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因思念嫂嫂而作《洛神赋》？赋文告诉我们：并不尽然！

《洛神赋》是曹魏时代的赋体名篇，作者曹植（192年－232年）于黄初三年（222年）从京城返回封地鄄城途中，途经洛水，忽有感而发，遂所作此赋。

《洛神赋》是曹植所著文章里中最著名之一。描写了因人神邂逅而生的一段浪漫且凄美的恋情。作者用风雅独绝的文笔，塑遣出洛神美丽的形象，并用浪漫的手法，绘制出一幅哀婉激荡的图景，表现出作者对美好爱情的神往，以及对理想终非现实的怅怨仿徨。

赋中的“洛神”指得是中国神话里伏羲氏（宓羲）之女，多以宓妃称，传说其因为于洛水溺死，而成为洛水之神，即洛神。然而，彼时的曹植为何会以与神女的神奇“邂逅”为题来作赋？《洛神赋》的成作原因究竟是什么？古今学者可谓众说纷纭。

今天我们就来“八一八”关于《洛神赋》流传最广的传说，来探究一下神作背后的秘密。

关于《洛神赋》，在民间流传最广也是最受争议性的一种说法，当属“感甄说”无疑。

“感甄说”起源于唐高宗时期李善在《文选洛神赋》中所作的注，大意是《洛神赋》本名《感甄赋》，是曹植为思念其兄嫂甄氏所作。

此甄氏（183- 221）本是上蔡令甄逸之女，先是嫁给袁绍次子袁熙为妻，后因冀州邺城被曹操攻破，曹操之子曹丕看她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遂将其纳为夫人。公元221年（黄初二年），传称帝后的曹丕因受谗言，遣使者将甄氏赐死，葬在邺城。

根据李善所注，《洛神赋》本是曹植写给兄嫂的浪漫爱情篇章，注中叙述，曹植一直对甄氏心存爱恋，却碍于长兄之嫌无法表露心声。

黄初曹植入朝时，甄氏已被郭后谗死，在与曹丕、曹（曹丕与甄氏之子）共饭后，曹操将甄氏生前所用玉缕金带枕赐给曹植，这使得曹植当场泣不成声，睹物思人，作下《感甄赋》 ，后因曹继位，认为这损害了生母的名声而改为《洛神赋》。

李善注《文选洛神赋》选：“《记》曰：魏东阿王， 汉末求甄逸女, 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轩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

由于“感甄说”的内核依托于易被民间大众接受的“爱情”和“悲剧”主题，成为被后世广泛传颂的主流观点之一。浪漫凄美的“感甄说”，给曹植生不逢时的悲情才子形象又增添了一抹怅然痴情之美感。

然而，面对以上看似动机深邃，凄美浪漫的“感甄说”，我们如果回归《洛神赋》文章本身去解读，却能发现诸多疑点：

疑点一，求爱成功后的迷惑之举。

《洛神赋》中，以曹植对车夫的陈述为主体，曹植先是用大段文字描绘宓妃的美艳，接着便写出与宓妃的互动：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这里的“余”（曹植）偶遇佳人，一见钟情，不等“良媒”便大胆求爱，送上玉佩作为信物。神女宓妃似是对“余”同样情深，举琼珶来还礼。

这一番描写确是合情合理，但在此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刚刚求爱成功的曹植，确因怕被欺骗而收起笑脸，转变立场，变为一个“申礼防以自持”的据于礼法的形象。

敢问在这种求爱成功的瞬间便内心生疑的举动，如何能够表达其对“神女”（甄氏）之爱慕呢？

疑点二：众神游舞很“出戏”

在求爱戏码落幕之后，作者又经历了一番众神歌舞游戏的片段：

尔乃众灵杂沓，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含词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这段描述似乎游离于爱情的主题之外，没想到宓妃被“余”拒绝后，竟还有心情邀请其他众神女来一起载歌载舞、嬉戏欢闹。

而作为当事人的曹植，竟然如同局外人一般“华容婀娜，令我忘餐”的欣赏着表演，对自己的“爱人”并未表示出任何歉意。这着实让人不解。

疑点三：告别时的木讷与被动。

在《洛神赋》的最后，“余”和宓妃告别，曹植表现得太过被动，没有存在感：

（洛神）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

这段的主角宓妃过于突出，她怨恨人神之道殊，掩面哭泣，涕泪涟涟。而作为“恋人”的曹植却像木头一块，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情感互动，完全辜负了宓妃的“深情”。

这难道古代文人都是如此含蓄的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如果是，那曹植本人着实有些过于“直男”了。

由此，根据对赋文中各疑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感甄说”虽然凄美浪漫，但始终是站不住脚的。

也许青年时的曹植对甄氏却有心生几分情愫，对嫂嫂的离世也同样感到悲痛惋惜。但《洛神赋》出世之因是依托于曹植与甄氏的爱情这一讲法，也许只能算作古今浪漫人士的美好愿景罢了。

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汉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大一统局面,局势稳定,养民生息,很多文人不用过着以前局势紧张而流离失所的窘境,有更大的精力可以投入到汉赋的创作和发展上,可谓为汉赋注入了新鲜活力

其次,汉武帝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在学术上"独尊儒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孔孟之道列为社会的正统地位,这样为汉赋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很好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政策

再次,汉人们由于崇尚学术,经常在一起聚会探讨文学创作,还有许多私人学院也开设相关的文学理论,在这种大环境下加速了汉赋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一些汉赋学者的带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象司马相如的<京都赋>和张衡的<东都赋>和<西都赋>等汉赋作品的大量出现很好的带动了汉赋的发展

因此上述综合原因使得汉大赋在汉代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