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字艺术有什么特点?

汪曾祺的文字艺术有什么特点?,第1张

20世纪30年代,北京涌现出一批向往纯文学的作家,他们不在意宏大叙事,也不想在文章中讨论政治问题,只想描述一种自然、淳朴和淡然的人生状态,这群文学家后来被称为“京派”作家。

作为“京派”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汪曾祺继承了“京派”文学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将老师沈从文身上展现出的自然和恬淡气质完全内化,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因为现代文学早已在众多大师,如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带领下,开始了叙事技巧的“大更新”,文学家的笔法日趋精致和技术化,很少有人对朴素如水的文字感兴趣,换句话说,人们的文学审美,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适应了华丽的“匠气”,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几乎以一己之力,使“京派”文学重新受到关注,让这个正在消失的文学流派散发出一股隽永的余韵。

“京派”的复兴

20世纪80年代,藉由政策的助力,国内文学界再次尝试接触西方文学,当时不管是欧洲文学还是拉美文学,给中国文坛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人们对于那些陌生文学巨匠的写作技巧、文字风格以及叙事结构统统惊叹不已,这种出乎意料的震撼感,从侧面展现了彼时中国文学的迷茫,面对已经成体系的西方文学,我们似乎还没有弄明白创作的方向和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汪曾祺走上前台。

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风,既不是大江东去的豪爽,也不是晓风残月的萎靡,而是相对简素而平淡的,但这种平淡并非寡淡,品之无味,相反,读了汪曾祺的文字,读者总有一股意味深长的感觉。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开始创作,文风与过去一脉相承,仍旧没有明显的现代感,但明眼人一下就看出了端倪——一种可贵的东西回来了。

那个肇始于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战争、迷茫、革命的重重考验,始终保持着自身特色的文学流派再次苏醒,那种与崇高、宏大、雄壮审美大异其趣的“京派”文学回归了人们视野。汪曾祺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大师,文字上有四大特色。

青出于蓝

汪曾祺文字的第一大特色,就是跟沈从文的文学追求相似。

沈从文

如果说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出的最得意弟子,恐怕没人反对。汪曾祺上大学时就素有文名,29岁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这之后一直保持着创作,1980年发表了大获好评的《受戒》,1981年连续推出《异禀》《大淖纪事》《岁寒三友》。这个时候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已然成熟,或者说最终定型,这并不难理解,本来他就视文学风格如人格,彼时汪曾祺已经60岁了,不需要什么变化,而是将已有的风格收紧、提纯,就足以开宗立派了。

汪曾祺的作品个人标签明显,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文学意蕴:藉由小说“发现与重造民族品德”,也就是把美与善结合,打通由美向善的通道。比如《岁寒三友》讲述朋友之间的义气友谊,为拯救落难的友人,主人公卖掉视若珍宝的三块田黄石章;《鉴赏家》描写知音关系,画师和水果摊贩之间越过了文化隔阂的惺惺相惜;《受戒》刻画了小和尚和女孩之间“思无邪”的感情,纯真而善良;再比如《大淖纪事》彷佛是《边城》的翻版,但是比《边城》多了些阴影,也正是阴影的存在,反而让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更加可贵,甚至比《边城》更贴近现实,彰显了一种坚毅之美。

汪曾祺年轻时

汪曾祺的文字,时时刻刻透露着沈从文的影子,可以说青出于蓝,有没有胜于蓝,不好说,但他确实在老师沈从文的基础上,将“京派”文学带上了另一个台阶。

松散、随意的风格

汪曾祺文字的第二大特色,就是松散、随意的风格。

有人曾评价汪曾祺的文字有一种力量,能够抚平暴躁,镇静心神,深得笔法之妙。汪曾祺对自己文字的看法是“传统”“随便”,他曾承认“嘉靖三大家”之一的归有光对自己影响深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与西方文学大相径庭,因为他的文字更像是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

汪曾祺的画

相较于结构紧密的现代小说,汪曾祺的小说以松散、随意为风格。关于文字本身应该具有的技术性,有人批评他缺少作文的多样性手段,一味靠松散和随意取巧,面对质疑,汪曾祺曾多次表示,自己的文字是以“节奏”替代结构,强调小说结构的“无迹可寻”,甚至说小说的结构的特点就是随便。他认为写小说就是要把稀松平常的事说得有意思,不要太过突出故事性,那些用力过猛的故事,情节太强,反而会变得不太真实。

另外,松散的风格对他来说,不是无法掌控全文的征兆,而是有意为之的设计,相对于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写法,他更喜欢走一步看一步,以“为文无法”的逍遥态度写自己的想法。

抒情化的散文小说

汪曾祺文字的第三大特色,就是小说的抒情化、散文化。

小说重故事还是重语言?也许对汪曾祺来说,在他的小说概念中,语言的重要性远超故事性,语言能够达成的效果,远超于故事本身。

对语言,汪曾祺要求精炼、简洁、准确,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散文化小说不是史诗,而是抒情诗。就他的作品和小说来看,汪曾祺确实可以称做抒情诗人。这种创作精神,完全继承了沈从文的那种平静、简淡的文字风格,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后,更显意味悠远。

以随笔、笔记的方式写小说,排斥叙事布局、不重视故事性、拒绝在小说中讨论思辨问题,或许正因为这样,汪曾祺的作品中,散文能够集成四册,而小说只能集成两册,在他看来,小说可能只是散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生活中有趣的事、不平凡的人

汪曾祺文字的第四大特色,就是喜欢描述生活中有趣的事、不平凡的人。

汪曾祺的文字风格,在浑然天成的气质中,还有着丰富的生活情趣,所谓“鸟兽草木”皆在其中。他善于观察市井生活,尤其是对民间匠人的生活了如指掌,比如《鸡鸭名家》中的“照蛋”、炕鸡子、赶鸭;《大淖纪事》中的锡匠;《受戒》里的“名士风流”;《异禀》中的药店切工等,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涉及一两种“杂学问”。

汪曾祺

除了有趣的事,汪曾祺还喜欢写不平凡的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具有“异禀”的市井人物。这些小人物其实多是“奇人”,而其所谓“异禀”者,在《异禀》中的解释是因为因缘际遇,一些人成了“非常之人”,作为奇人,他们又干成了非常之事。这也让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带有几分传奇的意味。比如在《八千岁》中,勤奋但吝啬的米店老板八千岁,因抠门被小军阀“八舅太爷”控制,只能托,没落世家子弟宋侉子搭救,后者游戏人间,但十分仗义,最终左右周旋,终于救出了八千岁。整个故事简单,但透着一股风尘侠客的味道,每个人都不平凡,很有唐宋遗风。

总的来说,汪曾祺喜好撰写生活中有趣的事以及不平凡的人,他对人间好玩、好吃、好说的东西兴趣盎然,对于诗、书、画更是青睐有加,活泼的心思、高尚的品味、逍遥且自如的文笔,体现了他精神上的优哉游哉。

老年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字艺术

汪曾祺的文字艺术,并非一蹴而就或者浑然天成,他也不是无师自通,不学而能。早年间,他下笔锋芒毕露,才气尽显,带着一股火气,然而经过时间的沉淀,见得多了、吃得够了、想得透了,最终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地步。

他文字风格的松散、随意,完全建立在“生活中的世界”之上,所以下笔自由自在,相较于那些匠气明显,打磨痕迹突出的文字,更显得充实而真实,仿佛整个人间都是朋友,完全没有脱离实际的疏离感,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一方面由于汪曾祺积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始终没有放弃“京派”文学的理念。

老年汪曾祺

朴素、真实、大度、宽厚,是“京派”文学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汪曾祺字里行间散发着的气质,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用令人惊异的力量冲击我们的世界观时,稳住中国文学阵脚的却是“京派”文学,汪曾祺用自己的朴素文字,给“京派”文学留下了一道悠远绵长的余韵,同时,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自信和自豪。

汪曾祺受的散文优美、淡雅、朴实、精炼。

第一个特点,汪曾祺的语言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然而,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个特点,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于从小处写起,以小见大。他似乎特别擅长于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取材,寓巧于拙,表达真挚的感情

扩展资料:

内容简介: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编者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编者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代表作:《人间草木》《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

首先,汪曾祺是男的。

最近刚看了他的散文集,《葡萄月令》,封面有这样的评价: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文章质朴、真切,富于感染力。

我个人很喜欢他的散文。

下面参考: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作品集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扩展资料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

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第一个继母:姓张,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长子:汪朗

儿子:汪朗,汪明,汪朝

参考资料:

:汪曾祺

  汪曾祺(qí)(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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