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故里，过不一样的文化中秋，具体可以怎么过呢？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抹皎洁的月光斜撒在尼山脚底、落个遍地银灰色。那可高兴坏了尼山圣境这个小游客们，她们手提灯笼、身穿古代服装，高兴地踩斑驳陆离的月夜弹跳，高声诵读着早已融进气血的古典诗词。就是这样，一场“中秋节赛诗会”，好像一瞬间将人拉到了那一个车马慢、时间比较慢时代，但那些有关月亮、关于故乡、有关爱与家庭的情愫，也一点点在夜空下漾开了。

当记者赶到身穿银装的尼山圣境，过眼烟云处全部是时间回溯的光影。在这场名叫“尼山皓月节”活动的主题游园会上，至圣广场草地上布置的超大月亮，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唯美密境。但在广场周边，工作员假扮孔子、颜回、仙女、月兔，从任意地址发生，与来往游客古诗词互动交流、赠予文化创意产品。穿越重生感十足的游园会感受，吊尽了游客的食欲。

“做传统文化游，假如独守IP卖门票费、不谈自主创新固步自封，就难以触到游客的文化神经系统；如果不能引发共鸣和同理心，传统文化就无法根据旅游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侵润人的内心。”尼山圣境景区副总徐彤说，文旅销售市场必须塑造新起受众群体，传统文化也要培育忠实粉。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便是打造更加容易撬起游客心扉的“重现式”场景。

孔子像前，瓜果蔬菜供品早已到位，追忆古代人的中秋庆典活动、参与九婴典礼，游客用广为流传数千年的风俗习惯为亲朋好友和中华民族祈愿纳祥；在尼山大讲堂湛露厅，谦谦君子射艺主题活动正在进行中，游客仅需搭弓阿胶，便为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君子之道找到了一个生动的出入口；大学堂内，“非遗文化”面塑、剪纸画，一一转换成捏仙女、剪兔爷的手作感受，参加者们不但获得了一份特殊文化创意婚礼伴手礼，更在切身体会中感受了传统式非遗文化独特的魅力……

“以往，我也经常带孩子旅游，想要她多感受一下中华文化自然之美、提高国与家和民族主义。可许多旅游景点只有使我们请个导游员听解读，这便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个道理，尤其是对小孩来讲，消化吸收下去非常困难。”提到此次中秋佳节到曲阜旅游的感受，来源于淄博的游客李寅很激动。他举例说，源于《孟子·离娄上》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身不太好表述，能与古六艺之一的“射艺”体验项目融合后，“射没中箭靶先从自身找问题”的导学案解读，一下还把大道理讲通了。

依照出色传统文化“两创”思路，在今年的中秋节假期，曲阜文旅销售市场广泛展现出结合创意。无论是农家乐中的月饼制作、手绘画圆扇乡村旅游新项目，或是孔子博物馆里融入了拓片制做、活字印刷术等社教活动《论语》主题展，又或者是“三孔”旅游景区发起“我自己的传统式中秋佳节”和“我还在圣府过中秋节”短视频挑战活动，不断“爆红”的传统节日文旅，切切实实尚新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是青年一代加重传统文化理解的珍贵机会，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好文旅方式，让每一名游客更爱自身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从而产生有着普遍归属感的集体文化自信心。”曲阜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张宏表明，除想方设法根据合乎时期特质的展现方式让游客“融进”文化外，曲阜各旅游景区还主动与网络平台协作，上线了“尼山中秋团圆夜”等直播和短视频征集主题活动。

互联网营销与传统文化迸发出的小火花，既为曲阜度假旅游立冒了活力十足的新风貌，更在网络环境里培养出来了一大批的文化发烧友，让每一个人都能打开手机、对着电脑，梦回千年和孔子会话，过一个不一样的文化中秋节。

中国地方广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各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在饮食方面，大江南北口味不同，酸甜麻辣各异，但在饮食中，尤其是宴席中，都不约而同地在主客坐席位置、敬酒次序、上菜顺序等方面，有着大体相同的“讲究”，这种“讲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饮食礼仪。

中国是美食之国，也是礼仪之邦，当美食遇到礼仪，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饮食礼仪文化。这种遥隔千里却南北同俗的宴席礼仪从何而来？回首千年，我们从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是先秦时期的祖先们制定了这套完整有序的饮食礼仪，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到了今天。

如同其他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一样，我国古代的饮食礼仪文化也经历了很早的起源和漫长的发展。对刚刚从原始蒙昧中走出来不久的上古先民们来说，饮食仅仅是单纯满足生理需求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在他的著作《墨子·节用》中提到，上古贤明的君王对饮食的要求是只要满足身体需要就可以了，不要求精美芳香的烹饪和奇珍异物的食物，更是不讲究餐饮中俯仰周旋的礼仪。

虽然墨子的这番说法，有借上古之人的饮食习惯表达其学说中爱民节俭思想的动机，但结合上古时期人们刚刚脱离蒙昧不久，生产力低下，烹饪技术尚未得到发展，社会框架也还没有完全形成制度的现实，当时的部落首领们在饮食方面不太讲究，是符合墨子所描述情况的。

对于饮食礼仪具体起源于什么时期，许多观点认为是始于西周时期，因为《仪礼》、《礼记》、《周礼》等记录周代礼制的儒家典籍清楚地记载了周代饮食礼仪的具体情况。但是，许多文化传统并非是短时间内成型的，而是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总结发展而来，孔子就认为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参考借鉴了夏、商两朝：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西周时期的饮食礼仪也是由前代的习俗中发展而来。在《墨子·非乐》篇中，记载了夏启在一次野外饮食中，召集了许多人跳舞，场面浩大，以至于声音都传到天空中——“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歌舞往往是古代宴会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夏启在饮食中有歌舞相伴，明显是当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饮食礼仪。由此，可以推断， 至少在夏启甚至更早一些的时代，饮食礼仪就已经出现了雏形。

至周代，社会生产力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物质生产更加丰富，社会制度进一步完善，而饮食礼仪也逐渐固定成形。以《仪礼》中的记载为例，共记载有17项礼仪，可以看出周代的礼制名目繁多，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关于饮食宴会的礼仪就有乡饮酒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等14种，各种礼仪的流程规定十分具体明确，基本成型建制，成为社会上层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时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王族贵胄和士人阶层所实行，在春秋战国儒家士人的大力提倡下，后世王朝从皇室到民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承袭沿用。

饮食礼仪是先秦社会上层建筑构成的重要一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饮食礼仪在周代迅速兴起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物质的极大丰富。

有趣的是，反对儒家的墨子和儒家“亚圣”的孟子这两位先贤，在 “仓禀实而知礼节” 这一点上有着相同的看法。墨子在《墨子·非儒》中说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的时候，吃东西并不讲究礼仪，而后来在鲁国时候却 “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 ，墨子这一说法虽然可能是假借故事来讽刺孔子，但也说明了墨子认为在基础温饱都不能满足的条件下，是谈不上饮食礼仪的。而在《孟子·梁惠王》中，孟子认为，在产业政策不当的条件下，百姓们无法赡养父母，抚养妻儿，连生命都无法保障，是无法学习培养礼仪的。

在饮食礼仪初步定型的西周时期，虽然偶有战争和上层政治斗争，但天下大体上是稳定的，这为包括饮食礼仪在内的各种礼制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

西周立国，实行的是以宗族制度为基础的分封制国家治理构架，在宗族制度下，大部分姬姓王族不是在王都辅佐周天子治理天下，就是分封到各地成为诸侯国君。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一套完整的礼制来维系周天子及姬姓王族，以及与其他非姬姓贵族的关系，明确族内大小宗之间，族外君臣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就是宗族制度的作用之一，饮食礼仪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礼记·祭统》记载了周王室在进行祭祀祖先的祭礼时，在礼仪的最后有一道叫做“馂”的饮食礼制，即参与祭祀的人员要吃掉供奉的祭品，按照馂礼规定，就食祭品不能大家一拥而上，而是要按照社会身份的尊卑等级依次进行，其顺序是天子—卿—大夫—士—其他底层官员，这种做法就是为了 “别贵贱之等” 。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先秦时期的人们对于祭祀活动十分重视，有祭祀农神的藉礼、祭祀祖先的飨礼等，这些祭祀无一例外都融合了饮食礼仪，并且不同的祭祀活动在饮食礼仪上的流程也有所差别。先秦时期的人们希望通过表达对自然神祗的畏惧和祖先的崇拜，来获得神祗和祖先的保佑，所以通过这样一系列繁复的饮食礼仪，来表达这种畏惧和崇拜。

对先秦贵族们来说，吃饭不仅仅是吃饭，饮食礼制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和丰富的物质条件下，作为宗族制度和社会治理上层建筑的一环而设立的，并且赋予了祭祀神祗和祖先的内涵，使得饮食从单纯的满足生理需求行为上升为维系统治的政治手段。在墨子和孟子等先贤们看来，饮食礼制能够得以实行，也表示着整个社会处于平安有序的正常运行状态中。

先秦时期制定饮食礼制的目的之一是明确社会构架和宗族制度内的尊卑长幼，所以极其鲜明地体现了社会阶层的划分区别，在饮食礼制上呈现出一种官民不同食的现象，具体表现就是贵族和庶民在食材和食具上的阶层分化。

食材的阶层分化

在周代，肉类并不是社会各阶层餐桌上常见之物，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宋代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奢侈”相比，先秦时期底层民众的食物菜单中是很少见到牛羊猪犬等牲畜的肉类食物的。从《左传·庄公十年》中那句著名的 “肉食者鄙” 来看，肉食显然是当时贵族所享用的食物，以至于人们用“肉食者”来代指贵族和官员。孟子的政治理想境界之一就是 “七十者可以食肉” 。由此可见，在当时寻常百姓们的食谱上，肉类是极为罕见的食物。

在先秦饮食礼制下，从贵族到庶民对肉类的食用有着严格的规定，根据《礼记》、《战国策》、《孟子》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当时普通庶民百姓的食材主要以稻、粱、黍、豆类等粗粝的植物为主。饮食礼制中还规定了 “庶人无故不食珍” ，即庶民百姓没有特殊原因不得吃时鲜食物。

与民间匮乏的食材相比，先秦贵族们的盘中之物要丰富精美得多。《周礼·膳夫》中提到周天子的饮食就有六种谷类，六种畜类，六种酒水，还有数量繁多的山珍海味和调味品。

《国语·楚语》记载，在祭祀时，天子平时吃太牢的肉类（猪牛羊齐全为一太牢），祭祀的时候就要用三份太牢供奉祖先；诸侯平时吃牛肉，在祭祀时就要用一太牢；卿平时吃一只羊一头猪的少牢，祭祀时候就要用一头牛；大夫平时吃一头猪的肉类，祭祀时候就要用一少牢；士平时吃鱼类，祭祀就要用一头猪；而庶人平时吃蔬菜，在祭祀时可以用烤鱼。由此可见，先秦饮食礼制按照社会身份的高低对各阶层可食用的肉类进行了规定。

当然，先秦饮食礼制对肉类食材的限制也有当时养殖业尚不如后世发达的原因，所以还有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 的规定，对养殖业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然而这些保护措施并不是要促进物质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于是就造成了肉类等稀缺的食物为社会统治阶层所垄断。

先秦庶民百姓的餐桌并不是完全不见荤腥，但是在早期生产力和礼制的双重制约下，牛羊猪犬等大型牲畜的肉类基本与庶民无缘，他们可以食用的肉类仅限于鱼肉等极其稀少的肉类，而且也往往是在祭祀等重要场合下才能吃得到。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兼之春秋战国后期“礼崩乐坏”，猪犬等肉类才开始慢慢出现在庶民百姓的餐桌之上，如《国语·越语》记载，越王勾践为鼓励国内生育，就提出了生男奖励一只犬，生女奖励一头猪的政策。

食具的阶层分化

在食具方面，先秦时期的饮食礼制也有相关规定，精美贵重的青铜制鼎、簋、尊、爵等食具显然不是百姓们能够使用的，青铜食具主要见于贵族的餐饮中，其规定是： “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 。庶人百姓们是没有资格使用鼎的，民间的饮食器具以陶器和箪、瓢等植物制作的食具为主。在贵族阶层中，陶器食具也广泛存在，与青铜食具配合使用，许多青铜食具也有相应的陶制品，如陶鼎、陶簋、陶尊等。

从各地出土的先秦时期的文物来看，贵族和庶民所使用的陶制食具在制作工艺上有明显的差别，现代考古中从先秦贵族古墓中出土的陶制食具大多具有造型和工艺制作精美的特点，而民间所用的陶制食具则大多造型简单，制作简陋。如在2019年考古界抢救挖掘的云南楚雄武定白马口遗址春秋战国遗址，许多墓坑没有陪葬品，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稀少，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底层民众所生活和下葬的遗址，其中许多陶器质地疏松，花纹稀少，远不能许多同时期贵族陵墓所出土的精美高质的陶器相比。

为了达到 “上下有序，则民不慢” 的目的，先秦社会中包括饮食礼制在内的一些制度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行为进行了规定限制，其中饮食礼制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在饮食层面上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的恶化。一方面，贵族们占有了稀缺的牛羊猪犬等牲畜的肉类饮食资源，以及精美耐用的青铜食具，肆意奢靡浪费；一方面，底层庶民百姓们只能使用简陋的食具来加工粗粝的谷物、豆类以及蔬菜食物，仅供糊口而已。一些有识之士就看到了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如墨子就指出，大国之君吃饭要上百样菜，小国之君也要十样菜，吃不了都浪费掉，富贵的人奢侈，贫困孤寡的人受冻挨饿，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不希望国家动乱，也是不可能的。

从先秦饮食礼仪的流程方面来说，不同场合的饮食礼仪流程也有所差别，如籍礼中的饮食礼仪流程就相比燕礼和乡饮酒礼等礼制的流程要简约一些，这是因为不同目的礼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祭祀类礼制的重点在于突出对神祗和祖先的敬畏崇拜，在礼仪流程最后分食祭品是借此获得神祗和祖先的庇佑。而燕礼和乡饮酒礼等则是突出人际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繁多的流程来表达上下尊卑和对贤能人士的重视。

燕礼、乡饮酒礼等这类重点促进人际关系的宴会饮食礼仪流程繁杂，对于主人和宾客的坐席位置、敬酒次序和动作、菜肴的摆放、演奏的歌舞等都有着明确的流程规定。《诗经·小雅·瓠叶》中，从主宾之间敬酒礼仪的角度，对这类宴会中的饮食礼仪流程作了简化性的概括：

这首诗句展现了这样一幅贵族之间饮宴敬酒的画面：

宽袍峨冠的主人与宾客欢聚一堂，食具里煮着瓠叶等蔬菜，还烤兔肉，厅堂里热气升腾，气氛融洽。

主人先品尝酒具里所盛酒的味道，所谓“ 酌言尝之 ”；

在品尝酒的味道浓烈醇美后，主人用酒爵盛出来，到宾客席前双手奉给客人，所谓“ 酌言献之 ”；

客人双手接受主人奉上的酒爵后，再还敬主人，所谓“ 酌言酢之 ”；

主人接过客人还敬的酒爵，将其中的美酒倒入饮酒的器具——觯，先自己满饮，再请客人满饮，所谓“ 酌言酬之 ”。

献、酢、酬进行一遍是为“一献”。主人与主宾进行一献后，还要和其他客人进行献，酢，如此轮流，辅以席间奏乐歌舞，直至宾主尽欢，踉跄而散。

这种敬酒礼仪作为饮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于后世，如今我国有不少地方的酒宴中还能看到这一古老礼仪的影子，如现代山东一带的宴席中的敬酒礼节，就与能看到主客之间“献”、“酬”的习俗，这种酒宴习俗就是从先秦宴饮礼仪中流传简化而来。

到了今天，先秦饮食礼制中的许多糟粕已被时代的大浪淘沙所涤荡，摒弃了其中的阶层划分的功能，剥离了祭祀神祗的内涵，简练了许多繁文缛节，并且与西方饮食礼仪相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扬礼貌谦恭、尊老爱幼等中国优良传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你说孔子没喝过茶，孔子同意了吗

原创 大风 孔子茶文化节 2019-04-26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还是哲学家、易学家、军事谋略家、琴学家、诗人、中医养生家等。

孔子喜欢美食，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喜欢喝酒，传说尧帝千钟，孔子百觚，提出唯酒无量，不及乱。

孔子像 孔奇 作

但据现有文献资料，没有孔子如何喝茶的记载，也没有孔子对茶的论述。又有茶圣定义：“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于是，有人断言：北方没有茶树，孔子没喝过茶。如果这样，茶岂不是道家与佛家的事了吗？

一、孔子时代，北方有茶树。

我国近代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在其撰写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指出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湿热，所以关于上古时期这一地区有茶的传说是有可能的。后由于气温骤然变寒使茶绝迹。

根据记载和物证，至少唐代以前北方有茶树。《四库全书》中《封氏闻见录》卷六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北方饮茶之兴盛。

《中国茶叶》1979年曾报道，1940年日本石川县茶叶组合副组长本山亮一来山东调查种茶的可能性，在津浦铁路沿线北纬36°以南的旷野中，发现一株唯一的大茶树，“粗有三抱，高达五丈余”。也可以佐证，在中原地区曾经出现过茶树。

可见，孔子时代北方有茶树，毫无疑义。

二、孔子家乡鲁国当时有茶树

在中国古籍《诗经》、《尚书》、《礼记》、《尔雅》等书中发现过十几则与荼有关的记载，尤其是在《左传》襄公十九年的记载中，发现当年鲁国季孙氏的蒲园中有六棵大茶树，在这里还享过六卿，即开过当时的国际会议。明版《兖州府志》又确认：“蒲园：在城东门外。季文子所树六槚(茶)处也“。孔子与季孙氏有很多交集，曾发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怒吼。作为鲁国风云人物的孔子，很可能饮过茶。

今日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孔府)后花园东北部有一棵树，多年来被人们称作“茶树”，每年将其叶采摘下来晒干后，府内上下饮用，可知孔子后裔多年来也有饮茶的习惯。

三、中国茶文化发源于北方，孔子必受影响，当有述而不作。

《茶经·七之事》中提到最前面的三个茶文化“形象代言人”：神农氏、鲁周公、齐相晏婴，均生活于北方，足见茶文化最早起源于北方。

晏婴任国相时，力行节俭，粗茶淡饭。《茶经》引文："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作为美食家的孔子比晏子年少27岁，几近同一代人，无疑享用过茶。

四、孔子周游列国，有饮茶的佐证。

孔子的一生，很多在路上。《论语》记载："孔子自叶返蔡，见沮溺耦耕使子路问津"。《史记》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在今湖北新洲问津书院一带，这里有一套完整的孔子周游列国路经此地的行迹，如：讲经台、晒书场、孔埠、孔子河、孔叹桥、弦歌里、长沮冲、桀溺畈、坐石、喻茶亭，儒学资源十分丰厚。

问津书院自秦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历代碑刻、摩崖石刻等遗存，及传记、传说可以相互佐证，自圆其说。喻茶亭因孔子在此饮茶而得名。喻有两种解释：一是与附近喻姓有关，一是比喻、喻理，孔子在此以茶论道。

五、孔子尊崇周公，倡导克己复礼，必定推行茶礼。

孔子，习周公者也。孔子年轻时就十分赞羡“周公之才之美”。直到晚年，还在惦念自己心目中的老师：“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西周时期，贡茶制度开始兴起。东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园有芳蒻、香茗。”说的是周武王征伐商朝的战争之所以能取胜，重要的原因是得力于“巴蜀之师”的鼎力相助。周武王伐纣胜利后，分封诸侯，将其宗亲册封为巴王。按周制，诸侯朝觐必以其最珍贵的物产上贡天子，可见茶是当时最珍贵的礼品，它是我国古代贡茶制度的起源。贡茶随后再兴于东汉，从唐朝始作为一种制度沿袭下来，长达几千年。

《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该书还说：“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从《周礼》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此时茶已作祭祀之用。

西周贡茶、茶礼的兴起，周公功不可没。

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至于为何“闻于鲁周公”，陆羽没有给予太多的解释，只是在《七之事》中录有：“周公《尔雅》：‘槚，苦荼’。”

如此而已，虽然史书上并没有鲁周公本人专门饮茶的记载，但陆羽还是将其与神农氏一起列为茶文化的发现者与推行者。

同样，即使史书中没有孔子专门饮茶的记载，我们也不能确认孔子没有喝过茶，并依此否定孔子与茶文化的关系。

再者，《茶经》未及孔子，但陆羽说孔子没有喝茶了吗？

引申阅读：孔颜乐处，将迎来一场文化盛宴

孔子所说的“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意思是说：

“二不厌”指的是对于食物要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提高自己的烹饪技艺和食物品质，追求美食的同时也要注重饮食健康和节制。

“三适度”指的是对于烹饪的原料、方法和食用量的把握要适度，不要过于奢侈浪费。

“十不食”则是指在饮食中要注意卫生、节制和礼仪等方面的十个要求，如不食腐败变质的食物、不暴饮暴食、不过量食用肉类等等。

这是孔子对于饮食的要求和态度，强调了健康、节制和礼仪的重要性，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段话出自《孔子家语·观乡射》，原文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洁，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食材除了鲜活原料以外，还有干货和调味品。

不仅如此，面对丰富的食物原料，我们中国人常常是物尽其用，吃干榨净，力争做到零废弃。

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中就说：“割不正不食”。《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重庆老四川灯影牛肉的创始人钟易凤，所切的大张牛肉片薄如蝉翼，可透过牛肉片看见灯影！可见刀工技法以成为中国厨师的艺术追求！

而刀功的刀法名称，相当的多，包括片状、块状、条状等等，多达两百余种。依据不同原料的性质和纹路，或同一原料的老嫩之别，选择不同的刀工技艺。

中国美食调味的精巧体现在，十分擅长在加热过程中调味，将主料、辅料和调料，有序的汇于一炉，通过精妙细微的“鼎中之变”，达到“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以及“五味调和”的至高境界。在这一过程中，一般讲究两个方面，一个是运用调味品的种类和多少，也就是调味的定性和定量工作；一个是投料的时机和先后顺序，使菜肴在上桌后达到最佳的风味。

上海糟三样主要包括，猪肚尖、河虾和毛豆，这三样，食材本身没有特别强烈的味道，但通过入味的糟制方法，可以做出糟香浓郁的佳肴。

中国美食制作过程当中，善于运用丰富的天然调味料以及独具特色的加工调味料，具有味型多变，层次丰富的特点。在主辅料搭配中，辅料衬托主料。

中国的美食注重对火候的掌握。

火候通常有四个要素构成，一是火力，即燃烧时释放的热能，包括大火、小火、文火、武火等，讲究大火，小火转换，一气呵成，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可以通过油温来鉴别；二是火度，即火力达到的温度，必须充分了解炉灶的效能，保证供氧充分，通风良好，燃料充分燃烧，热能有效利用；三是火势，即火焰燃烧范围的大小，也就是炊具受热面积；四是火时，即火接触炊具时间的长短。

比如爆三样，猪肝、腰花和鸡胗，不同的食材，分别用不同的火候，烹制，半熟或断生的状态，然后再放入同一锅烹制调味后方能成菜。

在烹饪方法中，利用水和蒸汽为介质的方法制作美食，其掌握火候难度相对较小，最难掌握的是以油为传热介质，旺火速成的制作方法，因为用火稍有偏差，就会严重影响菜品质量，但这种烹饪方法也是中国最擅长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炒，准确掌握火候，手法利落，才能使食材呈现出鲜嫩脆软等风格特点。

无论是丁、丝、片、条、块还是其他形状，都需要粗细、厚薄、长短一致，才能烹制出色香味俱佳的美食。比如炒、油爆法使用猛火时间短，入味快，故原料需要切得又小又薄；炖焖法使用中小火，时间较长，原料可切的大而厚。

美食与美器完美结合，才能各显其美，相得益彰。根据菜肴的造型、色泽、风味和用料，选择搭配器具。同时在装盘的过程当中，将美食当做一个作品，体现出生活图景和思想情感的融合。中国大厨常常在盘中创造出有情有义，生动美妙的意境。

不是的。别人称孔子为“美食文”并不是为了赞美孔子热爱学习。实际上，“美食文”这个称谓是别人对孔子的一种讽刺或嘲笑。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孔子被视为道德楷模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迂腐、保守和顽固。因此，他们用“美食文”这个称谓来形容孔子，意思是说孔子只注重吃美食而不注重学习或教诲。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教育，强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