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民忙哈聚落　科尔沁草原史前一瞬间】 科尔沁草原

　　所谓科尔沁地区，是指内蒙古东部、松嫩平原的南端、辽西山地以北、大兴安岭东南、连接着辽河平原的区域，其总面积达42300平方公里。科尔沁腹心地带介于辽西、松嫩、吉长三大考古学文化区之间，其地理位置的文化意义十分重要。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辽河流域远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纵横驰骋的历史大舞台。科尔沁地区处在西辽河的中下游，是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承上启下的重要区域，科尔沁人繁衍生息的摇篮。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富集、文化交互作用的复杂地域内，留下诸多文化交流的足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片沃土在考古发现方面一直薄弱，尤其是史前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2006年始，科尔沁地区史前文化的第一缕曙光，随着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的发现和发掘冉冉升起。嗣后的2010～2011年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通辽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的大面积发掘揭露，才终于翻开了科尔沁地区已经尘封了5000多年、真实生动的历史画面。哈民忙哈遗址距今约5500～6000年，其保存规模之大、出土遗物之丰富、文化特征之鲜明，不仅仅是拉开认识和研究科尔沁地区史前文化的序幕，也为研究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多方位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哈民忙哈是哈民村东北的一处高沙岗子(传说哈民是清代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喇嘛，人们为纪念他，便将村名冠以“哈民”，“忙哈”为蒙古语，意为沙坨子)，遗址就位于这处沙岗子的南坡下。这里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是大兴安岭东南边缘，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的腹地。遗址坐落在一片相对低洼平坦的林网带北部，背靠一突兀高大的沙坡，被掩埋在07～14米厚的风积沙土层下面。遗址东南部地势平坦，间有沙坨、草甸和湖沼(因连年干旱，多已干涸)散布。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的遗址总面积10万佘平方米。这里隶属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合伯吐镇，南距通辽市约50公里。

2010和2011年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共清理房址43座、灰坑38个、墓葬6座、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玉器等近千件珍贵遗物，反映出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史前聚落遗址。遗址文化堆积较薄，除了局部遭人为破坏，埋藏和保存情况比较好。这种埋藏状态为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且有利的条件。

哈民忙哈遗址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建筑，平面长方形或方形，“凸”字形门道设置在居室的东南，朝向统一。房屋面积(不包括门道)10～40平方米不等，地穴穴壁竖直(个别有倾斜)，一般深度30至50厘米左右，最深达75厘米；居住面平整，保存较好的房址居住面和穴壁壁面可见到呈红褐或黑褐色的烧烤痕迹，局部烧烤厚度达2～3厘米；圆形灶坑位于居室中部偏向门道一侧，壁面留有青灰色的烧结面，多数灶底发现草木灰，灰烬内含大量小动物骨骼，多已焦黑；柱洞有明柱和半壁柱两种，沿穴壁内侧排列或置于灶坑附近，或对称发现于居住面上。

哈民忙哈遗址发现了少量墓葬，且多数分散于房屋附近，除了一座圆形土坑竖穴墓，其余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式有三人仰身屈肢葬、单人仰身叠肢葬，墓葬内几乎没有随葬品。

考古队通过钻探与打探沟结合的方法，初步确定了哈民忙哈遗址北区的环壕走势和形状。环壕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270米，平面为封闭状的椭圆形，壕深06～08米、宽12～21米，壕沟内填土中包含少量陶片、动物骨骼、蚌壳及人骨等。

2011年在遗址内发现7座房址屋顶塌落下来的木质构架痕迹。根据遗痕留存情况，考古队采用非常规的剔除清理方法，将已沙土化的木质遗痕部分保留下来，把其它浅色填土清理出去，这样，大量纵横叠压的炭黑灰色条痕迹便显现出来，这些黑灰色条痕迹就是屋顶塌落的木质构架痕迹。清理出来的木质屋顶结构与形状，基本反映了屋顶建筑构架塌落后的景象：房屋的顶部应由立柱、横梁、檩和椽等组成，横梁位于房屋中部，四角由承重立柱支撑，檩搭建在横梁上，一端接地，一端聚向中间，檩之间等距离铺设椽，基本与檩垂直。发掘者初步分析认为，房屋的屋顶应为四面坡式方锥形建筑。这种保存相当完整的史前房屋构架，在东北乃至北方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更让人震撼的是，在一座房址居住面上还清理出土98具人骨，场面极为触目惊心：人骨以各种形态呈坡状充塞在整个居穴的大半部分，由壁穴东北角向门道口处逐渐堆压，人骨密集，西北角骨架渐少，部分肢骨、头骨散乱不堪，人骨堆积落差13～45厘米；位于居穴西北的人骨个体少且较完整，居穴东部多见头骨，肢体多被压在下面，凌乱的肢骨堆压在东南部，有两到三层。这些迹象显示出这些人骨是由东南向西北抛置形成的。因屋顶着火，木质构件塌陷，部分头骨和肢骨被烧焦、变黑，且多挤压变形。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堆积着如此密集的零乱人骨。依据现场情形分析判断，其一，这不是正常死亡；其二，这里不是死亡的第一现场。至于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推测有战争、瘟疫、内部冲突、祭祀、自然灾害等等。体质人类学专家现场观察后，发现这处堆积人骨没有残留的砍砸、创疤、贯穿和明显被肢解的痕迹，应当排除杀戮行为的可能性。

哈民忙哈聚落遗址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蚌制品。陶器器类有以“麻点纹”为主要纹饰的筒形罐、壶、盆、钵、盘、三足罐、斜口器、带流器，内彩圈足器等，还有少量的压印之字纹、蓖齿纹、刻划纹及彩陶。石器有耜、斧、凿、刀、磨盘、磨棒、杵、盘状器、环形器、镞和镶嵌石刃的复合工具等。出土的玉器选料讲究，工艺精美，玉璧、双联璧、环、钺等器形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同类器十分接近。骨、角制品有骨匕、骨锥、骨针、骨镞、角锥等。动物骨骼经初步鉴定，种属有鹿、狍子、牛、马、猪、兔、鸡、鼠等，以啮齿类和鸟类居多。

西北一东南方向成排分布着房址，排列整齐，门道朝向统一，外围还挖筑有圆形环壕围护着整个聚落……哈民忙哈聚落遗址的埋藏条件应该得益于科尔沁沙地厚厚的风积沙层，较好地覆盖了史前瞬间的原生状态。这也是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这类遗存的原生堆积。而因着火坍塌的房屋构件，以及非常罕见的大批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遗骸，都证明这处遗址是因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因此说，这是一处凝固了历史瞬间的稀有场所，其意义不仅仅为聚落复原及其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为难得的是，为我们提供的大量价值难以估量的信息。多项重要发现引起的学界震动，将由此开启探索科尔沁地区史前文明的新领域。

遗址所揭示遗存的独特文化面貌，与周邻地区已发现命名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均不相同。发掘者慎重地认为，哈民忙哈遗址所揭示的独特文化面貌，当可确立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哈民忙哈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将对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而“哈民忙哈文化”的问世在空间上填补了以往科尔沁区域考古工作的空白，也在时间上充实和完善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印证了科尔沁草原文明源远流长的史实。哈民忙哈文化在科尔沁大地上独树一帜的同时，也为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浸染了文明的曙光。她们对科尔沁文化的影响，对我国东北史前考古的推助，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日益凸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好的消息传来，值得我们期待!

(责任编辑：孙秀丽)

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多是玉猪龙。

玉猪龙是我国古代对发现于红山等地的一种玉器的称呼，玉猪龙是红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玉猪龙作为一种古老的玉器造型，它是玉文化升华的产物，是龙图腾崇拜结下的硕果。

玉猪龙又名玉兽玦，被认为是龙的最早雏形，它是一种蜷体玉龙，肥头大耳，嘴和鼻子前部平齐，鼻梁上带有明显的皱纹，特别像猪头，躯体卷曲无足像蛇身，首尾相连，可谓亦猪亦蛇，

同时龙体卷曲呈“C”形，刚劲有力，显现腾云驾雾的动感，就把猪和蛇结合起来，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

猪，最早出现在4000万年前。强健的野猪性格暴躁，喜好单独行动。敢于与狮、虎争斗，且能时常占得上风。即使现代猎人也常用“一猪二熊三虎”来形容它们的凶悍。　　

而远古红山文化时期的红山原始氏族人也具有神兽般凶悍善斗的性格，在作为敬神的玉猪龙造型上，也留下了这种心灵许愿结构的模式，使艺术化了的形制与纹样，给佩带者因佩带这个神物，而服务于原始宗教，并成了拥有崇高权力地位的神化了的人。

所以，玉猪龙的形象，实质上不仅仅是视觉“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通过半兽半神的动物崇拜，形成人与神灵两者之间彼此的沟通，而得到神力庇佑的满足。

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玉器，而是凝结我们祖先的情感和信仰、智慧和理念的神奇法宝。我们应该用一种虔诚的眼光来欣赏它，以一种真挚的情怀来品味它。

扩展资料：

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54年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

70年代起，在辽西北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及朝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并对松岭山脉及努鲁尔虎山之中的凌源、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14年，赤峰市与朝阳市共同签署了《红山文化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备忘录》宣布将联合对红山文化进行申遗。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

1971年，红山文化碧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