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的乔家是怎样的一个家族

祁县乡土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乔回原籍后娶积氏为妻，后续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给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贵发共有三子，长于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

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租业，在商界大展宏图。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他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仪所生子映霞，过继长子景岱，人皆称大少，乔氏在中堂后来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颇严。映霞不愿意乔家诺大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映霞还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现：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尽管乔映霞很能干，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而且还引起过报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较开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倾向孙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之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委主任。一次在与邻村人械斗中，误用枪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银才了结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时，意欲勒索乔家，又旧事重提；传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间，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但杨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二人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踝骨断裂，终生成踢腿。《在中堂――乔家大院》一书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请书等等。”1994年笔者在日访学期间，蒙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教授帮助获得民国10年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的婚姻内情：即乔刘是1917年夏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嫁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乔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遗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从乔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国初年乔氏资产尚多，不过并不等于乔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满的婚烟。

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复字号商业，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五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后，乔氏商号复业，仅苟延残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乔家发迹始祖贵发

乔贵发，字公达，清朝乾隆初年山西省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人。著名晋商名门乔家发迹始祖。幼年父母双亡，被寄养于东观舅父家，长大后回到乔家堡独立生活。因为穷困潦倒后，毅然决定走西口，到内蒙创业。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就是乔贵发在包头经商发迹后回老家逐渐建成的。

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商号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成为称雄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远通俄蒙的名商巨贾。他的发迹之路值得我们学习。

坚定信念，艰苦创业

坚定的成功信念，是乔贵发经商发迹的首要条件。乔贵发自幼父母双亡，穷得连媳妇都娶不起，全靠出卖苦力帮佣维持生活。只因去参加本家侄儿的婚典宴席，不小心被管事的人大骂讥讽，一下子血性奔腾，引发念头，毅然决定走西口，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他最初选择了吃大苦，挣大钱的活儿――拉骆驼，有了些小积蓄。这给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些基础。他不断地动脑筋琢磨发财之道，因当地广产豆类，冬季蔬菜缺乏，豆制品有市场，他开始做起卖豆腐、豆芽的买卖。本利回转很快，钱到手也越来越多。但就在这个时候，乔贵发的意志和信念受到了挑战，有一段时期，他沉迷于赌博，几乎将本钱全赔进去，只好又返回老家山西祁县。在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念后，第二次再走西口到包头创业。吃一堑长一智，乔贵发不断坚定着自己必须成功的念头，并且更加谨慎，烟酒赌博全不沾身，一心一意投入创业。而同他合作的伙伴却在稍有长进后开始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不断将股本抽走。乔贵发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一股股补进，变多股为自己独股，使自己的小本生意立于主动，最后自己独自开了商号。

求新求变，紧抓机遇

乔贵发在经营豆腐、豆芽生意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当时许多人开始仿效他的做法，他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干更大的买卖。他看准包头可以做草料铺的经营，马上从萨拉齐搬到包头，参与向贩牛马骆驼的商人供应草料，并兼营牲口行，很快取得了成功。在经营范围日渐扩大的同时，他又瞅准做粮食交易的商机，并用低进高出、囤积抛出等手段巧妙经营粮行。他在丰收年低价购粮囤积，在欠收年适当高价卖出。而后又采取形同于如今期货交易的方式，提前定购农作物。虽然风险很大。但乔贵发预测能力极强，几乎年年测准获利。有人说他手气好，可他不以为然。凭着多年吃苦总结，他早将市场了如指掌，水到渠成已是必然。

诚信为本，乐善好施

乔贵发在生意场上以诚为本，童叟无欺。这种“和为贵”的思想渗透在他生意的点点滴滴中。他卖豆腐、豆芽决不缺斤短两。卖高称、薄利多销是他的绝窍。乡亲邻里人人愿买他的东西。回头客多。“宁舍银钱，不结冤家”，“乐善好施，接济穷因”，乔贵发坚持自己做到，子孙做到，乔家世世代代做到。乔贵发不在乎别人欠帐不还，也从不去催。还有人借了东西不送来，他也不问。每逢节日，他都要送邻里朋友小礼物。他把牲口拴在门口，谁愿用谁就用，用完给他送回门口就行。凡遇困难朋友，他都给些钱财物品以解燃眉之急。

善用人才，聚集人气

聚集人才是乔贵发经商的重要策略，他办草料铺发迹后，又在包头开办“广盛公”商号。乔贵发的广盛公商号，从米面粮油、金银铁器、布匹丝织直到典当账铺，处处用的都是能人和细心之人。不能者试用期不到则给以银两婉言辞退。但一旦用准的人，他是百般依赖，给以厚待。在各类人才中，有会算帐的、能跑腿的、会应酬说话的，甚至有能观天象的。

在对待仆人方面，乔家总是宽容，不仅能保证佣人吃饱、穿暖、还尊重佣人的人格，“在中堂”里的女仆只有成年已婚的老妈子，没有未出嫁的小丫环。乔家对待佣仆都比较和善，而佣金比较丰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还把肉、麦、煤、柴发送到各家。对年纪大的佣仆养起来，原意回家的，每年还给些许退休金。偶有过失时，乔家从不恶语相说，也不会打骂虐待。佣仆家中遇到天灾人祸时，乔家总是热情相帮。

家规严厉，百年兴旺

乔家的家规定有六条：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这些条文从乔贵发起一直沿续到民国年间。

在执行这些号规中，乔家落实得很好，子女们大都仿效约束不敢疏忽。如乔致庸、乔映霞、乔映霄这些后代的婚姻，始终坚持了一夫一妻制。乔映奎的妻子只生女孩，不生男孩。虽然封建礼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权至上”等思想不断给以压力，而且按照乔映奎的家庭地位，娶个二房是顺手可得之事，但在家规的约束下，根本不敢产生娶二房的念头，只得过继侄子过户顶门。

乔贵发在创业小有成功时头脑何等清醒，制定严厉家规约束子孙，这才使乔家从乔贵发起历经七世共200多年来始终能够蓬勃发展。乔家子弟，大都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他们办私塾，高薪聘老师，优秀者送入太谷铭贤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大学深造。毕业后再留学美国。仅“映字辈”，上过大学者两人。第六代兄弟20人中，11名大学生，获博士学位者2人，硕士1人，多人从事教授、翻译、工程设计等事业。

祁县乡土

　周瑜、小乔故事的传流，除其两人具有本身的因素而外，还与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围绕铜雀台故事对他俩的精心编排与渲染有关。《演义》第三十四回叙曹操平定辽东后，心情大畅，欲建铜雀台以娱晚年。少子曹植进言：“若建层台，必立三座。”中间名铜雀，左为玉龙，右为金凤。“更作两条飞桥，横空而上，乃为壮观。”操喜，留曹植、曹丕在邺郡建台。这是建台之缘起，与周瑜、小乔一字无关。第四十二回叙曹操得荆州后，欲领兵百万南下，约孙权“共擒”刘备。一时孙吴主战、主和，沸沸扬扬，难以主张。第四十三回叙：经鲁肃与刘备、孔明的合谋，孔明愿随鲁肃赴柴桑（故城在江西九江县西南二十里）亲见孙权，以陈利害，坚定孙权联合抗曹。

　　全书到了第四十四回，周瑜、小乔才与铜雀台有了联系：正在这时，原在鄱阳湖训练水师的周瑜，星夜赶回柴桑，当晚就紧急约见孔明。此时的周瑜和先前的孙权一样，虽是决心抗曹，但对联合刘备却存戒心。瑜起初想尽量不露抗曹的本意，以试孔明；而孔明却趁机言曹势众，难以抵挡，使用激将之法假意劝瑜降曹，言道：“‘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须亲自渡江；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孔明佯装不知大、小乔为孙策、周瑜之妻，接着说道：“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桥公有二女，长曰大桥，次曰小桥。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桥，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周瑜岂信孔明之言，问：“操欲得二桥，有何证验？”孔明又言，操曾命子曹植作《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桥。”为了证明孔明所言是实，瑜又问：“此赋公能记否？”孔明越发大展才智，当着周瑜、鲁肃之面背诵该赋时，巧妙地添油加醋，着意激怒周瑜。其中有句为：“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演义》所录孔明背诵之《铜雀台赋》与曹植原作之《登台赋》（即《演义》所称之《铜雀台赋》）真伪杂糅。又，桥本小乔之姓，孔明背诵之赋所加内容，明以连接玉龙与金凤的二桥，指谓大、小二桥女。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自此，便坚定孙刘联合抗曹的决心。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

-乔致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