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文化的经济意义

就历史和社会文化而言，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中国，离开了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毋庸置疑，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民族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是凝聚十几亿人民的强大的精神粘合剂，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

过去的七天，无论在繁华都市还是在偏僻乡村，中国各地乃至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在欢欢乐乐地过年。欢度春节已经成为十几亿人民共同的中心话题，由欢度春节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种新闻，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可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欢度春节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至关重大。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浓缩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志着一个民族的风格，凸显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展示着一个民族的追求。春节无疑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其中蕴含的文化含义，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会过分。在这个欢欢喜喜的大年即将过去却还意犹未尽的时候，对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作一番粗粗的现代解读，也许不无意义。

春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在中国古代，“春节”最早是指春天的节序，基本上和春季一词同义，后来才专指农历一年的元旦。在农业社会里，对于物质生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时了，“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正是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列举了过年的种种现象，指出它们都和农业社会有关，说的极是。春节时期的饮食文化，是基于农业社会的产品丰富多彩；春节时期的娱乐文化，是基于农业耕作中的冬季闲暇；春节时期的祭神文化，是基于农民们祈求上天风调雨顺，以便五谷丰登。春节时期的所有文化形态，几乎都是农业文化的典型表现。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观念的总和，但人们在使用文化一词的时候，更多的是指精神观念。农业文化的精神观念，来自于农业耕作方式。如果我们稍稍考察一下农业耕作方式，就会发现它的最大特点是地域的固定性。农业民族不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而居，居无定所；农业民族也不像商业民族那样逐利而行，行无踪迹。农业民族在固定的土地上世世耕作，代代传承，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两个十分明显的思想观念，即对于故乡土地的无比眷恋和对于家族亲情的极其注重。前者为乡土观念，后者为亲情观念。在中国，不管时光流转，不管社会变迁，不管政府更迭，不管人事代谢，乡土观念和亲情观念早已化成深深的情结，植根于炎黄子孙的骨髓之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等古代诗句，正是体现了这种情结。就历史和社会文化而言，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中国，离开了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毋庸置疑，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民族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是凝聚十几亿人民的强大的精神粘合剂，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春节，所传承的正是这样一种意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管天寒地冻，筋疲力尽，不管路途遥远，车船劳顿，都要回家和父老乡亲相聚，这不是一种最大的乡恋吗？几亿乃至十几亿人民共同收看央视的春节晚会，随着晚会的节目同欢同乐，同唱同笑，塑造出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浓浓氛围，这不是一种最大的亲情吗？这种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理应推动我们更快地建设小康社会。前几年，曾有学者提出“文化力”一说，结果引起了理论界的热烈讨论。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春节完全可以成为“文化力”一说的佐证。

值得回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说过：传统是历史的惰力。那么，春节作为一个传统的节日，它所负载的传统意义和现代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不相适合的地方？事实上，几十年以来，中国人过春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求神祭祖等仪式的意义已经大大减弱。但是不可否认，春节对于现代社会也还是存在一些负面因素。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由春节而产生的经济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的经济现象，它和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有相悖的地方。因为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迥然相异。工业生产依赖的是市场需求，而不是季节和时令的变化。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更有规律，更为平衡，除了某些人为的特定情况，很少出现大冷大热、大起大落的情况。而农业经济是一种忙闲不均的季节经济，春节既然源自于农业社会，春节经济当然也就是一种季节经济，必然会给现代工商业经营带来一定的阻隔和影响。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春节所负载的意义虽然能够抒发乡恋情结，提升亲情程度，从而凝聚人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祥和。但是过分注重乡土的眷恋，过分注重家族亲情的同时，其硬币的另一面可能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刚性法律规则的忽视，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未必有利。中国社会中的“走后门”、“裙带风”、“关系户”等等现象屡禁不止，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和传统文化中的过分重视人情和家族亲情观念根深蒂固不无关系。有事实证明，春节也是一年中社会上不正之风的高发时期。当然，我并不认为乡土亲情及其他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法制规则生来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你无法忽视它们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出的巨大差异性。

传统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积淀了历史、丰厚了文化，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理念及文化认同也可能阻碍新观念、新主张的深入人心；作为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春节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正面影响早已为所有中国人知道，但其沿袭传统而来的某些与现代社会呈现出不适应、不相配的习俗，人们感觉到了，却未必能深刻理解。如何张扬春节文化的正面影响，消解春节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赋予春节更多的现代意义和时代气息，正是我们在欢度完这个祥和美好的春节之后可以静下心来考虑的课题。今天用现代的眼光解读春节的思想底蕴，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开放，许多人却逐渐感到春节不再像以前那么吸引人，年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著名的民俗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大家觉得过年没意思，肯定不是因为在物质方面有什么欠缺，而恰恰是因为精神上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春节是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它包含了天文历法、民间信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种种文化现象。现在，春节失去了许多它原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大家就感到年味淡了，心理上有一种不满足感。

陶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文化生活样式也比以前丰富了，这些确实都可能冲击春节，使得诞生于农耕时代的一些传统仪式不再适于现代社会。当然，春节有些习俗或者仪式可能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那是个民俗更新的问题，但春节的主题和精髓永远都不会过时。

中秋节宜尽早成为国家法定节日

今天是中秋节，在人们晚上邀朋赏月之际，不少人也表露出心中的遗憾：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并不是一个法定的节日。

在近些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之后，人们为什么对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中华民族历史传统，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传统与现代，这一对看起来相对立的概念和事物，人们正在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和解释。一个越是现代的社会，人们越是需要有心灵的安慰、精神的支撑和情感的流露，在人的内心世界需求增多之后，有着丰富精神资源累积的历史传统，就越有可能和有必要复活再现。这一点，对于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亦不例外。

八十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访问中国，在对中国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后，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具有自由精神、懂得快乐的民族。他所担心的是，在中国也像西方一样“现代”之后，现代社会的理性和效率，会不会放弃善和美的传统理想的追求。

在今天反思这位“世纪智者”多年前说过的话，中国人所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现代”的架构中，承传涵纳传统的自由与快乐？也就是说，如何在现代社会，做有着美好伦理道德与审美情感涵养和向往的中国人？

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那些节日，正能够起到强大的心灵滋养作用。传统节日的那些仪式，千百年来都为中华民族所喜闻乐见，它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内心情感的一种展现，包含了丰富的审美理想和伦理道德追求。如同任何具有自身历史传统的国家民族一样，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宗教意义的安身立命、审美意义的情感陶冶、伦理道德意义的慎终追远等等，这些基本的个人与社会美德，就大量散布在那些传统节日所包含的精神理想中。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围绕这些节日，历代墨客骚人，留下了太多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和美好传说。这些传说和文字，不是生硬的伦理道德教条，而是一个民族灵魂的生动活泼的展现。在袁世凯当政期间曾长期担任驻华公使的美国外交官保罗·S·芮恩施，在1913年参加当时中国的祀孔典礼时，就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典礼给人最深刻的还是由于吟唱的神情，音乐、以及参加典礼的人的非常庄严的态度……我不由地感到，中国人所以不愿完全抛弃这些传统，实在是由于他们有着爱好音乐的本能。“

应该看到，这些流传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以及节日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和审美内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社会与人生意义。为什么在中国“现代”起来之后，更需要强调这些节日并认为应当将它们修订为国家法定节日？我们还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与传统社会人们有着大量闲暇时间不同，在现代市场经济生活方式和科层制管理方式日益普及、社会生活实现规范化和理智化之后，传统节日如没有相应的国家立法形式予以保护，它不可避免就会因为时间保证的短缺而受到冲击。因此，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国五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全部或大部，从单纯的民间节日形式上升为假期保护的国家节日，使人们有时间在这样的节日里，从各种节日仪式中感受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享受节日所带来的心灵愉悦，在今天就显得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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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天到了，现在都成机械化了，收割机往地里一过，麦粒华华地流了出来，不出一天，麦子收了。有些农民家里没地方放粮食，在地头直接都把新麦子卖了，连凉晒装仓都不用了。我想，当代的农民真有福气。几十年前，没有收割机时，或者推至二十年前，都能在农村随便看到农耕时期夏收的情景，把麦子一镰刀一镰刀地割下来，拉到麦场里，再通过一道道复杂的工序变成麦籽，夏收，没有十天半月完不了工。这个过程，农村叫打场。

　以前每个村，每个小生产队都留有打麦场，小满前，生产队就要革场，就是把原来的场用石磙重新再碾碾，碾一遍，撒一层水，直到场面非常结实，明晃晃的，像一层釉，打麦时不起土为止。

　从革场开始，石磙便是第一个上场亮相的，是麦场里最主要的道具，我见过的石磙一般都是约一米长，直径在60厘米左右，表面被磨得光滑照人，用牲口或用拖拉机带着，兜着圈子转。最好看的风景是，驴拉石磙，一个人站在中间，一根绳子一头套在一个膀子上，一头栓着驴，一会儿见碾场的主人一扬手， “啪”地一个响鞭，拌随着嘴里“嘚，嘚”的催赶声，驴便低头用力地拉着，四脚踩在一尺厚的麦秸里，拉得石磙叽叽作响。农村人流行一个邂逅语：驴拉石磙-------光往里拐。用来讽刺遇事光想着自己的自私鬼。

　碾过麦秆后，得用叉把麦秆挑出来，叉又分大叉、小叉、筋叉三种，大叉和小叉是用槡树枝做的，槡树枝绵软，很容易按照工匠的意思成形，做成叉的形状，大叉三根叉齿，齿与齿之间约二十多公分宽，齿长三十多公分，小叉四根叉齿，外形比大叉要小得多，齿距也小得多，齿长也比大叉短，叉除了齿外，叉脖跟还有一个突起的小齿，像人类退化的尾巴骨，以便叉麦秸时，不被滑脱。除了这两种叉，还有一种叫筋叉，筋叉是用木头做的，有六七根叉齿，齿跟固定在把儿上，半腰用一根横木把叉齿分开并固定牢，齿间距很密。一般在大叉、小叉都用过之后，才派上用场，专挑剩下的碎麦秸秆。农村人通常比喻谁吃的'快，总爱说一叉子一叉子的，吃得还怪快呢。

　木锨是扬场的工具，碾过麦子，把剩下的麦糠麦籽堆成一个长蛇阵，夏天南风多，就堆成东西向。扬场是个技术活，这个时候，上阵的一般是麦场里技术最精湛的人，用木锨铲一锨麦糠籽扬向天空，经风一吹，麦籽和麦糠分离开来，如果不会扬场，费好大劲，麦糠也扬不出来。配合扬场的，还有一个人，拿着扫箒，站在扬场人的一边，把麦籽上的秸秆碎屑掠掉，剩下浑圆浑圆的麦籽粒，如果碎屑太多，还可先用竹耙把较长的碎秸秆掠走，再用扫箒掠，一个好的扬场者，通常把掠场的人忙得不可开脚，有句歇后语是：“丢耙拿扫帚——不闲”。就是来形容掠场者的。

　除了这些常用的工具外，还有网包子、簸萁、布袋、推板等。比如，网包子是用来装麦秸的，网口通常是弯成圆圈的柳木做的，用绳结成网格，串到柳木上，形成网包状的装运工具，农村还有一个俗语叫，“网包子抬小猪——露出猪蹄夹了”，用来比喻那些做坏事的人露出了马脚。如今，这些农具都不存在了，如果有，也都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有些好古者，还特意收集这些老玩意儿，不管是何用意，不过，保存下来以供怀古，让人们了解打场是怎么回事，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