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数学家小时候的聪明行为

陈景润：小时候，教授送我一颗明珠

20多年前，一篇轰动全中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得一位数学奇才一夜之间街知巷闻、家喻户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人的事迹甚至还推动了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伟大时代早日到来。他的名字叫做陈景润。

不善言谈，他曾是一个“丑小鸭”。通常，一个先天的聋子目光会特别犀利，一个先天的盲人听觉会十分敏锐，而一个从小不被人注意、不受人欢迎的“丑小鸭”式的人物，常常也会身不由己或者说百般无奈之下穷思冥想，探究事理，格物致知，在天地万物间重新去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潜能潜质。你可以说这是被逼的，但这么一“逼”往往也就“逼”出来不少伟人。比如童年时代的陈景润。陈景润1933年出生在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刚满4岁，抗日战争开始了。不久，日寇的狼烟烧至他的家乡福建，全家人仓皇逃入山区，孩子们进了山区学校。父亲疲于奔波谋生，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母亲是一个劳碌终身的旧式家庭妇女，先后育有12个子女，但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6个。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照中国的老话，“中间小囡轧扁头“，加上他长得瘦小孱弱，其不受父母欢喜、手足善待可想而知。在学校，沉默寡言、不善辞令的他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受欢迎、遭人欺负，时时无端挨人打骂。可偏偏他又生性倔强，从不曲意讨饶，以求改善境遇，不知不觉地便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向性格。人总是需要交流的，特别是孩子。禀赋一般的孩子面对这种困境可能就此变成了行为乖张的木讷之人，但陈景润没有。对数字、符号那种天生的热情，使得他忘却了人生的艰难和生活的烦恼，一门心思地钻进了知识的宝塔，他要寻求突破，要到那里面去觅取人生的快乐。所谓因材施教，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得到发展的空间。

小小陈景润，自己对自己因材施教着。

一生大幸，小学生邂逅大教授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除了埋头书卷，他还需要面对面、手把手的引导。毕竟，能给孩子带来最大、最直接和最鲜活的灵感和欢乐的，还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耳提面命式的，能使人心灵上迸射出辉煌火花的交流和接触。所幸，后来随着家人回到福州，陈景润遇到了他自谓是终身获益匪浅的名师沈元。

沈元是中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程教育家，中国航空界的泰斗。他本是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1948年回到福州料理家事，正逢战事，只好留在福州母校英华中学暂时任教，而陈景润恰恰就是他任教的那个班上的学生。

大学名教授教幼童，自有他与众不同、出手不凡的一招。针对教学对象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沈元上课，常常结合教学内容，用讲故事的方法，深入浅出地介绍名题名解，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些年幼的学童循循诱入了出神入化的科学世界，激起他们向往科学、学习科学的巨大热情。比如这一天，沈元教授就兴致勃勃地为学生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

师手遗“珠“，照亮少年奋斗的前程

“我们都知道，在正整数中，2、4、6、8、10，这些凡是能被2整除的数叫偶数；1、3、5、7、9，等等，则被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它们只能被1和它们自身整除，而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这种数叫素数。“

像往常一样，整个教室里，寂静地连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只有沈教授沉稳浑厚的嗓音在回响。

“二百多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中学教师发现，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譬如，6=3+3，12=5+7，18=7+11，24=11+13反反复复的，哥德巴赫对许许多多的偶数做了成功的测试，由此猜想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沈教授说到这里，教室里一阵骚动，有趣的数学故事已经引起孩子们极大的兴趣。

“但是，猜想毕竟是猜想，不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就永远只能是猜想。”这下子轮到小陈景润一阵骚动了。不过是在心里。

该怎样科学论证呢？我长大了行不行呢？他想。后来，哥德巴赫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欧勒。欧勒接到信十分来劲儿，几乎是立刻投入到这个有趣的论证过程中去。但是，很可惜，尽管欧勒为此几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却一直到死也没能为这个猜想作出证明。从此，哥德巴赫猜想成了一道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二百多年来，曾令许许多多的学界才俊、数坛英杰为之前赴后继，竞相折腰。教室里已是一片沸腾，孩子们的好奇心、想像力一下全给调动起来。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后，而这位皇后头上的皇冠，则是数论，我刚才讲到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皇后皇冠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啊！”

沈元一气呵成地讲完了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同学们议论纷纷，很是热闹，内向的陈景润却一声不出，整个人都“痴”了。这个沉静、少言、好冥思苦想的孩子完全被沈元的讲述带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神奇世界。在别的同学啧啧赞叹、但赞叹完了也就完了的时候，他却在一遍一遍暗自跟自己讲：

“你行吗？你能摘下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吗？”

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黄口小儿。虽然这堂课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交流、甚至连交谈都没有，但又的确算得上一次心神之交，因为它奠就了小陈景润一个美丽的理想，一个奋斗的目标，并让他愿意为之奋斗一辈子！多年以后，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毕业，几年后，被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慧眼识中，伯乐相马，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自此，在华罗庚的带领下，陈景润日以继夜地投入到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漫长而卓绝的论证过程之中。

1966年，中国数学界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通报》上告知世人，他证明了（1+2）！

1973年2月，从“文革“浩劫中奋身站起的陈景润再度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其所证明的一条定理震动了国际数学界，被命名为“陈氏定理”。不知道后来沈元教授还能否记得自己当年对这帮孩子们都说了些什么，但陈景润却一直记得，一辈子都那样清晰。

名人成长路

陈景润（1933-1996），当代著名数学家。1950年，仅以高二学历考入厦门大学，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后任研究员。1973年发表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积》。1979年，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问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的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

数学会女前辈高扬芝

高扬芝(1906－1978 )，江西南昌人，从小学习勤奋，特别喜欢数学。

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30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大同大学担任数学教员，后成为教授、数学系主任。在课堂教学中，她遵循《学记》中所说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所以，高扬芝的数学教学一贯是兢兢业业、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

高扬芝长期从事数学分析(旧时叫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她深知，高等数学比初等数学更加抽象，外行人常常把它看成是由冷酷的定义、定理、法则统治着的王国。因此，高教授常常告诉学生，数学结构严谨，证明简洁，蕴含着数学的美。它像一座迷宫，只要你潜心学习、研究，就能寻求到走出迷宫的正确道路。一旦顺利走出迷宫，成功的愉悦会使你兴奋不已，你会向新的、更复杂的迷宫挑战，这就是数学的魅力。

她在上海大同大学工作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自身潜在的科研天赋很快被唤醒催发。经过刻苦钻研教材，结合教学实践，她撰写出论文《Clebsch氏级数改正》，1935年在交通大学主编的《科学通讯》上连载，得到同行好评。解放后，她又著有《极限浅说》《行列式》等科普读物多部。

高扬芝是中国数学会创始时的少数女性前辈之一。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共有33人出席，高扬芝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次年会上，她被推选为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后连任第二、三届评议会评议。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高扬芝出席了大会。她是这次到会代表63人中惟一的女代表。20世纪60年代，她被选为江苏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第一位数学女博士徐瑞云

徐瑞云，1915年6月15日生于上海，1927年2月考入上海著名的公立务本女中读书。徐瑞云从小喜欢数学，读中学时对数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因此，1932年9月高中毕业后报考了浙江大学数学系。当时，浙大数学系的教授有朱叔麟、钱宝琮、陈建功和苏步青。此外，还有几位讲师、助教。数学系的课程主要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担任。当时数学系的学生很少，前一届两个班学生共五人，她这届也不过十几人。

当时苏步青才30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因此徐瑞云的同学中有人认为苏步青是助教，可是听完一堂课后就不住地赞叹说：“想不到助教竟能讲得这么好。”这件事引起知情者的哄笑。徐瑞云在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教导下，勤奋学习，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她的考试成绩经常是满分。1936年7月，徐瑞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被浙大数学系留校任助教。1937年2月，26岁的徐瑞云与28岁的生物系助教江希明喜结伉俪。新婚三个月后，徐瑞云夫妇获得亨伯特留学德国的奖学金，双双乘船漂洋赴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徐瑞云有幸被德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卡拉凯屋独利接受，由他担任她的数学博士指导老师。当时有不少学生想请他作导师，他都没有同意。而徐瑞云这位东方女士因学习勤奋，数学功底扎实，成了卡拉凯屋独利的关门弟子。徐瑞云主要研究三角级数论。这门学科起源于物理学的热传导问题的傅里叶分析的主要部分，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的热门之一，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徐瑞云为将来能在分析、函数论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废寝忘食，广撷博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1940年底，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数学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的傅里叶展开”，1941年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上。

完成学业的徐瑞云夫妇，随即离德回国，于1941年4月回到母校，双双被聘为副教授，正式登上在战火硝烟的大后方培养人才的讲台。在艰苦的条件下，陈建功和苏步青没有中断在杭州时共创的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数学讨论班，这是一种教学相长、遴选英彦的科研形式，徐瑞云也参与其间。1944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参观了浙大数学系和理学院，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这更加激励了徐瑞云的勤奋工作。她这时教的学生曹锡华、叶彦谦、金福临、赵民义、孙以丰、杨宗道等，后来都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1946年，31岁的徐瑞云提升为正教授。

1952年，徐瑞云调入浙江师院，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从此全身投入了艰苦的创建数学系的工作中。在她的领导下，没有几年功夫，数学系已初具规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约有三分之一考取了研究生。他们系也成为全国同行的楷模，进入全国同行前列。徐瑞云在建设数学系的同时，没有忘记科学研究。她翻译了苏联那汤松的名著《实变函数论》。译本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

他的家庭,从曾祖父起,大都对天文、历法和数学很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和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亲自观察天象,进行推算,终于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在汉以前,中国一般用三作为圆周率数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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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华罗庚小时候的轶事

华罗庚（1910——1982）出生于江苏太湖畔的金坛县，因出生时被父亲华老祥放于箩筐以图吉利，“进箩避邪，同庚百岁“，故取名罗庚。

华罗庚从小便贪玩，也喜欢凑热闹，只是功课平平，有时还不及格。勉强上完小学，进了家乡的金坛中学，但仍贪玩，字又写得歪歪扭扭，做数学作业时倒时满认真地画来画去，但像涂鸦一般，所以上初中时的华罗庚仍不被老师喜欢的学生而且还常常挨戒尺。

金坛中学的一位名叫王维克的教员却独有慧眼，他研究了华罗庚涂鸦的本子才发现这许多涂改的地方正反映他解题时探索的多种路子。一次王维克老师给学生讲[孙子算经]出了这样一道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其二，五五数剩其三，七七数剩其二，问物几何？“正在大家沉默之际，有个学生站起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向来为人瞧不起的华罗庚，当时他才十四岁，你猜一猜华罗庚他说出是多少？

陈景润：小时候，教授送我一颗明珠

20多年前，一篇轰动全中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得一位数学奇才一夜之间街知巷闻、家喻户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人的事迹甚至还推动了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伟大时代早日到来。他的名字叫做陈景润。

不善言谈，他曾是一个“丑小鸭”。通常，一个先天的聋子目光会特别犀利，一个先天的盲人听觉会十分敏锐，而一个从小不被人注意、不受人欢迎的“丑小鸭”式的人物，常常也会身不由己或者说百般无奈之下穷思冥想，探究事理，格物致知，在天地万物间重新去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潜能潜质。你可以说这是被逼的，但这么一“逼”往往也就“逼”出来不少伟人。比如童年时代的陈景润。陈景润1933年出生在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刚满4岁，抗日战争开始了。不久，日寇的狼烟烧至他的家乡福建，全家人仓皇逃入山区，孩子们进了山区学校。父亲疲于奔波谋生，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母亲是一个劳碌终身的旧式家庭妇女，先后育有12个子女，但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6个。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照中国的老话，“中间小囡轧扁头“，加上他长得瘦小孱弱，其不受父母欢喜、手足善待可想而知。在学校，沉默寡言、不善辞令的他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受欢迎、遭人欺负，时时无端挨人打骂。可偏偏他又生性倔强，从不曲意讨饶，以求改善境遇，不知不觉地便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向性格。人总是需要交流的，特别是孩子。禀赋一般的孩子面对这种困境可能就此变成了行为乖张的木讷之人，但陈景润没有。对数字、符号那种天生的热情，使得他忘却了人生的艰难和生活的烦恼，一门心思地钻进了知识的宝塔，他要寻求突破，要到那里面去觅取人生的快乐。所谓因材施教，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得到发展的空间。

小小陈景润，自己对自己因材施教着。

一生大幸，小学生邂逅大教授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除了埋头书卷，他还需要面对面、手把手的引导。毕竟，能给孩子带来最大、最直接和最鲜活的灵感和欢乐的，还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耳提面命式的，能使人心灵上迸射出辉煌火花的交流和接触。所幸，后来随着家人回到福州，陈景润遇到了他自谓是终身获益匪浅的名师沈元。

沈元是中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程教育家，中国航空界的泰斗。他本是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1948年回到福州料理家事，正逢战事，只好留在福州母校英华中学暂时任教，而陈景润恰恰就是他任教的那个班上的学生。

大学名教授教幼童，自有他与众不同、出手不凡的一招。针对教学对象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沈元上课，常常结合教学内容，用讲故事的方法，深入浅出地介绍名题名解，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些年幼的学童循循诱入了出神入化的科学世界，激起他们向往科学、学习科学的巨大热情。比如这一天，沈元教授就兴致勃勃地为学生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

师手遗“珠“，照亮少年奋斗的前程

“我们都知道，在正整数中，2、4、6、8、10，这些凡是能被2整除的数叫偶数；1、3、5、7、9，等等，则被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它们只能被1和它们自身整除，而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这种数叫素数。“

像往常一样，整个教室里，寂静地连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只有沈教授沉稳浑厚的嗓音在回响。

“二百多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中学教师发现，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譬如，6=3+3，12=5+7，18=7+11，24=11+13反反复复的，哥德巴赫对许许多多的偶数做了成功的测试，由此猜想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沈教授说到这里，教室里一阵骚动，有趣的数学故事已经引起孩子们极大的兴趣。

“但是，猜想毕竟是猜想，不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就永远只能是猜想。”这下子轮到小陈景润一阵骚动了。不过是在心里。

该怎样科学论证呢？我长大了行不行呢？他想。后来，哥德巴赫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欧勒。欧勒接到信十分来劲儿，几乎是立刻投入到这个有趣的论证过程中去。但是，很可惜，尽管欧勒为此几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却一直到死也没能为这个猜想作出证明。从此，哥德巴赫猜想成了一道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二百多年来，曾令许许多多的学界才俊、数坛英杰为之前赴后继，竞相折腰。教室里已是一片沸腾，孩子们的好奇心、想像力一下全给调动起来。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后，而这位皇后头上的皇冠，则是数论，我刚才讲到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皇后皇冠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啊！”

沈元一气呵成地讲完了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同学们议论纷纷，很是热闹，内向的陈景润却一声不出，整个人都“痴”了。这个沉静、少言、好冥思苦想的孩子完全被沈元的讲述带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神奇世界。在别的同学啧啧赞叹、但赞叹完了也就完了的时候，他却在一遍一遍暗自跟自己讲：

“你行吗？你能摘下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吗？”

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黄口小儿。虽然这堂课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交流、甚至连交谈都没有，但又的确算得上一次心神之交，因为它奠就了小陈景润一个美丽的理想，一个奋斗的目标，并让他愿意为之奋斗一辈子！多年以后，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毕业，几年后，被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慧眼识中，伯乐相马，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自此，在华罗庚的带领下，陈景润日以继夜地投入到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漫长而卓绝的论证过程之中。

1966年，中国数学界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通报》上告知世人，他证明了（1+2）！

1973年2月，从“文革“浩劫中奋身站起的陈景润再度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其所证明的一条定理震动了国际数学界，被命名为“陈氏定理”。不知道后来沈元教授还能否记得自己当年对这帮孩子们都说了些什么，但陈景润却一直记得，一辈子都那样清晰。

名人成长路

陈景润（1933-1996），当代著名数学家。1950年，仅以高二学历考入厦门大学，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后任研究员。1973年发表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积》。1979年，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问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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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名称过分水岭 年代晚唐 作者温庭筠 体裁七言绝句

作品原文

过分水岭 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 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1]

译文

The heartless stream appears to have a heart; Three days among the hills we go along At watershed on mountain crest we part; All the night long it sings afarewell song

现代文

溪水本无情，但我入山这三天里，这溪水像有意似地一直在自己的侧畔同行。因此当登上岭头，就要和溪水分头而行的时候，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涌起依依惜别之情。

作品鉴赏

化无情之物为有情，往往是使平凡事物富于诗意美的一种艺术手段。这首短诗，很能说明这一点。 诗中所写的分水岭，大约是今陕西略阳县东南的嶓冢山。这是秦蜀或秦梁间往来必经之地，在唐代是著名的交通要道，故一般径称分水岭而不必冠以所在地。题称“过分水岭”，实际上写的是在过分水岭的行程中与溪水的一段因缘，以及由此引起的诗意感受。 首句就从溪水写起。溪水是没有感情的自然物，但眼前这条溪水，却又似乎有情。在这里，“无情”是用来引出“有情”、突出“有情”的。“有情”二字，是一篇眼目，下面三句都是围绕着它来具体描写的。“似”字用得恰到好处，它暗透出这只是诗人时或浮现的一种主观感觉。换成“却”字，便觉过于强调、坐实；改成“亦”字，又不免掩盖主次，使“无情”与“有情”平分秋色。只有这个“似”字，语意灵动轻妙，且与全诗平淡中见深情的风格相统一。这一句在点出“有情”的同时，也就设置了悬念，引导读者去注意下面的解答。 次句叙事，暗点感到溪水“似有情”的原因。嶓冢山是汉水与嘉陵江的分水岭，因为山深，所以“入山三日”方能到达岭头。山路蜿蜒曲折，缘溪而行，故而行旅者感到这溪水一直在自己侧畔同行。其实，入山是向上行，而水流总是向下，溪流的方向和行人的方向并不相同，但溪水虽不断向相反方向流逝，而其潺湲声却一路伴随。因为深山空寂无人，旅途孤孑无伴，这一路和旅人相伴的溪水便变得特别亲切，仿佛是有意不离左右，以它的清澈面影、流动身姿和清脆声韵来慰藉旅人的寂寞。读者从“得同行”的“得”字中，可以体味到诗人在寂寞旅途中邂逅良伴的欣喜；而感于溪水的“有情”，也于“得”字中见出。 “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在“入山三日”，相伴相依的旅程中，“溪水有情”之感不免与日俱增，因此当登上岭头，就要和溪水分头而行的时候，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涌起依依惜别之情。但却不从自己方面来写，而是从溪水方面来写，以它的“惜别”进一步写它的“有情”。岭头处是旅途中的一个站头，诗人这一晚就在岭头住宿。在寂静的深山之夜，耳畔只听到岭头流水，仍是潺湲作响，彻夜不停，仿佛是在和自己这个同行三日的友伴殷勤话别。这“潺湲一夜声”五字，暗补“三日同行”时日夕所闻。溪声仍是此声，而当将别之际，却极其自然地感觉这溪水的“潺湲一夜声”如同是它的深情的惜别之声。在这里，诗人巧妙地利用了分水岭的自然特点，由“岭头”引出旅人与溪水的“分头”，又由“分头”引出“惜别”，因惜别而如此体会溪声。联想的丰富曲折和表达的自然平易，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写到这里，溪水的“有情”已经臻于极致，诗人对溪水的深情也自在不言中了。 分水岭下的流水，潺湲流淌，千古如斯。看到过这条溪水的旅人，何止万千，但似乎还没有人从这个平凡景象中发现美，发现诗。由于温庭筠对羁旅行役生活深有体验，对朋友间的情谊分外珍重，他才能发现溪水这样的伴侣，并赋予它一种动人的人情美。这里，与其说是客观事物的诗意美触发了诗人的感情，不如说是诗人把自己美好的感情移注到了客观事物身上。化无情为有情，前提是诗人自己有情。[2]

作者简介

温庭筠画像

温庭筠[3] （812？—870？）唐末诗人和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人。温彦博裔孙。富有天才，文思敏捷。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所以也有“温八叉”之称。然恃才不羁，生活放浪，又好讥刺权贵，多犯忌讳，因薄其有才无行得罪宰相令狐绹，取憎于时，故屡举进士不第，长被贬抑，终生不得志。公元859年（大中十三年），出为隋县尉。徐商镇襄阳，召为巡官，常与殷成式、韦蟾等唱和。后来，归江东，任方城尉。公元866年（咸通七年），徐商知政事，用为国子助教，主持秋试，悯擢寒士。竟流落而终。工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温庭筠精通音律。其诗辞藻华丽，秾艳精致，内容多写闺情，仅少数作品对时政有所反映。其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诸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然题材狭窄，多写妇女离愁别恨之作，简洁含蓄、情深意远，但伤之于柔弱秾艳。在词史上，温庭筠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存词七十余首。后人辑有《温飞卿集》及《金奁集》。[

数学趣味小故事：

高斯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老师教完加法后,因为老师想要休息,所以便出了一道题目要同学们算算看,题目是：

1+2+3+ +97+98+99+100 =

老师心里正想,这下子小朋友一定要算到下课了吧!正要借口出去时,却被 高斯叫住了!原来呀,高斯已经算出来了,小朋友你可知道他是如何算的吗

高斯告诉大家他是如何算出的：把 1加 至 100 与 100 加至 1 排成两排相加,也就是说：

1+2+3+4+ +96+97+98+99+100

100+99+98+97+96+ +4+3+2+1

=101+101+101+ +101+101+101+101

共有一百个101相加,但算式重复了两次,所以把10100 除以 2便得到答案等于

从此以后高斯小学的学习过程早已经超越了其它的同学,也因此奠定了他以后的数学基础,更让他成为——数学天才!

华罗庚，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1985年6月12日卒于日本东京。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因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后，便不得不退学去当店员。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右腿残疾。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以后矩阵几何学等，作下了基点。

■早年学习时期

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身高165米，父亲华瑞栋，开一爿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他12岁从县城仁劬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

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1927年秋，和吴筱之结婚。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年出生，金坛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即多方打听并推荐他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图书馆助理员。1931年秋冬之交，华罗庚进了清华园。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叠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匈牙利和中文版。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 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回国建设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接着，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写成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 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华罗庚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各项社会活动。 1953年，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他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他还出席了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8年他和郭沫若一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1964年初，他给毛主席写信，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同年3月18日，毛主席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1965年毛主席再次写信给他，祝贺和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文革斗争时期

“文革”开始后，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1970年4月，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这之后，他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小分队共去过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的工作受到胡耀邦、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晚年大家时期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逝世。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毅然放弃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迎接祖国的黎明；他才能够顶住非议和打击，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成为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

华罗庚的夫人

华罗庚是驰名中外的数学家，其斐然成绩早为世人所推崇。而每当人们问及他的成功之道时，他总是盛赞他的夫人吴筱之，并感叹道："她是无名英雄，我的整个事业，是与她分不开的！"几十年来，吴筱之在华罗庚的生活和事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吴筱之18岁那年，经人说合，嫁给了同乡的同龄人华罗庚。 婚后不到几个月，瘟疫病蔓延江苏金坛县，夺去了婆婆的性命。不多久，华罗庚也染上了瘟疫，每天处于昏迷状态。这时，吴筱之将吃奶的女儿交给母亲去照管，自己日夜守候在丈夫身旁。由于婆婆刚刚过世，女儿又新来人间，加上丈夫身患重病，使得本来就不富足的华罗庚家中更为困难。为此，吴筱之背着家人，将结婚时心爱的饰物拿到当铺，换钱给丈夫治病买药。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增强了华罗庚战胜病魔的决心和勇气，他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可惜的是，这场病使他的一条腿成了残疾。

二、华罗庚病愈之后，身体虽残，意志弥坚。他立志献身于祖国的科研事业，更加刻苦地钻研起数学来。为给丈夫提供方便，即使有时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她也是一个人设法解决，从不让丈夫为之分心。 不久，华罗庚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得到了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的赏识，并邀请他去清华执教。吴筱之自然也想去北京居住，但想到丈夫每月薪水太低，难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而且她又身怀六甲，生孩子更会增加许多费用；何况公公年迈多病，需人照料。于是，取消了随夫进京的打算，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

三、1936年夏，25岁的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华罗庚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义愤填膺，他毅然放弃了在英国深造的机会，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回到了祖国，并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去执教。于是，一家四口久别重逢，开始再次团圆。 由于华罗庚工作极忙，无暇给子女以更多的关心和教育，于是这一重任又落在了吴筱之的肩上。

四、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家迁居到了北京。虽然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吴筱之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却未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罗庚精神振奋，报国之心愈烈。同时，各项工作也更加繁忙起来。吴筱之不仅操持家务，还帮他抄写论文和书信。一旦客人来家，吴筱之便代他承担起待客的各种杂务；而当他外出开会、办公时，又总是将他的拐杖、香烟和帽子拿出来，一递到他手上。 鉴此，华罗庚的亲朋好友曾问吴筱之为什么对丈夫关心得如此周到，她的回答是："我能帮他一点忙，他就少操一点心，为国家多出点力。" 他们有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华光,三 个女儿华顺、华苏与华蜜。

华罗庚的老师

熊庆来，是华罗庚的老师，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1893—1969，字迪之，云南人。曾经留学比利时、法国，并且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取得巨大的成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被国际上采用并称作熊氏无穷数。熊庆来先生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于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相当的热心。早年他在东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相当有才华，变经常指导他读书、研究，后来还和另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一起资助他出国留学深造，甚至是卖掉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寄钱。后来这个刘光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熊庆来先生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在学术杂志上看到 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才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70多高龄半身不遂的时候，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杨乐和张广厚，他们后来都成为很有成就的年轻数学家。

主要成就

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华罗庚同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十部专著：《堆垒素数论》、《指数和的估价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数论导引》、《典型群》（与万哲先合著）、《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著）、《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与他人合著）、《优选学》及《计划经济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的经典著作之列。 此外，还有学术论文200余篇，科普作品《优选法评话及其补充》、《统筹法评话及补充》等，辑为《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

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华罗庚的妙联

一九五三年，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张钰哲、赵九章、朱冼等许多人。途中闲暇无事，华老题出上联一则：“三强韩、赵、魏，”求对下联。

在“对例”中，这是属于难对的一类。远在北宋时期，有人以“三光日月星”的上联求对，那时大文学家苏东坡以“四诗风雅颂”而解决了这个疑难。到了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的有人赠送郑板桥对联一幅，打开一看只有上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几字，以此来刻画郑板桥的贡献，是再贴切也没有了，但下联确颇难对。后来郑板桥有人以“一官归去来”的下联而解决了这个难题。这里的“一官”有“归去来”的三重性，这就既解决了数字联的困难，又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典故，而推崇了郑氏与诗书画偕隐的突出性格，板桥友人的对法比苏东坡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华老提出的上联却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里的“三强”说明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个战国，却又隐语着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同志的名字，这就不仅要解决数字联的传统困难，而且要求在下联中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隔了一会儿，华老见大家还无下联，便将自己的下联揭出：九章勾、股、弦。《九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可是，这里的“九章”又恰好是代表团另一位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华老的妙对使满座为之倾倒，因为又开辟了数字联的新的“对例”。

1980年华罗庚教授在苏州指导统筹法和优选法时写过以下对联：

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

举手有悔大丈夫，纠正错误。

警言

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 ，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

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

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惟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学习，有创造性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

日累月积见功勋，山穷水尽惜寸阴。

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

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

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是给懒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可能靠运气来创造发明，对一个问题的本质不了解，就是碰上机会也是枉然。入宝山而空手回，原因在此。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

我想，人有两个肩膀，应该同时发挥作用，我要用一个肩挑着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送到工人师傅手里；另一个肩膀可以作人梯，让青年们踏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

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大科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学习和研究好比爬梯子，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企图一脚跨上四五步，平地登天，那就必须会摔跤了。

任何一个人，都要必须养成自学的习惯，即使是今天在学校的学生，也要养成自学的习惯，因为迟早总要离开学校的！自学，就是一种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行路，还是要靠行路人自己。

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独立思考能力，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任何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上，任何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由于发明者充分发挥了这种独创精神。

见面少叙寒暄话，多把艺术谈几声。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搞科学研究工作就要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有半点虚假浮夸。不知就不知，不懂就不懂，不懂的不要装懂，而且还要追下去，不懂，不懂在什么地方；懂，懂在什么地方。老老实实的态度，首先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科学是踏实的学问，连贯性和系统性都很强，前面的东西没有学好，后面的东西就上不去；基础没有打好。搞尖端就比较困难。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其中不少是由于基础未打好所致。一个人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上进步的快慢，往往和他的基础有关。

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难”也是如此，面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能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之。

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大拉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钻研然而知不足，虚心是从知不足而来的。虚伪的谦虚，仅能博得庸俗的掌声，而不能求得真正的进步。

凡是较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毫无例外地都是利用时间的能手，也都是决心在大量时间中投入大量劳动的人。

　　光阴荏苒，仿佛一眨眼功夫，我在厚街就呆了整整12年了。回望曾经为之追求、奋斗了12年的文学梦，回眸在厚街这些苦中作乐、流光溢彩的岁月，我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英年早逝的大作家王小波，写过一本叫《我的精神家园》的文集，那是文字很优美、思想很有见地的一本书，许多人都十分喜爱，包括我在内。2002年一个春雨绵绵的清晨，我在东莞火车站旁的一家面馆里，就因为捧读《我的精神家园》着了迷，于是错过了去深圳龙华的班车。更为不幸的是，我改乘的另一辆广州—至深圳的客车，在东莞厚街抛了锚。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我与厚街开始了一场美丽的邂逅……

　可以这样说，王小波“害”得我没去成深圳，迷失在厚街。而厚街，被迫在仓促之中接纳了“南漂”的我。

　背着沉重的行囊，我孤零零地在行人稀少的莞太路旁茫然四顾，一筹莫展。我十分悲观地认定：落泊的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结局一定糟糕透了。

　然而，我却大错特错了。若干年之后，我一次次为“我与厚街的这场美丽邂逅”而感动，而怀念，而感恩。我与厚街的相逢，一如张爱玲描写的那样：“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了我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这天，一位自称是“湖南老乡”的“摩的”司机，为了招揽一趟才几块钱的生意，与我攀谈起来。听说了我的大概遭遇后，他以大哥的身份“忠告”我：这里好厂多的是，你不如先留在厚街。

　他自称是常德安乡人，来东莞3年了，他还向我郑重承诺：“我不仅可以帮你搞定工作，还可以解决你的吃住问题——住我的出租屋，5块钱1天，吃饭3块钱1餐。”

　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基于所带的路费实在不多，我最终还是相信了他，把行李寄放到了他的出租屋。

　这天下午，他把我带到一座以宝蓝色为主色的厂房旁，告诉我“这里大量招工”，让我去试试，他在外面等我。不想我居然应聘上了。这里的针车车间急需领发料员，将拥有高中毕业证的三名男生全部招了进去。

　当我走出厂大门，“湖南老乡”已足足在外等了我两个钟，我心头不禁一热，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这就是我在厚街第一天的不平凡经历。我在珠三角举目无亲、无处投奔，之所以选择去深圳龙华，也只是听老乡说“那里工厂特别多，好岗位遍地是”。终于有了落脚之地，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听很多在南方打工的老乡说，东莞工厂的男女用工比例一般是2：8，很多工厂根本不招男工，即便你是大学生、技术工，统统两个字：不招。巡警、治安队每天在四处盘查“三无”人员（无暂居证、身份证、工作证，统称“三无”），令人谈“证”色变，男青年在工业区找工作，一不小心就会被治安队当“三无”人员遣送到收容所。

　夜已深，人已静。在“湖南老乡”的出租屋里，我继续津津有味地品读《我的精神家园》，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2002年4月8日，在南国东莞一个名叫“赤岭”的村庄，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与思想高度，激起了我对作家梦的狂热追求，让我也猛然记起：我与文学其实有过一段不解之缘……

　对于文学的兴趣，始于12岁时偶翻家中的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就这样爱上了文学。从初中到大学，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优异，作文竞赛经常拿第一名。通过笔耕不辍，在高中、大学期间，我有多篇散文、评论、小小说被《湖南日报》《中国体育报》《黄金时代》《芙蓉》等刊物刊登。踌躇满志的我曾是那么傻傻地相信：以后我会成为大作家，出版自己的书。大学毕业后，我曾在省城长沙的星级酒店做过一年的店刊编辑，还有幸得到过湖南省作协主席、“文坛泰斗”唐浩明老先生的启蒙，自以为从此与文学喜结良缘，再也不会分离。

　可扪心自问，对于文学，我从来没有狂热和痴迷地追求过，有时一年半载也写不出两篇小作。待到2002年置身厚街，我已快30岁，十年的光阴已经虚度，我在文学上毫无建树。这时我才恍然惊觉：岁月如刀，刀刀催人老啊。在终日为生存而奔波的现实生活中，我与文学的这种缘份其实很浅很浅，浅得几乎寻不着蛛丝马迹。

　怀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我离开了曾经无比热爱的故乡，只身投往南方。从98年春节离开任教一学期的中学算起，我与接踵而来的挫折失败总是纠缠不清：在《湘潭日报》见习记者的岗位上，我只坚持了1个多月；在长沙天心区金帝酒店做文宣，1年后因公司大裁员而失业；与同学在长沙合伙开婚庆公司，1年后因经营不善破产；为了生计我在湘潭做过1年的培训班助教，甚至还在湘江大桥下的步行街摆过半年地摊。作家梦，此时与我仿佛相隔浩瀚天河，遥不可及。

　不想此行也出师不利，深圳龙华（富士康）没去成，我留在了一个完全陌生、充满变数的地方，“沦为”一名生产线工人。我的人生可谓跌到最低谷，作家梦更成了天方夜谭。

　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拥有大学文凭的我，不得不放下仅存的一丝尊严，暂时将自己的大好时光交托给不停运转的流水线，我更隐隐作痛地感受到：我与众多小学没毕业的工人一样，微不足道，无人关爱。

　可在这漫长而艰苦的800多个日夜，我始终相信：在这座外来工云集、工厂林立、经济繁荣的城镇，我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我一定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坚持创作，我一定会成功。

　在这里，我听见有人说，厚街，是一座钢铁丛林，人心充满尔虞我诈；我也听见有人说，厚街，是一座造梦之都，许多外来工在这里成就辉煌。而我的作家梦，在这里乘着《绿洲人》厂报之舟，于2002年春天启航。

　一篇《谢谢你，陌生人！》，寄托了我对那位自称“老乡”的“摩的”司机衷心的感谢与真诚的祝福（后来我还去出租屋找过他，没找着；在赤岭再也没有遇到过他）。也告诉刊物主编和千千万万工友：绿洲，我来了！

　站在宿舍楼的天顶，手心攥着刊登了我4篇“大作”的'厂报，遥望着城市满目璀璨的灯火，我暗自发誓：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用真诚而真实的文字，记下南国漂泊每一段值得铭记的故事，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勇担时代重任。我要不断创作，永不言弃，最终将文字发表在像《人民文学》《收获》一样的大刊物上。

　每周一到周六，我的生活是如此有规律，又如此地枯燥难熬。一天的二分之一，我在“三点一线”之间不停奔跑，除了吃饭与午休，剩余时间全部与轰鸣的机器作伴，在生产线上忙上忙下。领料、发料、收集半成品、分码包装、作账、开补单，宛如一具行尸走肉。只有在深夜，我才能做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工作——匍匐在集体宿舍的三尺之床上，不知疲倦地爬格子。

　每个快乐的星期天，我便急匆匆赶到邮局，向《佛山文艺》《打工族》《大鹏湾》《江门文艺》等杂志寄稿，然后乘车到厚街新华书店买书、看书。买回的书籍，当天我会读到凌晨一点钟才睡。我的欢笑与快乐，我的眼泪与悲伤，我人生所有路过的风景，都凝聚在鼾声四起中埋头疾书的时光里……

　当时的创作，基本都在深夜，借着路灯和月光进行。用“披星戴月”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职工宿舍共有5组铁床（每组分上、下床），每间宿舍住8—10人，为了便于写作，我选择睡在靠近走廊和窗户的2号床（上铺），每晚23：30宿舍熄灯后，我盘腿而坐，以行李箱为桌，借着走廊灯和皎洁的月光，写写画画，埋头苦干，与此起彼伏、长短大小不一的鼾声长期相伴，孤独地记录下打工岁月的苦乐甘甜、所见所闻。

　尽管一篇篇投稿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也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因为透过沉沉的夜色，我看到了冰心老师那张慈祥的脸，她默默地鼓舞我：年轻人，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美丽，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我总是勉励自己：人生就像一口大锅，此时我已处于锅底，无论我从哪里出发，无论我要往何处去，只要我肯付出，只要我坚持不懈，我永远都不会再向下，而是昂首向上。即便上苍有意考验我，让我还要在锅底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又有何妨？我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不断向上，不断跨越，直至辉煌！

　我的勤奋与刻苦终于换得了回报，不仅每月都可以拿到一些稿费，而且加薪资时我总是加得最多的，还被评为工厂的劳动模范。

　任何成功，都需要经历岁月的淘沥。我唯有坚持不懈。试问，谁又能真正抵挡心血之作变成一版版铅字的巨大诱惑呢？漫长而无谓的等待之后，我如愿收获了一份份意外惊喜。作品断断续续、零零散散地发表在一些文艺杂志上。我也重新“定位”了自己：王小波毕竟是一个天才，因此他的语言、他的文字有一种未经琢磨的“美”，有一种盛气凌人的“威”，有一种宝剑出鞘的“锋”……他的语言及文字技巧发挥到了极限，可以让人正着进来，横着出去。我与王小波相比，只能算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我的真实身份是“珠三角一名普通外来务工者”，终日支撑着瘦弱的身躯“朝八晚十”地忙碌于车间，周而复始，难得歇息。文学之于我，恰如徐志摩“在茫茫人海中寻访之惟一灵魂伴侣”，难遇更难求。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一直以来，《人民文学》《收获》《诗刊》的主编，是我倍加崇拜的对象，有朝一日成为一位主编，主持筛选、修校、排版、发行才俊们的奇文佳作，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当我委身流水线，终日为一日三餐奔忙时，如果谈及这个梦想，实属奢侈和不着边际。然而，厚街宛如一个出神入化的大魔术师，眼花缭乱之间，就将我“变身”为主编。——2004年9月，因为前任主编辞职前的极力推荐，我从“幕后”转向“台前”，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绿洲人》杂志主编生涯。

　刚接手主编的工作，既满怀欣喜与激情，又有些惶恐与隐忧。不管别人是如何看待这份企业内刊，于我而言，面对成千上万职工的殷切期望和高层领导的深深期许，面对这本每月一刊、印数几千册、发行到集团15个事业部的杂志，这是我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也是一份神圣的使命。我惟有不负重托，让它更加优秀，更具专业水准，别无选择。

　每逢发刊日，看到许多同事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围坐在绿草如茵的足球场，斜靠在休闲椅上，如痴如醉地品读着杂志，我的心中总不免一阵喜悦、一阵甜蜜，一如他们关心的是我所至爱的亲朋。在我的辛勤耕耘下，《绿洲人》杂志先后获得“潇湘文化杯”全国内刊争霸赛三等奖、“嘉美文化杯”全国内刊争霸赛二等奖，从而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珠三角优秀内部期刊”。

　我的许多文学作品，在许多名家大师的眼中，或许稚嫩而生涩，根本不值一读。但终会遇到一两位惜才、爱才的伯乐。我要深深感谢厚街黎启天老师和《南飞燕》曾小林主编。

　作为“2005年厚街镇第一届读书节”征文大赛评委，他“慧眼识珠”，力荐我的作品为优秀获奖作品，后来还多次联系我，勉励我继续写作，并引见了汪国真、盛可以等著名作家零距离指导我。后来，他还带着我去几家企业教我人物专访，并举办了一届厚街镇文学爱好者的联谊聚会，让我结识了赖超、王锡文等许多“同道中人”。黎启天老师为我搭建起一座对外交流、学习的重要桥梁，让我受益匪浅。

　而前《南飞燕》主编曾小林，刊发了我在《南飞燕》的第一篇作品——《结束》，并安排我参加了“第一届东莞打工作家写作培训班”，让我认识了林汉筠、谢莲秀、叶瑞芬、崔成骏等多位定居东莞的作家。正因为他的莫大支持与鼓励，我才重新拾起荒废已久的笔，也才有了后来一篇篇作品发表在《南飞燕》《东莞文艺》《文化周末》等刊物上。

　2007年，我有幸结识了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两位老师：曾凡忠、贺晖。曾凡忠出版了《跑步人生》《儒商是怎样炼成的》等多部书，经常坚持写作到凌晨两三点。贺晖是东莞《文化周末》主编，因工作关系，经常通宵写稿。这让我简直无地自容：仅仅因为工作忙，我竟然荒废写作整整两年！

　2008年，由《人民文学》主办的“第一届观音山山水游记全国征文，我的作品《“风”景醉人》，荣获三等奖，赫然刊登在《人民文学》副刊上，令我颇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小冲动。

　2009年是我的丰收年。连获《东莞文艺》“法在我心中”征文、《东莞文艺》“纪念建国60周年”全国征文、《人民文学》第2届观音山山水游记全国征文等多个征文奖项，并光荣加入东莞市作家协会（二级作家）。《东莞文艺》谢莲秀主编发来祝贺短信：“加入作家协会，是对你过去创作和付出的肯定，是鞭策你今后不断进取的加油站，是你生命中充满挑战与压力的新起点。”

　是的，我的人生决不能停滞不前。每一次收获，都在鞭挞我风雨兼程，去追求“笔落惊风雨，诗诚泣鬼神”的最高境界。

　呆在厚街久了，发现这里远不像众多“打工诗人”描绘的那样：只是一座冷冰冰的钢铁丛林，被林立的钢筋水泥建筑和目光混浊、行色匆匆的人流覆盖，这里缺乏鲜活的绿草和鲜花，听不到虫鸣和蛙叫，没有小河和山岭，没有温情，没有乡音，没有梦想，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与乡愁。这里是绿色、生态、活力、和谐、宜居之都，这里也是圆梦之城。这里每天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充满幸福感。这里是全国著名的“家具之都”“会展之都”“鞋业重镇”，这里是东莞排名前三的经济强镇、全国名列前茅的“中国经济百强镇”。这里充满着发展机遇，每天都有人实现自己的白领梦、作家梦、画家梦、记者梦、创业梦……

　在我的生命中，我要深深地感谢厚街。

　曾经的我，带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和刻骨铭心的伤痕，在错误的时间“紧急迫降”在这里。厚街却以无比宽广而温暖的胸怀，默默地容纳了我，圆了我的主编梦、作家梦。这一场充满“错误“的美丽邂逅，将永远珍藏在我记忆深处，我也将永远铭记这段流光溢彩的岁月，与厚街相携相扶，风雨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