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无稽的读音

荒诞无稽的读音,第1张

荒诞无稽的汉语拼音读作:[ huāng dàn wú jī ]。

荒诞:荒唐离奇。稽:考查。形容十分荒唐,无从查考,根本不可相信。也作“荒唐无稽”。

近义词:

大谬不然 荒谬绝伦 荒诞不经 荒谬不经。

反义词:

有案可稽 千真万确 信而有征。

荒诞无稽的造句如下:

他尽给我们讲荒诞无稽的故事。

对于那种荒诞无稽的传闻,大家都不可相信。

如今讲究科学,你这些荒诞无稽的话,哪里还有立足之地!

这种荒诞无稽的传闻,根本不应该相信。

认为老虎有着蛇的尾巴,是多么荒诞无稽啊

周处 出自刘义庆六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原文: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

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

周处(242-297),字子隐,晋朝阳羡仍(宜兴)人。他的父亲周鲂,做过吴国的太守,再周处少年时就去世了。周处年轻时,力气过人,性情蛮横,常与人斗殴闹事,乡亲门很憎恨他。那时,长桥下有条独角蛟,南山上有条白额虎,一起危害百性,因此,人们连同周处在内称做“三害”。当时,有人劝他射虎宰蛟。周处就上山射死白额虎,又下河跟蛟搏斗,经过三天三夜,乡亲们都以为他死了,高兴的庆祝起来,这时,周处居然回来了,看到乡亲们庆祝不是因为他射了虎、宰了蛟,而是以为他死了。从此,决心悔改,努力求学,后任吴国东观左丞。尽忠报国,战死疆场。 周处在史学、文学上都有所建树,著有《默语》30篇及《吴书》,惜已失散。他还撰写了《风土记》,这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地方性岁时节令,风土习 俗的著作,它最早记载了端阳裹粽、七夕乞巧的习俗,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处除“三害”

西晋时期,除了像王恺、石崇一类穷奢极侈的豪门官员外,还有一批士族官员,吃饱了饭不干正经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说些脱离实际的荒诞无稽的怪话。这种谈话叫作“清谈”。这种人,往往名气很大,地位很高。这也可见当时风气的腐败了。

但是在官员中,也有比较正直肯干实事的人。像西晋初年的周处就是这样的人。他担任广汉(今四川广汉北)太守的时候,当地原来的官吏腐败,积下来的案件,有三十年没有处理的。周处一到任,就把积案都认真处理完了。后来调到京城做御史中丞,不管皇亲国戚,凡是违法的,他都能大胆揭发。

周处原是东吴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年青的时候,长得个子高,力气比一般小伙子大。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自小没人管束,成天在外面游荡,不肯读书;而且脾气强悍,动不动就拔拳打人,甚至动刀使枪 义兴地方的百姓都害怕他。

义兴邻近的南山有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当地的猎户也制服不了它。

当地的长桥下,有一条大蛟(一种鳄鱼),出没无常。义兴人把周处和南山白额虎、长桥大蛟联系起来,称为义兴“三害”。这“三害”之中,最使百姓感到头痛的还是周处。

有一次,周处在外面走,看见人们都闷闷不乐。他找了一个老年人问:“今年年成挺不错,为什么大伙那样愁眉苦脸呢?”

老人没好气地回答:“三害还没有除掉,怎样高兴得起来!”

周处第一次听到“三害”这个名称,就问:“你指的是什么三害。”

老人说:“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加上你,不就是三害吗?”

周处吃了一惊。他想,原来乡间百姓都把他当作虎、蛟一般的大害了。他沉吟了一会,说:“这样吧,既然大家都为‘三害’苦恼,我把它们除掉。”

过了一天,周处果然带着弓箭,背着利剑,进山找虎去了。到了密林深处,只听见一阵虎啸,从远处窜出了一只白额猛虎。周处闪在一边,躲在大树背面,拈弓搭箭,“嗖”的一下,射中猛虎前额,结果了它的性命。

周处下山告诉村里的人,有几个猎户上山把死虎扛下山来。大家都挺高兴地向周处祝贺,周处说:“别忙,还有长桥的蛟呢。”

又过了一天,周处换了紧身衣,带了弓箭刀剑跳进水里去找蛟去了。那条蛟隐藏在水深处,发现有人下水,想跳上来咬。周处早就准备好了,在蛟身上猛刺一刀。那蛟受了重伤,就往江的下游逃窜。

周处一见蛟没有死,紧紧在后面钉住,蛟往上浮,他就往水面游;蛟往下沉,他就往水底钻。这样一会儿沉,一会儿浮,一直追踪到几十里以外。

三天三夜过去了,周处还没有回来。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这下子周处和蛟一定两败俱伤,都死在河底里了。本来,大家以为周处能杀死猛虎、大蛟,已经不错了;这回“三害”都死,大家喜出望外。街头巷尾,一提起这件事,都是喜气洋洋,互相庆贺。

没想到到了第四天,周处竟安然无恙地回家来了。人们大为惊奇。原来大蛟受伤以后,被周处一路追击,最后流血过多,动弹不得,终于被周处杀死。

周处回到家里,知道他离家三天后,人们以为他死去,都挺高兴。这件事使他认识到,自己平时的行为被人们痛恨到什么程度了。

他痛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吴郡找老师学习。那时候吴郡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陆机,一个叫陆云。周处去找他们,陆机出门去了,只有陆云在家。

周处见到陆云,把自己决心改过的想法诚恳地向陆云谈了。他说:“我后悔自己觉悟得太晚,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现在想干一番事业,只怕太晚了。”

陆云勉励他说:“别灰心,您有这样决心,前途还大有希望呢。一个人只怕没有坚定的志气,不怕没有出息。”

打那以后,周处一面跟陆机、陆云学习,刻苦读书;一面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的勤奋好学的精神受到大家的称赞。过了一年,州郡的官府都征召他出来做官。到了东吴被晋朝灭掉以后,他就成为晋朝的大臣。

毛诗序是汉人作品,系杂凑先秦儒家关于诗的见解,却集中地表现了汉人的诗论。惟其杂凑,故精华糟粕并存,但仍有它自己的主旨。

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源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所谓志就是思想感情。“诗言志”,是《尧典》对诗所下的经典性定义。先秦儒家的大师们对此有所发挥,如《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诗序虽本于这些论述,但表述得更为精炼而生动。它说明诗是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必须合乎韵律,可以永歌;还说明了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古代诗论的精华,他对诗的本质的说明,万古不磨,值得我们用黄金铸成大字镶嵌在艺术的殿堂上。

可惜,这段论述并不是毛诗序的主要内容。诗序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是论述诗的教化作用。它把诗作为统治者推行教化的工具。

诗序说:“情发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段话抄自《乐记》。《乐记》的结论是“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审乐而知政”。《乐记》的这一结论是基本正确的,认为诗与乐反映出时代的政治态度,有它一定的真理性。诗序抄了这段话,其结论却越过了“与政通”的范围,笔锋一转,一下跳到了什么“故政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序开头论述《关雎》的作意也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表面上他把诗的作用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取消了诗的独立性,歪曲了诗的本质。它改变了《乐记》谓声音之道客观上“与政道”的观点,而认为是统治者主观上推行教化的工具。两者的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乐记》说的是人们审音而“知”统治者之政,诗序则认为是先王即统治者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用诗以“成”统治者之政。

接着,诗序就进一步牵强反复累赘的论述其风动教化说。

它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抄自《周礼·春官·大师》。但抄过之后,接着即把赋比兴撂过一边,只用它的风动教化观点来解释风雅颂。

它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所谓“上以风化下”,指统治者教化他的臣民。这话源于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认为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力量,教化所及,一切臣民都必为之匍匐。但孔子的话内涵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诗序只用之于诗就更加荒谬,所谓“下以风刺上”,就是臣民通过诗歌对统治者进行讽喻。但必须是“主文而谲谏”,即正面歌咏一个事物,而间接委婉地进行讽喻,以不触犯统治者的尊严。

诗序解释雅说:“言四方之事,形天下之风,谓之雅”。形,见也。照此理解,则雅与风并无区别。又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近代学者常引用“雅者,正也”,谓雅为正乐。这样理解当然有据,因为孔子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荀子也说过“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故释雅为正乐并不错。但诗序所谓“正也”即“政也”,观后文“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可知。可见诗序之意,谓雅即政治诗。这与诗的实际不完全符合,二雅特别是小雅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政治诗。

这种简单化的理论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诗三百。诗三百中不少作品是和所谓“主文而谲谏”的精神相悖的。如此诗序提出所谓变风变雅之说。它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教,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它把风与雅,分出正和变,意谓正风正雅为治世之音,而变风变雅则是乱世之音。作者希图用变风变雅解释诗中那些忧愤激烈之作。还怕越出了“主文而谲谏”的轨范,如此加以限制,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规定即使变也不能超过统治者礼义的樊篱。

变风变雅纯系主观的臆测。其中所谓“国史”如此就很离奇,似乎风雅是由什么“国史”有计划的制作。一入衰乱之世,“国史”如此“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历史上绝对找不到这种制作风雅的“国史”,而诗经风雅中也很少有这种主题先行的作品。诗序之说,实属无稽。诗中哪些是正风正雅,哪些是变风变雅,是根本无法区分的。郑玄作诗谱:把风雅正变之说加以推衍,试图把所有的诗纳入某种时代系列。然而他谱出某个作品属某个时候;只是根据小序做的主观的编排。小序本身就荒诞无稽,郑氏的谱也没有科学根据。后世有些经师,抬高正风正雅,贬低变风变雅;对于正变的篇目断限,又往往各执一词,意见分歧。由于风雅正变说本身没有根据,这些争论仍然只能是治丝益紊。

由于诗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是风动教化说,它的“诗者志之所之也”的观点,便淹没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污泥浊水之中;它的所谓志也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志。一个本来非常正确的命题,就这样化神奇为腐朽!

把风动教化说用于具体的诗篇,就是所谓小序。小序试图把所有诗篇都与历史事实联系起来,强拉硬派,集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曲解胡说之大成。下面试举数例:

如开卷第一篇《周南·关雎》是一篇普通的爱情诗(不排斥统治者采集改造作为新婚的颂歌),小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从诗本身看不到后妃的痕迹,更没有任何“风天下而正夫妇”的内容。《周南》十一篇,竟有八篇归之于后妃。《兔置》歌颂“赳赳武夫”,小序也称之为“后妃之化”!

如《召南·小星》云:“肃肃霄征,夙夜在公”。 “肃肃霄征, 报衾与绸”。主人公夙夜在公干什么,我们无从揣知,但表现其夙夜辛劳的怨恨是明显的。而小序说:“小星,惑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姑不说诗与夫人贱妾毫不相干,假令真是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令其“肃肃霄征,报衾与稠”,又成何体统,有何教化之可言!

如《豳风·柏舟》是一首明显的爱情诗。小序说:“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诗以绝之”。据考证,共伯被迫自杀时已年近五十,不能说早死,其妻也应到了不可能父母欲夺而嫁之的年龄。主人公明明思慕那“耽彼两髦”的青年,怎会是自誓不嫁呢?

如《郑风·将仲子》,因诗中有“仲子”一词,小序把他和郑庄公谋臣祭仲拉在一起,说是刺庄公“祭仲谏而弗听”,两者实风马牛不相及。

再如《郑风》有两篇《叔于田》。因第二篇题为“大叔于田”。而《左传》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曾称“京城大叔”,小序把两个“大叔”附会一起;说诗是国人剌庄公而美叔段。其望文生义极为低级。诗经中有些作品篇题相同,则前出者称“小”,后出者称“大”。“大叔于田”之大即属此类。叔是女子称其情人之词,诗中屡见,与共叔段邈不相干。

小序之荒诞大多类此,前人揭发甚多,举此数例即可得其梗概。宋代郑樵斥诗序作者为“村野妄人”,并不算刻薄。

清理江河的污染必须从源头开始。由毛诗序所集中表现的汉人诗论的荒谬,实先秦几百年间儒家诗学的沉滓积淀而成。我们不妨对这种积淀作粗略的清理。

《左传》襄公29年载吴季札观乐,是春秋时代一篇重要的艺术论。虽然季札评论是乐,但无疑直接与诗相关。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是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乐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幽》,曰:“美哉!荡乎!乐而不*,其周公之乐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贵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先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

必须明确,这是一篇创作,并非真实的历史记录,季札即使是旷古无双的诗乐奇才,也不可能如此知音,能够通过听觉对中原诗乐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但这篇作品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它实际是《左传》作者的诗论。

季札观乐所述鲁国所歌诗乐的顺序和《诗经》大体相符,可见当时 已有诗的定本,其时孔子才八岁。由此可以判断,《诗经》的编定者就是这些乐师,而不是孔子。也由此可以判断,诗三百是为了制礼作乐而采集起来的。《札记·王制》谓:“天子五年一巡狩”,“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说古代派“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先秦采诗的具体情况资料太少,但诗是确实采过的,采诗是为了“观民风”,为了“制礼作乐”。可知诗从它被采集,被“比其音律”用于演奏歌唱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政教服务,这就决定了诗三百的命运。因它为统治者的政教服务。使它得以保存流传,也因此而被蒙上歪曲误解、牵强附会的阴霾。季札的全部评论,正是《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审音而知政”论的体现,可见这一理论其来有自久矣!但季札把它绝对化了,似乎所有的乐,即“比其音律”的诗,都是表现政治教化的。他感受到的全是风化政教,没有一个字涉及教化以外诗人原于生活的情志。这篇评论可以说是毛诗序的源头。

季札只是概括地评乐,没有对歌辞加以分析。但按照他的理解去解释每篇诗的词句,与诗人的作意无肄会相悬天壤。《左传》引诗大多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来表达特定的意思。这种引用很难与诗的原意相符,如此断章取义就成为《左传》引诗的特点。

如文公13年:鲁文公自晋回国,路过郑国,郑穆公要求文公“请平于晋”。宴饮时,郑子家赋《鸿雁》,借诗中“爱及矜人,哀此鳏寡”,希望文公哀怜郑国,为之请平。鲁季文子赋《四月》,借诗中“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鲁侯急于回国祭祀,不能再去晋国。予家又赋《载驰》之四章,借诗中“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言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季文子也赋《采薇》之四章,借诗中“岂取定居,一月三捷”,答应再往晋国,为之请平。

又如襄公27年:晋国使臣赵武过郑,在宴会上,赵武请郑国诸臣赋诗言志。郑子展赋《草虫》。因诗中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以赵武为君子,赵武说:“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此诗被认为是剌卫宣姜*乱而作,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赵武认为伯有无礼就说:“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因诗中有“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等句,比赵武为召伯。赵武表示不敢当,说“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借诗中“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表示对赵武的敬仰。赵武说:“武请受其座章”,卒章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表示对子产的感念。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取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表示初见赵武的心情。赵武也表示感激说:“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因诗句有“无以太,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土瞿瞿”,赵武以其能戒惧不荒,赞赏说:“善哉,保家之主也!”公孙段赋《桑扈》。因诗中有“匪交匪敖,万福来求”,赵武说:“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事后赵武又对诸人加以评判,谓伯有诬辱君上,将来定会被杀,其余则皆将为数世之主。特别是子展赋“我心则降”,谓在上位而不忘降,将会最后亡。其次是印段赋“好乐无荒”,能乐以安民,也将较后才亡。

举此二例,即可窥见<<左传>>引诗概貌前例通过赋诗进行外交谈判,后例于宴请使臣时赋诗言志他们赋诗只是借用诗中词句曲喻其意, 不需考虑诗的本意。赵武对郑国七子赋诗言志的评论尤没道理,通过所赋诗句即可绝对判断他们的内心活动,而且还能断定他们的命运,无疑是荒谬的。然而照《左传》所述,赵武的判断后来都一 一应验。这恰好说明〈〈左传〉〉的创性质,不可以绝对看作信史。

除了外交场合引诗以外,统治者论述事理往往也引诗为证。这在〈〈左传〉〉〈〈国语〉〉中大量存在。后来儒家大师们引诗成为重要的议论依据和修辞手段。

孔子对诗的总的评价叫做“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什么 “思无邪”可以作三百篇的概括,孔子没有解释〈〈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可以作为“思无邪”的注脚。(虽然〈〈经解〉〉说的是学诗得来得的修养,自然也表现了他对诗本身的理解)然而三百篇中颇有不少激烈之作,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原则。要使三百篇都归之“思无邪”,就只有对诗加以曲解,而这正是〈〈左传 〉〉引诗和后来毛诗序的作法。

关于诗的功用即学诗的目的,孔子有明确的阐述。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实还有一条,可以言。因为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从正面说的。〈〈子路〉〉篇从反面说,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知孔子兴、观、群、怨、言的终极目的,就在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在于授之以政能达,使于四方能专对。这是春秋时代统治者学诗的总结。毛诗序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说既即原于此。孔子治诗 ,一言以蔽之,曰:为政。先秦第一号伟大的哲人、诗书的传授者,其全部诗学都是政治学,都是用诗来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

《论语》中有几处孔子同弟子论诗和引诗的实例。如:《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八佾》:子下问曰:“‘巧笑倩兮,素以为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又《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贡引的两句诗,见于《卫风·淇奥》,是赞美一个君子如何锻炼自己的,子贡用作修养的箴言,还大体和原意相近。子夏引的是逸诗,原来的作意很难揣知,从字面看,是赞美一个女子的美貌。孔子把它当作绘画的方法已颇令人犯疑,子夏竟进一步作为礼后于仁义的比兴,更有毫厘万里的差异。曾子所引三句见于《小雅·小旻 》,诗人原写其惊惶恐惧的心理,曾子竟用他作慎以修身的格言。可见孔子引诗也都是段章取义,作为政治伦理的说教。

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作为一般原则,这些意见实在很有价值,但孟子实际运用时却颇成问题。《豳风·七月》云:“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啕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诉说农夫们为统治者劳动的辛勤。孟子摘引后四句,作为“民事不可缓也”的论据,解释为统治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小雅·小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然顾之,潸然出涕”。诗写东方被周人征服的人民,难禁繁重的赋役,顾望周道而潸然流涕。孟子摘取后四句,作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的说明 。这与子夏把绘事后素联及礼后于仁义是同样的逻辑。

传诗大师荀子在儒家著作中最先把诗三百首当作经。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为学须“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先秦诸子中荀子引诗最多,大多是断章取义。如〈〈齐风•乐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不管是按古人解释为君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还是照今人理解为反映劳动人民繁重的劳役,诗所写的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但荀子在〈〈大略〉〉篇中解释为:“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把它当礼的正常行为。前文提到曾子所引〈〈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荀子在〈〈臣道〉〉篇中用在说明“仁者必敬人”的态度,比曾子所用离诗意更远。如此断章取义,在〈〈荀子〉〉一书中比比皆是。再举一个例子:〈〈小雅•裳裳者华〉〉末章:“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这四句实紧承上章“我觏之子,乘其四路;乘其四路,六辔沃若”而来。左之右之者,无非是写之子驾驭技术高明,能够驰骋自如。(有,通友,顺也,与宜同意)锂子在〈〈不苟〉〉章中竟解释为: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到了毛公训诂传,这四句更被训为“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这事”,更是离题万里。其始作俑者,实为荀子。

汉代统治者诗,是把诗当作政治伦理教材。〈〈汉书·儒林传〉〉:“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之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可以说是汉代统治者诵习六艺的教学大纲,与毛诗序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是同出一辙。汉昭帝时昌邑王*乱暴戾,郎中令龚遂谏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悦。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顾王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人事浃,王道备”,是独尊儒术的汉代统治集团对诗三百的理解。昌邑王中尉王式也曾谏王。后昌邑王嗣位被霍光废弃,王式系狱。人问王氏何以没谏书,王式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为王流涕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这个例子,典型地表现了汉人诵习诗经的目的和他们对诗经的认识。

从春秋到汉代儒家著作的引诗,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大多不顾全诗的内容,有许多违背诗句的原意。几百年间,对诗这样理解,这样引用,积淀下来,到毛诗序就恶性膨胀。它在大序中先规定了“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作诗原则,又确定了“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目的;然后在小序中即按照这种理论,强拉硬配,捕风捉影,强行解释每一篇诗的作意,对许多诗篇进行曲解。毛诗序给诗三百蒙上深深的尘垢,使后来的学者花了两千年的光阴也未能洗刷干净!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笺毛诗,亦杂取三家义,对汉代诗学具有总结的性质。郑氏对诗句词义的训解有极大的功绩,但郑氏痴信诗序,全以“政教”释诗,甚至对诗六义也全用正教来解释,它在〈〈周礼·大师〉〉注中说:“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谕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诵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六艺都是表现政教的,三百五篇自无一篇例外。然而用这种理论验之于三百五篇,则无异于按牛头入斗瓮,是无论如何进不去的。全部用政教释诗,诗的生命就被彻底阉割了,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政教之缚紧而诗亡!儒家学说是伴随着封建主义发生发展的,它是封建主义的灵魂,是封建社会的政治论理学,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极大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家把诗拖入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道,作为他们的宗教的工具。诗三百由于儒家这一功用目的得以保存,也因这一功用目的而被歪曲。他们是诗的传授者,但并不懂得诗的本质。孔子是传诗的祖师,他的后继者把诗当作经。然而孔子之后,风雅反而寝声了。原因自然很复杂,但儒家诗论的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战国以迄汉代,没有一个传诗的儒者是诗人,五个多世纪文坛上听不多少诗的歌咏;纵或有之,也只有〈〈郊祀歌〉〉、〈〈安世房中歌〉〉之类的庙堂文学,这与抒发性灵的诗艺不能同日而语。炎汉之世,只有民间的歌唱继承了风雅的传统 。直到东汉后期,诗才在民歌的滋养下育出新的胚胎,成长为五言古诗。自风雅寝声,历劫五百馀年,诗才以五言的形态重新复活。然而儒家诗论的幽灵始终缠住我国的诗神不放,不时对她加以折磨。所以揭露儒家诗论的偏谬,对于推动今天诗歌创作的发展仍有其现实意义 。

这是我用手在Word上打出来的答案,然后复制过来给你看的!我并不是什么解梦大师,我也不会替你解梦!如果你能改变主意,看看下面的内容,你就会知道自己其实是庸人自扰!有多少人看了此帖豁然开朗,相信你也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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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与凶吉祸福无关,常常是白天人的记忆造成的,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少人有这样的苦恼:入睡后,常常做噩梦,甚至被惊醒。由于睡不好,次日头昏脑涨,影响了工作和学习。有的还担心噩梦会给自己带来厄运,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和不安。

其实,做梦是人在睡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正常现象。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大脑神经细胞都处于抑制状态,这个抑制过程有时比较完全,有时不够完全。如果没有完全处于抑制状态,大脑皮层还有少数区域的神经细胞处于兴奋,人就会出现梦境。由于少数细胞的活动失去了觉醒状态时的整个大脑皮层的控制和调节,记忆中某些片断不受约束地活跃起来,可能就表现出与正常心理活动不同的千奇百怪的梦。实际上,绝大多数梦是无法预见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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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可以让你体验许多你无法体验的事情,无论是美梦还是噩梦,都没什么特殊含义,梦是大脑无意识的将脑内信息无序的连接而成,有些是你早已忘记的东西,在记忆边缘的信息都会被调用,梦境与现实无关!

梦因: (1)梦是人心理感受的成像

(2)梦是人心理愿望的满足

(3)梦来自人身体的内部与外部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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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是人体一种正常的、必不可少的生理和心理现象。梦是人类最普遍的精神现象,梦也是压抑到人的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活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表现,所以,人类大脑白天或者平时生活中所存储的各种庞大信息,会构成夜间不同梦幻虚拟景像的组合,这种虚拟的梦幻景像组合,就是我们人类大脑神经系统对其所存储信息的一种特殊的加工处理过程。

还有,晚上睡觉如果睡姿不好,比如,手压着胸部、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等等,都会造成睡觉做梦。

说白了,梦其实就是一个人某种愿望的达成表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所以,做梦很正常,我们也没必要因为梦的好坏而耿耿于怀,非要解梦,找个原因所在,关键是平时加强体育锻炼,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持良好愉悦的心态,过好每一天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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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梦很正常,对做噩梦来说,一是自己太累,超过了身体的承受力;二是由于事多或工作忙,生活作息时间不规律引起内分泌、生物钟紊乱导致睡得“不轻松”;三是白天经历(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的信息(情感)在大脑中没有很好释放;……不过,老辈(也许是经验,也许是安慰自己)常说梦与现实是相反的(梦死再生,要添寿;梦哭喻笑,一定有喜事)。其实,我们就把老辈的说词当成一记“良方”来想就好了,不论自己的梦是真是假都应往好的方面想,要善待老人,有机会多孝敬点,这样大家的心情都会愉悦,对身体也是有益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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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减少噩梦呢?

要减少不良的刺激。平时应多看一些健康有益、轻松愉快的影视录像或小说,少看或尽量不看易形成噩梦情景的影片或小说,避免不良的刺激在记忆中储存。睡眠前最好不要过度用脑,以免大脑皮层过度兴奋而引起梦境。注意睡眠的身体姿势。一般采取右卧睡眠较好。仰着睡的时候,双手双脚自然垂直,枕头不要过高。要纠正趴着睡觉的不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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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是健康的表现

医生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证实,人脑中并不像过去设想的那样存在着一个“睡梦中心”,梦是人脑中主管各种功能的各个中心点联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某一个中心点受到损害,就形成梦,或形成一种残缺不全的梦,如梦中人物只有语言而没有图像。

二、做“白日梦”有利身心

人在清醒状态下出现的带有幻想情节的心理活动,在心理学上叫“白日梦”,也称“遐思”。

从心理学观点来说,做“白日梦”是一种有效的松弛心理神经的方法。

研究人体心理卫生的专家们称,虽然目前尚未搞清楚“白日梦”对影响人体身心健康的确切机制,但可以肯定,这种大脑活动对免疫系统起着良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白日梦”能让大脑的左侧从语言活动中解脱并处于休息状态,让右脑充分发挥其直观时形象思维能力,从而使善于语言思维和用右手劳动者的疲劳得以消除。

三、恶梦是疾病的预报

梦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潜意识心理反应,梦虽然荒诞无稽,但有些往往透露出身体健康状况的蛛丝马迹,所以中国古代就盛传着一说。

心理学家认为,梦好像是一台仪表,它对一些尚不为自己所知的身体变化会有所反应。譬如,有些肝炎病人在发病前几天会出现令人焦躁、恐惧的梦境,有的病人诉说在梦中感到右肋部损伤等。

四、是心理冲突的显现

著名心理专家郝滨在其著作《催眠与心理压力释放》中说:“梦中会出现欲望、情绪等各种感受,虽然这些都是你的神经系统产生的,但并不能完全代表你,不能说梦中出现的需求就是你的本质所在。很多的时候理性需求与感受类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并存在你的意识中,并相互争斗伴随你的一生。这些需求之间的冲突可能使你无所适从,而导致心理障碍。但是,假如你拥有了足够强大的自我功能而很好的协调这些冲突,他们反而会使你获得更好的成长。其实这也就是很多人接受释梦、催眠等技术手段进行心理治疗获得个人成长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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