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关于与丑小鸭事迹类似的名人事迹?

李白 小时候逃学 受了“只要工夫深 铁杵磨成针”的启发 从此发愤读书

[感悟] “功到自然成”、“只要功夫深”、“没什么不可以”。李白小时在四川象耳山读书，很不用功，并想中途废学。有一天，他在山下小溪旁遇见一位白发老婆婆在那里磨铁杵。李白问干什么，老婆婆回答说：“把铁杵磨成针。” 李白不相信，嗤一声笑了，对她说：“铁杵岂能磨成针？”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老婆婆向他讲了这个道理。李白顿时领梧。从此，他便发奋用功，终於懂得了“功到自然成”的道理。

周处 周处自新 原本是个坏人 后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改邪归正 成了一个学者。周处年轻时，为人蛮横强悍，任侠使气，是当地一大祸害。义兴的河中有条蛟龙，山上有只白额虎，一起祸害百姓。义兴的百姓称他们是三大祸害，三害当中周处最为厉害。

　　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相互拼杀后只剩下一个。周处立即杀死了老虎，又下河斩杀蛟龙。蛟龙在水里有时浮起有时沉没，漂游了几十里远，周处始终同蛟龙一起搏斗。经过了三天三夜，当地的百姓们都认为周处已经死了，轮流着对此表示庆贺。

　　结果周处杀死了蛟龙从水中出来了。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已死而对此庆贺的事情，才知道大家实际上也把自己当作一大祸害，因此，有了悔改的心意。

　　于是便到吴郡去找两位有修养的名人。当时陆机不在，只见到了陆云，他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陆云，并说：“（自己）想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可是岁月已经荒废了，怕终于没有什么成就。”陆云说：“古人珍视道义，认为‘哪怕是早晨明白了道理，晚上就死去也甘心’，况且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再说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担忧好名声不能传扬呢？”周处听后就改过自新，终于成为一名忠臣。

华盛顿 是美国第一位总统。他是孩子的时候，砍掉他父亲的两棵樱桃树。 他父亲回来了，非常生气。他暗自思量，“如果我查明谁砍了我的树，我要狠狠揍他一顿。” 他父亲到处询问。当他问儿子时，华盛顿开始哭了起来。 “我砍了你的树！”华盛顿和盘托出。 父亲抱起他的儿子说：“我好聪明的孩子，我宁愿失去一百棵树，也不愿听你说谎。”

司马光，宇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陈景润：一篇轰动全中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得一位数学奇才一夜之间街知巷闻、家喻户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人的事迹甚至还推动了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伟大时代早日到来。

他的名字叫做陈景润。不善言谈，他曾是一个"丑小鸭" 通常，一个先天的聋子目光会特别犀利，一个先天的盲人听觉会十分敏锐，而一个从小不被人注意、不受人欢迎的"丑小鸭"式的人物，常常也会身不由己或者说百般无奈之下穷思冥想，探究事理，格物致知，在天地万物间重新去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潜能潜质。

你可以说这是被逼的，但这么一"逼"往往也就"逼"出来不少伟人。比如童年时代的陈景润。陈景润1933年出生在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刚满4岁，抗日战争开始了。不久，日寇的狼烟烧至他的家乡福建，全家人仓皇逃入山区，孩子们进了山区学校。父亲疲于奔波谋生，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母亲是一个劳碌终身的旧式家庭妇女，先后育有12个子女，但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6个。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照中国的老话，"中间小囡轧扁头"，加上他长得瘦小孱弱，其不受父母欢喜、手足善待可想而知。

在学校，沉默寡言、不善辞令的他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受欢迎、遭人欺负，时时无端挨人打骂。可偏偏他又生性倔强，从不曲意讨饶，以求改善境遇，不知不觉地便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向性格。

人总是需要交流的，特别是孩子。禀赋一般的孩子面对这种困境可能就此变成了行为乖张的木讷之人，但陈景润没有。对数字、符号那种天生的热情，使得他忘却了人生的艰难和生活的烦恼，一门心思地钻进了知识的宝塔，他要寻求突破，要到那里面去觅取人生的快乐。

所谓因材施教，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得到发展的空间。

小小陈景润，自己对自己因材施教着。一生大幸，小学生邂逅大教授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除了埋头书卷，他还需要面对面、手把手的引导。毕竟，能给孩子带来最大、最直接和最鲜活的灵感和欢乐的，还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耳提面命式的，能使人心灵上迸射出辉煌火花的交流和接触。

所幸，后来随着家人回到福州，陈景润遇到了他自谓是终身获益匪浅的名誉。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

同学们，你们现在是学生，你们有什么样的志向啊！我想，我们应该向敬爱的周总理学习，从小立志。立志就是树立一个崇高的人生目标，然后，为实现这个目标坚持不懈，奋斗不止，为人民，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样一生才有意义。

周恩来小小的年龄，为什么能有这样伟大的志向呢？俗话说，从小看大。周恩来小的时候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后来的学习他又善于思考，加上他的家庭渐败落，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淡泊，也看到了那时社会的黑暗。他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不断地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渴望中华腾飞，下面，我讲几个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这里位于淮河和宋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是一片水草丰盛的草原。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原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才捞到一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迟迟不离位，拒不交印。周殿魁正式走马上任不久就去世了，家业就逐渐衰落。

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周贻（），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老大周贻庚一直在沈阳做小职员，他的父亲也在外面做事，挣钱都不多。老三周贻奎长期有病，老四周贻（），是周恩来的养父，二十几岁去世。

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生母万氏，万冬儿，是淮阴县一家大户的女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阴县知县，但在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就病逝了。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周家逆运败落，但终究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行，求人办事，万氏都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处理这些应酬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后来，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里面有生母万氏的熏陶。养母陈氏知书达理，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从小陈氏教他念书识字，5岁就学儿歌和唐宋诗词，万氏还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周恩来对养母的感情甚至超过生母，他称养母为娘，称生母为干妈。养母陈氏去世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习了家事，让她了解了农民的生活。蒋妈妈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有一年冬天，周恩来还按蒋妈妈说的把一把瓜籽种在花坛里，天天浇水，就是长不出苗来。周恩来去问蒋妈妈是怎么回事，原来，要到春天种才行，冬天怎么能种呢？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又将瓜籽种下，果然出苗了，还结出了几个大南瓜，周恩来高兴得很。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蒋妈妈不顾行路艰难，还去看望她。周恩来高兴极了，陪蒋妈妈在天津到处去看看，临走时送她一个搪瓷碗，请她保重身体！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不幸去世。1908年，养母陈氏也患肺结核病逝。那时，周恩来刚满10岁，父亲又远在他乡，不得不像成年人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含着眼泪葬送了两位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周家本来经济状况就不好，加上给两位母亲治病、安葬，又花了不少钱，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把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当了出去换钱维持生活。东西当净了，又硬着头皮向亲戚借钱。可有的亲友在周家兴旺时常登门拜访，如今周家败落了，却没有一个人帮忙，世态之炎凉使周恩来很有感触，真是“贫居闹市无人向，富在深山有远亲”。

周恩来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他把自家花园改成了菜园，种上了玉米，南瓜和豆角。当时他还很小，没有锄头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长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粮。人民间的贫富之分，使周恩来认识到是社会黑暗造成的，从此，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周恩来12岁那年，大伯周贻庚托堂伯周贻谦把他带到了沈阳。大伯父一直单身在沈阳，大伯母远在天津，周恩来来到沈阳，大伯父非常高兴。他喜欢喝绍兴黄酒，常常让侄儿陪他喝几盅。

周恩来来到沈阳是夏天 ，可是这里与家乡的景色大不一样，看不到美丽的岸柳，看不到无垠的绿浪，只看到那稀疏的野花。本来，大伯父要让他在沈阳读书，但是学校在修道，先让他去堂伯父那儿的银岗书院读了半年，然后进了沈阳的东关模范学校，一学3年。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学堂，开设的课程不少，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几门课，既学经书，又学西方的哲学，周恩来喜欢。学校里有钱人家子弟多，周恩来虽然家境不好，但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经常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让全班同学传阅，有的作文，比如他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立意新颖，论述精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因而轰动了全校，并在全省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上展示，还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有一位历史教师高戈吾，发现周恩来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非常喜欢他，经常借给他一些反映历史上热心变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周恩来得到许多教师的赞赏，如国文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还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为这样的学生，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在学校里，周恩来生活非常俭朴，每天，他就带两个“火烧”上学，穿着十分朴素，夏天总是穿一件白长衫，冬天，也只有一件单薄的青年袍，外面罩一件洗白了的兰大褂。但是，他对别人非常关心。有一次，周恩来去打开水，看到烧火的校工吴老头病在床上，他急忙走到床前，端水喂药，而且，还掏出自己仅有的8个铜元说：“您用它买点药吧！”吴老头知道周恩来非常节约，连买书的钱都是从嘴上省出来的，就说：“孩子，你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你的生活也不宽裕，我怎么忍心收你的钱呢！”周恩来诚挚地说：“大爷，你别客气了。你快点治好病，让大家喝上您烧的开水是最要紧的啊！”吴老头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老泪纵横。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期间，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一开始他从淮安到沈阳很不适应。冬天，那里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别的同学在外面玩得非常高兴，可是他却宁在火炉旁，他想，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振兴中华岂不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决心好好锻炼身体。

他每天早上从家跑到学校，下午放学再从学校跑回家，从不间断。当时，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身泥。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吹得喘不上气来。他还积极参加体育课，踢球，打拳，做体操，还用冷水擦身，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踢“熊头”。这种运动和踢足球差不多，但当时条件差，连球门都没有。在球场上他勇敢得像小老虎。有一次，他们这个班输了一个球，有的同学垂头丧气，周恩来说：“没关系，咱踢球不是为了赢几个球啊！”那个同学不理解：“那是为什么啊？”周恩来说：“我们踢球，最主要的是练好身体报效中华啊！只要能煅练好身体，输几个球算得了什么！”

在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周恩来影响很大。

周恩来一个叫何殿祯的同学家在沈阳郊区的魏家楼子，这个地方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场。 1911年暑假，何殿祯邀请周恩来到他家过暑假，周恩来本来想利用暑假多看些书，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还是去了魏家楼子，而且连续3个暑假都是在那儿度过的。魏家楼子在沈阳郊区，它南面沙河的南岸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魏家楼子村后的山上还有俄国人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残垣断壁上还可以依稀看到当年激战的累累弹痕。

何殿祯的爷爷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忧国忧民的私熟先生，非常喜欢周恩来这个爱读书的孩子。这位老先生还带着孙子陪周恩来去了烟龙山，讲述了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日俄战争带来的苦难。日俄战争的悲惨情景使周恩来震惊。那是1904年的一天晚上，宁静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了声声狗叫和阵阵枪声。日本兵和俄国兵在这里打起来了。日军在烟龙山设了指挥部，村里的房子被俄国兵放火烧了，乡亲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何老先生的父亲被俄国兵活埋了，何媳藏在萝卜窖里也没能幸免，被枪杀了。何老先生做梦也盼着祖国强大，满怀热望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何老先生还和周恩来对对子，他说了上句：“不为列强之奴仆。”周恩来想了想对了下句：“誓做中华的主人。”何老先生听了高兴地说：“好！好！绝好！”何老先生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周恩来也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激发了“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热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伟人周恩来从小就立下了这鸿鹄之志。

岳飞 精忠报国是岳飞的母亲，在岳飞的后背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教育岳飞从小立志报效国家。

林肯 林肯的台阶 一个1周岁左右的小男孩，被年轻的妈妈牵着小手来到公园的广场前，要上有十几个阶梯的台阶了。小男孩却挣脱开妈妈的手，他要自己爬上去。他用胖胖的小手向上爬，他的妈妈也没有抱他上去的意思。当爬上两个台阶时，他就感到台阶很高，回头瞅一眼妈妈，妈妈没有伸手去扶他的意思，只是眼睛里充满了慈爱和鼓励。小男孩又抬头向上瞅了瞅，他放弃了让妈妈抱的想法，还是手脚并用小心地向上爬。他爬得很吃力，小屁股抬得老高，小脸蛋也累得通红，那身娃娃服也被弄得都是土，小手也脏乎乎的，但他最终爬上去了。年轻的妈妈这才上前拍拍儿子身上的土，在那通红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第16届总统的林肯。他的母亲便是南希·汉克斯。林肯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极为贫穷。林肯断断续续地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1年。但林肯从小就养成了热爱知识、追求学问、善良正直和不畏艰难的好品质。他买不起纸和笔，就用木炭在木板上写字，用小木棍在地上练字。他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练习讲演。林肯失过业，做过工人，当过律师。他从29岁起，开始竞选议员和总统，前后尝试过11次，失败过9次。在他51岁那年，他终于问鼎白宫，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被马克思称之为“全世界的一位英雄”。母亲南希在林肯9岁那年不幸病故。但毫无疑问，她用坚强而伟大的母爱抚养了林肯，使他勇敢而坚定地走向未来。不言而喻，人的一生有无数级台阶——生活、学习和工作。如何面对和攀登这些人生之阶？对于孩子，是牵着手、搀扶着上，还是抱着上？不同的父母会有不同的答案。显而易见，如果家长牵着、搀扶着孩子，就会使孩子产生依赖性，常常把父母当成拐棍而难以自立。如果家长抱着孩子上台阶，把孩子揽在襁褓里，那么，孩子就会成为被“抱大的一代”，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更难立足于社会。平时，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上学接送，晚上陪读，甚至考上大学父母还要跟着做“保姆”。孩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又得父母跑单位，当“职介”……这样，孩子是很难自立成人大有作为的。再富也不能富孩子，不妨让孩子吃点苦，有“台阶”让他自己爬。这样，孩子也许能“一鼓作气”，攀上光辉的顶点。 霍金 科学家霍金小时候的学习能力似乎并不强，他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级里的成绩从来没有进过前10名，而且因为作业总是“很不整洁”，老师们觉得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同学们也把他当成了嘲弄的对象。在霍金12岁时，他班上有两个男孩子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能成材，同学们还带有讽刺意味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因斯坦”。谁知，20多年后，当年毫不出众的小男孩真的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师级人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随着年龄渐长，小霍金对万事万物如何运行开始感兴趣起来，他经常把东西拆散以追根究底，但在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他却束手无策，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责罚他，他的父亲甚至给他担任起数学和物理学“教练”。在十三四岁时，霍金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兴趣，虽然中学物理学太容易太浅显，显得特别枯燥，但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有望解决人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从此，霍金开始了真正的科学探索。

我从小就崇拜老师，喜欢“老师”——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成为这个崇高队伍中的一员。因此从上学起，我就处处以老师为楷模。卢老师就是一位我十分尊敬的老师。

卢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每当她绘声绘色地讲课，启发我们思考问题时，看到别的孩子都勇敢地举手发言，积极参与交流讨论时，我总是十分羡慕。但无奈自己生性胆小，从不敢发言。卢老师注意到了我，经常用那会说话的眼睛暗示我、提醒我、鼓励我。不仅如此，卢老师还把我叫到了她办公室里，与我谈心，给我打气。谈话中，她时而同我开开玩笑，让我感到与老师交谈是很轻松，很愉快的事情；时而又用亲切的话语同我交流。卢老师告诉我：“机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勇敢些，讲错了也是一种收获呀！”后来，老师还教我一些发言交流的技巧，不知不觉，我竟忘了我在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朋友在跟我促膝谈心。出办公室时，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多好的老师呀……！我在心里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把不发言的缺点改掉，用一个全新的我来回报老师。

于是，上课前我认真预习，查资料，熟悉内容，品读课文。课上，我注意倾听老师和同学的发言。我要求自己善于思考，善于提问，同时，我不断给我自己定新目标：今天举一次手，明天一定举两次以上……果然，我每天都参与交流发言，我腹中的好词好句似乎也越来越多，头脑也越加的灵活。就像卢老师说的那样：“好好干，机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呢！”卢老师见我进步了，她那美丽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我知道，她信任我、喜欢我，我不能让她失望。

这就是我，那个曾经胆小如鼠的小姑娘与卢老师的故事。也许，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些平凡的小事，可我却从这平凡的小事中读出老师的不平凡。我和卢老师的故事还会继续演绎下去，我要把老师给予我的昨天折叠成记忆的小船，任其飘荡在我感恩的心湖

2：有人说：“老师是辛勤的园丁“，还有人说：“老师是我们第二个父母”，我认为这些比喻，用在老师的身上是当之无愧的。的确，老师对我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在我的身边就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读完小学后要上初中了，面临这个人生的小选择，爸妈为我选择了二中。“选择二中就是选择成功”这是爸妈告诉我的。等我上学后，发现这句话不假，我的成绩逐渐上升，当然都是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帮助、教诲。 比如我们班的苏老师，她对我的学习非常关心，只要我哪里听不懂，她都会仔细给我讲解，直到我弄懂为止。 还有朱老师，她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怕我松懈，只要我有一次不交作业，她都会立即叫我补上。她还对我说：“你要好好争取滚动进（1）班，这样可以更大程度发挥你的才智。” 当然，还有对我最关心最疼爱的张老师，她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每件事都关心得体贴入微，简直像我的母亲一样，有一件事让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

记得有一次，我不知怎么搞的，突然生病了。早上一起来就流鼻涕，怎么擦也擦不完，总是擦了又流。我想自己是感冒了，就用纸巾塞住来上课了。前一两节课还好，不会怎么流，可第三节课是张老师的，这时我的鼻涕就流得厉害了，而且打喷嚏，眼泪也随着流了下来。张老师看到我这样，就走到面前亲切地说：“怎么了？”我说： “没事，只是有点感冒。

老师一听，“怎么不开药吃？”张老师诧异地问。我勉强笑着说：“没事了”。张老师看我这样好像放心了，她又继续讲课。但没过多久，张老师好像有点担心我，一不留神，却把“法律”的“法”写成了“发”。同学们提醒说：张老师，字错了。张老师才恍然大悟，把它改了过来。为此，我好感动！

下课后，老师又再次走到我的面前来说：“小兵，你要不要紧呀？要不要上医院？”张老师亲切问道。这时我被老师的一言一行感动了，好想好想哭出来，但我又忍住了。因为大丈夫是不能轻易掉泪的，这是我小学时，李老师跟我说的。

我激动地说：“老师，我没事。请你帮我买一点药就可以了。”老师又问：“真的没事吗？”我就勉强笑着说：当然没事。

老师才放心的离开，到了下午时，张老师把一小瓶药递到了我的手里，我感谢地问：张老师，多少钱呀？老师说：不用了，你快去把药吃了吧！以后要多加注意，不要再感冒了。你是我们班唯一的住校生，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才行。

听了张老师的话后，我感动不已。后来我又把钱递给她，但张老师说：不必了，只要你好好学习，向你的理想迈进就行了。

我听了老师这番话，更加感动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又再次忍住了。因为我知道只有我获得了成功，才是对张老师的回报。在我升入初中后，有好多二中的老师在默默地关心着我，他们不要求任何回报，只要自己的学生将来能成才，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了。

二中的老师，每个都是这样的辛勤地为同学们服务，关爱每个学生，付出自己的美好青春。他们每个都是我们的良师，更是我们的益友，我想对所有老师说：老师，我爱你们！你们辛苦了！

3人们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我说：“世上还有张老师好。”

那还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张老师接了我们这个班。她给我们总的印象是：30多岁，短发、圆脸，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

张老师接课不久之后，我爸爸和妈妈闹矛盾，吵着要离婚。妈妈丢下我，住到姥姥家。爸爸一气之下也抛下我，离家出走。剩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心里又难过又害怕，不觉泪水涟涟。正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张老师来到了我的身边，把我带到了她的家里，和她的女儿小艳住在一起。她家里仅有一张桌子也让给我写作业了，把小艳赶到小床上写字。六一儿童节到了，看见同学们都穿上了新衣，去参加节日盛会，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小鸿，”亲切的话音在我耳边响起，我忙抬头，意外地发现张老师手里拿着一件款式新颖的衣服站在我面前，张老师含笑说道：“小鸿，来，试试这衣服合身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老师替我穿好衣服，我还傻呆呆地站着，心里热乎乎的。张老师拍着我的肩头说：“快去参加盛会吧！”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高高兴兴的开会去了。事后我才知道，这件衣服是张老师牺牲了三个夜晚的休息时间赶做出来的，这一针一线凝聚着张老师的爱心。

一次， 小艳和我都患了感冒，发烧、头痛，不能去上学了。张老师去医院买了药以后，就匆匆忙忙地上课去了。放学后有慌忙跑回家，陪着我们，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晚上，张老师让小艳一个人睡，她却同我睡在一起，以便时时照顾我。夜里我发烧烧糊涂了，哭着要妈妈时，张老师就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哼着，使我感到仿佛妈妈就在身边。病好之后，张老师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为我补习功课，使我的学习成绩没有落下一步。

我在张老师的家里整整住了两年。在她家里，我得到了那失去的母爱，几经创伤的心灵慢慢地复苏了。直到爸爸、妈妈和好后来接我，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充满母爱的家。从这以后，我便对张老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现在，我小学毕业了，听说张老师也调往外地。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张老师。

张老师，您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好老师！

4在这个普通的学校里，有一群特别的老师，她们非常美丽，和同学相处得也很好，当然上课也是一流的；她们非常有爱心，是同学们的好朋友，对淘气的同学也很有办法，能自然而然地把学生们带进一种神秘、特别的学习环境，使同学在这种良好的环境里释放想象，增长知识。

那天天气晴朗，我刚要出校门，便被传达室门口的一个纸箱子吸引住了，我满怀疑问的走上前。“哇！好可爱喔！”我不禁大声叫起来，引来了几位女同学，她们比我还要夸张，激动地抚摸着里面的“小可爱”。那里面是什么那么吸引人？呵，原来是两只可爱的小猫。一只是白色的，纯白的，不掺一点杂色;另一只可不一样，它不是那么白，而是黑白结合，不过精神头也不差。两只小猫不认生，真是可爱。这时，几位新来的老师风尘仆仆的跨进校门。她们年轻，靓丽，充满活力;她们不会太严肃，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她们活泼，开朗，是同学们的引领者。几位老师一进校门，就被那只显眼的箱子吸引住了，像我们一样，又奇怪又好奇的走进纸箱子!老师见到了这两只小猫，马上变成了天真童趣的孩子了，她们逗着两只小猫玩，不时地从包里把中午吃的东西分一点给他们吃。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传达室门口都快成了“宠物观赏基地”了。这时，几只手，十几只手一起伸进箱子里，你争我抢要摸小猫的脑袋，而小猫似乎并不乐意，它们被吓得四处逃窜，可是就那么一块儿巴掌大的地方能逃到哪儿？这时，老师站起来，那嘈杂的声音顿时无影无踪，剩下的是一片寂静。就这一刻，其中的一位老师笑着说：“同学们回教室吧！那么小的猫一人一下地摸会受不了的！”老师说的这句话分明就是一个养宠物的专家嘛! 老师说，在这期间就有她来照顾小猫。说着，老师抱起箱子，又风尘仆仆的走向办公室。“叮铃铃……”一阵清脆的上课铃声把同学们放松的心收紧了，奔跑的脚步声回荡在寂静的校园内。

一堂课绷紧了同学们的弦儿，下课铃声响了，宁静的校园又恢复了热闹的场面，不过这次可不一样，校园内，同学们你一堆我一群地，议论着什么。我那么一想，嘿！准是那件事呗！这几天，那些老师们的办公室内总能看到有爱心的同学们的身影，而老师似乎也没有不耐心与不快乐，仍旧像往常一样辛勤的工作着。

几天后，小猫长大了一些。老师在办公之余挤出一些时间来喂养小猫，关心小猫，使两只小猫一天天的成长起来。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中午，一个瘦瘦的男人在校门口走来走去，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他是谁？”。那天中午，我们看见那些老师们走出办公室，手里还托着那只箱子，我们也跟上去凑热闹。原来，他是小卖部的店主，那箱小猫也是他的。因为条件不好，养不起又舍不得送只好暂时放在学校。老师们恋恋不舍的把那两只小猫还给店主，明亮的眼睛里还闪着一点泪花。看到这，我们脸上的笑容顿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满脸的忧郁。

送走小猫后，老师擦了擦还在眼眶里的泪水，对我们说：“这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我也发现了许多有爱心的同学，我认为这就是给你们上了一课！”听了老师振奋人心的话语，我们也振作起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

这么一次“师生爱心大互动”被我记录了下来，这件事使我重新认识了一次老师们，我以前认为老师总是严肃的，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老师是我们的忘年之交啊！以后，我还会记录更多更多的校园故事当成我最宝贵的回忆。

那些年，我教过的学生

午休起来，打开微信，一眼就看到了之前毕业学生发来的信息。她刚从福建回来过年，想约我聊聊，并且给我带了一盆水仙花。屏幕上，一个红红的小脸，我顿觉满室生香，浓浓的桃李芬芳。

她是我带的2013届毕业生，那一年，我高三才接她们班。她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一个留着短发，圆鼻子圆脸的干练女孩。见我时，嘴角总挂着浅浅的微笑；听我说话时，最爱若有所思地抿一抿嘴。刚接她们班时，曾带过她的语文老师告诉我：“别看这姑娘初见不起眼，但帮你组织语文学习可是一把好手，她们班的男生都有点怕她。”果然，高三一年，我的早读组织与作业、试卷的收缴都十分顺利，每次交给她的任务，都令我很放心。在我眼中，她是那种最令老师放心与省心的学生：不咋呼，不浮躁，不敷衍，也不会世故地与你套近乎；只默默关注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适时走过来，静静地听着你的安排，然后转身就把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高考后，她找我咨询志愿的填报，聊了很多。其实，我感觉她是有自己主见的，仅仅是希望在我这里得到一种确证。她给我说起她的家庭，纠结于到底报本地学校，还是外省学校——这是她和妈妈产生分歧的地方。那语气平静中透着坚定。让我感觉，这是一个认准了目标，就一定会坚守自己选择的女孩。其实，她本没有必要向我咨询；但她坚持如此，似乎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向我表达一种充满善意的信赖，让我明白：我是可以对她的人生产生某种影响的人。后来，她在毕业多年后一篇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非要说高中也有这么一个（想当老师）的时刻的话，语文老师借给我蒋勋的《生活十讲》大概算是……如你所见，我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老师，但是以上提到的令我想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并不是这个老师在课堂上十分钟内把一道压轴大题给出三种做法，而是他在教你如何做人时，身上在闪闪发光。”并且，她还告诉我：“您是我愿意在凌晨两点多熬夜一个半小时写出这一千多字，并且发朋友圈，告诉我认识的所有人您是一个超棒的老师”。现在，我常常回忆起这些文字，除了满足一下自己那点顾影自怜的虚荣心，不断劝慰自己还是值得一些学生牵挂之外；其实也是在向与自己渐行渐远的那些青春记忆致敬。我们常说，教师这一行，总是成人之美，为他人做嫁衣。其实，学生的成长中，何曾会缺少我们自己的流金岁月与激情年代呀！

这样一想，我突然发现，在迈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之际，在自己已过不惑之年之时，在我的教学生涯即将跨入第二十个年头之时，我已经悄然教了十届学生，即将送第八届毕业生走出校门，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寒来暑往，花开花落，每一段人生记忆，对于我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张青春面孔，对于我而言，都是无与伦比的；而每一次幸福的欢笑、激动的眼泪、失意的迷惘、明媚的忧伤，也似乎都是命里注定的。那些年，我教过不少学生，每一届，都有每一届属于自己的故事。

2005年，是我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我送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第一届毕业生。那时的我，似乎尚未褪尽当学生时的青涩与稚拙，就与一帮大孩子整日厮混在一起。那真个是初生牛犊、意气风发的年纪。在一众经验丰富、老成持重的毕业班教师队伍中，我显得那么得懵懂单薄——即是年龄，更是阅历。一直到现在，这帮学生回忆起我第一天带他们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是2004年开学第一天，我一下接手了三个理科班的教学工作，其中2班是还是重点班。而我则既是第一次带毕业班，又是第一次带重点班。早操一下，我就早早来到2班教室前，学生们陆陆续续聚在教室门口，神情各异地打量着我这个最年轻的毕业班教师。我酝酿着在重点班第一课的开场白，心内颇有些忐忑。但没想到，教室门不知什么原因锁上了；更麻烦的是，学生们谁都没拿钥匙。预备铃响起，大家都有些焦急，我只好去找班主任。几分钟后，门开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坐定，静静地注视着我。而我脑海中曾经无数遍浮现的那些精心设计的开场白早已因这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况且，上课已经近十分钟了。时不我待，急中生智，我一语双关地蹦出一句：“看来，我们2班的门实在是不好进呀！”孩子们会心地一笑，我知道，他们宽容了我这个新老师，也期待着我能带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一切因缘际遇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发生了。

其实，对于任何人而言，第一次的经历都是十分难忘的。对于教师而言，更是如此。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与很多这一届的毕业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十几年了，我们的友谊就如陈年的佳酿，历久弥香。或许，这一届孩子，未必是西高历史上最出色的毕业生；但他们是我迄今为止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我这里所说的“最好”，不仅仅指成绩——当然，他们的成绩（特别是重点班的成绩）的确也十分出色。更是指这一代“85后”孩子的脾气秉性，以及人格修养。当我开始写下这段回忆时，我一直想寻找一个词来形容我的“第一届”；却总觉得所谓“优秀”“善良”“真诚”等等修饰都太过空泛笼统了。想来想去，突然想起我曾经陪儿子看过的一个动画片：《超能陆战队》。没错，在我心目中，我的“第一届”，就是我的“超能陆战队”。他们爱思考、有主见，勤学刻苦，踏实质朴；而又活泼好动，喜欢开些精致的玩笑，琢磨点富于创意的顽皮。他们看上去大大咧咧，其实心细如发而善解人意。他们与老师相处亲切自然，又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他们乐观积极，感情丰富。他们中，有的霸气如“神行御姐”：学得认认真真，爱得轰轰烈烈，待人真诚富有激情；当班干部，举手投足自信张扬，令须眉也相形见绌。有的好学上进如“哈妮柠檬”：稳重大方、善思好问、认真严谨、孜孜以求，无论交给她做什么都会令你踏实放心。有的则刚直仗义如“芥末无疆”：爽快利索又憨厚率直，他们是一群内心热情如火而进退极有分寸的小伙子，张弛有度而自律自强。有的学生则聪明灵活如“弗雷德”：典型的理工直男一个，却生得白净面皮、高鼻大眼、书生模样；聪明机智又常怀谦退之心。当然，还有的孩子如“小宏”：秉性纯良、天赋聪颖、心地善良、待人友善。最后，也不能忘了我的“大白”，巧合的是，我的这一届孩子中还真有一个姓白的——只不过，同学们都叫他“小白”。他是他们的班长，沉稳机敏、老成干练，怎么看都像个左右逢源的绍兴师爷。毫不夸张的说，他们虽是我带的最早的一届毕业生，但却始终是我最熟悉的一群孩子。十五年过去了，我甚至能回忆起与他们相处的很多细节，我知道他们那些各具特色的绰号，比如“婧哥”，比如“丁奶”；我参加过他们中两个姑娘的婚礼；我给他们中一个人高马大、一看就很“man”的家伙介绍过女朋友——虽然，没有成功；我更与他们中的很多人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去年的教师节，我最先收到的鲜花与祝福来自他们，最早来学校看我的还是他们。我与他们，早已超出了普通师生的工作关系，成为可以信赖的好朋友。说得再矫情一点，他们成长的那些日子里，也有着我最宝贵的青春记忆，甚至一如初恋般的甜蜜。其实，从专业发展与工作能力的角度上看，第一次带毕业班的我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当年对他们侃侃而谈的所谓“升学秘笈”，不过纸上谈兵、屠龙之技而已。当曾经的学生说我当年的哪句话鼓励她喜欢上了语文课时；今天想来，其实很觉惭愧，因为那只不过是同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的一种理想化的期待罢了。每每回忆那时的自己，或许没有什么玄妙的机巧，但每一步的付出都无比真实。又或者，在这群孩子眼里，我这个内心木讷，却喜欢故作潇洒的笨笨的老师，正是因为这股无所掩饰的朴质做派，打动了他们，与他们中的很多人做了一生的朋友。在我近二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这是我的关键时刻。谢谢你们，我第一届的“超能陆战队”。

2006年，我接着送走了我第二届学生。或许是上一年与孩子们相处的太融洽了，我的学生满意度很高。事后想来，这可能是一种假象：一个受学生喜欢的老师，未必在专业上就是最成熟，乃至最出色的。毕竟，与这些半大不小的小子们厮混，年轻实在是一种天然的优势。但对于我而言，这一年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美妙的体验。我这初生之犊很快就觉得压力倍增。因为，这一届的学生中有几名教师子女；其中，还有我们学校领导的孩子。我记得当时很多老师调侃我们这届高三带重点班的老师是“陪太子读书”。当然，几位老师的孩子都挺出色。但干教师这行的都清楚，教育自己同事的孩子其实是一件非常微妙又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众目睽睽之下，其间分寸极难把握。人家孩子学有所成，未必是你的功劳；但成绩不尽人意，则自己必定有辜负所托之责。况且我又是中途接班，即便没有锋芒毕露，已经引得有人侧目。加之时间仓促，故我与这一届毕业生相处不多，印象不强。尤其是所带的这届重点班的学生，总觉彼此还有隔阂。其实，我自觉还挺努力，甚至（因为陪太子读书的缘故）辅导、备课尤勤，可一旦毕业，众人便皆作鸟兽散，至今无一联系。或许，这届师生交往的经历带给我的最重要认识就是：所谓师生之谊也是要看缘分的）——心意未到，任你费尽思量，也终归会擦肩而过。所以，现在想来，当时的失落也的确没有道理。可见，这人世间的运命际遇不可能事事如意，但求无愧我心罢了。不过这番体验也好，让我能更深一层地看清自己，看清这工作，看清人性的复杂善变。所以，在这届之后，我每次在给当届毕业班上的最后一节课上，照例要说这样一句话：“这节课过后，你我尘缘已了，就此别过；其后是否还有联系，一切皆看彼此人生造化。其实也无所谓什么圆满与失意，人这一辈子不过就是在一次次相遇与最终渐行渐远，再到新的相遇之间往复轮回，此消彼长。平常心看待，两不相欠。下一程，还会遇到好风景。”有时，学生会怨我说得有些冷峻刻薄，我只笑而不答。

当然，这一届对于我也并非完全了无印记，毕竟，我记住了一个学生。他没有在重点班，是极普通的一个男孩，方脸庞，恰好也姓方。其实，刚开始他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属于那种很认真，对老师很友善，但特点不突出的孩子。而我真正了解他却是在一年之后——因为，他当年落榜了。复读那年，他来找过我几次，向我请教过一些问题，与我聊自己复读的感受。每次，我都客气地招呼着他，鼓励他。这在我其实原本也是分内之事，毕竟，我从来都不喜欢用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作三六九等。或者说，我自己就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人，有什么理由瞧不上学生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呢。在我眼里，学生只有努力与懒惰之分：你愿意上进，希望做出改变，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帮你：但你若逃避放弃，我就懒得理你。这是我从教以来一直对学生持有的态度——无论他聪明与否。所以，就我而言，我对这孩子其实算不得特别关照，既未高看他一眼，也从来没有轻视过他，仅仅是尽一个当老师的义务。但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年，他考上之后，专门来看过我一次，送我了一个笔记本，其中夹着一封信。大意是说：我在他最失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放弃他，给予了他真诚的帮助。特别是每次他来向我请教，我没有因为他是复读生，已经不在学校而敷衍推脱——这令他非常感动。说实话，那一刻，我从这个孩子身上获得的职业幸福感要远远超过很多我教过的那些 “学霸”们。我的几次无心之举，却对一个孩子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这也令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敬畏。对政治家而言，一言可以兴邦；而对于一名教师而言，一言足可以立人！我们面对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岂能疏忽懈怠。而在我看来，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真诚、善良，懂得感恩的老实人，远比教他们应试技巧与谋生技能要重要的多、关键得多！其实，我是应该谢谢这名学生的。是他，让我对这一届比较模糊的记忆中有了些许温情的亮点。

2006届带过，我有四年没有再带毕业班。其间个人经历倒是颇为丰富：第一次匆匆忙忙之中开始带班主任，感情生活一波三折又终修正果，职评遭人暗算又峰回路转，七斤四两的儿子在产钳的帮助下顺利降生。今天回忆起来，最对不住的却是我第一次当班主任带的2009届，我将他们带到高二，为了筹备婚事，就中途卸掉了。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给自己所带两个班的孩子说自己要离开时，他们眼中的失望与不舍。我的班长当时就哭了，我带的另一个重点班的学生在我离开后的几天里还在给我发短信挽留。其实，当时的我，对此却反应平淡，因为我人生中那个更关键的时刻在等着我。只是现在想起，有点辜负孩子们。有意思的是，这届学生中有两个我只带了一年就去文科班的学生现在都当了语文老师，一个名字里带个“雪”字，一个名字里带个“蕙”字，真个是冰“雪”聪明，兰心“蕙”质的人才能当语文老师呀！我很欣慰。当然，虽然遗憾，但我与这届孩子们处的还不错，有几个学生至今还有联系。有趣的是，其中有一个假小子一样的姑娘，在回校看我时，听说我得了个儿子，就给我留下了她妈妈的电话，并且很郑重的告诉我：“老师，我妈妈是儿科大夫，以后有需要你就给她打电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妈妈是西安，乃至陕西儿科届最权威的大夫。蒙她关照，多年来为我儿健康保驾护护航，甚为悉心。这段佳话，也算我职业成就感的一个明证吧。每一次看到社会上那些将教师职业“妖魔化”的负面新闻，我就回想起我的这些学生，是他们，不断给予我好好教下去的动力与勇气。

2011年，我送走了当班主任以来的第一届毕业班。记得当初高二分班时，我高一班里的很多学生宁可不进重点班，也希望在我自己的班里学习。这使我这个自由散漫惯了，总不喜欢管班的教师第一次品尝到了做班主任的幸福。但在我的印象中，这段本该异常清晰、印象深刻的毕业班经历，如今却显得颇为模糊。是当时用力太勤、付出太多、代价太大，以致事后反而产生了选择性的遗忘；还是这届学生在分班时进进出出太频繁，以致记忆不永、面目模糊；又或者这一届的不少好学生如今看来更像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上学时，围着老师团团转；一毕业，顷刻间烟消云散。也好也好，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所幸，翻检回忆，我还能记住两个学生：一个没毕业；一个毕业了。没毕业的那孩子，因为，她死了！她是我带高一班时班长，也是我见过的学习最轻松的女孩，面容敦厚，看似呆萌，却做事游刃有余。她名字中有一个“曼”字，但身姿并不曼妙，而反应却极其机敏，在学习中总能举重若轻，总有些特别的思考，是一个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我至今记得她临终前最后一次参加考试，其时已经头痛欲裂，备受煎熬，却听不进母亲的劝阻，执意参加。考完试后，就飞去北京做手术，但终究没有抢救过来，死于脑瘤。后来，当我把她的成绩单交给她妈妈时，看着孩子年级第七的排名，母亲捧着那成绩单，仿佛捧着一个稍纵即逝的生命，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彼时情景，令我也不禁哽咽。你道上天不公；其实，天地本就不仁，不过以万物为刍狗。它让这孩子小小年纪就燃烧得如此璀璨，却又似流星匆匆一划而过。而那个毕业的孩子则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女孩子，平静的来问我问题，平静的修完学业，平静的留下我的****，平静地每年给我致以问候，平静的在朋友圈晒着他平平安安的生活。两种人生样态，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我说不清。但，我至少希望我的孩子们首先是一个鲜活灵动的生命存在。

接下来的三年，我连带三届毕业班。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三专业户”，或美其名曰“把关教师”。但那也是学校最动荡的岁月，面临北迁，纷扰焦虑、人心惶惶。原本最需要静心沉淀的高三教学也无法置身事外。于我而言，不过尽自己所能，勉力维持。2012届平平常常，无甚谈资。唯一值得纪念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带了一个文科毕业班。每天一进教室，只见一片柳绿桃红、叽叽喳喳。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面对一屋子青春年少的女孩子大谈唐诗宋词、锦绣文章，是不是很浪漫而令人无比向往的事呢？非也，至少，对于我这个已过而立之年，背负工作与家庭双重压力的老男孩而言，正处于从“栋哥”向大叔的过渡阶段，根本就没有心思与这些千娇百媚的女孩子们去开那些精致暧昧的玩笑。此后，我再也没带过文科班。

2013届，如前文所述，我的印象多半留给了那个精明强干的课代表。她的网名似乎叫“亭亭如盖”，想来，或许也是因为我曾经给他们讲过的那篇《项脊轩志》吧。记得当时，我说过这样的话：“这篇文章中，归有光回忆自己年幼啼哭时，母亲叩门询问‘儿寒乎？欲食乎？’。就是这两句简单的问话，我多年前教学时并无感觉；但自从有了儿子之后，听他夜间啼哭，自己也会不由的冒出这两个问题。现在细细品味，这可真是‘情至无文’呀！可知这世上最美丽的文字，其实正是本自天然而根本无须雕饰的。”现在想来，那时的我，还真有点以自己全部生命体验投入教书的况味。

2014年，我在老校区送走最后一届学生。从此之后，123年的西高，被连根拔起，迁到了水土不服的北郊。时也运也命也！造化弄人，人如沧海之一粟，身不由己。平心而论，对2014届学生，学校是有愧的。其时人事纷争愈演愈烈、内耗不断早已使教学质量伤筋动骨。百年老校，竟安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我带的其中一个班的命运简直就是这场悲剧的缩影。首先，那个班的班主任就非常奇葩。此公，原不过就是那位曾惹得全校上下天怒人怨的某前任校领导所豢养之家奴耳，形容猥琐、不学无术；在班中整日不见其踪迹，对本班学生之学业一概不管，以至于高三一年，学生越上越少，大部分孩子只得在外补习。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人极精通克格勃与锦衣卫的本事：所长者，顺风接屁加捧臭脚；所擅者，深文周纳兼包打听。堂堂七尺男儿，其名曰“红红”。我曾听闻若北人南相，则多是不伦不类、大奸大恶之辈。如今方知，男取女名，实在也算不三不四、诲*诲盗之徒。这种人居然能够忝列教席，甚至还当毕业班的班主任，误人子弟且不说，更可知老天爷得多嫌弃这所学校呀！真应了那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群魔乱舞、宵小当道，正是西高的至暗时刻。

而就在这牝鸡司晨、风雨如晦的苦闷岁月中，唯一能带给我些许慰藉的还是可爱的学生们。对我而言，有两个孩子是这混乱不堪的光阴中的一抹珍贵的亮色。她们在我的教学生涯中也算创了一个记录，即：她们是第一个在我面前坦诚自己信仰的孩子。没错，这两个姑娘是虔诚的基督徒。其中，“怡”是我的课代表，生长于有浓厚宗教背景的家庭；而“阳”，则是她的好朋友。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阅读题中有一个素材提到了“所罗门王的指环”；两个孩子来请教，就很自然的说出了她们自己的信仰。说实话，我一开始甚至有些手足无措。毕竟，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这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当我看到两个孩子沉静如水的双眸时，我确信，他们所说皆为事实。这是两个非常澄澈、宁静的姑娘。话不多，但你几乎一下就能看清她们朴实无华的心底。而她们，也恰是人如其名——令人真个有“阳”光“怡”人之感。我不信教，但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在这人心败坏、风俗日偷的纷乱芜杂中，她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安宁与平和。其实，一个人，无论是否有信仰，总该有一些不随时移世易的坚守与初心。人这一生，面临诱惑既多，而人心却很脆弱，如果不善于涵养格局与气度，那么一旦乾坤板荡、途路艰险，则自己是很容易就堕入欲望与兽性的耳鼻地狱的。我相信，对于她们而言，脾气好的人最好命。

2014年9月，我终于来到了新校区。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征途，也迎来了我在这里执教的第一届学生。相对于上几届学长，这群孩子直接在新校区就学，少了一些因袭的重负，也意味着学校全新的开始。同时，他们也是我自己职业生涯中严格意义上第二届全过程毕业生——我将他们从高一一直带到了高三。这届孩子很可爱，傻傻的可爱。上课时，一度动不动就给我鼓掌。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出于有些少见多怪的善意的欣赏，但我却早已跨越了那个仅仅关注学生成绩的职业阶段，而更希望看到他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的生长。于是，我这样告诉他们：孩子们，相比较于为他人喝彩的义务，你们不鼓掌，不想鼓掌的权力更值得珍视。而衡量好老师的标准，绝不仅仅在于看他赢得了多少学生的掌声，更在于让学生明白，我有权力发出和你不同的声音，我尊重和我不一样的思考。虽千万人，吾往矣。独立人格状态下的思考永远比人云亦云的喧嚣更高贵。为了说清楚我的意思，我还当堂给他们念了一篇狄马写的《极权时代的掌声》。应该说，我又开始有心情关注课堂的生命立场了，因为，我的学校在经历了痛苦的过渡期后，已渐渐开始走向正轨，虽然很缓慢，但毕竟改变已经发生。而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也迎来了新的挑战。这，可能是另一篇故事的主题，此不赘述。

就这样，我和这群傻得可爱的孩子们平平稳稳地度过三年。其间，我与他们好书共读、奇文共赏、佳作分享、教学相长。当然，少不了继续给他们讲述我与儿子的那些有趣故事。毕业之际，我为他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笔记本，在扉页上，为每个人撰写了一副嵌入他们姓名的对联。在拍毕业照的那个上午，郑重地交给了他们。几年之后，当他们回校看我时，还对这一幕记忆犹新。

快二十年了，我已记不清我到底迎来送往了多少孩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喜怒哀乐，所幸，这个职业让我永远能够见证他们最美好青春时代的金色记忆。今年，我即将送走我的第十届学生，也是我的第八届毕业生。特撰写以上文字以纪念我和我的学生共度的那些难忘岁月，更祝愿我的新一届学生在2020年的初夏美梦成真。

我的课堂故事，会一直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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