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什么？

我承认我是复制的。不过。你可以看看！

也许对你会有帮助！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它的名字叫桑芝华。他来到内蒙林西（今巴林右旗），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1930年冬，从东北通辽来一位梁启超的儿子叫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开始研究考古学。它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他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内蒙古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结果是日寇枉费心机。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

其后不久，在内蒙敖汉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1981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孙守道先生等，向大会提交论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又一次确认了上述发现均属《红山文化》。此后，一时造成了世界考古界的轰动。大批海内外学者纷至沓来东北考察。与此同时，已故的中国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确认：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

编辑本段源流

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一、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

二、红山文化继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细石器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

四、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其它文化影响，

四说并存，各持己见，后者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考古学揭示泥质陶、彩陶、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族徽”性的花纹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在石器中烟叶形、草履行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工艺精湛，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泥质陶中的彩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虽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有各自的异同点（共性与个性）。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是用黑、紫或白色做装饰地的，与红山后陶器类型相比是多彩的，带状纹饰中夹有圆圈涡纹、叶形纹、斜格子纹和绳纹，而且单独配有“S”字型、“X”字型等纹饰，与红山后类型陶器迥然不同。红山后类型陶器中，连点弧线纹是一种坠落形式的，这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是没有的。二者之间也有相似点，红山文化红山后类型的“红顶碗”式的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彩陶之中的平行线形、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它们的相异点，说明各自的文化特征；它们的相同点（或类似）说明年代大体相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支系、地方变体或混合文化等。

红山文化的内涵在西辽河流域也并不单一，它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类型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遗址、胡头沟玉器墓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就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等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前一类型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红山后类型多见的“红顶碗”式钵器类和三角间涡纹彩陶图案。这说明形成红山文化决非单一的农耕，而是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的经济类型和多样的文化内涵所促成。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红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性质提供了依据。以自身发展为主，文化间的影响曾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文化 影响首先是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考古学家们根据三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我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其中北方古文化又由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这两大文化区系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简单地看成中原古文化的支系或地方变种。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先的任务是在本地区寻找出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83年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

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壕的地层关系，又具有早期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经C14测定年代距今7470+80 ——6895+-205年大大早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前红山文化”，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相同。

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大多陶质粗疏，火候较底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般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以及网格状划纹等。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并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址。可以认为是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

这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源头。红山文化以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973年敖汉旗小河沿类型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小河沿文化类型是近年新分出的一种文化类型，它和石羊石虎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在器物的器形、彩陶图案、纹饰方面，都具有与红山文化类型不同的特点，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结合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遗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葬群所获得的资料，在考古学上确定为“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其文化特征可归纳以下三点：

（1）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有打制石器，有四边起棱，横截面呈长方形的磨制石斧、石耜、出现磨光石铲，细石器有石镞和骨柄刀的石刃。石刃加工精致。联系陶器上出现的猪首陶塑，反映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

（2）陶器。有泥制红陶、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和泥制黑陶四类。饰细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已初具雷纹特征。彩陶以黑彩为主，有红彩和施白衣，纹饰有斜平行线纹，折线回字纹，有内彩，一种典型绘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三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朱绘已见多例，其器物为夹砂灰陶直筒罐类、钵盆和镂空豆类、壶类以及器座、盂、尊、双耳大口罐型器。晚期出现大平底盆，大敞口折腹浅盘细柄豆，并出现有彩绘陶。

（3）墓地。氏族墓地选择在高山上，墓地内部分区，区内分行，墓室结构为土坑竖穴或洞穴，有墓前用火烧墓坑的习俗，单人仰身屈肢葬男女和葬，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并有束发、佩带项环和臂环的习俗。

小河沿类型与红山后类型目前虽未发现明确的地层叠压情况，但两者之间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的时代早晚和承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河沿类型石器中细石器加工更为精致，圆弧骨柄石刃刀更为普遍实用，反映出生产技术较红山后类型更为进步。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后类型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均有泥质红陶和彩陶，小河沿类型的泥质红陶敛口钵、夹砂灰陶式深腹罐、双耳双口连通壶以及平行斜线的彩陶花纹、刻划纹等，都有脱胎于红山后类型的迹象。泥质灰、黑陶增加，但却不见压印“之”字纹，而被细绳纹及菱形回字纹所代替。其它如镂空豆、尊等多种器类的出现，彩陶图案的几何化，表明制陶业有了新发展。

小河沿类型出现了双间房址和男女和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表现出较红山后类型进步。在时代上应是介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遗存，是由红山后类型直接发展演变的类型。

小河沿文化之后，这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在敖汉旗南台地曾发现小河沿类型晚期文化层被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房址打破的地层关系，一些文化因素已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河，如磨光泥质黑陶增多，朱绘和彩绘出现，绳纹兴起，折腹器、大敞口浅盘细柄豆、大平底盆、镂空圈足器等都具有红山文化时期的特征。这样，由于小河沿类型的发展，填补了红山后类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它们已基本可以衔接起来，从此，距今四千年前，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去向如何，前者涉及到它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它与燕文化的关系。

编辑本段发展

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它的宏观环境：地处大兴安岭南缘和燕山北麓地带的西辽河流域，位于东经117°—123°、北纬41°—45°之间。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纵观世界地理，西辽河地区属于亚欧大陆草原通道的东南缘，连接北太平洋西岸。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确定了自古以来处于辽河西域衔接中国南北和世界东西方的交通要冲，是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交错、多种民族成份杂居和多种文化因素荟萃的中心之一。红山文化就是这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文化。

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发展面貌，可以大体上划分为：早期的农耕文化和后期的游牧文化这两个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是气候环境的变化。农耕文化包括红山诸文化和夏家店文化，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8000——3500年。此间，西辽河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历着全新世中期的气候最适宜期，雨量充沛、空气暖湿、溪沼遍布、草木丛生。

由于地近燕山和大兴安岭夹角之间的浅山丘陵相对高亢的地势条件，为这里的古人类提供了较其它地区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半个世纪以来，从这一地区出土的大量磨制的石犁、石斧、石磨盘、石刀、石纺轮、陶器、骨制品等等，说明了这一时期先后在这里的诸种早期农耕文化，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红山文化鼎盛时期，距今约5500年左右，红山古国的形态就已经出现了。祭坛、女神、宗庙、积石冢，这三种极为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姑且不论。我们有必要提出对玉猪龙的造型探讨一番。内蒙古考古专家布谷先生认为：玉猪龙，国内外收藏不少。其个体造型既形似，又神似，都是红山文化特定产物。已知其分布范围北起赤峰北部，南至辽宁西南部，以此距离为直径的一个圆。

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现象。牛河梁积石冢的大型墓规模大、随葬玉器很多，说明墓主生前居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当时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营建坛庙，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经发掘考证，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在喀左的东山嘴遗址，有一座石砌的祭祀建筑基址。它以大型方形祭坛为中心，北翼有两条南北走向的石墙基，南翼有长条形石堆，祭坛前端是石圈形台址和圆形石砌基址。这处遗址中还出土了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等。根据冶铜业的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及祭祀用大型礼制建筑的出现，有人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也有人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

编辑本段艺术

（1）陶塑艺术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徵；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2）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像。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窗口。从目前大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收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编辑本段文化遗址

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终于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辽宁省朝阳市的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 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自80年代以来，系列红山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辽宁西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沙拉乡茶海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类型。经过年代测定：距今8000年前。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辽西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西林郭勒盟所属各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尤为辽宁大学古文化应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黄康泰先生，积数十年对古文化的研究和田野考查的经验，在有关专家指点下，征集了千余件红山文化系列玉器。其中除了含盖上述各类型制的玉器外，当以“万年雌雄玉龙”为佼佼者。今辽宁著名古玉收藏家齐人先生，积数十年之辛，其收藏之红山古玉器中堪为一绝的是5000年前的一对雌雄玉龙，雌龙高48厘米，雄龙高42厘米，青玉质，褐沁斑，手感油润，神采奕奕，可视为国之瑰宝。

红山文化近年不断有新发现，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先后发现了牛神庙、积石冢和祭坛。2003年在红山后新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红山遗址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把原来以夏代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红山文化是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关于红山文化的认识历经曲折，最初发现时只不过当做一种普通的地域文化，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石质掘土工具为基本特征，没有什么太突出的看点。时间步入20世纪80年代，在北起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都发现了许多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涌现出了大量区别于以往普通遗存的重要发现——女神庙、积石冢、祭坛及大量随葬的精美玉器，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红山文化性质与地位的认识，大家开始把目光集中于红山文化，关注它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构成和发达的史前文明。

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都与原始宗教有关，最能反映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程度。在辽西凌源牛河梁和喀左东山嘴遗址，与原始宗教相关的设施层出不穷，非常有代表性。牛河梁遗址绵延10余公里的多道黄土山梁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积石冢群和祭坛等大型遗迹，并由它们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群，其场面之大、设施之全、等级之高，在史前时期是不多见的。

玉龟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的北山丘顶部南侧的一处平缓坡地上，平面为“亚”字形，面积75平方米，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半地穴式的土木结构。多室建筑南北总长184米，东西宽在7米以上，结构比较复杂，包含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和前后室等。单室建筑长6米，宽3米左右，结构比多室简单。在女神庙内发现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等，并出土了具有绝高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已发现的人像残块有头部、肩部、胸部、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等，分属6个不同的个体，与真人大小接近，位于主室中心的大鼻、大耳竟为真人的三倍大小。特别是这里出土了一尊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彩色头像，高225厘米，出土时呈鲜红色，眼眶、面颊尤其鲜艳，唇部涂朱。头像虽然缺了半边耳朵，但造型依旧十分传神，嘴角微微上翘，脸颊随着上下唇的翘张而微显笑态，流露出一种神秘感。眼球的处理更为精妙，在凹陷的眼窝里嵌入两个淡青色的圆玉片，使日艮睛显得炯炯有神。头像眉骨、颧骨很高，具有典型的东亚蒙古人种特征，应是依据蒙古人种女性艺术夸张神化而产生的女神形象。

积石冢环绕女神庙而建，散布于各个山头，分为多个把点，多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顶部，一般是一个山冈一处石冢，积石冢平而形状分为圆形、方形两种，以石板搭建成坟墓，墓室、墓盖、墓底、墓界均为石板，边缘垒砌规整。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一个家内一般只有一个中心大墓，均居于冢的中心部位，与小墓之间形成明显的主从关系。大墓上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在山岗之巅层层迭起，具有后世帝王陵般的气势。大墓墓主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除了玉器以外，一般不随葬其他的物品。陶器多摆放在冢上，是一种红色的筒形器，不是实用器，都没有底部，被成排地竖立放置在冢周围的一圈台阶上，与丧葬仪式或墓上祭祀活动有关。

祭坛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在牛河梁遗址祭坛是积石冢内由石桩围成叠起的圆坛，形成三圈三层的结构。在东山嘴遗址，祭坛坐北朝南，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南端为空旷的场坪，中央为卵石铺砌的圆台，北侧为一方形的祭坛，分内外两重，内置许多密排立置的长条列石相聚成组。祭坛遗址内出土有残破陶祭器、女性裸体陶塑像、石器、玉器等，并发现大片红烧土面，是一处由祭场、祭台、祭坛组成的大型露天式宗教礼仪活动场所。

红山文化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首先是墓中只随葬玉器，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有陶器迥然不同；其次是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比较固定，同种器物常成对出现，左右对称，充分反映出浓厚的宗教祭祀色彩。墓葬玉器除常见的玉镯、玉箍、玉璧等之外，还有玉龟、玉蚕、玉凤等动物造型，勾云形玉佩是其代表性的玉器种类，而最为夺目的亮点，则是玉龙。玉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半圆形，体形细瘦，长鬃飘飞，形似英文字母“C”，称“C形龙”，另一类呈环形，环体肥厚，形象似猪，头部肥大，双耳饱满，嘴和鼻梁上有活灵活现的皱纹，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突起，称“玉猪龙”。玉猪龙也是中国龙文化最早的形象起源。在红山文化中极其罕见，在一些大墓中也只有一两件，且置于墓主的胸前，显得非常珍视，不应是一般人所有，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装饰品，而更像一种图腾物，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族徽。

红山文化女神庙是中国最早的神殿，其规模和组合形式表明它不会是一个民族或部落所能拥有，而只能是为整个文化共同体所共有。牛河梁又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四通八达的中心地带，它应是该文化一处高层次的聚落中心。女神庙里的女神像，以真人为依据塑造而成，比例适中又极富表情，供奉的可能是一位代表生殖繁衍的“母性之神”。更有人认为她就是红山人的女祖。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中精彩的前奏，其玉器不仅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以玉为佩、以玉为祭、以玉为葬等哲学观念，因此，红山文化又被称为“远古玉器中心”。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