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故事

　　萧红（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啰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丁香

妈妈带我在院中种了几棵丁香树。

丁香树很快长得就超过了我的身高。我常常站在丁香树前观察它的变化。早春，一张张嫩叶，形状酷似心脏。然后，它的枝头出现了一团团紫色的或白色的云，这是由许许多多小花朵组成的。到了秋季，它接下扁扁的果实，再过不久，寒冬来临了，丁香树却脱掉身上的全部绿装，裸露出干瘦的躯体，让枝丫忍受零下四十余度寒冷的袭击。最初，我担心这娇嫩的小树会被冻死。可是到了翌年早春，它又开始生枝、长叶、开花。在那苦涩的时代，我往往感觉不到丁香的芬芳。有时在它的花瓣上反而会发现颗颗晶莹的泪珠，莫非它也尝到了人间的辛酸？

老师说，丁香的花朵有四个小瓣儿。可是俄罗斯小同学们偷偷地告诉我，还有五个瓣儿的。如果发现了五瓣儿的丁香花，就是发现了幸福。这时，可不能让幸福跑掉，要马上把它吃掉。这或许是俄罗斯人的风俗？从他们的风俗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对幸福的殷切渴望。那时我们都是孩子，不知道幸福须要去争取。我们男男女女小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时，只要发现五瓣的丁香花，就争先恐后地抢着吃。我吃过多少，不得而知了。

有一年盛夏，狂风卷着暴雨，呼啸了两天两夜。我的小丁香树被刮断了。我以为它再也活不了了。妈妈说：“别哭，它会活的！”果然，断干敖过了寒冬，到了春天，它抽出新条，长出新叶。那年开的花朵中，虽然我也发现了五个瓣儿的，可是不忍心把它吞掉。这五瓣的丁香花来之不易，它历尽艰辛才得以绽放，我不忍心吃它啊。更何况幸福不是靠吃五瓣的丁香花就能获得的，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

高莽其人

高莽，1926生于哈尔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他是将剧本《保尔·柯察金》带到中国的人，翻译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马托娃、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俄文著作30余部。并著有《久违了，莫斯科！》、《妈妈的手》、《画译中的纪念》、《俄罗斯美术随笔》、《心灵的交颤》等随笔集和长篇传记《帕斯捷尔纳克》等。

此外，他还曾为世界许多国家文学家创作过肖像画，为我国作家鲁迅、茅盾、巴金、丁玲、冰心、胡风、艾青、萧乾、萧军、曹靖华、冯至等作家画的肖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为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歌德、巴尔扎克、易卜生、井上靖、博尔赫斯等人画的肖像，为外国文学馆或纪念馆所收藏。

1997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因其对中苏中俄文学艺术交流的贡献而授予“友谊”勋章。此外还获得普希金、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奖章，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他为荣誉会员、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聘请他为荣誉院士，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等。

把《保尔·柯察金》译介到中国，却自言没什么站得住的作品；为数百计中外名人的画笔所描画，偏“自得”于给上百中外名人画过像；唯恐记错生日的亲友尴尬，半年里有人来时皆“不迟不迟，正好八十”……《我画俄罗斯》、《白银时代》、《乌兰汗译诗集》、《乌兰汗译文集》———短短俩月内，高莽4部著作问世。3月，《高贵的苦难———我与俄罗斯文学》刚出版；文画集《历史之翼》又将诞生。这位年过八旬的翻译家、作家、画家，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越老越不敢翻译了。”

几十部译著，高莽感觉站得住脚的没几部，“我文字上不行”

高莽曾慨叹，当他稍稍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高深意义时，人已年近半百。在他的记忆中，孩提时代的哈尔滨，是一座有异国情调、充满诗情画意、又“畸形”的城市。1933年，他就读一所教会学校，那里的十年，成了他人生所有的学校教育。老师主要是俄侨，用俄语授课。这位中国人的艺术启蒙，是俄罗斯小说、俄罗斯诗歌以及俄罗斯绘画。

小时，高莽没有专门学过汉语。在“高莽版”《保尔·柯察金》剧本台词里，好些都是东北话。“全国演出时作了一些改动。那会儿我才明白，不是全国人民都说东北话……不是每句普通话都能搬上舞台……要经过艺术加工。”

几十部译著，高莽感觉站得住脚的没几部，“我文字上不行”。1946年，他在哈尔滨已小有名气，“大伙儿都知道我是搞翻译的”，但延安一位老作家，看他翻译的照片说明时说他语言不纯。“说我语言不纯，我吓一跳。后来想想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恶果。”那以后，他开始“认认真真学汉语”。“文革”结束时，他出版一本集子，里面有他上世纪四十年代翻译的作品，编辑说他“三十年文字上没有进步”。这让他觉得“五雷轰顶”：“当时我已做编辑了，还是文字编辑。”此后，他找来老作家们翻译的作品，比照学习。“巴金、瞿秋白、蒋光慈、曹靖华、戈宝权等怎么翻译，怎么用词儿，我用心思考与琢磨。”

若干年过去了，有一次巴老给他写信，提及他外语、中文都不错，让他甚感欣慰。“我慢慢悟出来，语言是非常需要下功夫的一门学问。同一个词儿，它可以有很多种说法。翻译哪儿那么简单？！戈宝权曾跟我讲过，他说自己越到

老年越不敢翻译，乍听我还觉着他是客气，现在我也越来越不敢翻译了。只不过还有股顽强劲儿，想碰碰那些带棱的硬石头，看看怎么能把它滚圆了。学会一件事很简单，会中文、会俄文……真正掌握语言艺术、语言特征，就太难了。什么事都很难。”第页跟帖匿名发表笔名： 密码： 注册主题：内容：精彩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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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离休，高莽离而未休，开始了自由创作，先后出版了《枯立木》、《心灵的交颤》、《俄罗斯大师故居》等十几部随笔，很多都是回忆文章。“我现在写点回忆文章，是向朋友还情，向社会还债。”

学画于列宾的学生，却不敢说自己在绘画上和列宾有什么“瓜葛”

年过八旬，至今难忘孩提时代的三位俄罗斯籍美术老师：第一位叶·斯捷潘诺夫，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油画家，他只给高莽上过大课，但教会了他“色彩也会说话”的道理———五十年后，高莽在俄罗斯驻华使馆的门厅里“邂逅”了老师的作品。第二位奥西波夫，在哈尔滨以临摹油画出名，教会了他临摹，此外还教会了他怎么做画布。第三位阿·克列缅捷夫———这位老师对高莽绘画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是大画家列宾的学生。1943年，克列缅捷夫为自己的学生举办了一次画展，高莽的《自画像》参展———这是他最早被报章评论的作品。这幅画一直被珍藏着，只是高莽不敢说自己在绘画上和列宾有什么“瓜葛”：“怕给列宾丢人。列宾的徒子徒孙画得如此这般，太惭愧了。”

17岁，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年。除了第一次展出了画作，还在中文报纸《大北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译作———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虽然是个豆腐块儿，我还是高兴地蹦了起来，手都摸着天花板了———当然，哈尔滨那房子矮。”他曾想过写自己的传记———《从17岁到71岁》。“17和71,都是除不开的数字。可是71岁过了，就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数字了。再说，写的时候，毕竟有些事

情不能回避。别人回避那是别人的事儿，我不敢回避，那样觉得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良心。活着的时候还是不写为好。”

50岁，他放弃油画,改习国画。

今年是俄罗斯“中国年”，高莽原本接到俄中友协邀请，于今年10月赴俄举办个人画展。现在，他说没准就不去了：“看我的外表像是不错，其实内部零件儿都不行了。到那儿以后，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给人家添麻烦”。此外，“作品你看着好，人家行家一看，都什么呀？！我画的国画，都不敢称之国画，笔墨掌握得不行。展览，头一天热热闹闹，大家都来了，下午就没人看了。”

现在，高莽自得其乐，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走到哪儿，画到哪儿，“画坏了也没有关系，我又不是专业画家。这好处就是能不断向别人学习。看别人画画，看别人怎么用色运笔。”

母亲走时忘了给剪脚指甲，高莽心里一直放不下

1947年，高莽把俄文剧本《保尔·柯察金》翻译成中文，中国舞台上第一位冬妮娅的扮演者

孙杰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两人同属虎，所以家里到处可见布的、泥的、毛绒的玩具老虎。杨绛等几位前辈和好友为这个家题写了“老虎洞”三字；而且“我俩‘同一天生’，她阴历，我阳历。相差一个月多一点。”去年二老八十寿辰，许多中外朋友惦记，高老说：“这个生日过了几个月。过了阳历过阴历。有一天，俄罗斯作协打来电话，问我生日按照阴历过了没有。那时按阴历生日已过了两天。我说没过，免得让别人不好意思、扫兴。他们那边挺高兴，说那还来得及，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俄罗斯作协以主席加尼切夫为首等四十多人签名的贺词。后来，就不管哪天了，谁来咱们就索性默认那天生日了。”

比他大一个月的妻子眼睛失明已十余年，高老一直悉心照顾。家里挂着一幅华君武的漫画，画上两只老虎亲热地依偎在一起，一只用双爪蒙着眼睛，旁题曰：“不是害羞，是点眼药的恩爱。”据女儿介绍，母亲有事情总是叫“高莽、高莽”，“很少叫我，我看着急了就帮他做了；父亲好使唤，因为无论她动作有多慢，父亲当时有多忙，他都会应声，并在一旁候着”。高莽说：“希望每个人老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文革’时，自己没垮掉就是因为家庭。在我被‘否定’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她跟我那么长时间，觉得我不错，叫我别自杀。”第页跟帖匿名发表笔名： 密码：注册主题：内容：精彩专题麦当劳肯德基违法用工财富课堂教您理财2007年两会专题报道青年论坛新闻速递娱乐资讯体育资讯科技资讯北京青年周刊北京青年报信息产业报北青网法制晚报竞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学时事报北京科技报北京少年报休闲时尚千龙网时事魔镜三十九度二志愿者青年周末河北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网际传播技术有限公司 京ICP证010639号关于我们广告服务招聘人才联系我们用户注册法律事务

现在，高莽最懊恼的事是———102岁的母亲走时，他没有给她修脚。“我一直觉得对不住母亲。她是裹脚的，指甲长到肉里。她一般能自己动手修脚时，坚决不让别人插手。平常都是自己修剪，弄得血淋淋的。她走的时候，我就应该给她修剪。这个事儿老在我脑子里转，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有剪呢？”最近高莽发现一幅当年侄儿参加工作时，给他画的画：《雄鹰展翅》。他把画要了回来，找人重新装裱一下，因为“上面有我妈写的字”。

中国知识分子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有时做事有被迫或违心的时候

能走到今天，在高莽看来，是个“惊喜”。50岁时，他不知得了个什么病，医生给他开的假条，都是一周一周的休息。“意思是你必须休养，但假条我都没有上交。不好意思。大家都在工作，你老请假。那些假条都保留着，留作纪念！”

1945年起，他先后在哈尔滨、沈阳、北京中苏友好协会任口语翻译。当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时，中苏关系有一阵“并不友好”。“现在看来，那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波澜。”高莽说，但即便在那种时刻，他也没有失落与沮丧。“德国，并不因为出了个希特勒，我就不喜欢贝多芬了。俄罗斯民族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给了我信心。俄罗斯出现了那么多顶级的人物，我所爱的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家，还有好多画家、音乐家。我相信这些文学艺术的深刻思想和美会是持久的。”

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做编辑。“我主张文化的多元化。我当主编时，发表过我并不喜欢的作品。这些作品既然在它们本国有很大影响，得到肯定，我们必须了解。”

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有一页是高莽的“痛”。阿赫马托娃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女诗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1946年，苏联大肆批判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那时，我国非常重视苏共的文件。他翻译了这个批判的决议，但此前他并没有读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这个决议和报告把阿赫马托娃骂得一无是处，说她是“混合着*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云云。“文革”后，他想了解阿赫马托娃为何挨骂。当他在图书馆借到她的原著时，他醒悟了。她的长诗《安魂曲》，让高莽深切地感受到阿赫马托娃的爱国爱人民的胸怀和正义感。现在，他还常常想，“那个时候脑子怎么那么简单？”后来，他专程去瞻仰她和左琴科的墓，凭吊这两位作家，也写过文章悼念他们。

言及此，高莽感慨：“中国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中国知识分子什么事都经历过。大风大浪，升腾降落。中国知识分子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有时做事有被迫或违心的时候。能不能设一专门的学科，深入地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情况下的心态与表现？”

记者手记

“你知不知道丁香花有几瓣？”

“几十年的岁月，像松花江的水一样浩浩荡荡地流过去了。”从爷爷讲到母亲，再讲到妻子、女儿，高莽言辞间总是满足。

他本姓宋，小时候叫宋毓槐，爷爷见他老生病，说槐树上好长虫子，这名字得改。后来他改成了今天的名字。 第页跟帖匿名发表 笔名：密码：注册主题：内容：精彩专题麦当劳肯德基违法用工财富课堂教您理财2007年两会专题报道青年论坛新闻速递娱乐资讯体育资讯科技资讯北京青年周刊北京青年报信息产业报北青网法制晚报竞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学时事报北京科技报北京少年报休闲时尚千龙网时事魔镜三十九度二志愿者青年周末河北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网际传播技术有限公司 京ICP证010639号关于我们广告服务招聘人才联系我们用户注册法律事务

他讲了1996年，老母亲庆祝百岁生日。高老取出漫画家华君武送给老寿星的人参酒，母亲一边抚摸儿子的手，一边回忆第一次在哈尔滨见到华君武的情形，问儿子：“华君武也老了吗？”母亲已仙逝，高老没见多老几分。瞅着电视机里的自己，他说：“不像80岁的人。”自得片刻，随即感慨：“人虽然不能预算自己出生的日子，但可以估计自己将离去的时间。”

这时，高老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丁香花有几瓣？”我遗憾地摇摇头。高老说：“四瓣。如果你能发现五个瓣儿的花朵时，你就发现幸福了。这是俄国人的迷信。小时候，家里种了多株。跟俄国孩子在一块儿，看着五个瓣儿的，就赶紧吃掉。只是生活一直没见好。”丁香喜阳光，耐寒也耐旱，对土壤几乎没什么要求。他说自己特别喜欢丁香，搬来北京后，在自家门口种了一排，有紫红的、有白的。“一看到丁香花就想到小时候，想起哈尔滨。”

他很早就对女儿说过，用他的骨灰种一株丁香花，留个纪念。女儿原本在巴西工作，十几年前孙杰眼睛失明后就回国了，一直陪伴双亲左右。现在父女俩天天“贫”。高老说不愿躺在床上，与其那样，不如安乐死；还说愿意先把夫人送走，哪怕就早一分钟。“她眼睛不好使，我先走，撂下她一步都对她不住。”

这时，女儿抢过话茬：“别总说走啊走的，别走，走了退休工资没了”。对女儿问起父亲，她说“他讲不好，我也讲不好”，然后说父亲“有时多愁善感，有时很有童心”。母亲眼睛看不见了，父亲让母亲写下“珍惜光明”。还说父亲是个“阳光男孩儿，对什么都很热爱，包括新事物，特有追求”。这时，高莽来了句：“我还以为你会讲我怎么砢碜，怎么吝啬，怎么是科盲……你怎么讲这些啊。”女儿反诘道：“你还有什么可表扬的啊？！”

接着女儿也说了丁香花，那一刻，女儿哭了，说她很小时父亲就跟她说过，但身为独女的她不敢想。“丁香花对我而言是很沉重的符号。他经常拿死开玩笑。妈不愿意听，他还老是拿这个开玩笑。”曾有媒体把高老名字错印成“高葬”，他一点儿也不生气，还把这个名字纳为“笔名”之一。“用这个名字写了篇散文，还获了奖呢！”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说起自己还会有本书，叫《绿梦》，将要出版。书名缘于一种叫“绿萝”的花。

“我不知道花名，问女儿；女儿也不知道，就问一位搞植物研究的朋友。他回信了，但把‘萝’写得像‘梦’字，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这花叫‘绿梦’。”

“生活中有很多偶然。我从事文学翻译、作画、写文章，都是出于偶然。不知命运是在怎么安排我的。”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