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花铺剧本贺子匆为什么给沈早早备注鲁迅先生？

一间花铺是一部剧本杀，讲述了六个高中生的情感故事。贺子匆是其中一个角色，他是富二代，有自己的主见，但也因为自己的原因失去了最重要的两个人。

贺子匆为什么给沈早早备注鲁迅先生，可能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因为鲁迅是贺子匆喜欢的作家，他曾在课桌上刻着“早”字，含义是鲁迅文章。

另一种是因为沈早早的名字和鲁迅有关，沈早早的父亲是鲁迅的忠实粉丝，给她取名沈早早，寓意“早日新生”。

先生：

您好，当您打开这封信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位学生在21世纪10年代最后一个月时，怀着激动万分的心情执笔给您写下的一封信。我不知为何想写信给您，恐怕是您带给我的简单而又深邃的道理让我想和您畅所欲言一番吧。

依稀记得小时候，我无意间在杂志上翻到了一则《题辞》，这便是我们的第一次“邂逅”，但从你削瘦的脸庞上、严峻的神情中，我看不到一点生气，只有“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剩野草”的沉重与冷酷。

最先接触到您，是因为一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时幼小的我，并不了解那些晦涩的字词的含义，感受不到你对祖国的一腔热血，对敌人的愤怒，对命运的呐喊，只是觉得很多人说它好，只是知道有一个文学战士，好像叫做鲁迅。

最近闲来无事，从书架上的茫茫书海中挑出了您的著作《朝花夕拾》，读了这本书才明白，我对您的理解偏差竟如此之大。书中的白纸黑字都仿佛在纸上跳跃，散发着奇特的清香……每每翻动书页，我便仿佛回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黑暗的统治使人民麻木不仁，仿佛天空都蒙上了一层阴暗的铅灰色，压抑、恐惧。

先生，我无法回到您的过去，我只好在文字中默默地与您对话——

深夜，灯下漫笔的您是孤独、寂寞还是伤感的？朝花若能夕拾，惆怅是不会浮现于字里行间的。眼下，我已慢慢融进您的思绪，随着飞扬的心情在解读“嬉笑怒骂皆是文章”的您。 先生，在黑暗中，您就是一抹希望的亮光，照亮了那个黑暗、阴森的冷酷世界。回想往事，记忆里仍有浓浓真情的流露。

您回忆着充满无限乐趣的百草园——您怀念着采桑葚、拔何首乌、捕鸟的日子；回忆留学东京——藤野先生对您无微不至的关心；回忆一直让您陷入自责与懊悔中——父亲的病与那些封建腐败的庸医；回忆那本“三哼经”——它倾注了多少长妈妈对您的爱，以至于您最后说：“黑暗仁厚的地母啊，远在您怀里永安葬她的灵魂吧！”这些往事您都记着，怀恋着。

然而，在这个病态百出的社会里，使您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笔尖挥动，您一发不可收拾了。 您选择了穷困潦倒，守着孤灯，朦胧中，我隐约看到了你忙碌的身影，你坐在狭小的书桌前奋笔疾书，用笔杆当做武器无情抨击敌人的腐朽。同时，我也看到了你弃医从文的决绝，看到了你对封建制度的嘲讽，你对深受其害的芸芸众生的同情和怜悯……

我无法揣测您心里到底包容了多少。但至少，您早已把中华民族包容在心里。您饱经风霜、苦难，却依然追随光明、追随未来。您化身为一名战士，用笔作机枪，向意识上的敌人开枪。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被唤醒，您用特殊的人格魅力，开辟了新的道路，来拯救民族。我将永远崇敬您，为您的小说，为您的人格和思想。

  此致

敬礼！

学生

2019年12月1日

真实的鲁迅是沉默的鲁迅。

　　我们接触到的鲁迅其实是很有限的

“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次的周氏兄弟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他那么感情投入的。 太激动了，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 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 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 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 聊天，一边一件一件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特别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闪亮的泪光。每当这个时刻，上百 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学生昵称的这位“老钱”，正是钱理群。

　　“你看我像不像这尊弥勒佛？”鹤发秃顶的钱理群，正笑嘻嘻、小心翼翼地托起他家供奉的“四神”之一，对着镜头 摆起了pose。

　　接着，老顽童般要求摄影记者拍下他与其他三神的合影，“喏，左边墙上是钟馗，还有，还有，那件大衣柜侧面挂的 关老爷，再就是——”

　　再就是——他的眼神定格在了书屋的正壁上，那是一幅鲁迅的肖像，“这是我家珍贵的神。”

　　“神”凝视远方，任重道远；钱理群凝视着“神”，近在咫尺。

　　适才，他还在电话里申明：“对不起，我个人不接受采访，关于鲁迅实无可说……”喉咙沙哑，声音低沉，听不出半 点浙江乡音。

　　良久，他嗫嚅道：“我现在每天时间排得好满……实在抽不出空来。”

　　“可是，鲁迅先生不是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还是有的？”记者紧追不舍。

　　电话那边爆发出一阵突兀的爽朗笑声，爆笑过后，慨然应允。

　　时值鲁迅逝世70周年，各家媒体都在试图重新打量鲁迅。对于曾在北大讲堂上讲了17年鲁迅，而且“不管讲多少 回，每次都有新鲜感，每次都冲动地期待与鲁迅相遇”的钱理群而言，岂能无话可说？

　　也许正因满腹话语不胜负荷，故而，他在枫丹丽舍的家对记者敞开了，心里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他倒并不那么“畅” 所欲言了。

　　嗬嗬，过去每次纪念鲁迅逝世，都好像在做政治活动。我原想，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少不得又要“热闹”一番 了，我就不要凑这个热闹吧。可没想到，这次纪念活动，没有官方主导，民间自发，媒体仍然热闹非常，这让我产生兴趣了。

　　我曾说过，当一个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他与鲁迅是无缘的。当一个人对生命充满了困惑，在生命中去苦苦寻求 ……去寻求一种精神支援时，就是他读鲁迅，与鲁迅产生心灵碰撞的最佳时刻。这是一种意识上的流动，也是他与鲁迅的结缘 。我将这种缘分，这种流动，形容为“相遇”。

　　我与鲁迅的初次相遇，始于他的杂文《腊叶》。

　　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一次，我很偶然地在哥哥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文集，书皮上赫然印着：鲁迅。

　　鲁迅是谁？我懵懂无知。我翻开书，读到了《腊叶》里的一段话，“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 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哎呀，我的心倏地一阵发紧，暗暗地还有点恐惧，就觉得那双眼睛正盯着我，但又感觉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异之 美。就是这瞬间的感觉，直逼我的心坎，日后成为记忆深处不可随意触摸的一部分，乃至直到1985年，已经在北大开独立 课，为学生讲鲁迅作品了，我都很少讲到《腊叶》。

　　我是生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充满了民族、国家、家庭与个人的苦难，正是 这“苦难体验与记忆”，成为我观察、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以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基础。而在我的苦难记忆里， 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在外在的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背叛，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 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压我在心上，像一座座“坟”。“悔恨”之蛇就这样无时无刻不在咬噬着我的灵魂，只 有倾诉于笔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缓。

　　故而，我与鲁迅的相遇，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历程，也包含了我的圆梦，以及我的还债，一种精神上自赎的历程 。

　　圆什么梦呢？我虽然生在战火纷飞的1939年，但我很幸运地拥有过一个金色童年，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怀着 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好奇去不断发现新大陆的梦想。

　　我想当老师，我喜欢话剧，喜欢诗歌，日后都一一得以实现：在北大教书，除了研究周氏兄弟的文章，还研究艾青、 曹禺。我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回到北大去，给青年人谈谈我的鲁迅观。

　　在北大，我最得意的事，就是我讲了17年的鲁迅，我成了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

　　谈到“还债”。我不得不说起至今都痛悔不已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我在“文革”时期烧掉了家父留给我的惟一的纪 念物：他的照片；第二件就是在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扛不过一次次批斗的冲击，违心地说过假话，以致让我的朋友 受到牵连和伤害。最让我痛心不已的是，“文革”初期，我的一名学生为了维护我，为我说了一句话，被打成反动分子，丧失 了年轻的生命。

　　40多年来，往事如同磐石，一直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有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我从不曾向外人道，这是我应背负 起的红字。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自己的真 心的话发表出来。”

　　可他深知说真话何其之难，于是他主张“说比较真的话”。但什么是比较真的话？我确立了我的三个原则：第一必须 认识说假话是错的；第二如果说假话，必须是被迫的；第三绝对不能伤害他人。

　　鲁迅先生说过他只为三种人写作：一是“孤独而疾驰的斗士”，二是“还在做美梦的青年”，三是他的敌人。回首往 事，敌人，我是没有的；可是为青年而写，那个死去的女生的影子总是萦绕在眼前，使得我一方面渴望与青年人靠近，同时又 害怕与青年人靠近。

　　我曾就读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生平最大爱好就是读书。就因为太爱了，所以在学校里，我成了典型的“白专人物”。 为此，我递交的入党申请书，无人理睬，日后更是给我贯上“企图混入党内，被我党警觉其险恶动机”的罪名；我申请过继续 读研的志向，校方依然严辞拒绝。理由嘛，现在说来颇为可笑，那个年代可是义正辞严：全国一片“读书越多越愚蠢”的呼声 中，你这个书呆子，还想继续求学？还是早点改造思想吧。

　　就这样我被分至贵州地区任中学教师。我在那里一呆就是18年，青葱岁月，而立之年……在那里，我曾因为家父是 国民党高官，1949年带着两个哥哥去了台湾，而被打成反动官僚出身的黑子弟，屋子被抄得狼藉一片，父亲的照片就在那 里被他们抄走了；在那里，我刚刚摘下“走反动路线”的帽子，父亲的照片被送回来了，而我却不敢留下来，在夜里，我哆哆 嗦嗦烧掉了它；在那里，我违心地“坦白交待”、胡说一气时，我深爱过的学生，我关心备至的学生也在疏离我，他们甚至在 一个黑夜将一件我送给他们的衣服还了回来，在上面狠狠戳了几个大洞，写着：钱理群，我们要戳穿你的假面具……

　　假面具？鲁迅先生说过，人在白天都是要戴着假面具的，惟有当夜深人静，闭门独处时，他才能卸下伪装，赤裸裸面 对自己。

　　也就在那时，我曾一度与他夜谈，并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与鲁迅》。以后，我每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后面，都会 写下一篇长长的后记，它们，就是我的墓志铭。

　　1978年，我像个老童生一样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先生。而“还债”远未结束。我记得“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声中，王瑶先生找我去，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问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 讲殖民地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为什么不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 思……

　　父亲离世的消息从台湾传来了，哥哥又逝于美国，母亲最终葬在了南京。生不团圆，死各一方。一个大家族，十多个 人，居然没有一张全家福！

　　国家、民族、个人命运，百感交集。我在寻问，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未名湖畔，我常常独自徘徊深思；深夜，我 伏案向鲁迅先生裸裎心迹，寻求解答。

　　我痛苦地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如此多的错，我们长时间放弃了独立思考，长时间陷入了一种盲目崇拜。

　　不断对自己提倡的东西进行质疑，直接影响了我日后的思考方式，也必然导致我骨子里的不安分，和不那么讨人喜欢 。

　　1999年是我的本命年。就在那一年，为北大学生讲鲁迅时，我选的第一课正是记忆中不可触及的《腊叶》。

　　腊叶，原是指生命的死亡；在生命的起点，我邂逅了《腊叶》，与鲁迅初次相会；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我再次翻 开了《腊叶》，再次站在了鲁迅面前。

　　内容提要：鲁迅的《阿Q正传》是戏剧人一直想尝试改编的小说，鲁迅并不反对改编但反对曲解或误读。相比较而言，陈白尘先生的同名改编本忠实于原著精神，用添加人物和事件的方式，创造性地突出了他所理解的原著精神，象征性地表现了作为民众精神造像的阿Q“精神胜利法”代代遗传、子孙不绝的情景。话剧改编本在陈白尘的喜剧创作中，是一种技巧圆熟、风格深沉、内在的新喜剧。

　　关 键词：剧本，《阿Q正传》，改编，创造性。

　　鲁迅小说《阿Q正传》，在现代戏剧、影视文化发展中，被改编过许多次，但是，陈白尘的话剧改编本，却是最忠实于原著又最有创造性的作品。

　　（一）

　　陈白尘先生创作的每一阶段都有代表作，都有呼应时代的力作推动作社会的前进。但是，我格外看重陈白尘先生的《阿Q正传》，首先，因为这部作品包含了陈白尘先生创作成熟的经验和思想高度的境界；其次，因为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中所包容的思想深度和时代风物，被感受着同样的时代苦难、生活焦灼与社会责任的这样一个剧作家创造性地做了戏剧形式的诠释，一面文化大纛，一个戏剧高台，合在一起就十分好看了。

　　鲁迅，《阿Q正传》，国民性，成为中国百年小说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阿Q正传》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刻画典型人物最深刻的代表，成为了现代中国戏剧舞台上被人反复改编上演的剧目，话剧尤多，戏曲样式也有。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陈梦韶《阿Q剧本》（1）、袁牧之的《阿Q正传》（2）和田汉《阿Q正传》（3）。陈白尘先生1963年和1981年创作的**剧本和话剧剧本，也是鲁迅小说改编过程当中的里程碑。据资料，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和法国也有鲁迅的这篇重要小说的改编上演。1999年春天，韩国国立剧团在汉城南山国立剧场小剧场也有《阿Q正传》在韩国的首次上演，所用的剧本，其实就是陈白尘先生的改编本。该剧目是韩国国立剧团当年筹划的“韩、中、日东亚三国话剧回顾演出”的第一批剧目。陈白尘先生的《阿Q正传》改编本的韩文剧本是由在中央戏剧大学留学的韩国留学生江春爱、董国台翻译的。作为留学生，他们选择陈白尘先生的剧本翻译过去，有眼光，够水平。因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小说史上的文化丰碑，《阿Q正传》是他的代表作；而陈白尘先生是中国现代话剧是的见证人、活动家和著名剧作家，他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技巧纯熟，风格稳健，思想深刻，作为受过鲁迅先生思想的同代滋养的剧作家理解和诠释鲁迅小说和思想，有着其思想情感、社会解析的极大可靠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韩国留学生的选择，是具有文化眼光和作品鉴别力的。

　　毋庸讳言，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一方面增长了消费经典、借势名人的意识，另一方面对经典和名人缺少应有的尊重和审慎，在解构的时髦词汇下，于戏说的潮流中，对鲁迅作品的改编也信马由缰，随心所欲了。大约2001年-2002年间电视台播出过一部10集电视连续剧《阿Q的故事》，整个是鲁迅小说中未庄、鲁镇男女人物的“乱点鸳鸯谱”，当时引发过争论。我不想去评价争论，只想借我的论文表明我的价值取向，那就是陈白尘的改编，才是我心目中贴近鲁迅原作的改编。

　　（二）

　　早在1930年10月13日，鲁迅给一个叫王乔南《阿Q正传》改编者回信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4）根据姜德明先生考证，这个王乔南在1930年10月5月给鲁迅先生写信，就他改编鲁迅小说征求意见。他希望在国产影片当中的时髦、热闹之外，多一点“艺术”品味，他说：“有人说现在已是‘阿 Q 死去了’的时代，但我睁眼一看，各处仍然充满了这个灰色可怜的阿 Q，我总想另给他一点生命，驱他到银幕上去。”（5）鲁迅被他的想法所触动，没有坚决制止他的改编愿望，还说：“我也知道先生编后，未必上演，但既成剧本，便有上演的可能，故答复如上也。”（6）但是，姜德明先生发现的一本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和东华书店代理发行于1932年4月署名“力工”的《阿Q及其他》剧本集，5个**、动画剧本（7）中有一个占篇幅最大的“无声滑稽**”脚本《阿Q》，而且，页码边线上印有《女人与面包》的字样，这正是致信鲁迅要求改编《阿Q正传》的王乔南，力工是他的笔名，他在《阿Q》**脚本后的附言中鸣谢说：“此剧由《呐喊》中之《阿 Q 正传》改编，业经原著者许可，特此致谢。”鲁迅博物馆现存资料表明，王乔南曾将出版物转请鲁迅“教正”（8）。但是，鲁迅最后对他的答复是：“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9）。实际上，鲁迅并不是反对别人改编他的小说，从上述情况中鲁迅的态度看，他只是害怕别人误读甚至曲解了他的小说原意和小说人物——剩了滑稽或者滑向哀怜。因此，面对改编者，鲁迅采取了容忍的态度。王乔南不但用《女人与面包》的名字吻合“洋派”与时髦的流行语，而且还标明“滑稽**”，甚至还用过《阿Q趣史》之类的别名来称呼他的改编本。这在原作者那里已经十分犯忌，但是鲁迅只是淡淡地收兵免谈，显得十分宽容。

　　1934年田汉、袁牧之编《戏》周刊时，连载了袁牧之的《阿Q正传》，致信鲁迅后，鲁迅的态度是配合的，积极的。他答复说：“《阿Q》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6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10），透出两个信息：一是鲁迅关注对《阿Q正传》的改编，“断断续续的看过”；二是鲁迅肯定了改编本“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鲁迅接下去对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的姓氏、所操的语言等谈了自己的看法，要求人物、事件、环境和语言不要过于囿于地域方言的具体针对考虑，应该“普遍，永久，完全”，便于“活用”。

　　鲁迅曾因为希望中国社会进步，形象地提出希望自己针砭生活时弊、抨击社会痼疾的著述“速朽”，但是，无边际的黑暗与铁屋子般的现实使他更相信“韧的战斗”。于是，那些远无可能“速朽”的作品，还需要传播，成为“运行的地火”。1925年，《阿Q正传》被译作俄文的时候，他认真作序和写自传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他其实是想“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这样的灵魂被铸成的历史，有这样的灵魂百姓“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11）鲁迅通过阿Q及其周围的人来刻画国民性，描摹国民性滋生铸成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为太多的人所理解，鲁迅感到人的理解与人的感悟的隔膜。“我的小说出版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者可怕的冰块。”（12）失望之余，俄译本成为了鲁迅看看在俄国读者眼中的阿Q及其周围的人所表现的“情景”的新希望。

　　从1925年5月到1934年底的近10年间鲁迅的态度看，显然，或译或改他的《阿Q正传》，在鲁迅都是欢迎的。问题在于，不可误读或曲解。

　　在鲁迅生前的充满了误解的批评与恰如鲁迅所担心的浅薄的改编，都令鲁迅感受到更深的孤寂。而鲁迅身后的“戏说”与“糟改”，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在这样的改编历史与文化背景，陈白尘先生的改编本，就显示出了其精神上忠实原著、结构上合理延展与形式上大胆创造的特点。

　　（三）

　　精神上忠实于原著，首先必须讲清原著的精神。

　　鲁迅解剖的麻木、愚昧、混沌的国民性，是中国历史的代代积累与社会生活的层层加压铸就的。未庄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切片”，赵太爷府上到阿Q的土谷祠是鲜活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剖面，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精神造像，但他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体，而是一个有着普遍性的典型，一个杂取种种人“拼凑起来的角色”。他是中国民众在精神痼疾与体貌特征上都具有代表性的“这一个”。自高自大与自轻自贱，失败痛感与胜利幻觉，受辱的难堪与欺人的快意，盲从的本能与抉决的混沌，都可以在瞬间转换。荣辱得失的瞬间转换的利害辩证，精神胜利法的自我慰籍，忘却当中认贼作父、认敌为友、以自轻自贱为代价的获得的无责任、无负担、无使命的轻松感，这是苦难无边的小民百姓们“苟活”的法宝，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苟存”的温床。鲁迅先生与陈白尘先生所瞩目的，正是这种在中国漫长专制历史、暴虐制度和近代软弱又可鄙的政治权术下催生、铸成的民众性，它是民族精神气象，是国家社会心理，是民众生存宝典。弃医学文的鲁迅要疗救的，就是国民的这种精神症候。

　　陈白尘的老师田汉先生在1937年也改编过鲁迅的这部同名小说，一个当年年底由中国旅行剧社演出于上海的五幕话剧。但是，田汉先生的改编意图，更注重其现实需求与生活联想的意义：“《阿Q正传》在这时上演也可以有它的意义。首先，我们应认识目前的抗战便是辛亥革命的任务的完成。《阿Q正传》写的恰是辛亥革命前后，而直至今日止，当时的革命对象依然存在。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之流，以汉奸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左右。第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 对日抗战中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妨害我们人情谁是我们的朋友。第三，阿Q作者鲁迅之死不妥协的精神在滔滔的今日有提倡宝爱的必要。”（13）田汉将阿Q安排在麻木、可悲和愚钝的众生相当中，突出其社会基础，这一点，田汉、陈白尘师生的立足点是一致的。但是，田汉更注重小人物悲剧的催人奋起的宣传鼓动性，所以，他安排了一个情节：真的革命党马育才与假的革命党阿Q在狱中会面，无论是真革命党在狱中还是假革命党被杀，对社会黑暗依旧甚至更加恶劣的情形的揭露是形象深刻的。阿Q被杀后，马育才在狱中演讲：“死了一个天真无辜的农民，朋友们，中国革命海没有成功，封建残余野兽还在吃人，让我们继续奋斗，替千百个阿Q复仇吧。也让我们去掉每个人心里的阿Q， 争取中国痛苦人民的真正的胜利吧。”（14）热情如火，典型的田汉式的热情率真的表达。

　　和他的老师的表达不一样，陈白尘没有安排“人物”来做画龙点睛式的演讲，而是把他的理解和情感，安排在人物关系与冷静的叙述评价当中。

　　陈白尘先生准确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意蕴，他首先瞩目的是人物。在阿Q周围，陈白尘先生安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除了原著当中的人物外，《明天》中的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风波》中的七斤，《药》中的红眼睛阿义，《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掌柜的。这些人，与闲人王胡、未成年的小D一道，构成了一个阿Q们的世界。其实，他们生活境遇不同，但是，精神症候上，他们也是大大小小的阿Q。表现方式不一样，或生活境遇没有像阿Q那样，一旦条件变化，他们也是阿Q，精神胜利，麻木愚钝，盲从听遣，欺人自欺，都会的，无师自通。鲁迅在1934年11月18日写的《寄<戏>周刊编者信》说过：“今天的《阿Q正传》上说：‘小D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15）陈白尘的改编本中，其实有有意识地将小D与阿Q写成了对手戏，几乎是一种形影相随的联系。全剧序幕家七幕的8个情节单元群，除了阿Q与吴妈的情节里没有小D，其它7个单元群中，总能见到小D的影子，听到他的喝彩声。一方面他是正在变成的阿Q，他心里实际上是佩服阿Q的；另一方面他是阿Q的竞争对手，精神上佩服和“像极了”阿Q，生活当中取代了阿Q在未庄的帮工位置，这种取代，富于象征意义。陈白尘先生对鲁迅的意图，理解得深入细腻。所以，在阿Q稀里糊涂地被处死后，剧本末尾的情节是这样写的：未庄的众闲人酒徒在茶馆里津津有味地议论阿Q被杀头的事情，只有小D一声不吭。

　　“小D（突然发问）七斤，你先前不是说，阿Q也喊过一声‘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么？

　　七斤 是喊过的。可是城里人说，他到底没有唱一句戏！

　　小D （独排众议）我看啦，阿Q哥他（走出酒店离开众人）还是一条好汉！……

　　〔小D的精神、姿态都更像阿Q了〕

　　〔解说词：阿Q死了！阿Q虽然没有碰过女人，但并不像小尼姑所咒骂的那样断子绝孙了。据我们考据家考证说，阿Q还是有后代的，而且子孙繁多，至今不绝……〕”（16）

　　可以发现，陈白尘先生改编的鲁迅同名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生动的形象。从赵太爷、赵秀才、白举人、假洋鬼子、赵司晨到地保、赵太太、秀才娘子、邹七嫂、吴妈再到衙门老爷、狱卒小鬼和未庄闲人，这些人，就是未庄、鲁镇的众生相，就是产生阿Q的社会环境。批判与解剖的笔锋，绝不仅仅局限于阿Q的举止的古怪和念头的滑稽，不仅仅让观众想到“精神胜利法”属于阿Q一个人，而属于一个群体，阿Q的精神痼疾其实是民众的精神造像，负载这种精神症候的生命个体，可以是张三，可以是李四，还可以是王二麻子。阿Q死了，还有小D。这是一种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心理精神的遗传，所以，阿Q子孙繁多，至今延绵不绝。那么，反思历史，改造社会，就成了我们铲除阿Q繁衍的温床的着力点。

　　增加众多人物形象的作用，除了展示阿Q生长、生存的社会基础之外，还有剧情展示于人物塑造上的突出功用。我们都知道，戏剧人物是在事件当中显示个人意志，在社会关系与人际交往当中表现个性特征的。没有区别，无所谓特征；没有交往，就无机会表现。有了未庄众生相，如阿Q戏弄小尼姑一节，既表现浊世俗流的生活环境，又反射阿Q的心理活动与众闲汉的心理互动，还刻画阿Q欺软怕硬性格的可恨可鄙。又如白举人，赵太爷，县太爷、老把总质检的勾结事件，补充了小说当中略写俭省掉的情节，不但使观众能更清楚地了解阿Q命运的来龙去脉，而且将阿Q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糊里糊涂的死的背后藏着的“清清楚楚的”阴谋写得形象生动，毫无人性。这是“草菅人命”的一个案例。

　　鲁迅小说的思想，得到了准确、深入、进一步的阐发。应该说，这也是陈白尘先生创造性的改编本的深刻之处。

　　（四）

　　陈白尘先生的戏剧创作，以喜剧著称。到了《阿Q正传》的改编，因为对社会人生，世态冷暖有了更深的认识，再去深入鲁迅小说的世界，改编出来的作品，尽管还是喜剧风格，但分寸拿捏已经十分不同了。既不可能温婉多情地处理鲁迅小说，也不适合漫画夸张地表现鲁迅小说的人物。因为未庄也罢，鲁镇也好，虽为假托，实为旧中国县郊乡镇的缩影，灾难深重，令人无法温婉面对，更无法心存多情；而生活期间的苦人儿，就是鲁迅说的几千年历史当中默默生、默默死、像在大石块下萎黄的草的生命一般的草民，与那些官场丑史中的群小，与那些乱世发财、国难发迹的群丑绝对不一样，不宜漫画讽刺而宜于细心体察，不宜猛烈鞭挞而宜于痛责之余亦有哀怜。所以，《阿Q正传》的改编，应该算是陈白尘先生喜剧创作风格的第三个阶段的第三种风格——形喜实悲的人生喜剧。

　　说陈白尘先生的《阿Q正传》是以含泪的微笑叙写、表现的人生悲剧，是因为阿Q的悲剧，实在是中国草根状态的、数量众多的民众的生存状态的悲剧：愚昧，混沌，麻木，靠本能忍辱含羞、自我麻醉地苟活，生如草芥，死若野狗，引不起别人的同情，也引不起自己同类的同情，能够侥幸逃脱厄运就贪生苟活，不能幸免就逆来顺受，认命等死，引颈就戮。这样的悲剧中显现的既可恨又可怜的国民性，实际上是暴政的历史、专制的社会与非人的生活逐渐铸成的。所以，鲁迅的小说和陈白尘的剧本，都基于这样的事实来理解阿Q及其他周围的环境，陈白尘先生特地将鲁迅其他小说中的人物编织到剧本当中，实际上就是为了展示阿Q生长和生成的社会环境、生活基础。本质上说，小说和剧本当中表现的阿Q，其实并无多少滑稽可言，而是更多地显出一种麻木的受侮辱与受损害者的可悲与可怜。在鲁迅小说当中，阿Q的形象，农民式的狡狯和乡间闲人的游手好闲的毛病，都有表现，而且，嗜赌的恶习，也有描写：阿Q赌钱，偶尔赢了一回，却被人哄抢了，结果仍旧是输。但是在陈白尘的改编剧本当中，这个情节被省略掉了。按说，这样的情节，在舞台上热闹好看，很容易获得剧场效果。但是，该情节被省略去，一方面是作者展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妙方已经有了几次被打被欺负后的“反败为胜”的情节来表现，不必多费笔墨；另一方面的原因，我的猜测是：陈白尘不想更多表现阿Q身上的恶习和缺点，而让观众对他的悲剧命运感到“罪有应得”的释然。因为，写喜剧，把人生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写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陈白尘先生鞭挞社会群丑与生活败类时因为是撕破“无价值的东西”，所以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竭尽夸张之能事；而在《阿Q正传》中，陈白尘先生批判当中留有余地，责备之时不无理解，调侃微笑之间常带泪花。所以，没有将阿Q写得很滑稽可笑或者很可鄙可恨，只是将他看作被奴役、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民众当中的一个。

　　自然，奴隶也分等级，阿Q生活在最底层。

　　阿Q被赵太爷一耳光打掉了姓氏，被赵太爷、赵秀才一顿杠子打消了“女人”的念头，还因此断了生计，只好进城当了一个溜门撬锁团伙的小角色，不料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原来避之唯恐不及的未庄男女们纷纷找他买便宜货。阿Q生平记忆中赢得尊重、敬畏的情况就是两次：一次是从城里带着赃物回来后，一次是宣布自己革命后。但是，赃物被哄抢光后，人们对他的欢迎很快变为防范；宣布革命，无非是隐约听说革命和造反可以让那些可恶的老爷、阔人们害怕。但懦弱愚昧如阿Q者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实行，只是一次幻梦里快意的畅想，将现实生活当中被剥夺的一干二净的财产与被打消的传宗接代的可能美梦一番。小说中阿Q关于革命的醉意畅想与黑夜想象，在陈白尘先生那里变成了梦境表现和幻觉呈现，这样的变化，既符合鲁迅原著对人物阿Q的革命想象和想象革命的定位，又更突出了阿Q在后来的赵府被抢事件中作了官府、阔人们勾结了案的“替死鬼”的现实冤情与人生黑暗。同时，也暗示了辛亥革命因为缺少广泛发动、深入宣传而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留下的“造反”、“抢东西”的变形走样的影响。

　　正因为未庄的等级社会当中，并非一切人都如假洋鬼子或赵太爷那样可恨可恶，所以，个人有个人的特征，各人有各人的局限，可怜之人的可恨，可悲之人的可鄙，可笑之人的可悯，可恶之人的可耻，可弃之人的可敬，等等。面对构成未庄社会的各色人等，陈白尘先生当然没有像从前解剖群丑世界那样尽情嘲笑与尽力鞭挞，而是下笔冷静，时有温情。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看土谷祠的老头子”。他的存在，不仅是情节功能性的，作为交代情景和点明事态的人物出场，作为阿Q在土谷祠独处时思想、行动的陪衬角色出现。而且，他是全剧中唯一关心和照料孤苦伶仃的阿Q的人，举灯守候夜归的阿Q，叫醒噩梦当中的阿Q，阿Q在梦中被老把总率兵抓走时，是老人奔出来将阿Q的被子绾成一个圈套在阿Q的脖子上，怕他冻着！陈白尘先生将小说原作当中的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人物变成这么个现出关怀温情的角色，实在是他对阿Q一类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小人物的深厚同情的体现。

　　阿Q可悲、可恨、也可怜，然而也可以同情。这是陈白尘先生改编剧本“形喜实悲”实质。陈白尘改编本中的阿Q， 是一个越到后来越让人无法笑起来的角色。

　　（五）

　　剧本在结构上采取一个序幕加7幕的8部分去演示阿Q的故事，顺序基本上按照原著的情节展开。

　　序幕是赵家少爷中了秀才的事件中，阿Q在沾光“本家”的兴奋中被两个耳光“搧（删）掉”了姓氏，还被地保勒索了二百文酒钱；第一幕展现的是阿Q的三次被打和通过起伏更弱小者转败为胜的优胜纪略。三次被打中出场的打手依次是乡村流氓老拱、乡村闲汉王癞胡和假洋鬼子钱大少爷，使阿Q从被欺负被侮辱的不快中愉快起来的方法之一是去侮辱欺负更弱小的人——小尼姑。在小尼姑带哭的骂声中，酒店里的人九分愉快，阿Q十分愉快。从欺负小尼姑到想女人，酒店杂人闲汉的*亵议论与即兴起哄，催生了孤苦伶仃的阿Q怀春，小孤孀吴妈进入了阿Q的意识。第二幕承接上一幕，吴妈到土谷祠叫醒春梦无边的阿Q，到赵家舂米帮工的阿Q锁定吴妈为目标。结果是头上挨了许多杠子，失掉了一件单衫，被地保勒索四百文钱，被赵家勒索一封香、一对一斤重的蜡烛，磕头赔礼不算，从此在未庄声名狼藉，女人躲蔽瘟疫一样躲避他。尤其要命的是，不再有人家请他帮工，生计成了问题。与小D上演一场部分胜负的龙虎斗之后，在尼姑庵后院开始了偷儿的生涯。第三幕是阿Q的短暂中兴史，从县城回到未庄的阿Q不但见过世面，讲新闻，描述看杀头的经验，而且，还带回了价廉物美的东西，成为了未庄人上上下下敬畏和追索便宜货的对象，但很快被抢夺一空，地保加倍勒索后，陷入生计的窘迫。第四幕是阿Q革命的梦境，第五幕是“不准革命”、赵家遭抢和阿Q想想革命的幻觉——白盔白甲的人马。第六幕是县衙交易与阿Q冤狱，第七幕是阿Q就刑与看客示众。

　　幕与幕之间，陈白尘先生做了一些承上启下的细针密线的“缝合”，如阿Q怀春的“恋爱悲剧”的起始与结束，让闲人议论中交代吴妈于阿Q较为相宜，偏偏又是吴妈惊扰了阿Q在土谷祠的春梦，叫醒他去赵家舂米帮工。情节发展情至势顺，人物关系结缔自然。

　　陈白尘先生也有意识地强化了鲁迅小说中的一种不动声色的讽刺。如阿Q的地位，在未庄的世态人情当中的升降沉陆显现的作者对那种生活环境与世态炎凉的判断。阿Q向吴妈求爱遇挫后，人们像避瘟疫一样躲避他的社会表演——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个个杠有贞节牌坊；但是，阿Q带回了“来路不明，大约有些不干净”便宜货的时候，赵太爷放下尊严，女人们不再顾及“正经、贞节”的“社会表演”的需要，而趋之若鹜，连哄带骗、亦买亦抢地唯恐得不到阿Q出让的廉价货。两相对比，不著一字，讽刺却尽在其中。

　　另外，陈白尘先生采用了讲述人的方式，两个讲述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剧作家。前者全部用鲁迅小说的原话，后者间用鲁迅与剧作家自己的话，一来叙述，一来提醒观众格外注意某些细节，关注进剧作家的人物评价与时间议论去。这样的叙述方式，突出了剧作家改编鲁迅小说对原著精神的忠实和对小说人物、事件的理解，犀利的解剖，批判的态度，深厚的同情，就贯通其中了。

　　应该指出，陈白尘先生的改编本，是利于上演的。从小说到位演出改编写作的剧本，其实不仅仅是将描述性语言变为代言体语言，还要将小说当中文学叙述可以俭省虚化而舞台演出必须交代、呈现的情节补充出来，将文学情节当中十分精彩而舞台演出当中无法表演或化为行动的部分省略掉或变换一种方式呈现出来，这些，改编本都十分娴熟地做到了。

　　另外，改编本的《阿Q正传》里特别加进了县衙门、白举人、赵太爷三家勾心斗角、制造阿Q作为“替死鬼”草草结案——冤案的情节，对于阿Q这样的草民活着给人帮工出力、消闲出气，死了替人结案、让人磕牙的悲惨命运的社会控诉，更加生动、深入和深刻。

　　谢谢采纳 ！

1，《鲁迅之路》

《鲁迅之路》是1999年上映的中国纪录影片，由余纪导演。《鲁迅之路》全方位、多侧面地反映了鲁迅这位历史巨人和文坛巨人的生平、历史功绩和文学成就，用大量的历史资料镜头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不朽精神，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好教材。

2，《祥林嫂》

《祥林嫂》是1978年袁雪芬主演越剧故事片。主要讲述善良、勤劳、朴实的农妇祥林嫂，丈夫早亡，与婆婆相依为命。因受生活和重债逼迫及为小叔成亲，在卫老二的怂恿策划下，婆婆准备将祥林嫂卖给山里贺老六为妻。祥林嫂得知，悲痛欲绝，连夜逃走。祥林嫂来到鲁镇，经人介绍，到地主鲁四老爷家做帮工。

3，《延安锄奸》

《延安锄奸》是由林楠执导，张法纯编剧，郭铁城、陈紫函、张帆和王奎荣等主演的电视剧。该剧以抗战时期的延安为背景展开一系列抗战锄奸的故事，并已于2009年3月25日在沈阳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

4，《鲁迅》

《鲁迅》是丁荫楠执导的一部剧情片，濮存昕、张瑜、夏志卿、汤杰等主演。影片讲述了鲁迅最后3年的生活，在这3年中，3场死亡成了一个内在结构：杨杏佛之死、瞿秋白之死与鲁迅之死，其中夹叙了与瞿秋白交往、参加杨杏佛追悼会、与萧红和萧军会面等事件的故事，于2005年上映。

5，《药》

《药》是1981年上映的中国**，由吕绍连导演。梁音，陈国军，陈琦等人主演。《药》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清朝末年，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疯狂镇压革命。他们押解革命党人游街示众，企图杀一儆百。

坐落在小镇临街的华老栓茶馆的门前，一群清朝的遗老遗少们，看着没留辫子的囚犯，齐声斥责这些“孙中山的同伙”是“奸党逆贼”。革命者夏瑜听了他们的一派胡言，无比愤慨。教书先生夏瑜家中只有寡母夏四奶奶，他们子孝母贤，过着清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