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八目"如何体现儒家学派"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

《大学》中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是内圣外王的具体化。“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注重自我和亲民的统一。

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将修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将治国平天下作为外王的实现。这八个条目也被视为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具体途径。儒家的“内圣外王”被最简明的概括为“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以说，“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就是学问和事功的结合，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结合，因而被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

儒家《大学》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从心灵秩序到社会秩序的过程，从内在的修养过渡至外部的强大的过程。

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的是圣贤气象，在现实世界的追求则是一种君子人格，这种君子人格刚柔并济，内外兼通，乾坤合一，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君子的行为乃是“刚健有为”的行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执着。

儒者将“内圣”与“外王”合一，因此历来儒家都主张创造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这就是“内圣外王”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大儒，如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他们不仅自身修养境界高，而且在事功上有建树，成为真正“三不朽”的大儒。

需要指出，“内圣外王”虽然体现的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追求，但“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常常会出现“内圣不外王，外王不内圣”的局面。可见，两者的融合非常艰难。

无论如何，儒家“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修养思想，主张“德性”和“事功”的统一，即便在今日也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中华文化中自古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内圣外王的生动写照。

在现实社会中，“内圣外王”的理想是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有启发。要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更要努力亲民，夙夜为公，达成外王的事功。追求内圣外王，就是要在“修己”中“安人”，真正达到以“德”治人。

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更要我们经常的反思，检讨自己的言行，思量个人行为的准则，从而真正使内心世界强大，使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经世济民的理想。

扩展资料

出现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照《天下篇》看，“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它表现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它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下篇》作者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

其内涵通俗的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虽然“内圣外王”一词不是直接出自儒学和孔子之说，但《天下篇》作者所阐述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孔子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就为儒家采用这一术语提供了理论依据。

言论

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

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

同样，内圣只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比如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立身，通达了，也不要忘记使别人也能立身，通达。

也就是说，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人的需要，两者都满足了，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也才能真正做到“内圣外王之道”。立己，达己是基础，立人，达人是归宿。

政治思想

孔子“内圣外王”政治思想中，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v][5]要求政治家首先出自道德家，统治者只有先致力于圣人之道，成为“仁人”，才可能成为天下爱戴的“圣主”。怎样才能成为道德家呢？按照孔子的言论，要做到“仁”与“礼”，达到内圣，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在孔子思想中，政治和道德教化是不分的。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以下层百姓为对象，以礼乐为主要工具，辅以刑政，试图达到“名人伦”的目的，来稳定民心，稳固统治。

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

-内圣外王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三个最精炼的词语来概括：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内圣外王，还有一个是儒道互补。这三个词语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天人合一”主要是讲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与思想境界，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认为，天是义理之天，是正义、道德、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最高根据和精神源头，强调人的行为“人道”要与最高的“天道”相符合。“内圣外王”是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设计，我们中国人理解人生时往往分内、外两个方面，内就是指如何做人，如何加强修养，在道德上、精神上完善自己，这是“内圣”；同时还要“外王”，一个人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自己充实了，修养提高了，最终是要向外发展，实现人生的价值，为国家、社会做贡献。古人将这样的人生道路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人生的努力目标。儒道互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的概括，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后来都衰落和断绝了，只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和主体结构。儒道两家学说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互补的文化机制，儒道互补犹如阴与阳、正与负的互动和互补一样，相生相融，相辅相成，奇妙无穷，经久不衰。自古及今，以上三个方面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更体现在价值观念等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例如，崇尚民族气节，‘三省吾身’，‘天道有常’等等，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个人专断；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轻视效率；三纲五常等等。所以，我们应该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精神与态度。1、符合社会要求，积极向上的，利于提升我们自身道德、文化水平的可以学习借鉴保持发扬，2、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迂腐落后的，不利于我们学习进步的落后腐朽的地方就要改造、摒弃。既要对传统文化表示合情合理的尊重，进而认真对待之、研习之，又要对它里面的腐朽之物、容易被今天变相利用之物保持警惕，或许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该采取的态度。

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孔子高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渡江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安定。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如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围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开来。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堂屋，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辈份较高者住在右侧（古人尚右），辈份较低者住在左侧，四合院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于外部社会隔离开来。北京的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长城也是一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以上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其中，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些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向内追求和自我封闭的倾向，其消极面至今还造成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对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

——读《资治通鉴》之76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特殊主义”通过一个较小范围的信任系统和信任结构，使得人性获得了一种较为全面、较为真实、较为具体的情感基础，从而使得人的本质更加丰富、更加具体，“人的味道”更加浓厚。其实，人的伟大恰恰在于对功利的超越，对是非的扬弃。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不是因为它不知道自己不吃饭会饿死这个事实，相反，即使不吃饭会饿死，他仍然不会去吃。这正是人形而上存在的彰显。而动物就不一样了，只要饿了，他就会吃，而不会问这些食物是不是“干净”的。“父子相隐”，并不是因为父亲和儿子不知道对方偷了别人的东西这个事实，而是即使知道了事实，仍然要隐瞒，因为这种“特殊主义”所要坚守和保护的是“血浓于水”的价值和情感，为了这种价值和情感，人宁肯事实不分，黑白不辨。所以说，活在“特殊主义”圈子里的人是幸福的，他不需要外在地制造什么意义，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什么虚幻的目的。他也没有必要向外疯狂地追求，在自己这个小圈子里，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情感依托中就已经体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情感是那么得真切，那么地具体，因为他们爱的人就在自己身边；他们的行为和信仰是那么的自觉，根本就不需要外在契约的束缚就能中规中矩，正所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但生活在“特殊主义”圈子里的群体又是落后的，特别是经济上的落后。因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规则的运转必然要求扩大信任结构的范围，而不能局限在小范围内。社会的和谐有序，资源的有效配置，商品的自由流通，无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游戏规则。而“特殊主义”正是这种秩序和规则建立的最顽固的障碍，因为“凭借关系而认定价值”的取向绝对不会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社会的一般规则。我爱我的父母，但我绝对不会爱所有人的父母；同样，我爱我的子女，但我不会爱别人的子女。都说“孩子看着自己的好，老婆看着别人的好”，这就是一种价值取向抹煞事实区别的一种人性趋向，但将这种取向作为价值依托，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就是一种“主义”了。中国的文化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如何从人伦情感的“特殊主义”过渡到统一的社会规则有效运转的“普遍主义”？“内圣”到“外王”过渡的契机又在哪里？古代儒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的新儒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从“亲亲而仁民”（人伦之爱）到“仁民而爱物”（万物之爱，即博爱）之间的过渡过于牵强，所以，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家面临着一系列的尴尬。从我们的“亲子”情感和“血源伦理”里面，我们怎么能得出“民主和科学”呢？“老内圣”根本开不出新外王，新儒家的努力是白费的。从另一个层面讲，把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和“科学”奉为神明，然后再去论证自己文化里也有这个东西，仍然是没有逃脱出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所以说，中国文化“内圣有方”，但“外王无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这些“理性的人”集合在一起，可能就是“非理性”的。中国文化让每个人都在获得安身立命之本的同时，整个社会和集体就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因为社会没有一个统一运转的社会规则，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能量的大面积内耗。这是中国文化的致死的疾病。中国没有法律传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治”，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和生态，近代以来的落后和“亡国灭种”的危机，都与此有着根本性的关联。到这里，我们才真正回到了《通鉴》中的这段文字：申不害者，郑之贱臣也，学黄、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申子尝请仕其从兄，昭侯不许，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为学于子者，欲以治国也。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已其行子之术而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修功劳，视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君真其废人也！申不害学的是刑名之学，黄老之术，这种学问关心的是社会群体的“君人南面之术”，而不是个体的“修身养性之学”。所以，他在国家治理方面有着独特的才能。治理国家是群体实践，需要在全社会建立“普遍主义”的社会规则和信任系统，一一贯之，不如此，就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因为，这里需要排斥“特殊主义”。所以，申不害在韩国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15年的时间，韩国国治民强，天下大治。可治理天下有本事，处理自己的事情就难做的多。治理天下可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因为没有触及他作为个人的内心情感和安身立命之本。就像一个人说起别人的事情，总是振振有词，一旦说起自己，就做不到了。申不害也是如此。申不害有个哥哥，想走兄弟的后门当个官。这里起作用的明显的是“特殊主义”的关系学。戏剧化的是，申不害并不能身体力行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亲情面前败下阵来。但他的请求遭到了韩昭侯德反对。反对的理由我认为有两点：一、韩昭侯是一国之君，他的任务是把国家治理好，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放弃自己治理国家的大原则，就是说，站在一国之君的立场上，韩昭侯是不会因为申不害说情而让他哥哥去做官。可是，如果想当官的是韩昭侯自己的亲戚呢？我想他估计也会产生像申不害一样的情感和行为；二、从理性角度来考虑，韩昭侯说申不害自己违反了自己的学说。也就是说，他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推行“普遍主义”的同时，却在自己个人的行为上违反了“普遍主义”，陷入了“特殊主义”。已其行子之术而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修功劳，视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听乎？”人走不出自己，也走不出自己的私人情感，很多事情一触及自己，就很难走出来。更何况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血缘伦理情感本身就是每个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本。于是，“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所以的“知行合一”存在着严重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老内圣，又如何能演发出“新外王”呢？民主和科学如何能在中国文化本身中产生出来呢？于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个体和类的冲突”在中国文化中通过“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冲突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下一节谈谈“知行合一”这一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重要概念。

中国古代哲学所探讨的即是如何使人成为“圣人”，而且，“圣人”又如何成为“君王”的道理，因为“内圣外王”之道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圣人”最适合当“君王”。由“内圣”而“外王”，由“圣人”当君王来治理国家。如此一来，君王之道便与圣人之道统一起来了。中国古代各家各派几乎都重视对“内圣外王之道”的探讨，“内圣外王之道”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视的理论课题。

“内圣外王”这几个字你不要以为是我随便挑出来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你看梁先生给这四个字多高的评价啊，“内圣外王”是中国学术的全体啊！内，自我的修养；外，成就一番事业，这就是领导力。我们讲过佛家“体”和“用”的道理，“体”是一个事物内在的本质，是它自己跟自己的关系，“用”是一个事物外在的用途，是它跟别人的关系。内圣即为领导力之体，外王即为领导力之用。

那么，“内圣外王”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文化中另外重要的四个字：修齐治平。“修齐治平”哪里来的？来自于《四书五经》中的《大学》一文：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已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听见了吧，无论你是皇帝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如果做不到修身就失去了为人的根本，这样根本谈不上其他的功业！只有做好了修身，才可以齐家；只有做好齐家，才可以治国；只有做好治国，才可以平天下。

近代学者熊十力根据《大学》以“修身”为本，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为“内圣”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功夫，接着他说：“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正、城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国家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

古人很有意思，“正心诚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修身，前者内修，后者外修而已。就是说，无论你取得多大的功业，当了多大的官，赚了多少钱，这些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还是为了“修身”！今人读来，固然有些失于“迂腐”，但是比上那些把权、钱、享受当作目的和最好追求而失去了自我的人，这个迂腐实在好上一百倍！

我们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这四个词暂时放在一边，（不是不讲，而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理解起来更困难），我们先专注于人们比较熟悉的“修齐治平”四个字，“修身”即为内圣，（其实还应该包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外王。所谓“内圣外王领导力”，就是“修齐治平”领导力。“修齐治平”是有逻辑顺序的，修身之后齐家，齐家之后治国，治国之后平天下，这是由内而外的，没有修身就没有办法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用现在的语言定义一下“修齐治平”，否则一定要讲“治国平天下”的话，离我们太远，够不着，没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转换一下，修身可以定义为“personal leadership”，就是自我领导，或者说是“自我人格完善”；齐家可以定义为“interpersonal leadership”，或者说“团队精神修炼”，讲的是如何与人相处；治国可以定义为“managerial leadership”，或者说“领导下属”，是对人的领导能力；平天下可以定义为“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或者说“组织管理”，就是管理一个组织/部门的能力，包括人员领导和业务管理。这四个层次，也是由内而外的。

通过这么转换，“修齐治平”也就有了现在企业管理的应用意义，这也就是我要定义的“内圣外王领导力”的四个层次。再次借用“体”和“用”的概念，定义领导，一定要定义好领导的体和领导的用，领导的体就是内圣，内容就是修身，逻辑顺序是“由内而外”，想跟别人好好相处，先作到能够领导好你自己，进行自我人格修炼。领导的用就是外王，内容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逻辑顺序是推己及人，领导别人其实是领导自己的外延，把自己能够做到的外推到去要求别人，能够与人进行团队合作，然后才能领导下属，最后达到管理一个组织或者部门的状况。

现代企业管理和MBA中，对领导力的定义一般都偏向于领导力之“用”，很少有人讲领导力首先是***自己的修身，只有中国人传统定义的领导力才把修身放在外用之前的基础地位。的确，如果自己不修自己的身，怎么能领导好别人呢？一个自己品行不正的人怎么可能对下属有影响力呢？人们有可能因为你的TITILE和你给别人发工资的能力而怕你，但这不是领导力，只是你的职务权威而已。可以太多太多人习惯于把职务权威等同于领导力了。可笑！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到“修齐治平”呢？有什么关键的原则呢？（注意，我用的是“原则”而不是“技巧”，我定义的领导力是“道”非“术”，讲原则而不讲技巧）。领导力的体是自我人格修炼就是修身，兼而与人相处建立团队精神就是齐家，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定义为“修己以敬”。这个词哪里来的？就是《论语》中子路问孔子如何做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如果想领导好老百姓，想领导好周围的干部，首先要做的是修炼自己。只有修炼好了自己，才可以去领导别人，管理别人。这个概念和逻辑顺序跟我们上边讲的顺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选“修己以敬”这四个字作为修炼领导力之体的过程。“修己以敬”有三个原则，就是“知、仁、勇”。这三个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来自于《论语》，孔子在《论语》里大概有两、三次提出这三个字，都是对君子的定义，知就是“知者不惑”，仁就是“仁者不忧”，勇就是“勇者不惧”。这三个字就是自我修养的三个原则，所以我就把他们挑出来作为内圣的方法，就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我也不是随机选择的这三个字，它们其实跟现代的管理词汇很相关。我们都听说过“3Q”或者说“三商”：IQ（Intelligence Quotient）,即智商，指一个人对科学知识的记忆多少和对知识的思维及理解能力；EQ（Emotional Quotient）,即情商，指一个人自我情绪控制和对团队关系的运作能力；AQ（Adersity Quotient），即逆境商数，或者叫胆商，是一个人面对逆境的扛压能力和坚忍不拔之志。我们用这三个指标来定义人才，甚至选拔和培养人才。但是，你再仔细看一下，IQ不就是“知”吗！EQ不就是“仁”吗！AQ不就是“勇”吗！我们以后会详细定义知、仁、勇，到时候你就知道我并不是牵强地这么说。我们把过去孔子对君子要求的三个原则，轻轻一转化就成了现在企业***提高自我修养方面的三个重要原则和方法。

内圣是修身兼与人相处；外王是选拔人才，领导别人就是治国，治国之后进而领导组织叫做平天下，我们可以把外王这个过程定义为“先人后事”。这四个字哪里来的？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本管理书：《从优秀到卓越》，原文的定义是：“把合适的人请上车，让他们各就其位，让不合适的人下车，然后才决定把车开向哪里。”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段话，管理哲理丰富，“先人后事”也是我在管理上最常用的几句话之一。当把团队建立起来之后，你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抓住关键事项，亲自处理，就是我常说的刺猬优势；另外就是领导你的下属。领导下属又有什么原则呢？我这里引入3个字：君、亲、师。就是你对你的下属有三个原则，或者说三个角色，第一个叫“为之君”，第二个叫“为之亲”，第三个叫“为之师”。“为之君、为之亲、为之师”又是从哪来的吗？就是从“天、地、君、亲、师”来的，这是古时人们最敬畏的五个方面，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你一定要敬天、敬地、敬君、敬亲、敬师。把天地去掉，你要敬君、敬亲、敬师，那么反过来讲呢，你对你的下属的角色无非是要“为之君”、“为之亲”和“为之师”了，这是领导力外用的核心原则。

你可能又在问：KEVIN你是不是又在随便找的这几个字呢？首先，“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可不是随便来的呀；另外，“君亲师”的确代表了三种迥异的领导风格。“君道”指的是职务权威，讲的是纪律性和执行力，是***指挥、命令下属按照他的意图做事，或者叫先事后人；“亲道”指的是非职务权威，讲的是情感和信任，是***首先选定下属，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下属自己去思考并做事情，或者叫先人后事；“师道”指的是***自己知道怎么做事情，可是他却教下属然后让下属自己去完成任务，这是更高一级的领导力要求，也是我们常说的“Leader as Coach”的道理。除了这三种领导风格和领导方式，您还可以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找出其他的方式吗？

接下来，我们还是用框架的方式来诠释领导力。“修己以敬”就是是领导者的体，“先人后事”是领导力的用；“修己以敬”是“先人后事”的基础。

用孔子的话来解释这个图。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舜的领导力方式是“无为而治”，但并不是完全无为，而是要做两件事情：一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你看，这不就是“修己以敬”吗？二是“舜有臣人而天下治。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你看，这不就是“先人后事”吗！所以我说《论语》是领导力的书，孔子是领导力大师，是有道理的吧！

这张图再解释一下，就是说领导力有三个层次，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的是组织管理能力，我们以后再说）。修身就是先修你自己，然后再跟别人相处，这个阶段叫什么呢？就是修己以敬，齐家治国那部分叫什么呢？叫先人后事。哪三原则能帮你修炼自己呢？就是仁、知、勇。哪三个原则能够帮助你实现先人后事呢？就是君、亲、师。到现在我就把这个框架解释清楚了，这是领导力的框架。这个框架外边还有一个圈，我把它定义为“造钟”。这个词也来自于“从优秀到卓越”，讲的是体系和制度，是人和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不太擅长的，要跟西方来学。

如果学过“SEVEN HABITS”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们用的框架全是“SEVEN HABITS”的框架，我们讲的应用全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词汇—领导力，我们用的道理和原则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词汇。这就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框架为相”。

你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这六个关键字，知仁勇和君亲师，它们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你如果看的时间长一点，很容易会发现，其实他们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即仁为亲之体，勇为君之体，知为师之体。而且“仁－亲”偏于儒家，“勇－君”偏于法家，而“知－师”偏于道家。这个详细的逻辑关系，以后会讲，先提示一下，到此打住。

以上就是我定义的领导力，就是内圣外王领导力。无论诚意、正心，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前者内修，后者外修。掌握这个道理，人生才能真正平衡而有意义。

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做事就是做人！

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通过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祖国的国情，悠久的历史文化，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激发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树立崇高的理想与信念，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把握人生成才的方向，才能正确对待成才道路上所面临的各种境遇，不断排除成才道路上的障碍，勇往直前。

2、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思想品德修养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要使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就必须善于总结提高，狠下功夫。思想品德修养贵在自觉，贵在实践，从点滴做起，从我做起，这样日积月累就会取得长足进步。

修养可与素质等同，我们常常评价一个人说“素质高”，也就是所谓修养好，作为大学生思想修养可以彰显时代的风采，谈吐温文尔雅，气宇轩昂，举止落落大方，知礼敬让，遵纪守法，关注社会民生，要做到这些，大学期间的历练便不可放松。

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因此，可以确定自己学习的榜样，以先进人物为楷模，就会不断激励自己向更高的思想境界攀登。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习先进人物，可以是历史上的，也可以是现实中的，人一旦有了信仰，动力就会没有穷尽，从而推动自己前进。

3、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加强社会实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在掌握科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应加强社会实践。大学生要走出校园，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这个大课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为个人的成长进步、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通过实践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奉献自己的爱心，增加自己的社会经验与阅历，进一步提高自身觉悟意识与能力，开拓自己的视野，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违规行为，在实践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规范，自我完善。

并且，一个人的思想状况如何，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俗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这里的“行”就是指社会实践，离开了社会实践便谈不上自我修养、自我改造。社会实践不仅是智慧的源泉，而且是道德的源泉，人们思想道德的形成，正是在社会实践中、在为人处事的表现里形成的。

伟大领袖列宁曾指出：“旧社会给我们遗留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社会实践完全脱节”。当代大学生只有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了解国情、乡情，耳闻目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气象以及新问题，既激发了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雄心壮志，同时又看到前进道路中的不平坦。

看到了教育同形势发展的差距，从而树立自己的主人翁意识，不再局限于狭小的交际圈，而懂得把目光放得长远，把自己的人身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

4、与时俱进，培养自己的时代意识

最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培养自己的时代意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的交织，前所未有的文明冲击与文化碰撞，使我们90后成为困惑的一代，我们这一代充满了个性。

突破了所谓的苑囿，但同时也导致一些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职业选择方向难辨等问题。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所以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图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才能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做好我们该做的事。

扩展资料

一个人修养对个人成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个人修养伴随着人的一生，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完善。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修养好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对个人成功有决定性作用，这当中涉及个人诚信，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内容，通过专题的学习，使本人学会了人与人接触更应注意个人修养在此当中发挥的魅力，你的修养好与坏都直接通过你的言行传递给对方，是你能否融入社交圈子的一个重要标志。

本人认为，一个人要想在个人的发展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加强个人修养的锻炼，专题学习教会了我们如何处世，如何尊重别人，同时让人尊重自己，学会如何与人互动、沟通，在礼仪层面上，我们学习如何约束自已的言行，提高自已的品味，使我在合法合理合情的范围内，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找到方向，为自已未来创造良好的人际球境。

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包容一点，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与你的思想、观点，行动一致，允许差异性的存在，听专题的学习，不仅能在理论层面找到包容别人的依据，而且实际的案例也委好地作了解释，改变了本人原来的思维模式，打破束缚，本人在看人看物的态度一方面要分析别人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接受别人没恶意但不符合礼节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