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有哪些地方适合情侣玩？？

给你个攻略。 下了车出了车站便有很多出租车来接,当地消费水平较上海便宜很多,出租车十分便宜,所以推荐出门只坐出租车,既安全又便宜我们打了两辆出租车共30元(原本只要20元,后来觉得师傅太不容易了,给了他们30)便在绍兴城内找到了一家比较干净的旅馆(标准双人间每夜80元)

我们便休息了,准备天亮出去玩因为之前没有这里的交通图,所以早上我很早起来出去打听路线,当地民风十分淳厚,我很容易的买到交通图,并打听好了行程工交路线 无论住在哪里,只要坐车到绍兴的那条主干道,就有很多工交车到旅游景点了

早上起来我们先到了大禹陵绍兴大禹陵位于绍兴市区东南6公里,相传是夏禹的陵墓 大禹陵背负会稽山，面对亭山，前临禹池。池岸建青石牌坊一座，由通道入内，旧有陵殿，已废。这里风景十分好,还可以爬山,建议带上东西在这里野炊 更有情趣呢还可以采竹笋哦。回来的时候刚好有小面包车,我们六个人10元就回来了,竟然比公交车还要便宜

中午我们只是吃了点自己带的东西和沿途买的小吃

下午我们到了鲁迅故居和沈园玩鲁迅故居原为周家新台门的一部分，是鲁迅青少年时代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市内1、7、旅游巴士等多路公交车直达因为鲁迅故居的门票比较贵,而且也没什么看头所以我们没有进去,只是在外面照了相,并买了点臭豆腐和霉干菜尝尝接着坐乌棚船到沈园玩沈园原为沈姓旧业，是南宋时当地名园。园中有芦池，上有石板小桥，连同池边假山、水井，均为当年旧物。

南宋诗人陆游初婚唐琬，后被迫离异。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二人在沈园邂逅。当时唐已改嫁，陆亦另娶。陆游一时感慨万端，在园壁题《钗头凤》词一首沈园因此出名

全园占地恢复到185亩。园内新建了石碑坊、冷翠 亭、六朝井亭、八咏楼、孤鹤轩、双桂堂、闲云亭、半壁亭、放翁桥等仿宋 建筑，堆置了假山，栽植桃、梅、柳、竹，重修题词壁断垣，重镌陆游《钗 头凤》词，使故园展现了原貌。

这里十分适合情侣游玩我和MM也因此培养了浪漫的感情这些地方都离得很进所以走路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顺便领略沿途的美景和小吃

晚上我们在绍兴城中一个比较小的饭店吃饭了这是第一次在这里吃饭,原本以为会很贵,没想到我们6个人吃了8`9个菜一共才花了60多元,老板还要给我们添菜,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晚上在绍兴商业街逛逛,虽然没有上海买的东西齐全,不过有很多有特色的小东西买,而且比上海便宜很多

晚上9:00多回旅店休息,第二天早上7:00多起床,到位于诸暨市西北20公里处的五泄玩诸暨五泄是浙江省级风景名胜区，这里有形态各异的五级瀑布，连贯着从山巅谷间飞奔而下，分别呈现雄壮、幽俏秀美 和飘逸等特色。我们先到汽车站程坐直达五泄的大巴,票价(19)元

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我们便到了诸暨市火车站,在火车站乘57路直达五泄从风景区门口先要走一段石阶，到船码头乘班船（15分钟）或小快艇（5分钟）到湖的另一端，班船是免费的，最早的一班在上午8点15分，以后每隔45分钟才有一班；而快艇随时都有，每辆快艇收费50元，上面可乘6人；另外也可以乘画舫，每人收费5元。到达湖对岸后，步行七八分钟之后就到电瓶车站，坐电瓶车每人收费2元，行车大约10分钟后，便到了五泄瀑布的入口处。

我们6个人刚好乘坐一艘小快艇,快艇上风还真TM大,感觉很刺激,差点把小丫的帽子吹掉

在这里玩了一整天,差不多下午3:00左右,我们回程回到了诸暨市诸暨市比绍兴小多了,不过东西却比绍兴要贵,我们在一个小饭店里吃饭,没想到这次又添新低,大概因为我们4个女生2个男生,她们女孩子都吃不多少,这次只吃了50元吃好了饭就8:00多了

因为之前定票时间说差了,应该定7:00之前的票的，这样在12:00之前就可以回到上海了,可是却定了个12:00多的车票。我们便在诸暨市广场等到了12:00还吃了不少小吃呵呵,还和MM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距今3800多年前，一个河南的“摊贩”到河北做生意，路上被劫了货，不幸丢了性命。这个人叫做王亥，是商汤的祖先。从始祖契到商朝建立者汤，商部落历十四世，经八次迁徙，他们长期在部落间做买卖，一说“商人”一词的由来就是源自这些走南闯北的商人。王亥是商的第七任首领，他驾着马车，载着帛牵着牛羊，前往黄河北岸的有易（今河北雄县）交易。《竹书纪年》记载，王亥一路奔波来到河北后，有易氏的首领緜[mián]臣见财起意，杀了王亥，抢走货物。之后，王亥的儿子起兵讨伐有易氏，为父报仇。一个摆摊血案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战。

1、从一个“摆摊大佬”说起

从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到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都出土了大量贝币、玉石，留下先周时期人们贸易的痕迹。当时，城邑没有购物中心与超市，在街市上摆摊是最原始，也是最常见的交易方式。随着社会上交易活动频繁活跃，商代已有“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景象，来自各地的石器、玉器、铜器、牲畜等商品汇聚在一起，进行交换。前有北大毕业卖猪肉，今有双语硕士当保姆，而在这群商代的摊贩中，也出现了一位大佬。《尉缭子》记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战国策》也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这是说，在晚年垂钓渭水之滨邂逅周文王前，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曾经做了N年生意，在集市上卖肉卖酒。他同时还研究治国安邦之道，真是一个念念不忘诗与远方的小摊贩。

武王伐纣后，西周同样重视工商业，并且对工商业进行垄断性经营，由官府设立“工正”等进行管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商食官”。尽管工商业者在身份上受到严格限制，但西周统治者还是保障了小商小贩的蝇头小利。据《周礼》记载，周朝时设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分为早、中、晚三次。其中傍晚时的晚市也被称为“夕市”，就是小摊贩进行零星售卖的活跃时间。西周还设置了专门监督市场的官吏司市”。这些人负责维持市场治安、管理市场秩序，堪称中国最早的“城管”。为了招徕包括摊贩在内的天下商人，周朝统治者发布了《告四方游旅》：“告诉四方商旅，渡口有船，途中有店，所到之处就像到家一样。

如果货币面值小，买卖不方便，就铸币值重的‘母’币与原本币值轻的‘子’币共同流通，以方便商旅……不要使市场上的货物匮乏，需使物价合理稳定，这都是为了百姓生活安定。”姜子牙将市井气带到了他的封地齐国。由于当时齐国“地泻卤，人民寡”，齐国历代国君注重发展手工业与渔、盐业。齐国靠贩运、丝织、渔盐起家，后来，另一个出身商贾的名相管仲借此“徼山海之业”发展商品经济，使齐国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助齐桓公率先在春秋诸国中称霸。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小摊贩迎来了新的春天。当时，涌现了齐、晋、郑等重商国家，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况。经商成了不少人的发财之道，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弃官、弃学，甚至弃农经商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商人或肩挑背负，或坐列贩卖，在摆摊的风口下起飞。

郑人买履、买椟还珠、自相矛盾等成语故事讲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摊贩，还有子贡、白圭、吕不韦等人，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富商。商人资本有“与王者垺富”的势力，大小商人以不等价交换、囤积居奇等手段也会“牟农夫之利”，因此，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都对商业抱着否定态度。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主张“尽地力之教”，也就是发展农业。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也提出了“耕战”政策，同时“重关市之赋”，也就是加重商税。这样出来摆摊做生意的人少了，回家种田、打仗的人多了，秦国也加速了统一的步伐。战国时期各国改革，大都带有这样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这一思想自此持续了两千多年。

2、夹缝中的士农工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石碑上书写了八个大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将这些商人的财产充公。秦始皇连大商人都不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小商贩了。秦朝时，官营商业

再次占主导地位，私商受到限制，只有贩运外地珍异之物的商人得到优待，因为他们不影响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果你哪天穿越到秦朝，摆地摊就只能卖这个了，也许手中的iPhone还能卖个好价钱。汉承秦制，也实行“抑商”政策。汉高祖刘邦，看到秦末战争中物价飞涨，商人从中牟利，以致“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于是在称帝后发布了一道报复性的法令，力挺无产阶级兄弟，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做官府的属僚，对商贾征赋税加倍，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的要无偿释放。这道“贱商令”奠定了汉朝重农轻商的基调。

秦汉政府对商业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打击老百姓求取财富的意志。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些励志的汉代小摊贩：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汉代商人卑贱，行走叫卖更为人所不齿，却有人靠着卖油脂、卖水浆、磨刀、卖羊肚儿、给马治病等江湖绝技发财，走上人生巅峰。

汉时，长安、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等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其中长安“大开九市”，吸引了无数小摊贩，“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都到京城淘金，其中也有“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什么意思呢？就是弄虚作假、欺骗顾客的不良商家。这也不是说，商贩都见利忘义，摆摊的更多还是诚实守信的好商人。《三国志》记载，汉末名士任嘏，年轻时有一次到街市上摆摊卖鱼，正逢官府加征鱼税，鱼价猛增，“贵数倍”。任嘏这老实人却毫不动心，仍按平时的价格出卖。讲信用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他后来投简历加入了曹操团队，成为曹魏大臣。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商品经济一度处于迟滞状态。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寒微士人、妇女等组成的民间小商贩，在战乱中忍受着商税盘剥与路途艰险，靠小本生意艰难求生。这一时期的小摊贩往往亦农亦商，亦工亦商。摆摊，成了魏晋南北朝后浪们的一条出路。《宋书·孝义传》载，郭原平“性闲木功”，喜欢做木工的他经常到市场摆摊，卖自己制造的木器。

《宋书·王僧孺传》记载，王僧儒幼时家贫，其母以织布卖布为业《梁书·贺琛传》说他“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梁书·吕僧珍传》记载，南梁开国元勋吕僧珍出身寒微“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这卖的葱，除了自己生产的以外，也会跟别人进货，堪称南朝“甩葱哥”。《宋书·朱百年传》说，南朝宋隐士朱百年“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这些人都是南北朝名留青史的名士、文臣、武将，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摆过摊。

3、草市，小商贩的一线生机

隋唐时，天下重归一统，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朱雀街东西两侧的两市，更是帝国商贸最繁盛的CBD，商贾云集，琳琅满目。但生活在底层的小摊贩，依旧世道唯艰。隋唐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是住宅区，禁止经商，市是交易区，与坊分离，且唐朝前期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不是哪里都有做买卖的地方，也不是每个交易区都能随便摆摊。长安东、西两市内，同行业的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总称为行，长安之市足足有220行，形成五花八门、整齐划一的商铺。

《唐会要》记载，市内进行交易的时间有限制，中午两市击鼓300下，店铺才能开始营业，日落前七刻，敲锣300下，店铺必须关门，想吃个夜宵不太可能。如果有人犯了夜禁，还要被杖责七十下，身子骨不结实那就有罪受了。大城市没有小摊贩的生存空间，但城外乡村形成的草市，还是给了小商小贩一线生机。草市兴盛于唐代，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点上自然形成的乡村定期集市。在坊市的墙推倒之前，想要摆地摊，就只能先到城外将就一下。

4、地摊经济兴衰400年

到了宋代，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商店货摊散布于各处，再无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宋代城市经济有414种行业，约为唐代的两倍，商业活动昼夜不息，还有别开生面的“鬼市”，可以体验一下夜生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鳞次栉比的商店，与沿街叫卖的小贩相映成趣，构成了北宋城市商业的经典绘卷。

宋朝虽然放宽对摊贩的限制，并减免其赋税（“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但起初也反对杂乱的地摊经济，想着摆地摊和城市规划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宋朝建国初期，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整治街道：“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就是说，把街上那些占用道路的违章建筑给拆了。他在位时颁行的《宋刑统》还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这两条都是针对摊贩，前者指占道经营，后者指污染环境，这些行为都是要挨打的。为此，宋朝也组成了专门的“城管” 大队，称为“街道司”。这些办公人员身兼城管、税务、环卫等多个工作，还要兼职抓小偷与防火救灾，与商贩可谓是亦敌亦友，共同保持着街道的繁华。为了减少暴力执法，宋朝“城管”在街上两侧设置“表木”，以此划清界线，越界了就算占道经营。

此法收效甚微，到北宋末年，城市出现了大批流动摊贩，政府只好默许占道经营，干脆跟商贩收取“侵街房廊钱”，越界可以直接收钱了事。

如此一来，宋代的“地摊盛世”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甚至连皇帝出行时，大队人马走在城市街道上，仪仗都摆不开（“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沿街的老百姓看到皇帝“堵车”，也被逗乐了，纷纷聚集过来围观，场面更加混乱（“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宋朝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

宋朝的“恤商”，也是恤民，促进了唐末五代战乱后商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宋朝国力日衰、日趋颓靡，商税也逐渐苛繁。到了南宋后期，不少地方滥设税场，收取行人身上带的缗钱、斗米等。摊贩惹不起，为了躲避只能绕道，被发现后货物还要被“抽分”，作为税场官员的奖赏。

宋朝最后的倒行逆施、苛取横征，导致官吏与百姓“相刃相劘，不啻仇敌”，摊贩们在之后迎来了另一个痛苦的时代。元朝自中叶以后常年陷于内乱之中，社会经济凋敝。朝廷对小商贩的规定却十分严苛，“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

小商贩要有官府的凭证才能营业，这似乎还不算太过分，但元朝还说，小贩售卖物品的价格要实行月评，变动价格也要先经过官司核准，不然就做不成生意。这样一来地摊经济毫无生机。

朝廷对摊贩处处实行打压政策，特权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底层的生意人断绝了生计，这些破产者不过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或流民，他们只能被迫加入反元起义的浪潮。

出生于元朝后期的朱元璋，从小饥寒交迫，少年时其父、母、兄先后饿死，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只好与其他家人各自逃生，走投无路出家当了和尚。那时的天下，又有多少朱元璋？

5、了不起的沿街叫卖

朱元璋在元末乱世中崭露头角，最终开创大明王朝，他最了解底层百姓的艰难生活。为了缓解摊贩的压力，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命人在南京临水而建几十所“塌房”，出官税钱三十分之一、房钱三十分之一即可使用，用于商人自由贸易与存放货物，让他们来京城做生意时，不至于无处安身，只能住在船上。这一制度后来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大城市。

元朝的各种苛捐杂税也得到削减，洪武初年设置的税课司局，有四百余所，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裁撤了364处，“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一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有别于科技、思想、制度上全面落后于世界的局面，明清的地摊经济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代表着底层老百姓顽强的生命力。

清朝对地摊经济也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据《清代钞档》记载，雍正帝曾经下令减免对摊贩的收税，说：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耰锄、箕帚、炭薪、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至于乡村僻远之地，有司耳目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行总缴，其交官者甚微，不过饱奸民滑吏之私囊，而细民已受其扰矣。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来到中国时，沿街摆摊的小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克路士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本《中国志》解锁“我爱中国”的财富密码，其中说到：“这个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卖肉、鱼、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必需之物。因此，各种必需物品都经过他们的家门，不必上市场了”街串巷、行商贩货的传统小商人，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烟火气与市井气，风里来，雨里去，留在帝国的残梦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真正摆地摊为生的人都不容易。那些调侃地摊经济的人，或许也知道其中的艰辛。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一位古代摆摊大佬，应该是蜀汉的刘备。刘备从小家境清贫，靠和母亲摆摊贩卖鞋子、草席才能维持生活。后来自己出来创业，大半生处处碰壁，寄人篱下，遭遇中年危机，有了髀肉之叹。晚年终于事业有成，又失了荆州、败了夷陵，亲身体验从巅峰滑落的滋味。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刘玄德，但小摊贩刘备大起大落的经历，却映照出了许多平凡的人生。但愿世界不会亏欠，每一个奋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