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创作风格是怎样的？

这一创作品格既传承了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和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比如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淡化情节，打破线性发展、因果对应的传统叙事逻辑等)，在八十年代热闹而喧嚣的文坛以其静寂和独特引人注目。与汪曾祺创作风格相近的作家还有人称“怪味作家”的林斤澜(“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专写“乡土小说”的刘绍棠(《蒲柳人家》)和追求“市井”风格的邓友梅(《烟壶》)、陆文夫(“小巷人物志”系列)等。

20世纪30年代，北京涌现出一批向往纯文学的作家，他们不在意宏大叙事，也不想在文章中讨论政治问题，只想描述一种自然、淳朴和淡然的人生状态，这群文学家后来被称为“京派”作家。

作为“京派”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汪曾祺继承了“京派”文学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将老师沈从文身上展现出的自然和恬淡气质完全内化，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因为现代文学早已在众多大师，如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带领下，开始了叙事技巧的“大更新”，文学家的笔法日趋精致和技术化，很少有人对朴素如水的文字感兴趣，换句话说，人们的文学审美，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适应了华丽的“匠气”，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几乎以一己之力，使“京派”文学重新受到关注，让这个正在消失的文学流派散发出一股隽永的余韵。

“京派”的复兴

20世纪80年代，藉由政策的助力，国内文学界再次尝试接触西方文学，当时不管是欧洲文学还是拉美文学，给中国文坛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人们对于那些陌生文学巨匠的写作技巧、文字风格以及叙事结构统统惊叹不已，这种出乎意料的震撼感，从侧面展现了彼时中国文学的迷茫，面对已经成体系的西方文学，我们似乎还没有弄明白创作的方向和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汪曾祺走上前台。

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风，既不是大江东去的豪爽，也不是晓风残月的萎靡，而是相对简素而平淡的，但这种平淡并非寡淡，品之无味，相反，读了汪曾祺的文字，读者总有一股意味深长的感觉。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开始创作，文风与过去一脉相承，仍旧没有明显的现代感，但明眼人一下就看出了端倪——一种可贵的东西回来了。

那个肇始于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战争、迷茫、革命的重重考验，始终保持着自身特色的文学流派再次苏醒，那种与崇高、宏大、雄壮审美大异其趣的“京派”文学回归了人们视野。汪曾祺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大师，文字上有四大特色。

青出于蓝

汪曾祺文字的第一大特色，就是跟沈从文的文学追求相似。

沈从文

如果说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出的最得意弟子，恐怕没人反对。汪曾祺上大学时就素有文名，29岁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这之后一直保持着创作，1980年发表了大获好评的《受戒》，1981年连续推出《异禀》《大淖纪事》《岁寒三友》。这个时候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已然成熟，或者说最终定型，这并不难理解，本来他就视文学风格如人格，彼时汪曾祺已经60岁了，不需要什么变化，而是将已有的风格收紧、提纯，就足以开宗立派了。

汪曾祺的作品个人标签明显，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文学意蕴：藉由小说“发现与重造民族品德”，也就是把美与善结合，打通由美向善的通道。比如《岁寒三友》讲述朋友之间的义气友谊，为拯救落难的友人，主人公卖掉视若珍宝的三块田黄石章；《鉴赏家》描写知音关系，画师和水果摊贩之间越过了文化隔阂的惺惺相惜；《受戒》刻画了小和尚和女孩之间“思无邪”的感情，纯真而善良；再比如《大淖纪事》彷佛是《边城》的翻版，但是比《边城》多了些阴影，也正是阴影的存在，反而让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更加可贵，甚至比《边城》更贴近现实，彰显了一种坚毅之美。

汪曾祺年轻时

汪曾祺的文字，时时刻刻透露着沈从文的影子，可以说青出于蓝，有没有胜于蓝，不好说，但他确实在老师沈从文的基础上，将“京派”文学带上了另一个台阶。

松散、随意的风格

汪曾祺文字的第二大特色，就是松散、随意的风格。

有人曾评价汪曾祺的文字有一种力量，能够抚平暴躁，镇静心神，深得笔法之妙。汪曾祺对自己文字的看法是“传统”“随便”，他曾承认“嘉靖三大家”之一的归有光对自己影响深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与西方文学大相径庭，因为他的文字更像是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

汪曾祺的画

相较于结构紧密的现代小说，汪曾祺的小说以松散、随意为风格。关于文字本身应该具有的技术性，有人批评他缺少作文的多样性手段，一味靠松散和随意取巧，面对质疑，汪曾祺曾多次表示，自己的文字是以“节奏”替代结构，强调小说结构的“无迹可寻”，甚至说小说的结构的特点就是随便。他认为写小说就是要把稀松平常的事说得有意思，不要太过突出故事性，那些用力过猛的故事，情节太强，反而会变得不太真实。

另外，松散的风格对他来说，不是无法掌控全文的征兆，而是有意为之的设计，相对于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写法，他更喜欢走一步看一步，以“为文无法”的逍遥态度写自己的想法。

抒情化的散文小说

汪曾祺文字的第三大特色，就是小说的抒情化、散文化。

小说重故事还是重语言？也许对汪曾祺来说，在他的小说概念中，语言的重要性远超故事性，语言能够达成的效果，远超于故事本身。

对语言，汪曾祺要求精炼、简洁、准确，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散文化小说不是史诗，而是抒情诗。就他的作品和小说来看，汪曾祺确实可以称做抒情诗人。这种创作精神，完全继承了沈从文的那种平静、简淡的文字风格，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后，更显意味悠远。

以随笔、笔记的方式写小说，排斥叙事布局、不重视故事性、拒绝在小说中讨论思辨问题，或许正因为这样，汪曾祺的作品中，散文能够集成四册，而小说只能集成两册，在他看来，小说可能只是散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生活中有趣的事、不平凡的人

汪曾祺文字的第四大特色，就是喜欢描述生活中有趣的事、不平凡的人。

汪曾祺的文字风格，在浑然天成的气质中，还有着丰富的生活情趣，所谓“鸟兽草木”皆在其中。他善于观察市井生活，尤其是对民间匠人的生活了如指掌，比如《鸡鸭名家》中的“照蛋”、炕鸡子、赶鸭；《大淖纪事》中的锡匠；《受戒》里的“名士风流”；《异禀》中的药店切工等，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涉及一两种“杂学问”。

汪曾祺

除了有趣的事，汪曾祺还喜欢写不平凡的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具有“异禀”的市井人物。这些小人物其实多是“奇人”，而其所谓“异禀”者，在《异禀》中的解释是因为因缘际遇，一些人成了“非常之人”，作为奇人，他们又干成了非常之事。这也让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带有几分传奇的意味。比如在《八千岁》中，勤奋但吝啬的米店老板八千岁，因抠门被小军阀“八舅太爷”控制，只能托，没落世家子弟宋侉子搭救，后者游戏人间，但十分仗义，最终左右周旋，终于救出了八千岁。整个故事简单，但透着一股风尘侠客的味道，每个人都不平凡，很有唐宋遗风。

总的来说，汪曾祺喜好撰写生活中有趣的事以及不平凡的人，他对人间好玩、好吃、好说的东西兴趣盎然，对于诗、书、画更是青睐有加，活泼的心思、高尚的品味、逍遥且自如的文笔，体现了他精神上的优哉游哉。

老年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字艺术

汪曾祺的文字艺术，并非一蹴而就或者浑然天成，他也不是无师自通，不学而能。早年间，他下笔锋芒毕露，才气尽显，带着一股火气，然而经过时间的沉淀，见得多了、吃得够了、想得透了，最终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地步。

他文字风格的松散、随意，完全建立在“生活中的世界”之上，所以下笔自由自在，相较于那些匠气明显，打磨痕迹突出的文字，更显得充实而真实，仿佛整个人间都是朋友，完全没有脱离实际的疏离感，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一方面由于汪曾祺积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始终没有放弃“京派”文学的理念。

老年汪曾祺

朴素、真实、大度、宽厚，是“京派”文学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汪曾祺字里行间散发着的气质，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用令人惊异的力量冲击我们的世界观时，稳住中国文学阵脚的却是“京派”文学，汪曾祺用自己的朴素文字，给“京派”文学留下了一道悠远绵长的余韵，同时，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自信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