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的琉璃发展是怎样的？

魏晋南北朝的琉璃器在器型仍以琉璃珠、琉璃耳珰和部分仿玉小型装饰制品为主，北魏以后造型又增加瓶、杯等陈设、生活品。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琉璃镜片，其明亮度与水晶相同，无论是光洁度，还是透明度、配方的组成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准。

三国时期，曹操父子提倡薄葬，曹操临终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使两汉400余年来形成的葬玉制度昀终消亡，当时珠玉实物也骤减。这一时期重要的发现有安徽省亳县曹操宗族墓的5件透明程度很高的玻璃凸透镜，昀大的一件直径24厘米，中间高06厘米。说明采用传统的方法所制造的琉璃器比前代有了很大提高。

“药玉”表示琉璃首次出现于《穆天子传》中，晋代郭璞的注释为“今外国人所铸器者亦皆石类也。按此所言，殆今药玉、药琉璃之类”。“药玉”，顾名思义，即如熬药般烧炼出来的像玉一样的琉璃。如山西省大同南郊北魏墓发现的北魏浅绿色琉璃碗，口径103厘米，腹径114厘米，75厘米，浅绿色，半透明，侈口，圆唇，宽沿，球形腹，圜底，腹外壁磨出四排向内凹的椭圆形纹饰，底部由6个相切的凹圆纹组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琉璃器的一个大转折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罗马、波斯玻璃器的大量输入，我国自制琉璃减少。尤其北魏时，大月氏人来到我国，在京城采石炼五色玻璃，曾一度“使中国琉璃大贱”。此时，西方具实用功能的玻璃容器传入我国，玻璃器克服了国产琉璃器质脆惧热等不足，光色映澈兼具实用，被视为至宝，受国人所好。同时，在贵族的墓葬里，精美的玻璃器屡有发现，如罗马玻璃器、萨珊玻璃器等。案

西周时期是中国玉器发展上的成长期。西周王朝建立后，以礼治国，《周礼》，规定不同等级玉器的质地、型制贺规格，对祭祀、礼仪等用玉也有成文规定。《周礼·考工记》也记载周王室设置玉作，管理专为王室制玉的奴隶，玉人。

周代礼学与和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有德的仁人君子都以玉饰标榜自己，用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大到天子公卿，小到士大夫，无不是从头到脚，佩戴一系列玉佩饰。

发展到后来，儒家更把与礼制有关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玉器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正所谓君子比德于玉。

正是周代在物质和思想领域的铺垫，为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提供了理论依据，更是承前启后的中国七千年玉文化精神支柱所在……

儒家，那已经到东周了，我说的西周、西周，不是上周的事儿！在原一面抱头鼠窜，一面回嘴道：别急着打我，要说清楚这事儿，先要从被古人所认可的‘真玉’是什么说起。

上回在原曾经说过玉器肇始于细石器时代，是从远古先民们用于生产生活的石器发展而来。在先民们与自然斗争生存的过程中，一些能给人以美感的，数量相对稀少的美石被人们从普通的制作石器的材料中筛选出来，制作成脱离生产生活工具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就是最早的玉器。这就是美石为玉之说的由来了。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的起源的多元的，而各地矿石物产不同，分布在神州大地的各个原始文化聚落也选择自己的文化圈里所能得到的不同美石，将其视为玉。比如四大名玉分别是只指新疆的和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湖北的荆山玉、及辽宁岫岩的岫玉，即和田角闪石，南阳辉石，湖北绿松石（如今，人们认可的荆山玉与古代的荆山玉不是一种玉料）、岫岩蛇纹石这几种石材（当然没这么简单，以后有找机会再容在原细说）。

但事实上正真被人们认可的玉，即真玉是指和田玉和近一两百年内异军突起的翡翠，其他品种的玉石则被称之为杂玉。

听听，光听到真玉、杂玉这些带有褒贬之誉的形容词就知道这质地不同的玉料在古人心中的地位有多不同了。

那么，真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能从真玉引申出周代（特别是西周时期）是玉器发展上的低谷之说呢？

从目前的发掘的文物可知，从直立人时代的北京猿人开始（约60-70万年前），人们逐渐认识到玉石与其他石材的不同，并选择出来制作成装饰品、礼器等非生产用途。

这个时期的玉器最大特点就是各地就地取材，用各种当地特有美石制作器具，但到了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却出现了个例外：原本盛产蓝田玉的西安地区（注意这个盛字，下文在原会接着聊它），去出现了用产至千里之外的和田玉所制作的石斧。

这件玉器的出土，说明最早在6000多年前，和田玉已经开始进入关中平原，其意义不光说明原始社会玉器就地取材制作的惯例被打破，更标志着各个原始聚落、文化之间的交流物质、文化已经出现。

由于考古实例的欠缺，我们并不知道和田玉是如何被和田当地居民选择出来，成为代表当地特色的玉石材料，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中原地区。

但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到，其过程何其他原始文化圈发掘拥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玉料的过程相类似。而出土文物向我们证实一点：自6000多年前起，和田玉逐步从今天的新疆地区扩散到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平原，进而推进到作为商王朝的核心势力范围的中原腹地。

考古学者从距今3300多年的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和田玉石雕刻的各种玉器（他杂玉的数量较少），这至少说明，在武丁时代，殷商贵族们认可和田玉料是等级规格较高的玉材，并有意识地主动获取万里之外的和田玉石。

我们尚不完全清楚殷商先民们通过何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的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和田玉石，但可以肯定的是，和田玉特有的一些性质征服了喜好美玉的殷商贵族，并成为了商王室的玉器原材料，并逐步成为被古人，特别是商代社会上层认可的真玉。

至于是和田玉料的哪些特性确立了它的真玉地位，在原推测无怪乎这么几点：

其一是和田玉自身的固有的特殊美感，这一点稍后时代的孔子等先贤用了几种比附君子美德的玉德来总结了前人对和田玉特质的种种描述，发展到了战国至西汉时期终于成为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特有的玉文化符号。

其二是和田玉的稀缺性，这点在原就不多说了，就拿先前提到的半坡仰韶的和田玉斧的发现地西安说说事儿。西安当地特产的蓝田玉数量巨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古人甚至切割出蓝田玉的玉板材，用来制作玉棺玉椁，可以想象到蓝田玉的数量多到什么程度，显然不能让人们认为是足够珍贵的东西。

其三与其二正好互为表里，和田玉的数量稀有，但有足以支撑起贸易流通，不会像蓝田玉那么多，也不像田黄石之类的名贵石材那样数量稀少，缺乏流通性，难于让世人认知，得到古人的普遍认可。这一点，与黄金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等价物的过程相类似，在原也就不嗦了。

其四，和田玉料的产地远离中原，有一定的获取难度，让古人产生了慕其高远的神秘感。出土文物甚至可以证实在商代，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甚至已经有了依靠和田玉料为纽带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所谓玉石之路，比后世著名的丝绸之路早了1000多年，又或者说最晚形成与殷商时代的玉石之路其实是丝绸之路的滥觞。

在原废话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至少从商代起，用被古人奉为真玉的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出现的数量多寡，是衡量一个时代的玉器制作使用是否昌盛的重要硬指标；比如后来玉器鼎盛的汉、清等朝代，和田玉雕精品就大量涌现。

而西周时期的出土玉器显示，当时的玉料质量不佳，材质多为各种杂玉，少有用和田玉料制作的玉器，以至于出现了考古学者所说的：已知存世的千余件西周玉器中和田玉玉器寥寥无几的现象。这与商代和田玉器大量出土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西周王朝的统治核心关中地区（今西安、咸阳一带）横亘在玉石之路上，且距离和田玉原产地更近，西周统治者理论上比殷商贵族更容易获得和田玉材，半坡和田玉斧就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今天的西咸地区已有和田玉材的贸易或交流。

有研究玉器的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目前未有西周王陵被发掘，如果发现西周王陵便有可能改写西周时期无和田玉的表象。

不过最新的历史和考古研究显示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因为西周早期贵族和王室还保留了很多游牧民族的传统，通过修建圆坛等纪念性建筑祭天敬祖，无须为祖先修建带有巨大封土埋和丰厚陪葬品的大墓。这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西周早期王陵的原因，当然也就更别说发现大量陪葬的西周和田玉器了。

而与之相对的是，随着周人葬俗的逐渐中原化，到了战国时代，和田玉料再度成为主要的制玉原料——显然，除了民族习惯外，西周时期曾经发生什么，导致玉石之路暂时中断，这一点在原暂且按下不表，稍后再论。

最理想玉料的暂时缺失是西周玉器发展步入低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出土文物显示西周时期的玉器数量也明显少于商代，器型和品种也逐渐单一化，如前文提到的、s、玉人之类的，商代才用圆雕玉器逐渐扁平化为周代的浮雕和镂空雕刻，以各种玉佩的形式呈现给后人。

此外，在雕刻技法上，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当然，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而制玉工具的进步又让西周玉器的线条越发硬朗，更为复杂的镂空雕刻开始大量出现，但这点点技术的进步并不能掩饰其在艺术性上的退步。

这种退步的现象并不光体现在玉器上，西周青铜器的艺术水平也不如商代——当然，与玉器出现的情况相同，西周青铜的制作工艺更加精进，先进的冶炼技术让更轻薄坚固的簋、鼎、尊、爵，雕刻金文技艺也跟为成熟，大量铭文出现在那个时代的青铜器上。

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很简单，曾经活跃于西北，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周人占领文化昌盛，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地区后，一方面很难迅速吸收先进的中原文明为己用，另一方面还要疲于应付被他们称为殷顽民的殷商遗民（比如后世横扫六国的秦人的祖先就是著名的殷顽民之一）的暴力反抗，难有时间、精力以及物质财富投入高雅的玉器生产和赏析。这样的现象，在后世鲜卑、蒙古、清等北方民族入侵并统治中原的初期也曾多次重复出现。

下面在回溯前问，西周时期和田玉为何稀少？稍微回顾西周的历史变可知，西周前期周人急于完成对中原地区的武装殖民，平定东方各个反对势力，稳定统治，显然没有骄奢*逸的闲情逸致，和花力气维持玉石之路的功夫。等到西周中后期，周人消化了中原地区后，回首西顾，犬戎等新兴势力已经做大，玉石之路已然断绝，难以恢复。

缺乏上等的制玉材料，反过了又倒逼玉器制作水平（主要是艺术性）的持续退步。当然有学者认为西周礼制的确立，也束缚了玉器发展，商代那些活泼多变，器型繁复的礼玉、饰玉不符合周人礼法而被弃之不用，也是导致西周玉器发展的空间被压缩的重要原因。

至于本文的题头周代玉文化发达但为何却在西周出现玉器发展低谷？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了端倪：由于西周玉器制作和欣赏水平的因为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较之于商代严重退步，到了战乱更加频繁的春秋战国时代，纵然东周时期的玉器制作因礼崩乐坏而摆脱了礼法条律的桎梏，但也未能把之前欠的课全补上。那么，作为玉器发展史上的恢复期，东周为什么有能奠定中国玉文化的基础，甚至发展出堪称玉文化发达呢？我们有空再聊。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史前时代、先秦时代、西汉时期以及北宋时期。

中国古玉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影响深远，玉和中,国,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它影响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影响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影响着一大批文学、历史著作。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

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

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扩展资料：

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

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

“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玉器

玉璧，是一种扁平状中有穿孔的圆形玉器。成书于秦汉时期的《尔雅·释器》解释玉璧：“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邢禹疏：“肉，边也，好，孔也，边大倍于孔者名璧。”玉璧在中国古代作为瑞信之物曾广为流行。《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由此而知，玉璧作为礼“天”的祭器，使得它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玉器长河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出土实物来看，玉璧的孔径与器体之间的比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像《尔雅·释器》所载一定要“肉倍于好”。因此，我们现在一般习惯于把宽边小圆孔的片状圆形玉器统称其为“玉璧”，而把窄边大孔的玉器称其为“环”，至于“瑗”这种名称则较少使用，“环”和“瑗”都属于璧类玉器，是属于特殊类型的玉璧。 

玉璧的用途大致上有下列几种：一是作为祭器，祭天、祭神、祭山川河海等等。二是礼器，用作礼天以及身份的象征，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载：“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三是作为葬玉，古人认为玉可以防腐和避邪，《周礼》曾记述：“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四是作为一种信物，用以传达某一种特殊的信息，《荀子·大略》载：“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用玉璧来表达相见之礼，在各国交往之间，也往往以玉璧作为瑞信之物而成为一种凭信。五是作为佩饰，尤其是在唐代以后，玉器失去了汉以前的神秘色彩而庶民化之后，以玉璧为佩饰更是大为流行。 

新石器时期的玉璧 

玉璧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据考古资料来看最早的玉璧出现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等时期，此时的玉璧多是素面无纹，器形简单。如辽宁省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玉璧，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璧都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制作工艺粗糙，玉璧的造型不规范，中心部位厚于外缘，使得玉璧的外缘呈刃状，也许此时的先民还将玉璧用作切割的工具亦未可知。而且此时已经出现了双联壁和三联形璧。另外由图2可以看出，玉璧的边缘有两个细小的穿孔，明显是用以佩戴。再如良渚文化玉璧这件玉璧现藏于浙江博物馆，直径达243厘米、内径49厘米、璧厚12厘米。该玉璧切割规矩整齐，璧身光素无纹，玉质温润，是典型的“好倍于肉”。如此大尺寸的玉璧显然不适合佩戴，应当是祭祀或是随葬的器物。 新石器时期的玉璧无论是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都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玉材方面，都是就地取材，如红山文化玉器基本都是辽宁所产的岫岩玉，而良渚文化玉器基本都是当地所产的透闪石、阳起石类材质；二是制作工艺方面，基本都是素面无纹饰，制作工艺粗糙，切割痕迹明显，多数器物造型不规范。较红山文化稍晚些的良渚文化玉璧，其制作工艺有明显进步，“在极少数玉璧的璧面上，还有用极为浅细的阴线刻出的鸟纹或其他的图文符号。

　　旧石器时代

　　华夏祖先选择美石磨制玉器，最早见于2000年前的内蒙古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对白色玉块表明距今约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玉业的萌芽与建立。　在中国，玉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记录了人类生活，社会的变迁，比金、银、铜、铁器不知要早多少年。从旧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玉器的佩带代表着人们社会地位。从碾磨的玉器到精美的玉雕作品，玉器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玉的文化随之更加丰富———新石器时代的玉龙、玉璧，商周的玉刀、玉戈，春秋的剑饰、带钩，汉代的瑞兽，唐宋的花鸟发簪，及元明清的大件玉雕，特别是清代，雕琢艺术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玉雕史的巅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工匠陆子冈所制作的玉佩，开创了图文并茂、构图新颖、做工精湛的玉佩饰物之先河，至今仍被推崇备至，俗称“子冈佩”。它为玉的文化添增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美玉得到我们东方人的万般垂爱。东方人往往用玉来比喻人的德性，儒家讲究“君子必佩玉”，“无故，玉不去身”等。　中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玉珠、玉管和玉玦等。但中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远远超越了石器。最初只是小玉块钻一孔用作垂饰，或象磨制石器一样，磨成玉制武器或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才有雕刻花纹或磨得光滑的制品，器形也比较大，比较复杂，可算做工艺品。以磨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加工玉石器的技术是相同的。制石技术由打制发展到磨制，经历了数千年，制玉技术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二者在使用技术和工具上可能完全相同，但玉器除实用外，还有其他的需求，因而在技术要求上比制造石器复杂。玉器不仅要求光洁度比石器高，有的还要镌刻各种花纹图案，这是出于人们审美的需要，是非实用的艺术装饰。这在石器上很少见。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具有实用价值的有玉斧、玉铲、玉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作装饰品的有玉环、玉球、玉镯、玉璜、玉玦、玉珠、玉管等。此期玉器简单素朴，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到了晚期，玉器才逐步脱离石器，在技术和艺术上走上独立发展的历程，并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社会的、技术的基础。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或金石并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物质财富的增殖和积累，促使了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历史还未完全为人们所揭示，有待进一步研究，故其玉器情况迄今不明，只好暂付阙如了。　商代奴隶制极其发达，奴隶已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制玉工艺已从石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同时，商代的奴隶们又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使琢玉技术显著提高，制玉用具逐渐以青铜取代石器。

　　殷商玉器与原始社会玉器有明显变化，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所出的玉戈、钺、铲、圭、琮、刀、璜形玉等，其造型、雕琢、钻孔、抛光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殷墟玉器，人物、动物、神瑞等玉雕大大增加，工艺精进，并有很多新的突破，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这时的玉器已转为赏玩之用，大多作为工艺品。殷墟妇好墓出土755件玉器中，仅装饰性玉器就超过半数，多于礼器、仪仗、工具、杂类的总和，这说明商玉的社会功能已发生较大变化。

　　殷墟

　　殷墟玉器种类很多，据不同形制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7类。用做礼器的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璜、玦、簋、盘等；供仪仗用的有戈、矛、戚、钺、刀等；属生产工具器形的有斧、凿、锛、锯、刀、纺轮、铲、镰等；日常生活用具有臼、杵、梳、耳勺、匕、觽等；装饰品的数量最多，有佩带饰物、笄、钏、坠饰、串珠等。艺术品较少，妇好墓所出的1件玉龙、2件玉虎、1件怪鸟都是上好的艺术品。杂器有玉链、玉琀等。　玉雕是殷代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从殷墟玉器的造型设计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考察，其成就并不亚于殷代青铜器，只是过去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青铜文化之上，而对与之并行和相互影响的玉雕艺术很少研究。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殷代广大玉雕艺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这些玉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殷代玉雕艺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研究中国玉雕史、艺术史以及殷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朝

　　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自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臻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洁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代

　　持续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玉器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玉器制作精致非凡，在古代玉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春秋就其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反映在玉器工艺上也同样具有过渡色彩，仍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上的龙、凤或幻想的变形禽兽等纹饰图案，但已出现精雕细琢的崭新风格。到战国时代，玉器上的动物题材所占比重增多，技艺精巧，将食肉动物的凶猛性格和机警感觉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崇尚“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教，故当时盛行种类繁多的佩玉。这种社会习俗对玉器工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这就是佩饰玉器的简便化、小型化，以及刀剑、革带用的玉器问世。刀剑用玉始见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春秋战国常见玉器有琮、璜、璧、镯、环、剑饰、佩饰等，其中以玉璧和龙形佩饰最多。此外还有玉带钩、玉玺以及各种葬玉等。

　　秦

　　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此期出土玉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这时统治阶级在社会礼仪、日常生活中更加广泛的使用玉器，并逐渐形成崭新的时代风格。两汉玉器对以精致著称的春秋战国玉雕艺术是一次重大突破，对后世玉器有着重大影响。

　　西汉

　　继承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变化不太大。东汉由于交通方便，新疆软玉源源流入中原，琢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器形除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和玉蝉等外，各种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大量出现，同时也大量出现用以“辟邪厌胜”的器形，而且各种器形和纹饰多有摹拟神话故事的，富有神秘色彩。

　　魏晋南北朝

　　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的玉器如玉琀、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

　　隋唐时代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

　　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

　　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

　　明代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清代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对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玉器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玉器史上的最高峰，在玉质之美、做工之器形之众、产量之多、使用之广等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媲美的。　清代玉器生产在清初至乾隆二十四年这百余年内，由于受到玉材来源困难的限制，发展极其缓慢，这一时期玉器的做工与明末相似。乾隆时代玉器在此基础上成长发展，从乾隆二十五年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转向低潮，以至衰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古代玉器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乾隆时代玉器是清代玉器的代表，可概括为仿古玉和时做玉两大主流，此外还有仿痕都斯坦玉。仿古玉，一种是仿古彝，即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花纹；另一种是仿汉玉。时做玉器，其形制多种多样，图案、做工均极其丰富多彩。仿痕都斯坦玉的兴起，是由新疆地方大吏搜罗痕都斯坦玉器进贡内廷，得到乾隆皇帝欣赏并下达旨意之后开始的。痕都斯坦玉也称为印度玉，西方称为莫卧儿玉，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造型和花纹。其特点是“水磨”，抛光强烈，器薄如纸，乾隆皇帝御制诗中有数十篇赞美痕都斯坦玉器的精湛做工。　乾隆时代的玉琢水平达到高峰，远远超过了元代和明代。这一时代的能工巧匠继承和运用了历代琢玉工艺的优秀遗产，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成就和外来影响，创造与发展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玉器艺术。由于玉器的质地，在中国民族历史上一向受到重视，所以出现了玉有五德、九德，甚至十一德之说，这些说法虽然出自儒家，但实际上是人们从观察玉质的直观感觉出发，引伸附会，与社会道德观联系起来，成为玉器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传统力量。到乾隆时代，这一倾向有了更大发展，用大块头的玉料碾成各种雕琢简练而又能显示玉质美的器物，这种形体丰硕的陈设性玉器，未见于前代，这不能不说是君临中华的满族统治者以及当代玉匠把传统的玉材观，充分地加以发扬光大的硕果。总之，乾隆时代玉工出色地完成了集历史遗产之大成而创新的重任，碾琢了丰富多彩的杰出作品，为中国古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般来说，大体上中国古代玉器分为三段，高古，中古，明清

所谓高古玉是指东汉以前的玉器

中古是指从魏晋到元代的玉器

明清是指明清两代乃至一部分民国玉器

但是细分，所谓高古玉，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以北方红山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再到南方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称为文化期玉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玉器大多光素，器型以礼器，兵器，用具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神玉时代，进入阶级社会，夏商周时期，玉器工艺大大进步，这时候的玉器体现的是王权，反映了阶级间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王玉时代，这时期的玉器开始出现很多礼仪用玉，佩饰用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玉，玉兵器进一步衰落，佩饰用玉更加发达，而到了汉代，除了佩饰用玉更加发达以外，几乎之前的礼仪用玉都变成了丧葬用玉

而到了魏晋时期，玉器进入中古时代，从汉代开始逐渐出现的求仙思想在玉器上开始体现，玉器的工艺题材逐渐走向世俗，到了唐宋，这一转变完成，出现大量的人物题材，动物题材的玉器，玉器不再像高古时期一样纹饰抽象，而变得世俗，写实，同时玉器成为商品，充满了市民艺术情调

到了明清时期，玉器工艺更加进步，除了纹饰的世俗性更加增强以外，一些个体比较大的陈设器也出现了，例如玉炉，玉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