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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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传统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使得古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和色调的作品，丰富了文学的宝库，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艺术欣赏的需要。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却经常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不相关，更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

　　在反动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人民的进步理想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是矛盾对立的，许多作家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和正确的道路，因而当他们反映生活的时候，往往不是偏重于暴露现实的黑暗，就是“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①。这是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应该看到，就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理想和现实是对立统一的。即使在旧时代，黑暗的现实本身就在激起人民对美好理想的渴望，而理想又反过来引导着、鼓舞着人民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着人民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不会有变革现实的斗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实践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现实和理想往往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被统一起来。这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根据。在旧社会里，固然有许多作家是远离人民的斗争的，但也有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斗争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斗争，或者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要求与愿望。文学史上，反映人民的斗争和愿望的作品，往往有不少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国《诗经》中的《硕鼠》、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戏曲《窦娥冤》、《牡丹亭》等，都是如此。有许多民间传说，像杨家将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等，都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时代，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或像我国“五四”时代，那时的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卷入革命的漩涡之中或受到革命浪潮冲击的作家们的创作，也往往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俄国的普希金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们是如此，我国的鲁迅、郭沫若也是如此。

　　就作家的主观方面来看，没有一个进步的作家是没有理想的。无论是屈原、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承恩，还是杜甫、白居易、孔尚任、曹雪芹等，就他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严肃的态度来看，可说都是现实主义者，从他们对理想的不倦的追求来看，又可说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有些作家，如前面所说，或偏重于刻划实际生活的典型画面，或着重于对理想的热情讴歌。但也有些作家，是把现实的典型图画和理想的境界熔铸在同一部作品之中的。这种结合，可能还不是有机的。但不能否认也有些作品是结合得相当好的，像《窦娥冤》和《牡丹亭》便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较好的例子。在漫长的文学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和作品确实很难简单地划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正如高尔基所说，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他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①。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肯定：“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②不仅高尔基的看法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也曾提到：只有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符合“真正的审美标准”的作品。①以上的例证说明，在中外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种程度的结合，不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创作方法都是有所侧重，如有的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有的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这种情况，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密切关系，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与体裁有关，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

　　文学史上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或有程度不等的结合的情况，我国古代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也做过不少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虚与实等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很有启发。我国古代的评论家常用“虚”与“实”来表述两种不同的方法与风格，而分别以李白和杜甫作为代表。有不少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都认识到虚实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的，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都是能虚能实，虚实结合的。明代的屠隆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乃右实而左虚，而谓李杜优劣在虚实之辨，何与？”②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之间有密切联系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词。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近代的王国维也曾提出过一种说法：“有造境，有与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①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之所以特别值得珍视，是因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刻、更充分、更全面地反映时代，在艺术形式上也将更加多样化，对读者也往往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更强烈的鼓舞力量。关汉卿的《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充分地表现了被冤屈的窦娥的满腔怨愤和正义的最后得到伸张，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读者。作者在揭示现实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在人物及其与现实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理想和热情。窦娥在临刑前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激昂的诅咒：“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在做天！”这无情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这惊天动地的反抗的声音，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巨大的鼓舞。

　　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传统，是和文学历史一样久远的。从神话开始，经《诗经》、楚辞一直发展到近代，这一传统不断地在丰富着和发展着，而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都还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历史传统，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就不能不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根本的变化。一九四二年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像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小说《暴风骤雨》等，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显著，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明显。有的则兼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这正是说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作家们，已经开始探索适应我国革命的新形势所要求的创作方法。全国解放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也根本改变了。他们进行劳动和建设。不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曲折，甚至会遇到严重的挫折，但曲折和挫折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具体、切实的工作，都是通向伟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在这样的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已经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求得一致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被逐步地实现着，并且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几千年的私有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正在被逐步地粉碎，劳动群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的地位，对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自豪。因而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首创精神。

　　我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取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革命远见、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善于在实践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强调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他坚持《***宣言》所明确指出的“***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的精神，教导我们从事任何革命工作必须把宏伟理想和当前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既不忘记今天，又要看到明天，今天为明天开辟道路，而明天又是今天的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也是文学工作的指导。毛泽东同志正是从上述的思想出发，根据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学的创作经验，根据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和革命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同时又吸取了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先进经验，于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 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为了“把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艺术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以便更有利于表现我们今天的时代，有利于全面地吸取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①。

　　那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哪些基本要求呢？

　　首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在创作中自觉地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实际上也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把革命的理想和客观的现实有机地统一起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它要求作家既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又要站在一定的理想高度去认识和概括生活，即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理想，把革命理想溶化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有一定的理想作指导，但对过去的作家来说，理想与现实往往较难统一，因而反映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理想往往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同时，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的革命理想往往受到压抑和摧残，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实现。这也影响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在矛盾斗争中可以得到统一，无产阶级作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能够从现实生活的发展中揭示其本质和发展趋向，能够把对丰富多采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描绘，同展示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崇高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诗词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这些诗词中，诗人把对现实的形象描绘同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抒发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鼓舞、激励人的力量。在小说《创业史》中，由于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理想高度来描写互相合作时期农村的现实生活的，因而能在深刻地描写现实的革命发展的同时揭示生活的发展趋势。作者在描写蛤蟆滩上发生的这场革命的风云时，形象而又充分地展示出农业集体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生命力，使读者深深感受到农业集体化的光辉前景是当时农村矛盾斗争的必然趋向。

　　我们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把表现理想和反映现实结合起来，把揭示生活的内在矛盾和表现矛盾斗争的前景结合起来，这是因为革命理想只有通过生活矛盾的内在发展才能得到更好的表现。它不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一种东西，而是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鼓舞人民群众斗争、推动生活前进的巨大力量。我们不需要在生活画面之外，再去外加一个理想，而是通过生活的革命发展的真实描写，反映出理想的光芒和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不但不需要回避，相反的需要勇敢地加以揭示。因为只有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矛盾，战胜一个个困难，理想的境界才能逐步地实现。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真实的，使人信服的，能培养读者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品质。如果离开生活真实，回避矛盾，粉饰现实，把生活写成一点曲折和困难都没有，把理想变成廉价的豪言壮语，其结果只能造成创作上的说大话、说空话、说假后的恶劣风气，这对于文学创作和广大读者来说，都是十分有害的。反之，如果只写矛盾和困难，看不到生活的光明前景，也就缺乏激励和鼓舞读者的力量。

　　总之，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必须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同时又不是简单地做生活的记录员；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导，把对现实的生动描绘同对理想的揭示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是这一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

　　其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努力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批判反动、落后的势力和各种消极现象。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要求文学表现自己时代的英雄，塑造处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本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这方面，过去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无论是过去的现实主义文学或浪漫主义文学，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它们中的英雄人物，与时代、与集体、与群众常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形就不同了，个人与集体、英雄与群众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真正的英雄也都来自群众之中。新的人物的出现向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正确地表现一代新人，反映处于现实的矛盾斗争中的新的人物，通过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来展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历史发展的趋向。

　　无产阶级的英雄，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他们从群众中产生，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又成为党的坚强战士和群众的领导或骨干。他们把党和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终生为此而奋斗。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意见，又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推动革命事业的前进。他们尽管也有思想矛盾，也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但他们对于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他们那种闻过则喜、有过则改的坦白无私的性格，他们那种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对周围群众的真诚的爱，使他们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成为群众爱戴的领袖，能够带动群众一起前进。这样的人物，今天已经无需作家凭空来创造，他们活跃在实际生活之中。他们身上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这样的新人和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高踞于群众之上的个人主义“英雄”，那种性格分裂的人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歌颂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并不是要求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去写天生的“圣人”，写十全十美、高大完美的英雄，写没有任何缺点、没有成长发展过程的纯粹的“完人”。这种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对于无产阶级作家来说，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是要正确地表现英雄和群众的关系，真实地描写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斗争历程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鲜明而多样的个性。在这方面，《红岩》等反映革命先烈的斗争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那么，是否可以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批判旧世界，批判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反动势力和反面人物，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落后、反动势力和一切消极的现象呢？毫无疑义，这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的。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①在社会主义时代，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不仅可以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而且也可以用它来暴露和批判反动、落后的势力和一切消极的现象，这是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当然，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暴露与批判：一种是对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错误、缺点和一切落后、消极现象的批判。性质不同，态度、方法和分寸也应该有所不同。我们决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写暴露与批判性的题材，同样可以发挥无产阶级文艺的打击敌人与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

　　第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文学作品实现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学艺术都程度不同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或政治）倾向性。只不过有的作品表现得明显突出，有的作品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罢了。这是因为作家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总要直接间接地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同时，文学艺术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它与生活之间就有一个反映得是否真实的问题。或是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或是歪曲了现实生活，没有真实性。过去时代成功的文学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其思想倾向应当说是好的，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有的作品虽然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却不完全正确，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有的作品虽然倾向是好的，但缺乏真实生动的形象，缺乏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作品的倾向性和真实性也不能说是完全统一的。至于那些反动的作家，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违背，同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同客观存在的实际相违背，所以他们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是无法统一的。而无产阶级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代表了千百万群众的利益，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创作，能够深刻认识和反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和客观生活发展的规律，使作品的思想（或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达到统一。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把作品的倾向性与真实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因为，进步的、革命的倾向可以促使作家更真实地反映生活，面对于生活的真实表现又使革命的倾向性更有说服力。任何把革命的倾向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以上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与历史上任何创作方法一样，它是在实践中产主的，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

　　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需要全面地继承我国文学历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并加以革新和创造，求得更新更高的发展，使之适合于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生活。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充分研究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总结过去优秀的作家结合地运用或参差地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就和经验。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发展史上，既有光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有灿烂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并且也不乏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成功范例。鼓励作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有利于更系统、更全面地继承我国民族的文学遗产和文学传统，从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更光辉的社会主义新文学。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为更好地发挥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和广阔的天地。它有利于把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文学形式、风格和题材的多样性辩证地统一起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既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又有利于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二者在创作实践中得到统一。这一创作方法还有利于鼓舞作家在文学传统的全面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和多种途径的推陈出新，发挥作家们的积极性和独创性，并由此使社会主义的新文学更进一步地臻于优美动人、丰富多采、风格多样。作家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之下。可以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喜爱，探索多种多样的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途径。在具体的创作中，每个作家都完全可以发挥个人的独创性，积极地为造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多姿多采、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而努力。

知识的实用和浪漫通常被看作二元对立面，但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甚至有时可以相得益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存在许多让人体会到知识实用和浪漫的时刻。本文将针对几个典型领域进行阐述。

一、旅行

旅行是让人最容易体会到知识实用和浪漫的时刻之一。旅行开始前，我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目的地的文化、历史、地理、风俗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和文化。例如，如果我要去日本旅行，就需要了解日本的地理环境、气候、习俗、美食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同时，在旅行中，我也能够体会到浪漫的时刻。例如，在欣赏意大利古城风光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欧洲历史的深厚底蕴和浪漫的情调；在感受森林的清新空气和山水的秀美的时候，我也会感受到大自然的浪漫之美。这种时刻会让人感受到旅行的魅力和价值。

二、音乐

音乐也是让人体会到知识实用和浪漫的时刻之一。学习音乐不仅是为了掌握音乐技能和理论，更是为了能够欣赏音乐的魅力和情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我需要掌握乐理知识、和声技巧、演奏技巧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表达音乐的情感和意境。

同时，在聆听音乐的时候，我也能够体会到浪漫的时刻。例如，在欣赏巴赫、莫扎特、肖邦等音乐大师的作品时，我会感受到音乐的精妙和浪漫的情调；在聆听小清新、民谣、爵士等风格的音乐时，我也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多元和浪漫之美。

三、文学

学习文学不仅是为了掌握文学技巧和理论，更是为了能够欣赏文学的魅力和情感。在学习文学的过程中，我首先需要学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

同时，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体会到浪漫的时刻。例如，在阅读莎士比亚、杜甫、陶渊明等文学巨匠的作品时，我会感受到文学的深邃和浪漫的情调；在阅读现代文学经典作品时，我也会感受到文学的多元和浪漫之美。

四、科技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科技的认识和应用也越来越深入。在学习科技的过程中，我需要学习科学原理、技术应用、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应对现代科技的挑战。

同时，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我也能够体会到浪漫的时刻。例如，在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科技的神奇和浪漫之美；在参与科技创新或科技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感受到科技的实用性和浪漫之美。这种时刻能够让我感受到科技的魅力和价值。

综上所述，知识实用和浪漫并不是二元对立面，它们之间存在着协同互补的关系。在生活和学习中，我们需要不断拓宽知识领域，增强知识实用性和浪漫性，从而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感受到知识的魅力和价值。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庄子和《庄子》一书 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 虚构 形象恢诡的论辩 富有诗意的语言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33篇，分为内、外、 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庄子的身 世不可确考，从《史记》本传和《庄子》一书的记述中，可以大略知道一些。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 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 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 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 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 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 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文”（《寓言》）。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 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 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 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 “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 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 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 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 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 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 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 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 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 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 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 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 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 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 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 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 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 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 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 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 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 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 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髅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 （《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 想象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 要》第三篇“老庄”）

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特点范文

　对于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对自己论文怎么写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下面为大家收集了一篇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诗中，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他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盛唐”时期。这是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却又潜伏着滋长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特点，结合着他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使他的诗篇表现了与杜甫诗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具有很鲜明的独创性。而在他众多的诗歌中，《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首的浪漫主义色彩最为突出。本文就是试图通过他的这首名作来探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及其成因。该诗题又作《别东鲁诸公》。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在唐都长安受权贵们的排挤，被放出京。次年李白将由东鲁南游越中，行前以此诗书赠友人。全诗托以梦幻，设以虚境，用梦游天姥的浪漫主义奇特想象，寄以情怀，向山东诸公申明心迹;通过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表达了诗人对自由、光明等理想境界的追求，对王侯、权贵的傲岸不屈的蔑视。

　关键词：浪漫主义 特色(强烈、奇诡 、跳跃、逸宕 ) 成因

　正文：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也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法，使内容和形式得到高度的统一。李白诗流传到今的约一千首，其中约二百五十首最能反映李白的思想、感情与重要经历;而这些诗，也是李白诗歌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注一)这二百五十首左右的诗，鲜活的表现出李白自由浪漫的精神;“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隐逸养名、干谒官吏、向朝廷献赋自荐、往边地寻求军功等活动，以及受挫之后激昂愤慨的感情。而李白的诗，就在驰骋他的浪漫精神，抒发他的理想，挥洒他的感情时，塑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李白诗歌概述

　盛唐文化，孕育出无数杰出诗人，李白无疑是其中最具神韵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情、神等在李白的诗歌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总揽他的诗歌，我们既能看到那种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又能领略到那种神奇宏大的美丽想象。在他的诗歌中，既有浩瀚壮观的瑰丽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的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既有“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理想，又有非凡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大胆地运用高度夸张的比喻，对眼前所见进行艺术的描绘，使形象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艺术感染力。他的想象奇特而丰富，他把自己的形象思维驰骋于悠远的时间和旷邈的空间之中，而无所拘束。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还运用各种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创造出特异惊人的艺术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总是在强烈感情的驱使下，把夸张的比喻、丰富的想象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神话传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使他的许多浪漫主义诗篇具有豪迈的气势、昂扬的情调、奇特的形象和非凡的意境，从而对读者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加之他那生动、明净、华美而自然清新的语言，更使他光彩耀人，名垂千古。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李白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而在他众多的诗歌中，《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首的浪漫主义色彩最为突出。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这首诗融写景、议论、抒情于一体。写景处意境鲜明且富有变化，议论时直抒胸臆，表明诗人不事权贵的坚定决心。诗歌中有大胆的夸张、丰富的想象、张扬的意境，这些都要细加体会。意境雄伟，变化 惝 恍莫测，缤纷多采的艺术形象，新奇的表现手法，向来为人传诵，被视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那么，就从这首《梦游天姥吟留别》来探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及其成因吧!

　二、《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形成以及表现在其中的浪漫主义特色

　《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形象的描述了诗人奇异的梦境，抒发了诗人对名山，仙境的热情向往。而在最后则一吐胸中郁闷，表现了诗人对权贵的蔑视及对生活现实的不满。全诗描写内容丰富，梦中情景曲折多变，惊心动魄，诗人运用了丰富的想像与夸张，尽情抒发自己浪漫主义的情怀，格调高昂，潇洒出尘。

　(一)诗歌的创作和形成过程

　在唐玄宗天宝四年，李白由于遭到宧官高力士等人的谗害而被迫离开长安官廷。当时，权贵的谗毁、玄宗的疏远激起了李白内心的极度苦闷和矛盾，也因此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唐王朝统治阶级的黑暗腐bai、官场的复杂以及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他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三年的供奉翰林生涯没能实现他“济苍生”、“安黎元”的夙愿，这是他政治上的一次大失败。他曾一度消沉，“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以此表示对现实的愤 懑 。那年，他将由东鲁南游吴越留别友人时，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本诗即行前与友人们表白自已蔑视权贵的愤激心情而作的。而诗题中的天姥，是指令浙江天台的天姥山，李白在诗中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把天姥山的瑰丽神奇虚写了出来。

　诗中首先写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渺茫难找来衬托天姥山的“云霞明灭或可”景致优美及容易寻找。然后再极言天姥山高得与天相连，运用夸张的笔调写天姥山的冈峦在天空中横贯。至于描绘天姥山的气势，李白以五岳被它超出，赤城为其掩蔽来衬托出天姥山的不凡气势。另外，李白又以高四万人千丈的天台和天姥山相比，指出天台对比起天姥颢得矮小，以致像要倾倒在它的东南面，由此天姥山之高便不言而喻了。然后李白笔锋一转，写自己做梦到吴越去，并游经谢灵运从前往宿的地方，并且描绘了天色突然转暗，雷电交加中仙人洞府的石门， 訇 然开了。仙人洞中有一座金银筑成的台，而仙人们乘风一个个降下来，并且密如乱麻。由于突如其来的`看到这些景象，诗人不由得大吃一惊，而亦因此而惊醒起来。当李白醒后回味刚才的情景时，使他悟得世间万物亦是如此，如流水般一去不回。从而再深一层指出自己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自己活得不开心。当李白醒后回味刚才的情景时，使他悟得世间万物亦是如此，如流水般一去不回。从而再深一层指出自己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自己活得不开心。

　　(二)具体的浪漫主义特色在诗中的体现

　这首诗的内容丰富、曲折、奇谲、多变，它的形象辉煌流丽，缤纷多彩，构成了全诗的浪漫主义华赡情调。

　1、感情色彩强烈

　诗歌是诗人的心灵之窗，李白是一个执着于理想，感情非常强烈的诗人。在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事件及山川自然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情感的光晕和理想化的色彩，而不是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他们只是李白情感或理想的化身。而当李白的热情与理想受到打击时，他的反应也是很强烈，笔锋非常犀利辛辣。为了消解、升华痛苦，他寄情于诗歌，诗歌成为苦闷的象征，处处蒙上了感情的光晕，诗歌确实是李白心灵的投影。

　就如这首诗的最后一段由写梦转入写实，感慨深沉，议论激昂。诗人有感于仙境的幻灭，联系自己政治上的失意，认为世间行乐，总是乐极悲来，古来万事，恰如流水东去。所以，还是骑鹿入山寻仙访道吧。这种伤感情绪和避世态度表现了李白消极的一面。但消极不等于沉沦，纵情山水求仙访道虽属避世，却表现了李白与恶势力势不两立的决心。也正因为有此决心，诗人才昂首挺胸地喊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心声。全诗寄托了诗人在政治上的苦闷以及超越苦闷的心情，表达了对自由、光明等理想境界的追求，对王侯、权贵的傲岸不屈的蔑视。这些都充分展现出诗人大胆反抗现实的精神，种种的思想体现都把他内心那丰富的感情表现出来了。

　2、想象奇诡

　李白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的诗人，他善于运用幻想和想象的方式，夸张的手段，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意境和艺术形象，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沈德潜说：想象，其实是诗歌的构成要素，也是诗人创作的手段。在这首诗中，诗人的幻想色彩浓郁，浪漫主义特色表现得特别突出。

　表现在诗作中的是他用梦幻的形式对超现实的幻想境界的追求和描 摹 。全诗可分为入梦、梦游、惊梦三部分。乍一开篇，诗人出以对句，“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故意推宕一笔，以神山的不可觅求，反衬出天姥之分明可睹，点示题旨。接着，进入对天姥的刻画。诗人写其山之壮阔：“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天姥拔地耸天，大有横空出世之气概。正因为天姥高峻无比，气势雄伟，诗人不禁心动身驰，浮想翩然。为了能尽快见到梦寐以求的天姥山，“我欲因之梦吴越”,“因”交代了“梦”的缘起，由聆听“越人语”而神思腾越，张开想象的彩翼翱翔于九天之上，于是当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浪迹吴越的山水见闻便再次显现脑际。这样，此番的梦游不仅有现实的触发，而且有往昔的基础，因而奇特的浪漫主义想象就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之中。

　　再者，诗人“一夜飞渡镜湖月”，进入全诗的梦游部分。着一“飞”字， 摹 拟出神入化，足见“渡”是何等的迅速，诗人对吴越的神往是多么急切。“夜”、“月”的入句，既环扣了题目“梦”字，又使诗的境界弥漫出清丽的氛围。“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借湖光乘月色瞬间到了天姥山，“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从奇丽壮观的海日到危耸险峻的高山，“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从曲折迷离的千岩万转的道路到令人惊栗的深林层巅，“列缺霹雳，丘峦崩摧”，突兀的意象打开了另一境界，把幻想托上了高峰，想象的彩翼振翮直上。“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是诗人梦游畅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全诗最为饱满、明朗的艺术画面。虚拟仙界的俊逸飘忽，实是表明诗人的超凡脱俗。正当诗人沉浸在仙气 缭 绕、变幻莫测的画面中神志俱忘时，“忽魂悸以魄动”，诗人心悸梦醒，惊坐长叹。诗的境界陡然剧变，诗的情绪急转直下。充分表现了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环境的尖锐矛盾。由此全诗进入第三部分。诗人梦醒低徊失望之余吟道：“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也是全篇感情的凝聚点，在诗的结构上是“卒章显其志”，所显的是诗人 嶙 峋直立的傲志，不取悦于世而又不苟合于世的一腔怨愤。李白从现实去入梦，去畅游，大梦一醒，又回到惨淡的现实之中。梦中他把自己理想中的世界描绘的目 眩 神迷、奇幻莫测，诗人把神话传说中的事和对大自然的真实体验融合在一起，描绘出自己理想中的美景胜色，丰富奇特的幻想使得积极浪漫主义思想得以充分的发挥。

　3、结构跳跃多变，节奏逸宕，声情流溢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奇特的夸张，创造了新奇的艺术境界，寄托了诗人奔放的热情和对自由、光明的追求。这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又一特色。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叶燮《原诗外篇下》说：“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也。……苟有气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满，自可无坚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气者乎!”(注二)气势可谓李白诗歌的特色，凡是读李白诗歌，尤其是歌行，感受最深的，就是那股撼动人心的气势。

　诗中， “洞天石扉， 訇 然中开”诗人由梦境进入仙境，“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李白大胆地借用奇特的夸张、缤纷的想象手法描述幻想中的仙镜：青冥浩杳的苍天广无边际、日月光辉同时照耀着神仙住处金银台。在“日月照耀”的光明背景下，众多仙人降临。他们有神虎鼓瑟，有鸾鸟驾车鱼贯而下，列队而来。众神仙都是平等相处，就连凶猛的老虎也都驯服地为众神弹琴鼓瑟，真是一派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融乐世界，这种境界正是诗人所追求、所向往的。本是诗人急切地梦游求仙，现在却是仙人热烈地来欢迎，这正说明了诗人追求自由的心情多么的急切。再次，李白继承了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传统，多用比拟、象征的手法表现自我，感讽时政，兴寄遥远，意蕴丰富。诗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艺术美质。当诗人政治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他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正如屈原遭谗后上叩天 阍 下求佚女的心境，他写梦境的优美，神仙世界的美丽，正是反衬现实世界的丑恶;写对仙境的向往和追求，正是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环境的失望以及对社会体制和人情世态等“不如意”的一切的激愤和批判。

　　不禁要问：诗人为什么要用烘托、夸张等手法把天姥山写得那么高峻挺拔、举世无双是因为诗人要借此入梦，追求理想;诗人为什么要把梦境描写得那么清幽壮美渲染得那么热烈辉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丑恶，让诗人憎恶;是因为“洞天福地”的平等自由实现了诗人的理想。所以，诗人要骑鹿游山，寻仙访道，以示决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诗人要高蹈出世，傲啸林泉，以示决不向权贵低头弯腰的坚定信念。这，就是李白!这，就是照亮《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聚光灯!这，就是一代大诗仙魅力四射、辉映千秋的光源所在!

　三、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行成的原因

　(一)浪漫主义诗作形成的社会因素

　盛唐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昌盛，这种环境下形成了李白豪迈的性格、炽热的情感、敏锐的政治追求，这些条件奠定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

　开元、天宝年间，唐帝国国力极度强盛，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就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激发了诗人们建功树勋的种种幻想。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李白以“济苍生”、“安黎元”为己任，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祖国的机会，“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报明时。”正是李白心志的表现。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宗族礼法，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放浪不羁。加之李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观念上较少受儒家传统的束缚。在时代大气候的影响下形成了李白“不屈已，不干人”的傲岸不屈的性格。他以大鹏自比时刻准备“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不屑走科举进士的道路，他任侠、漫游、求仙访道、结交豪雄、干谒王侯，想凭借自己的才华、凭借知明人士的推荐，走“终南捷径”的道路去实现自己“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然而在李白生活的年代里，在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后面却隐藏着种种危机：唐玄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生活日趋糜烂，朝廷内权奸当道、政治黑暗，苛捐杂税日益繁重，安禄山此时也心谋不轨，各种社会矛盾都处在一触即发的时刻。李白第一次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追求建功立业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险径，他在漫游的十八年中没能通过任侠、干谒权贵等途径实现理想，心中充满了愤慨与不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受玄宗之征入长安，当他踌躇满志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时，却落了个权贵嫉妒、“赐金放还”的下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失败，使李白的内心极度痛苦,“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他感到从政报国道路的艰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李白把自己美好的政治理想和对统治阶级的蔑视、愤恨借助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方法表现在他不朽的诗作中。

　(二)特殊的个人因素

　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形成还有其个人因素。

　首先，他豪放的性格和追求人生价值强烈表现自我的精神，使他诗情喷涌、一泻千里。据推测李白的家庭曾是一个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除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使他的思想束缚较少，任侠、漫游、轻财好施，在他的思想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在许多诗篇里都表现出不受羁绊的豪放性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求仙就“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当他喷涌的诗情用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时，就用大胆的夸张，如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喻“举杯消愁愁更愁”、用“白发三千丈”比喻“缘愁似个长”、用“桃花潭水深千尺”比喻“不及汪伦送我情”。当现实生活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用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来表现，如“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天台，高揖卫叔卿”。

　　其次，他错综复杂的思想是其浪漫主义的又一成因。一方面他接受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接受道教和道家的思想，他求仙访道、委顺自然、遗世独立追求绝对自由，他深受庄子影响，“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甚至把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蔑视世间的一切，当他在现实生活中失望时，他就把思想寄托在山川、河流、仙界神灵上。他以山为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以月为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神仙为伴——“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同时他还受游侠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游侠本是不相容的，但这种错综复杂的思想却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主观上的结合并不等于事实，在黑暗面前他这种人生思想始终不能实现。他虽然渴望入世、匡济天下，又不屑于走科举出仕的道路;他干谒王侯“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却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他希望从政，但却要求从政不能妨碍他对自由的追求。李白这种不能实现理想的错综复杂的思想，在诗歌创作中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他必然的选择。

　李白之所以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间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他对自然景物不是冷漠的观赏，而是热情地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那飞流惊湍、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动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总括而言，李白以描写自己梦游天姥山时的所见所怠悟出不再折腰事权贵的主意，以作此来留别世人。而诗中所用的奇特想象、虚实结合以及夸张手法等，都突显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手法及其高超的写作技巧。

　结论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公认的浪漫主义的诗人，他的思想非常复杂，感情特别强烈。在生命情调上，他有庄子的自由放旷，也有屈原的理想与执着。所以，他的内外世界充满了矛盾的现象，但是也统一起来构成李白独特的人格特质。他既向往自由，厌恶现实的束缚;但又有强烈的济世理想与功名之念。综合言之，他是一个主观色彩非常鲜明的人，因此，在诗歌创作上，写意性也特别强。而且，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注释：

　注一：参施逢雨：《李白诗的艺术成就》(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国81年)，页2～4。

　注二：见丁福保编《清诗话》(台北：明伦出版社，不着年月)，页603。

　参考书目：

　1、《李白生平研究匡补》 杨 栩 生著 巴蜀书社

　2、《李白研究》林家英著甘肃自考委编印

　3、《李白诗的艺术成就》 施逢雨台北大安出版社

　4、《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一册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

　5、《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徐应佩周溶泉 吴功正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6、《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7、《唐诗美学探索》 张福庆著 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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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美学史上把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浪漫主义时期。法国浪漫主义在19世纪20至30年代走向繁荣，并在文学、音乐和绘画中得到了特别充分的表现。

生平：2）维克多•雨果（1802—1885）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导者。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贯穿他一生创作的主导思想是提倡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雨果一生支持共和，反对帝制，在1851年曾流亡海外，直至1870年才返回法国。雨果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艺术真实观、美丑对照观、创作自由观和教育功能观等四个方面。

作品：3）1827年，他发表的《克伦威尔序》一文，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引起极大的反响，从而奠定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先驱的地位。

雨果《欧那尼》：(1)引起了法国文学史上的“欧那尼之战”，成为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代表，主题不仅是对封建反动势力控诉以及对叛逆的青年一代的歌颂，还包括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强调。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

思想：4）美丑对照观：小说《巴黎圣母院》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是遵循了对比逻辑，没有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在雨果看来，浪漫主义是艺术史发展过程的最高表现，浪漫主义戏剧体现了悲剧与喜剧、美与丑、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的完美结合，因而能够最充分、最全面地描绘生活。雨果认，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滑稽丑怪是戏剧的一种最高度的美。雨果之所以特别强调滑稽丑怪，是因为他把滑稽丑怪表现为近代艺术的新类型，是艺术发展的表征，同时，也是浪漫主义区别于古典主义的重要特征之所在。

创作自由观：他坚决反对新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教条，强烈要求戏剧的创作的自由；

5）雨果作品特色

创作主调：赞颂真、善、美，鞭挞黑暗、丑恶、残暴。

诗作方面：有着瑰丽的色彩，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绝妙的音乐性，多方面的用字与巧妙的用韵法，达到优雅、精美、雄伟、朴实的非常境界。

小说方面：多半写社会小说描写人生百态为主，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情节生动、结构离奇、感情澎湃、气势磅礴，震慑人心，脍炙人口。

剧作方面：打破希腊悲剧的三一律，创始了悲喜交杂的浪漫剧。运用丰富的想象、强烈的情绪、无边的气魄、美丽的诗词，造成一种强烈而矛盾的戏剧效果。

画作方面：作品包括名著插画、人物画、风景画。描绘作品中的情节，展现内心的思绪，而以水墨画西方山水。十九年流亡期间，「海」成了他绘画的主题。

我们不能仅仅把丰富的想象力等同于浪漫主义，但吴承恩为《西游记》酿出的浪漫主义气氛，的确不比某些“标准的”（或者说没有争议的）浪漫主义作家逊色。包括否定《西游记》是浪漫主义作品的吴圣昔先生，也说过：“笔者并不认为《西游记》一定没有浪漫主义，并不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运用和体现浪漫主义”[7]。对其浪漫主义精神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在这方面曾作出过一些很高的评价。如袁珂先生就说过：神话的影响基本上表现在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两个方面，《西游记》兼而有之[8]。从中看到浪漫主义的批评家们，不少人注重作者对花果山生活的描述，以为那就是他笔下的“理想王国”。杨江柱在《乐园的出走》一文中提到：“《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是由人间到天上的中间环节，非人间的幻想成份增多，浪漫色彩更浓”[9]。其实，吴承恩在“花果山境界”上着墨并不多，如果那里代表着他的理想世界，其描绘就显得比较简单，也不够明晰。吴承恩充分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技法所创造的浪漫主义气氛，主要体现在《西游记》的艺术形态上；从内容实质上分析，表现浪漫主义精神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或者说不是他的主要追求。在《西游记》浓郁的浪幔主义艺术风格的纱幔之中，透出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西游记》形态上的浪漫主义也是迷人的。民间素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的俗语，大人们深怕想入非非的孩子听信了书中的神话，而导致某种荒唐的举动，可见作者笔下的神话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之后，有人发表评论指出，全剧的总体风格过“实”，浪漫气息不浓。主要表现在剧中人物人味太重，仙气、妖气、傻气不足。比如，白骨精的外表应该是窈窕善媚的，而电视剧却侧重了她的阴险毒辣；玉皇大帝的形象应该是既威严又有仙风道骨的，而在电视剧中他还不及一个人间君主神圣；猪八戒本来是最有个性、最富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但给他制作的假面具却面庞黑瘦，表演上也显得愁眉苦脸，傻得不够，不能更好地逗人喜爱，等等[10]。根据这位评论者的意见，就是说编导设计者在创造这部“神话剧”时，对原著精神把握不够，留下了遗憾。电视剧侧重“人味”，对“仙味”却未必是忽略。不过，此剧未能充分展示神话人物的神采和风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儿童的”《西游记》。

三

文学的艺术魅力就是文学的价值体现，《西游记》所以能在一代代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持久不衰的影响，是因为它能够对不同的读者源生出不同的艺术魅力，尤显出其双重价值。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有一部神话的、闪射出浪漫色泽的，能够使少年儿童及大众着迷的《西游记》；而且更应看到还有一部社会的、历史的、隐喻着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西游记》。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主张把《西游记》研究从单纯偏狭的政治图解方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时，大家想起了《西游记》的近代研究权威胡适的见解：“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而不用深求”。（胡适《〈西游记〉考证》）并认为鲁迅对这一观点是持赞同态度的，说过读《西游记》“但觉得好玩”，“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11]的话。于是出现了一种与其相似的“游戏说”，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游戏之作，并且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游戏之作。持此说者推崇吴承恩那支富有高超造诣和艺术个性的游戏之笔，“它的价值在于能使人一笑，使人好玩”。由于那支生花妙笔在形象描绘中的创造性贡献，小说才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论者强调，只有紧紧抓住“游戏”这一根本特性，注意作者运用游戏笔墨构成的审美趣味的独特性，才可能准确地揭示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独创性成就。否则，对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社会价值的探究只能是侈谈，其结论自然是一般化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12]。“游戏说”并不是单纯地把《西游记》看作是为游戏而游戏，而是游戏之中暗藏密语，是对人们心灵中或许存在的假、恶、丑的净化剂，能使人在新的高度上获得新的平衡与和谐。

与“游戏说”有所不同的另一种论点是“哲理说”，包括“反映人生”、“表现理想”、“追求真理”等种种论说，各自论证的角度虽有差异，但总的观点大致相近。方胜先生对“哲理说”作过概述：“作品全部故事情节及其人物间的冲突，其实是在总体上显示着人生道路上所必然要碰到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它“涵括了人生道路上所可能遭遇和经历的一切有关问题在内”[13]。“哲理说”论者一反“农民起义说”，在否定了将孙悟空的行为解释为“起义领袖”对封建统治阶级造反的观点之后，认定孙猴王从大闹三界开始，后来在取经路上历经搏杀，最后修成正果，反映了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及最终归宿。即使是看到了《西游记》政治批判意义的学者，也对其主人公孙悟空持有这方面的见解。说前七回“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描写人生少年儿童时代那种年幼无知、幻想驰骋、无拘无束的生活。此时的孙悟空是一个心高气傲、聪慧过人、顽劣调皮的孩子王。孙悟空所‘领导’下的花果山猴群，只是一群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顽童”[14]。进而把制伏“顽童”的如来佛形象理解为：具有无穷的智慧，能够觉察过去，预知未来，洞悉人间和天上一切情况的神明人物；他具有无边的力量，能够支配风云雷电，调遣山川河流，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他所从事的工作，是教授弟子，传播知识和真理，类似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面对这位理想中的“至圣先师”，孙悟空虽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但终因他少年智短，在个人力量与自然力量相较之下显得力怯，而被其制伏。后来，有学者将这类论说归纳为哲理性、传奇性、诙谐性，并作了系统地论证。

《西游记》研究界对“哲理说”呼应者较众。但同时却基本否定了这一巨著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

感性之悟可以使我们对作品某些文学信息所潜藏的隐喻得以破解，但对一部具有丰富内蕴的巨著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于理性的抽绎，在于对其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的总体把握。我们应该看到，在一部可供“看热闹”的神话后面，还有一部强烈地折射着现实社会矛盾，有着深刻思想意义的《西游记》。

明代中后期，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萌芽，长期形成的封建式的生产方式受到冲击。随之，封建的意识形态也开始面临个性解放和要求的人格独立的主张等新的社会思潮的挑战。吴承恩生活的正是这个时代（大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卒于万历十年，即1582年），他和天下许多读书人一样，开始寄望于科场，但屡试不第，43岁那年始补贡生（一说30多岁），因母老家贫，长期靠卖文维持生计。54岁才屈就了一个长兴县丞，而他耻于折腰，未久便拂袖罢归乡里，从此绝意仕进，闭门著述。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创造力和强烈的个人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吴承恩于宦途的失意和生活的困顿之中，比别人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封建朝政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更容易接受时代要求变革的情绪。而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宏篇巨制之中。怀才不遇的愤懑，创造精神所受到的遏抑，只有在其笔下的恢宏故事中寻找寄寓了。在他遗世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的诗句，表达出他对黑暗社会现实的痛恨和济世匡时的愿望。事实上，在他构想的神魔故事中，也设置了各种势力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并且极尽讽喻手段，对大部分处在“治人地位”的大大小小的神魔作了无情的嘲笑和鞭挞。

对研究者来说，问题是如何理解作品所揭示的丑恶及其作出的讽喻。有人非但没有看到作品浓烈的批判意识，反倒认为它带有宗教观念的污染，这显然是就故事论故事。佛门故事只是为作者所借用的题材，纵观全书，作者大大淡化了取经故事所固有的宗教色彩，甚至对宗教进行调侃式的嘲弄，从而打破了宗教的庄严感和神圣感。虽然故事中穿插着描写“佛法无边”的情节，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它不可能因此而增强人们的宗教意识。正如何满子先生所言：它表面上尽管说法论道，“实际上是在和宗教开玩笑，而在人物的描写中，则更达到对宗教的相当彻底的否定”[15]。

然而，如果把到西天求经看作是小说的主旨，认为只要从作者对待宗教的态度去探寻，就可抓住其根本倾向，这同样是差之甚远的。在吴承恩的艺术思维中，人与宗教的关系不仅仅等同于人与神的关系，“否定神而肯定人”至少不足以概括其创作主旨。因此，作者的批判精神，决非只是体现在对宗教的抨击上。

在古代中国，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不只是个人信仰问题，玉皇大帝及天庭诸神，也不只是佛教信陡们心中的神祗。中国历史上虽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明确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机制，但佛教与封建政权却有过密切的联系。在该著中，唐僧西行取经是奉唐太宗之命前往的。太宗不但热衷“选举高僧，修建佛事”，而且采纳宰相萧禹“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佛，圣人也。非圣者无法，请置严刑”的建议，“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第二十回）。非但如此，太宗率满朝文武，朝着观世音远去的背影而五体投地的情景，同样出自作者笔下。作者在揶揄神灵的时候，难道就不会想到这等于是对现实统治集团的嘲讽？即使只是为了否定神灵，那末，他勾画的那些或刁奸或愚蠢，或廉洁或贪欲，或善良或凶狠的神魔形象，又在何处寻得生活原型？因而，要透视这部名著的思想意义，至少不能忽视当时的现实时代和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把对作品的探讨与作者经历的坎坷的人生际遇联系起来分析一下，有益于我们认识作品深邃的主题内涵。

四

要揭示《西游记》的主题，仅仅局限在对主人公言行的分析上也是不够的。如果感觉到孙悟空的行为象征着什么，作品的主题就是什么的话，恐怕仍然难以寻到比较正确的答案。以往正因为没有脱离这个狭区，所以才有了孙悟空是英雄、叛徒、地主、市民，或从顽童到成人等等近乎猜想式的结论。假如我们把孙悟空传奇般的经历看作是一条串联故事的线索，就会看到，小说家沿着孙悟空的足迹向读者展示的是一幕幕或虚伪、或残忍、或赤裸裸丑恶的世态。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虚拟了这么个近似顽劣蒙童的猴头，它神通广大，勇猛无敌，且机智灵活，处事细密；面对天神显几分泼顽，群魔面前它尤显身手不凡。所以，只有它那种蔑视天庭却又表现得调皮诙谐的姿态，才能撩开至高无上的尊严面纱，让人窥见到里面包裹着的虚弱和自私；只有它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变化万端的本领，才能直插魔窟，使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暴露出它们的凶残和阴险；也只有它那种通天入地，无处不可至的神通，才能问天审地，揭露出神妖之间的丑恶勾当。孙悟空护唐僧西行，本属不得已而为之，了不起包含了一份报恩的因素。最终到达西天，它被加升大职正果，封为斗战胜佛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解除强加在它头上的、曾使它饱经折磨的紧箍咒儿。并要求把它“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促弄他人”。这是孙悟空这个艺术角色留给读者的最后一句话，明显表露着对所谓大慈大悲观世音的不恭敬。难道这话中就没有对个性受到摧残的不满情绪？“正果”如此“修炼”才能得来，实乃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