奥斯维辛之后恶的美学和伦理学准则进行了思考，这种伦理学准则也规定着后现代条件下文学的价值判断。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彼得-安德雷•阿尔特（Peter-André Alt），生于1960年，柏林自由大学现代德国文学教授，自2010年起任校长。著有《席勒——生平•作品•时代》、《理性的睡眠：文学和近代文化史中的梦》、《席勒》、《弗兰茨•卡夫卡：永恒之子》、《古典主义的终场：歌德和席勒的戏剧》、《卡夫卡与**：关于**制片技巧的叙事》。

译者简介：

宁瑛， 1941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著有《20世纪德语文学史》、《托马斯•曼评传》，译有《斯大林格勒》、《钢琴教师》、《安妮日记》等。

王德峰，1939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历任新华社驻柏林分社记者，首席记者，译审，“资深翻译家”。译有《童话月球》、《谎言》、《法老的诅咒》、《死于威尼斯——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等。

钟长盛，1939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退休前就职于纺织工业部，副译审，“资深翻译家”。主要译作有《斯大林格勒》、《衣表人才》、《女王和她们的情人》、《赌运》、《美丽的曼陀罗》等。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一个人是理性的，往往是指他平时那种冷静的处事风格。理性的人善于克制，不受一时的情感冲动支配。他更加喜欢为了长远的目标而制定出一系列清晰的计划，并有条不紊地执行。对，理性的人热爱条理分明，也更加注重事实与真相，并且善于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这些事实。对于一个十足理性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他的头脑无法解释的，他会认为要么是自己能力不够，要么认为这个东西是混乱而虚假的。

这样一个人当然与浪漫无缘。浪漫作为一种性格特质，更加倾向于幻想和一时的情感表达。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可能不惜以恶劣的后果作为代价。这在崇尚理性的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甚至是愚蠢的。不过，世上少有极端的理性者，也少有始终完全沉溺与幻想与激情的人。前者可能是偏执狂，后者可能是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理性和浪漫仅仅只是人的两类性格特质，它们或许都不同程度的组成人格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在更原本的意义上去考察它们，也就是把它们放在哲学语境内去看待，理性和浪漫或许就成了两种争锋相对的不同观念。

约翰·穆勒，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从小便受到他父亲严格的教育。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是极度理性的，年幼的约翰·穆勒从小被教育要崇尚理性，追求科学。他父亲甚至不允许他阅读诗歌以及宗教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这些在他父亲看来相当于人类精神的毒瘤，只会造成混乱和愚蠢。于是，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终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理性主义的拥戴者。然而，他在后来读到了一些同时代诗人的诗歌，却能受到巨大的震动，说明他并非一个十足理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这并不奇怪。西方18世纪的早期正是理性主义的时代。科学空前发展，宗教权力式微，启蒙运动带来了西方精神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一幅思想家们都向往的世界图景。自然世界在科学体系的精密描绘下，已经在人类面前显露无疑。我们终于掌握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人类理性的努力得到的前所未有的馈赠。

在科学如此辉煌的成就面前，哲学家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的其他问题同样应该由理性的途径寻找答案。就像科学家们利用数学和物理去寻找自然的谜底一样，我们也应该用同样严谨、逻辑性的方法去寻找关于人类生活的谜底。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运转，道德内容应该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几何式的语言得到严格的回答。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包括哲学，都应当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严密清晰的学说体系。这便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终极向往，一个理性王国的乌托邦。

这样一个乌托邦里，没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只要我们运用理性，就能得到一个正确答案。这就是说，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而达到真理的途径就是理性。自然世界可以交给物理学，人类个体交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人类社会则交给政治学和经济学；至于艺术，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像几何学那样严密的解决方案，这是美学的努力方向。利用这些知识，人得以摆脱蒙昧状态，得到真正崇高的生活。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能得以解决。“知识即美德”，这一源自苏格拉底的古老信条，一直影响着哲学家们的信念。于是，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已经完全浸*在理性主义观念的海洋中。逻辑性、必然性、精确性，是大家都寻求的东西，混乱则代表谬误，是对理性的不正确运用。即便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也必须讲究古典式那种高贵、雅致和匀称。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都是正义英雄和谦谦君子，画家的画板上都是明亮的色彩，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对和平与秩序的热烈追求。

但是，这种高贵的理想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在启蒙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位人物恰恰直接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反叛——浪漫主义。休谟已经指出，我们关于自然世界推导出的必然性结论并非是绝对成立的金科玉律，因果律并非是统治这个世界的自在真理，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习惯性期待”。

休谟的经验主义让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受到怀疑，那种认为世界本身存在着必然性规律的信念开始有了减弱的迹象。然而，休谟哲学的气质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他只是怀疑必然，但并没有否认它对我们的用处。在这里，理性利用它自己的特点进行考察，却发现了自身的局限。理性是人精神的一部分，精神是内在的，而世界是外在的，二者只是通过所谓的理性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但是，通过这个桥梁，我们真的能穷尽整个世界并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吗？这个时候，康德出现了，有着古典气质的康德依然是一位理性主义的拥趸。但是，他却开始用自己的哲学给理性划界：理性认识到的是现象，并且只能是现象。理性认识，就像是我们带上的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自在之物”，是理性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的彼端。

“人为自然立法”，这是康德的一个信念。不存在什么关于世界本身的运行法则，这样的规则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发现。规则由人创造。自然，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性对外在世界的构建。这是人本能的需求，人需要生存在一个规则的世界，一个明晰的世界，一个可以被分门别类，可以通过各类知识去解释的世界。所以，这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终于被我们所规定，世界在我们创造的规则中运行。

可以看到，康德同先前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张已经有很大不同。康德根本不认为人是所谓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身体部分，或许属于自然，受物理学、生物学支配，人的感觉、情绪受心理学支配，但人的精神、最本质的先验部分，却是自然之外的某种东西。否则，人同动物毫无区别。自然之物完全受到规则支配，但人是自由的。这样的看法是革命性的的，它直接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所以，以赛亚·柏林称康德是一个“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另一个对浪漫主义产生影响的卢梭，依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单纯而善良的，可以文明让人变得丑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愈加糟糕，这样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们被盗而驰。某种程度上，卢梭是反叛的，而反叛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卢梭的行文也是情感迸发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使得他被后人称为“浪漫主义之父”。但是，以赛亚·柏林指出，卢梭的“浪漫主义”更多的是指他个人性情方面的东西，在深层次上，卢梭仍然是理性派。他同样向往真理，只是这个真理与别人不同。他向往的社会乃是一种原始自然的社会，而并非现代的文明社会。他不是进步主义者，不认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趋于完满的，20世纪的社会相比于19世纪的社会，并不会有什么优越之处。在这个方面来讲，卢梭也有浪漫主义的影子。

浪漫主义实际是启蒙运动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康德、费希特直到叔本华、尼采这样的哲学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将必然证明自己的局限。理性无法穷尽世界，无法完全规定人自身。人是一个有机的个体，并非机器，甚至我们身处的世界也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所谓的逻辑和规则无法触及本质。甚至不应该存在本质这样的东西，妄图去寻找事物本质并且一劳永逸的按照这所谓的本质行事是愚蠢的。

而生命，也并非一系列科学规则下的产物。生命是神秘的，并且具有无法捉摸的意志力，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并非遵循所谓的一系列规则去生活。诚如费希特认为：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之人，其实已经死了。在本体论层面上，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经水火不容，并且后者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约翰·哈曼，这个被以赛亚·柏林认为是首个攻击启蒙运动的人，在他认为，那些奉理性为圭臬的思想者们不过是被概念驯化的囚徒。“巴黎那些圆滑的哲学家，柏林那些试图协调宗教和理性的神职人员，他们简直贬低和羞辱了人类所珍视的事物，和他们相比，盗贼、娼妓、罪犯、酒店老板离上帝更近”。哈曼是一名虔诚的宗教徒，显然在他看来，上帝必定是诗人，而不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这是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键分歧。

浪漫主义思潮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如此深远，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当然，浪漫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必定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一些少为认知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