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重要文物发现有哪些？

1、河姆渡：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

2、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被发现的

3、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

4、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中华文明的见证---古代名玉不完全记录

谷纹大玉璧 东周 直径215厘米 青玉，浅浮雕排列整齐的谷纹，紧密晶莹。谷纹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意。这种大型玉璧是一种礼玉，可能已不在服饰口佩带

龙形玉佩和谷纹璧 战国 18X12·7厘米:l9X12·6厘米 龙形玉佩和谷纹璧共两对，是用一整块玉料划开后分别制成。玉佩纹饰阴刻，玉璧纹样采用压地技法，从谷纹排列来看，它的制作已有画稿，为汉代蒲纹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白玉蚕纹壁 战国 直径7厘米 估价:RMB35000一500 玉璧在商周以前均用以祭天，属礼器。有学者认为璧于琮上，孔门相对，以此祭祝天地，以通神灵，而墓葬时用璧垫于背上，亦是此意，有助于亡者的往生。

黄玉龙纹璧 宋 直径76厘米 估价:RMB12000一18000 宋王朝很重视璧的使用，沿用了古代的用璧制度，并制造了大量玉璧。此璧多褐色沁，阴刻龙纹，刻工遒劲粗扩，曲线跌荡起伏。

白玉大雁纹系璧 明 直径55厘米 估价:RMB15000 玉质洁白莹润，浅浮雕兼镂雕大雁，身态呈翔浮状，清丽优美。中心透空可用作穿系。

白玉镂空凤穿花璧 元 93x06厘米 玉为青白色，局部有**斑浸，正面镂雕一展翅飞翔的凤，并衬以缠枝牡丹，背面平磨，内外缘各有纹一周，雕琢精美，风格华丽。

白玉螭璃纹系璧 清 58X11厘米 估价:RMBl50000 以纯白玉镂雕而成。螭为双身，对称环绕于一谷纹环上，螭首正面直视，双目炯炯有神。雕琢精致，抛光平滑。

青玉蟠螭谷纹璧 汉 25X0·7厘米 估价:RMB180000 璧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蒲格谷纹，外区饰蟠螭纹。这种璧面刻出内、外区纹饰的玉璧，是战国晚期出现的一种玉璧新装饰纹样，并流行于整个汉代。汉时纹饰基大上没什么变化，只是偶尔可见到带有了一周纹饰样带状的玉璧：即在内孔周围再加刻一周纹饰，但这种玉璧尺寸较大

青工蒲纹兽面纹璧 汉 直径20·5厘米 估价:RMB30000一50000 成交价:RMB39600 青灰色，多墨色斑。以丝束纹为界，内层浅浮雕规则饱满的蒲纹，外层以减地阳突法刻兽面纹。刀法熟炼，体大精美。

青玉卧蚕纹璧 汉 直径14·3厘米 估价:RMB45000-55000 青玉，多黑褐色沁，双面雕饰卧蚕纹，卧蚕纹亦即谷纹，排列紧密现则，琢磨精致，莹如露珠，为典型汉璧形式

玉琮 良渚文化 白玉质，有浅**斑，器高一节。边棱处隐起人面像，眼圆，有重圈，嘴阔。用弧线勾画出圆胖脸型的两颊轮廓。头上以阴线刻变形的冠状装饰。知此写实的人物画像，在良渚玉器中是比较少见的，良渚玉器的琢治是依重竹片、竹筐、皮革、石英颗粒、鲨鱼牙等非金属工具完成的。因此，在锯切时往往在器表留下弧线琢痕；钻孔采用圆管对钻技术，孔径外大内小，并留有旋纹；孔内常常留有台痕，兽面纹上的重圈眼是田八九条直线环接而成，外圈则是由小圆管琢磨而成的。

玉琮 商 长66厘米 估价:RMB30000一50000 玉质全部浸蚀，射较矮，通体素面无纹，棱角分明，是商代典型玉琮造型。

玉琮 周 高116厘米 估价:RMB18000一25000 青玉，多沁蚀，分别以四棱角为中线，刻3组简化神兽坟。《同礼》上说：仓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祭祀用具。有学者认为，玉琮的功能 远远超山了祭祀土地。玉琮通过很小的体积，把中国上古时期的世界观包括在其中。琼的内圆外方表示天和地，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即天梯，在绝大部分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因此，可以说玉琮是中国古代世界观和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

琮 周 高6厘米 估价:RhIBl2000一22000 青白玉，多黑褐色沁。大孔，矮射。外壁平素无纹，此器是同代玉琮的典型模式，玉质润泽，做工精湛，琢磨光滑。后人出于惜爱之情，特配以盖、托。

白玉云纹琮 明45X45厘米 估价：RMB25000 白玉琢制，矮射，孔大壁薄，委角，外壁阴线刻勾连云纹。料好质精，虽系仿古器，但做工及纹饰明显带有时作玉特色，其风格与早期玉琮迥然不同。

玉圭 商 长23·3厘米 估价:RMB2O000-30000 玉身平素无纹，穿有大小不一的三孔，抛光精细。

墨玉乳钉纹圭 明 长20·9厘米 估价:RMB40000一50000 仿西周和汉礼器形制，体狭长，上带尖状，边框阳起，中间琢乳钉纹，玉色青灰带黑色斑。

青玉双菱谷纹圭 明 263X65XO8厘米 估价:RMB26000 尖首平底。一面阴线刻夔龙纹、云纹及星宿纹，刻线细密流畅；一面刻谷纹。

玉璋 西周早期 青玉质，受沁痕迹明显。器身窄长，中略内凹，三角形端刃一尖长，一尖短，长方柄，扉牙之间饰以平行阴线。

玉璋 春秋晚期 胃灰色玉质，有受沁痕迹。器身呈扁平长条形，素面无纹，端刃内凹作弧形，柄部较器身窄，作长方形，柄身之间有穿孔。

玉牙璋 战国 高14厘米 估价:RMB50000-60000 成交价:RMB44000

黄玉夔龙璜 西 周 长10·5更米 估价:RMBlO0000一150000 曲度较大，呈半瑗形。以双阴线刻划双龙双凤，线条流畅婉转，两端各穿一孔。

龙首纹玉璜 战国 长173厘米 阴刻兼浅浮雕双龙首纹，身饰勾连云纹，下端镂雕双凤，刀锋犀利，棱角分明，是战国典型玉雕精品。

白玉卧蚕纹龙首 璜 春秋 9。2x0。4厘米 估价:RMB30000 白玉质，虹形状，两端作简化双龙首形，中间呈扇形，上下出廓。通体琢起的蟠虺纹，地饰阴线纹。龙口及端各穿一孔，便于穿系。

白玉谷纹璜 明 135X0·5厘米 估价:RMB15000 成交价:RMB16500 通体浅浮雕排列有序的谷纹，边缘琢脊齿纹，两端各穿一孔，雕工风格质朴精致。

白玉谷纹龙首璜 汉 长16·8厘米 估价:RMB60000一80000 成交价:RMB93500 曲度小，体长。两端以阴线刻划龙首，椭圆眼，身饰谷纹，上端中间一孔，此璜尚留有战国遗风。

旧玉双螭璜 明 长12厘米 估价:RMB28000一35000 成交价:RMB71500 以阴刻兼镀雕技法琢成，布局对称协调，给人以均衡之美。

圆雕玉琥 商 玉料呈深绿色，局部有褐斑。器圆雕而为，形作一方头虎，张口露齿，双且竖起，""""臣""""字形目；背微凹，四肢前屈，尾下垂且尾尖上卷，身以双勾线饰斑纹，呈爬行状。此器为迄今所见最早的玉作圆雕形琥之一，且写实生动，器形长度较大，对玉琥产玉发展史的研究和同期传世玉琥断代等都有重要价值。

玉琥 春秋 阴刻兼浅浮雕一卧琥，圆眼，卷尾，尾饰 """"人字纹""""。琥身纹饰错落有致，曲线自然

玉琥 西周 65X28X05厘米 青玉质，灰褐色。琥头高昂，双耳直立，张口露齿，呈咆哮奔扑状。背微拱，尾回卷，前后肢前屈触地，显得矫健有力，十分凶猛传神。耳中研磨成涡状。

玉钺 夏 长113厘米 二里头文化遗物。钺是一种兵器，然而玉钺却不能作为武器，应是由钺演化而来的一种典礼上的仪仗器。

白玉螭龙纹钺 清 47厘米 估 价:RMB12000一15000 钺的中腹前后皆为素面，上下两头浮雕两条螭龙，玉质洁白。

玉斧 红山文化 175X07厘米 估价:RMB250000 岫岩玉质，制作精致，通体磨光。玉斧呈碧绿色，有透明感，有沁痕，双面弧刃。通体扁平近似于长方形，斧头刃处有缺，下端中间有直径为07厘米的对钻小圆孔。

仿黄玉云纹铲 清乾隆 llxO5厘米 估价:RMB15000 黄玉，刃端多黄褐色沁。长方形，弧刃，以细阴线刻勾云纹及兽面纹，纤细流畅，颇有仿汉之韵味。

骨柄玉石刀 红山文化晚期 长183厘米 估价:RMB30000一40000 骨柄呈弧线伏，出现钙化现象。刀形是弯背弧刃状，嵌玉石刀片的骨柄槽由后柄部直通尖端，在槽内嵌入玉石片。刀刃由4片玉石叶片拼成，中间两片为长方形赭红包玉髓石叶，两端的边刃呈圆弧的三角形，质地是白色玛瑙。

七孔大玉刀 夏 长65厘米 二里头文化遗物。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沁。体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近肩处有等距且排成一直线的7个圆穿。玉刀两面饰纹相似，皆以交又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纹图。此器保存完好，且有迄今所见最精美的饰纹，堪称绝品。

龙纹大玉刀 商晚期 此玉刀凹背凸刃，器身狭长，短柄，双面刃，刀尖上翘，背脊上雕锯齿形扉棱，近背处两面以阴线饰龙纹，刀身后端重近柄处有一穿孔。

玉戈 商早期 长318厘米 估价:RMB96000一144000 成交价:RMB118592 此玉戈线条流畅，质地莹润，为玉中之上品。

青玉矛铜铰 商晚期 通长21厘米 淡绿色玉矛，中间有脊线，尖锋，作铜质蛇头衔矛形，蛇头蛇身均由绿松石碎块镶嵌而成，蛇鳞纹隐约可见，工艺精湛，设计奇巧。

青玉面罩 西周 最大直径107厘米 青绿色玉质，面罩由13块各形玉片组成，它们分别代表人面的前额、眉、眼、耳、鼻，腮，嘴和胡须，合成五官七窍。形象写实如生，此玉面罩是迄今所见最早一例。

金缕玉衣 西汉 长188米 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5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瞜ao砉恪⒏共抗钠鸬奶逍危笃南露俗鞒鋈颂逋尾康男巫础？阌勺蟆⒂铱阃沧槌桑彩歉髯苑挚摹J植孔龀晌杖矗笥腋魑找昏斡衿鳎悴孔餍础G靶睾秃蟊彻仓糜耔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晗，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共用玉片2498片，由1100克的金丝联缀而成。

玉组佩 西周 此玉组佩由各种类型的玉佩、4件玉磺、328件玛瑙珠管组成，组合关系清楚，五彩缤纷，绚丽华贵。它上系人颈部，下可垂至胸腹，是罕见的装饰品

七璜联珠组玉佩 西周 长87厘米 由玉、玛瑙、料器等374颗不同质地，不同形状的饰件相间联缀而成，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一组由青玉管和红玛瑙珠组成的项饰，下部是一组由7件玉璜与红玛瑙珠、料珠组成的胸组佩饰。出土时玉璜、玉管、玛瑙珠、料珠的穿孔相对，成行排列，有条不紊，某些管、珠的穿孔内尚有红色丝线残迹。依出工位置可以看出，该组玉佩原曾用线绳串联，挂于颈间，佩于胸前，长达骨盆以下。

组列式玉佩 西周 355X9厘米 西周组列式佩的复兴，是装饰玉及其服饰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此件组列式玉佩的结构为:上面是刻有四龙首纹的玉版，下连两侧的柄形器和玉棒，并以玉管、玉珠、玛瑙珠相横接，玉版下又连两行为一组的由玉、玛瑙质数十枚珠和管串成的4组串饰。整体设计新颖别致，造型丰满谐调，风格高雅富丽。1990年河南省平山市西周墓出土，河南省博物馆藏。

玉决 西周 33x33厘米 白玉质，全身沁斑，质地老化;两片均单面雕工，口成斜伏，雕纹为双龙带子上朝，以变形云纹双线组合，纹饰简单估价：RMB25000-3500

三秦文化·玉器青铜器陶器瓷器·青铜器

中国是最早铸造青铜器的国家。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注意到铜的使用。西安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红铜片可说是中国最早的铜器遗存。至商周则出现了中国青铜器艺术第一个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

陕西位于商代疆域的西部，境内分布着几个重要的方国。至西周陕西则为王基所在，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陕西在中国青铜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概括起来陕西商周青铜器有以下六大特点：第一，数量大。据统计，解放后至1985年的36年中，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千余件，其中有铭文者七百二十六件。同期全国出土有铭商周铜器两千三百多件(含陕)，陕西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二，长篇铭文多。仅吴镇烽先生所编《陕西全文汇编》就收录历代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1037篇，其中一百字以上的长篇巨制七十二篇，占总数的百分之七，而占全国历代出土百字以上商周铭文铜器的一半。其中周原出土的西周毛公鼎(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四百九十七字，为两周之冠，史墙盘二百八十四字，是建国以来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者。第三，西周宗庙重器和玉器多。如淳化大鼎、康季鼎、毛公鼎、外叔鼎、大盂鼎、多友鼎、大克鼎、天亡簋、利簋、何尊、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这些铜器形体高大，造型美观。多铸长篇铭文，为贵族宗庙重器。王器有历王㝬簋、王作仲姜鼎、王簋、王伯姜鬲等等。第四，西周断代标准器多。明断时代是考古研究的第一要义，也是发掘利用考古资料的前提和基础。西周金文是研究西周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但对于许多有重要史料价值而本身没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就必须通过各个王世的标准器及相关器物进行比较考察，根据器物的型制、纹饰、铭文风格，结合部分铜器出土的层位关系和器物共存关系，将一件无纪年的铜器年代基本确定。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大家公认的标准器很多，几乎每一个王世都有，如武王世的利簋、天亡簋，成王世的何尊，康王世的叔鼎、叔卣、大盂鼎、小盂鼎、折尊、折觥，昭王世的��鼎，穆王世的登卣、长田盉，共王世的墙盘，懿王世的即簋，孝王世的克镈、师克��，夷王世的克鼎、禹鼎、多友鼎，厉王世的虢仲诸器，宣王世的兮申盘等等。第五，青铜器窖藏特别多。目前已知历代共发现七十二处，这是绝无仅有的。这又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是陕西关中系西周王朝国都所在。当时周原、丰镐一带贵族聚居，经济发达。其次说明厉王奔彘和平王东迁时，周原和镐京遭到很大破坏，周族显贵仓皇出逃后，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启出原来的窖藏。这些窖藏有一个共同特色，即它们都在当时的建筑基址旁，一个窖穴同属一个家族。如周原扶风庄白一号窖藏一次出土一百零三件铜器，其中有铭铜器七十四件，著名的多达二百八十四字的史墙盘即在其中。根据铭文可考订出微氏家族七代世系。第六，商代铜器多方国之物。陕西商代铜器遗存可分为四大区域。陕北的绥德、清涧、子长、吴堡、延长、延川一带出土的蛇头铜剑、马头刀等与山西石楼保德等地商代铜器别无二致，两地隔黄河相望。当属于鬼方、土方或��方文化;陕西城固从1955年至1981年出土商代铜器十三批、共五百三十件。其礼器与中原商文化相同，兵器中三角形戈、双龙纹戣、人面纹斧、面具等则不见于中原而接近于四川新繁水观音等早期蜀文化遗物。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推断此为早期蜀文化遗存。这里当是蜀族最早的活动区。到西周时期，蜀人才转徙至四川成都;西安以东出土的商代铜器与中原相同，不具自身特点，说明商代关中东部曾是商代直接统辖地区;西安以西商代铜器，如乳钉纹簋、方座簋与中原商文化不同，当为先周文化遗存，说明关中西部当时为商代周方国辖地。

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总字数逾三万字，相当于两部今文《尚书》，对重建校正商周历史有重要意义。其铭文内容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1)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如临潼出土利簋，铭文仅三十二字，记载了武王伐纣灭商的重要史实，为西周最早的青铜器。何尊记载了成王五年营建成周(洛阳)的情况。(2)有关经济方面的材料。此类内容最多，如折觥、永盂、大克鼎等记载周王赏赐土地的内容。周原歧山董家村出土裘卫四器记载共王时期土地交易的事情。卫盉记载裘卫第一次用价值八十朋贝的一件玉璋换得矩伯十田土地，第二次用价值二十个朋贝的几件玉器换得矩伯三田土地。散氏盘记载了失散两家田邑交换之事，双方有许多官员参加。在划定田界时，利用山、川、路、树等自然标志，双方宣誓信守契约。铭文说明西周中期以后土地可以转让，土地私有化已开始。全文中还常见赏赐奴隶的记载，如大盂鼎记载周王一次赏赐贵族奴隶两批一千七百二十六人。舀鼎记载五个奴隶价值仅相当一匹马和一束丝。(3)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甚多，如小盂鼎详细记载了康王时盂受命征伐鬼方的情况，多友鼎、虢季子白盘记载了周对猃狁作战的史实。另外在其他铭文中还有伐楚荆、御淮戎、克鄂国等等重要内容。诸多材料对研究周王朝与周边方国的关系、周军队的组织、战争规模与作战方式都有极高价值。(4)涉及法律方面的铜器铭文。有的记载民事契约形成过程，有的铭文本身就是一个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西周诉讼程序和审判制度。如五祀卫鼎、舀鼎等。(5)西周礼仪完备繁缛，金文记载颇多。如天亡簋记录了王室祭祀大典，何尊记载训诰仪式。(6)商周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上自王室下至一般贵族都要祭祀自己的祖先。商周青铜器铭文特别是西周中期以前的铭文，几乎皆与祭祀祖先有关。(7)很多铜器铭文，文字精悍，层次分明，韵文散文互见，既是学术价值很高的史料，又是古典文学的佳作和书法艺术的杰作。(8)青铜器铭文还记录了西周奴隶全贵族通过联姻来巩固自己家族和宗族的权势和地位等等。(参见《陕西商周青铜器的出土与研究》，《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期)

秦青铜器总的来讲远无法与青铜器鼎盛的西周相比。秦孝公之前的秦国各时期青铜器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关中地区一批等级较高的墓葬和窑藏中，数量最多的是小型兵器，如弩机、戈、矛、箭、镞、削等。其次是铜容器和其他各类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及明器等，如鼎、簋、壶、甗、盘、��、敦、钫、豆、鬲、盂、蒜头壶、盆、带钩、斧、凿等。另外还有一部分铜器则出于建筑遗址和车马坑，主要是各种建筑构件、车马器和装饰品等。以上铜器都有较浓厚的西周风格，但应该说与两周铜器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西周时期铜器类型多，器型大，厚重精良，纹饰华丽，使用广泛。而秦国铜器数量少、类型少、质地大都较薄，有一部分秦国青铜器继承了西周青铜器纹饰和铭文风格，铸造精良，但大多数器表纹饰简陋而素面无纹。从王室贵族到下层平民都普遍使用西周青铜器，而秦国青铜器仅供上层统治者和平民价层的族内首领享用，一般平民使用青铜器的情况近于没有。既使用，也是青铜带钩、带扣之类的小件。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秦国限于关中，铜原料短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限制了对青铜手工业的投入。未必是青铜制造水平很低。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的秦武公(前697—前678)钟和镈、凤翔高王寺铜器窖藏的“宴射壶”等可以为证。秦公镈为大型青铜铸器，造型精美，器身两侧的扉棱由九条夔龙及一凤鸟蟠曲而成，舞部一龙一凤回首顾尾，镈身饰有蝉纹、凤纹、窃曲纹和菱形条带纹等;秦公钟上亦饰夔龙和夔凤纹，秦公钟和秦公镈上同铸有长篇铭文。秦兼并天下之后，按说为青铜器制造业提供了各方面有利条件。但统一后青铜器的数量和使用范围反而远不及孝公之前的秦国。究其原因当是秦始皇为加强和维护中央集权，严格抑制地方青铜制造手工业的发展，防止各地利用青铜及其他金属材料制成武器，从而对中央形成威胁。如世人熟知，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刚平定天下，便“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 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一时期各地方制造的铜器产品仅有为数极少的生活用器，不见礼器和冥器。更不见兵器。而中央的铜铸手工业却相当发达。秦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青铜)人十二，煌煌巨制，足见工艺水平之高。1980年，考古学家在秦陵西侧一座陪葬坑内，发现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每套车还包括四匹马、一个俑。尺寸相当于真车、真人和真马的二分之一。每辆车约包括各种形状大小的零件三千多个，采用铸接、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套接、铆接、销钉连接、镶嵌、连轴连接等多种工艺组合而成。两车冶铸精巧、通体彩绘，铜马戴金银铬头、缰索和项圈，当卢纯金，象镳纯银。整个车马工艺精湛，足见秦代青铜制造技术高超之一斑。

到了西汉，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素面铜器更是普遍流行，即使宫廷御用也不例外。如1961年在西安三桥镇发现一批西汉上林苑窖藏铜器，包括铜鉴十件、铜鼎五件、铜钟五件、铜钫和铜销各一件。二十二件铜器系皇家御用，皆为素面。素面铜器的流行、青铜工艺的衰落，可能是由于轻便华丽的新兴漆器在日常生活中更优越，人们的兴趣已从铜器上移开。

汉代铜器工艺简素，而铜器使用的数量则大大增加。如根据三桥镇窖藏出土八件铜鉴研究，仅上林苑宫馆所用铜鉴从阳朔元年到鸿嘉三年的八年中就造了一千二百五十八件。当时上至皇家，下到一般中小地主，普遍使用青铜器。

汉代铜器种类和器形多有变化。周代流行的簠、簋、敦、豆等食器到了汉代已不见了。鼎、钟、壶、钫是当时最主要的容器。 其他容器以��、洗、鍪、樽、盘、卮、杯、��斗、釜、甑等饮食器和炊事用具最为常见。汉代还出现了许多新铜器，如灯、博山炉、案、熨斗、炉、漏壶等都是前代极少或不见的。

虽说西汉中期后，素面青铜器成为主流，但鎏金铜器在上层仍颇流行。如兴平布豆马村出土的阳信家的竹节熏炉和铜马都使用高级鎏金工艺，显示出高贵的皇家气派。

玉，广受中国人尊重珍爱。自文明之始，以迄今日，无论中国文化经历过何等巨大的激汤，崇玉与爱玉的民族情怀，仍是根深蒂固，玉雕艺术也绵延不绝。由考古资料可知，七、八千年前，先民已认识了美丽坚实的闪玉(Nephrite)，取之磨以为兵，琢为饰物。一些似玉之美石，亦同为先民所采用。

玉的历史

玉在我国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一般人认为是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因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所以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同时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慢慢的人们就用它来做装饰品。又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它，这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先的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就像在约距今七千至四千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掌祭祀大权者，多用珍贵的美玉制作「祭器」，礼拜神只祖先。他们相信天圆地方，便琢制圆璧与方琮，来礼拜天神与地只；他们相信氏族远祖的生命，是经由神物源自上帝，便在玉器上雕饰想像中神只祖先的形貌，甚至刻绘极具深义的符号，以礼拜之。希望藉玉器特有的质地、造形、花纹与符号，产生感应的法力，与神只祖先交通，汲取他们的智慧，获得福庇。

在上古社会里，个人地位的高下，端视人与神只祖先关系的亲疏而定。事神之「礼」，建立了人神之间的沟通管道，也维系了人际间的和谐关系。「瑞器」就是象徵身份地位的玉器。「祭器」与「瑞器」的制度，都源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三代，配合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继续发展。在宗庙祭典与朝享会盟上，发挥其形而上的功能，以维系礼制，故总称为「礼器」。

曾经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沈阳新乐遗址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真正玉器。而玉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属性，夏、商、周三代已经渐次完善。

东周时，人文主义兴起，儒家将一些传承自原始宗教的文化成份，道德化，生活化，提倡「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于是佩玉之风大盛，而雕琢之精美，后世亦难出其右。

汉室崇玉，生者佩玉、食玉；亡者裹玉、填玉。甚至在帛画、墓砖上，都饰以玉璧图象。圆璧有助于灵魂通天的观念，此时发挥至极。

六朝至唐，中土玉雕艺术转衰。虽然李唐盛世，仍秉承道统，举行封禅大典，然而礼神之册都难用真玉，而以次玉代之。传世玉器，仅见带銙、梳、簪、佩等。部份亦系西域工匠所制。

宋、明以降，玉雕艺术再度兴盛，帝王祭典用玉之外，更因学者对商、周礼制的考订，民间遂兴起了研究与仿制古玉的热潮。此时，以知识相结合的士大夫阶层，重视生活品位。玉制文房陈设，除供欣赏把玩外，兼具实用功能。自然界的花鸟、人物、山水等，也成为装饰主题，呈现柔美雅致的文人品位。由于所取玉料，多为河中玉子，玉工常是因材施艺。所琢成品，常是图必有意，意必祥和。

孔子说，玉有仁、智、义、礼等十一德，《礼记》所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都是强调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要向玉学习，警示他们没有特殊原因，要玉不离身。中华民族这种崇玉、敬玉、爱玉的情操，明清时期比汉唐时期有过之而不及，玉的雅丽和圣洁，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藏玉，就是目前社会玩玉爱好者的真实写照。

由老三代经秦汉至隋唐，玉器一直是皇公贵族的专有装饰用品。两宋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手工业技术进步，玉器加工变得更方便快捷，玩玉赏玉之风大盛。此时出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

明清时玉器制作及玩赏达到顶峰，品种也更为丰富多彩，小到玉头簪，玉纽扣，大到整片的玉屏风、玉山、玉船。王公贵族家还常用玉石来制作日用具如玉碗、玉杯、玉壶等等。一般来说玉质以白玉（特别是新疆产的羊脂白玉）为上，黄玉次之，青玉再次，杂玉（如南方玉，河南玉）为下。

清初时翡翠传入中原，其动人心魄的碧绿马上赢得了国人的倾心。用翡翠制成的玉饰件大行其道，成为时人竞相追逐的时尚。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翡翠制成的玉饰却远远比不上古玉。

以矿物学分类，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键状硅酸盐中的角闪石组，包括透闪石和阳起石，也称软玉。还有一种是单链状硅酸盐碱性单斜辉石，又叫硬玉（如翡翠）。中国传统的古玉大多是软玉，包括新疆玉，岫玉等，只是在清代初年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皇帝进入并控制了云南及缅甸北部盛产翡翠的矿区之后，硬玉才正式进入中国并流行起来。

我们现今看到史前早期的古玉大多是玉工具如玉刀、玉斧、玉针。然后就出现玉礼器（祭器）如良渚文化的玉琮、三叉型器，也有部分象形的玉器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等，应是作为族群的图腾而制作的。此一时期的玉器并不完全是由现代意义所指的玉石所制作的，它可以是玉，也可以仅仅是漂亮一点的石头，如与变质大理石矿共生的透闪石原矿。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中国主流文化区域内已再难见到玉工具了，代之而来出现的是大量的玉冥器、玉配饰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玉风、玉鹤。此时已广泛采用软玉来制作器物了。

在一般人看来玉就是石头，可在中国人眼里的玉是与众不同的，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族群的精神寄托。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拿起一件翡翠，我们只会去评价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的制作。可当我们看见一件古玉，在欣赏它的造型，它的沁色、它的质料的时候，心中油然而升的却会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究其原由，就是因为古玉里孕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以及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

玉的分类

由于玉的种类繁杂，在矿物学、历史学及考古学上各有不同的分类，以及中国对「石之美者」的理解，除矿物学外玉的分类不仅繁杂而模糊，其种类也随之不胜枚举。

为解决这种分类混乱的情况，社会上曾提出过各种具体的分类方式，如将「玉」定义为矿物学的解释，而将「玉石」作为包容蛇纹石、岫岩玉、蓝田玉等其他传统上被认为是玉的矿物归类于此。或者将软玉划分出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软玉依然是透闪石、阳起石等物质为主的矿物，而广义上的软玉则是文化传统上所有被认为是玉的矿物集合。也有将软玉只定义为新疆的和田玉，其它皆为「传统玉材」，不一而足。

但准确而具有代表意义的分类除矿物学外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是将「玉」作为「玉石」的简称，而「玉」的分类以矿物学定义为准。

因此，最广义上的「玉」包括：

·硬玉（翡翠）

·软玉（阳起石、透闪石）

·软玉（文化分类）

·岫岩玉

·蓝田玉

·青海玉

·俄罗斯玉

·新疆碧玉（天山碧玉）

·和田玉

·青白玉、羊脂玉

·依照颜色划分也有白玉、青玉、碧玉、黄玉、墨玉的分类方式。

·独山玉（南阳玉）

·酒泉玉

·汉白玉（大理石）

·灵壁玉

·猫眼石

·绿松石

·青金石

·珊瑚

·玛瑙

·其他宝石

给你介绍一下盗墓的又来和历史吧，建议先看《鬼吹灯》

中国现代意义上、由国家发起的、有组织、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活动还不到一百 年，记得十多年前看过几篇几十年前的发掘报告，那与其说是“发掘”……倒不如说是“ 盗墓实录”。因为其方法、手段等等……完完全全是盗墓者的那一套，没有“自己的”东 西。到现在，在有些手段上可能先进了……加入了一些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但原理还是一样的。

真正的民间盗墓者受各种限制，他不可能带着雷达去盗墓，连个洛阳铲还得想办法拆开“藏起来”……，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绝招。他要想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要想各种办法，有些是很精妙的。

洛阳铲的由来

在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人姓李，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县去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人熟人正在搭棚子，资金积累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起的小坑，以便放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下一走．担上来时带出不少士，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省事，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得判断地下不同地层的情况，于是找了张纸，贴着铲画出了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找人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于是得到了推广．

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 同样的，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 一般来说，西汉墓不带耳房，东汉墓多带两个耳房，这是标志。唐墓是墓砖搭起来的，砖之间没有粘合，搭成穹顶。而有墓砖的汉墓并不常见（大墓除外），多为墓坑或坑上加木方。明清墓则多为砖结构，墓砖之间以石灰和铁片镶死，有的明墓墓顶厚达两米多（七辐七券墓顶）……非常坚固。明墓距地面深度一般不超过六米，可以不用特殊方法而在一夜之间盗掘完成。汉墓一般距地表十一二米左右，西周墓则更深，要想一夜之间盗掘完成……必须使用特殊方法。尤其是汉墓、西周墓历史久远，标志难寻，先有一个“找地方”的过程。确定好位置、下探条、下铲、看坑灰、落实墓室形状方位（也就是确定年代）…… 然后才能做好准备、用特殊方法在一夜之间盗掘完成。 盗墓贼盗墓的目标性非常强，比如……进入墓室会直接挖向棺材的位置……然后在“左肩右脚”找东西，然后到耳室（东仓西库）搜罗，……至于其它位置，则看时间长短而定，时间短则弃之不顾。“看地形”时也有很多“心得”，比如“秦埋岭汉埋坡”等 古代盗墓挖坑都是“方”型坑，近代为“圆”型坑，这就是所谓的 “古方近园"。

盗墓觅宝的方法和技术

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的被盗最早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3600年，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无一人识得．

盗墓的行规和盗掘手法

干盗墓的人可分成两种，一种是官盗，像董卓，中华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兵，他们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的干，还有一种是民盗分布各地，人数众多．集中在河南，陕西，湖南长沙周边一带．

专业盗者平常是两个人合伙，多人团伙是少数，独干的更少，因一个人顾不过来．需要一个人挖，一个人放风和清土，以后一个进入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物品，两个合作可朋友可亲戚，但父子合作的却很少．在找合作伙伴的时候需要很小心，防止有人见财起意．

这些人长期以盗墓为职业，有很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并对防盗机关很有办法，他们在确定目标后，如果小墓不会费多大功夫，用几个晚上挖开，，取出物品走人．如果是大中型墓，便一是以种地为名，在周围种下玉米高粱等物，以青纱帐掩盖其一个两个月的盗掘活动．二是在墓边搞个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内，从外面看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的．三是在古墓边修一假坟时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墓内盗掘财物．

长沙盗墓四字决

在南方水多,洛阳铲不太好使,经古人将多方经验积累归纳了望，闻，问，切四字要决

一望为看风水,也就是盗墓者多会风水之术,以风水判断墓地的大小

二闻为闻气味,多玩鼻子之术可于一小撮土就可断出为哪代墓葬为信惊叹有一传说:有一盗墓者三代盗墓,练就一身本事但于80年代被擒本应死罪可正因有其一身本事改为无期刑,终身为考古事业劳作

三问多为口才好之人,去各地游访,专与老人谈古论今用以得取墓葬信息

四切为把脉诊断之意有三层说法一为根据土层来判断墓葬的年代和大小二为在墓中棺材里摸死者身上的物品,先头后口至肛门最后到脚,作为无所差池必然为心思细腻者三为用手摸出土物品,以判断物品的价值大小

盗墓觅宝之事古来有之,到今天更加高明,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今天更加现代化,集团化智能化他们用上了探测用的军用罗盘仪,探测仪雷管,炸药,电锯运输用的汽车通讯用手机因而如果你想学习此术,可谓之复杂艰巨,任重而道远呀

现代的盗墓贼已经把盗墓工具发扬光大了……

反盗墓：“疑冢”传说的由来

最普通的反盗墓方式，是隐蔽墓址，使盗墓者不知其处。据说先古陵墓不封不树，不在地面设置突出的标识，其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防止盗掘。

汉末三国时期盗墓现象的严重，致使种种反盗墓的形式中，曾经出现了所谓“疑冢”“虚墓”即以真假墓葬迷惑盗墓者的情形。其中，以曹操所设置的“疑冢”最为著名。民间传说曹操有“疑冢”多至72处，有的“疑冢”甚至是设置于水中。泉州民间也曾传说，施琅将军共有7处“虚墓”，分别位于泉州的几个古城门口。

传统的反盗墓手段，又包括石椁铁壁以求坚固，储水积沙以防盗凿，以及以机弩飞箭、伏火毒烟来杀伤盗墓者的方式。

古墓被盗严重，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以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为例，据介绍，目前只有3座墓葬幸免。

“我们在发掘古墓时，最担心的就是墓葬已经遭到盗墓者的洗劫。”一位长期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这样说。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古人视死如生，古墓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文化遗存，古墓里的文物代表着一个悠久文明所印记的历史。为了最完整地记录下古代文化遗存所反馈出来的历史、文化信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古墓时，并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随意发掘，而是通过对古墓进行科学的清理、记录、绘图后，再进行分析、比较、断代，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古墓所反馈出来的信息，供日后的研究使用，以此来补充或丰厚历史。而盗墓行为，说心里话则对考古工作造成干扰和破坏。

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颗玉印，上刻十字，当时没有人认得。

盗墓贼的行规和盗掘手法

干盗墓勾当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还有一种是民盗，分布各地，人数众多，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他们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地区、陕西关中、湖南长沙周边一带等地。这些专职盗墓者在解放前一般是两个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是少数，一个人单独干的更少，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时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以后一个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这两人多为有血缘亲戚关系（要好的朋友也很多），但奇怪的是父子关系的较少，这也许是干盗墓这营生毕竟见不得人，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维持做父亲的形象，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后来发现了也装着不知道。两人合伙为什么要找有血缘的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下面的人必死无疑。

这些人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如果小墓不须费多大功夫，用几个晚上挖开，速战速决，取出随葬品走人。如是大中型墓葬，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以开荒种地为名，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以青纱帐掩盖其一两个月的盗掘活动。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早被洗劫一空了。三是在古墓边修一假坟时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古墓内**财物。

旧社会盗墓工具的演进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工具操作，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探测专用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的墓葬为对象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上带上来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掘）。”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把此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括物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于今尤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现在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用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盗墓现象的历史文化考察

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我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数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司马迁写述中山地方风习，注意到“掘冢”行为的普遍。掘冢盗墓虽然是“奸事”，当时却有人因此起家致富。西汉时不法贵族作恶地方，盗墓竟然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于是有“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情形。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汉魏之际曾经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是古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晋人皇甫谧宣传薄葬，有“丰财厚葬以启奸心”之说。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盗墓“奸心”启于厚葬的说法，虽然颠到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可以说明“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是对“丰财”的欲求。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为骨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致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

盗墓活动为何经久不衰？

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盗墓行为的累累遗迹。唐人颜胄诗所谓“群盗多蚊虻”，“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等，是盗墓现象的写真。通过考古工作的实践可以得知，大量古代墓葬都曾经遭到盗掘。

前人厚葬，后人掘宝

是什么原因导致盗墓现象经久不衰？是否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直接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化史专家李山教授指出：“盗宝现象的猖獗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习俗密不可分。在阶级社会中，厚葬蔚然成风。”

据介绍，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即使史称“简约”、在遗诏中明令不许厚葬的汉文帝，其霸陵在晋代被盗时，也“多获珍宝”。李山教授说，厚葬习俗根源于中国传统的礼治观念，与古人相信灵魂不灭的迷信思想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人讲尊君、讲孝道，又很要面子，厚葬就可满足这种种心态。《吕氏春秋•节丧》记载，当时人们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随葬，其后人也以此为荣。正所谓“欲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盗洞最多的墓葬

《中国盗墓史》作者、北京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研究员王子今70年代末期就读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曾经参观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工地。他说，站在考古队正在下挖的墓坑中，看到密密麻麻的土色土质均与四周夯土显著不同的247个盗洞，真切感受到历代盗墓活动之惊心怵目。这座大墓是迄今所知盗洞最多的一座墓葬。盗掘的年代，自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这座大墓发掘的最后阶段，王子今也参与了部分现场工作，看到有十数个盗洞竟然一直打到椁室。

盗墓者一般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对于大件的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进行恶意毁坏，另外，他们对墓葬的方式等风俗、宗教文明毫不在意。

盗墓者从三个途径确定墓葬地点

王子今研究员介绍，盗墓活动最为普遍的出发点，是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盗墓者一般从三个途径确定墓葬的地点。一是查看地面的封土形状以判断墓葬的级别年代等粗略信息，据说有古墓的地方由于自然的地质五花土在埋葬过程中遭到破坏，一般庄稼的长势会比周围地区要差一些。二是从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中寻觅古墓的踪迹。三是比较确实可信的用洛阳铲等工具凿土取样，看是五花土还是生土，古墓在建筑过程中必然会在土层中留下痕迹，填埋的土层与原来的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根据取出的土层中找到的陶片、木片，铜、金等金属碎片，盗墓者不仅可以判断墓葬的确切位置，还可以知道墓葬的规模，棺室的位置，然后将盗洞直接打到墓室中去。

考古工作充满悲剧色彩

中国自古就有“视死如视生”的传统观念，因此，墓主人生前很多生活用品以及能够代表其生前地位财富的物品都可能被放入墓中，称为随葬品。古代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多为生活实用物或专为死者而制的冥器，想像死者能在另一世界使用。随葬品的意义　　随葬品在传统葬礼中标志墓主的身份、地位。中国古代礼制对随葬品有所规定，随葬品要与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相应，超过了级别为“逾制”。　随葬品的出现与人们的社会意识、宗教信仰相关，孝及灵魂不死观念的深入人心，使人们普遍存有厚待死者、希望死者在冥间生活得更好的意识，而随葬品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历代厚葬死者之所以普遍也源于此。 编辑本段随葬品的分类　随葬品分为两大类，一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物品，二是并非生前使用，甚至没有实用性，纯粹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后者称为明器。有些物品，因为体量、珍贵或还需继续使用等原因，不便于随葬。此外，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墓主人生前的姬妾、侍从、奴仆等也不允许陪葬。这时，就需要制作明器以为代表。 编辑本段随葬品的发展　最早死者的随葬品多是生活用品，如粮食、工具、家畜家禽等。人们认为死者虽死犹生，他还要像活人一样生活，因此应该让他带去生活必需品。后来，人们把死者供养起来，不让他们劳作，随葬品由生活必需品渐渐变成了奢侈品，如金银玉器、布帛绸缎、家具、物品、书画玩器、货币也成为随葬品，供死者花销。然而“人死如灯灭”的事实，对人们意识的渐变是明显的，既然人死后早要成为黄土，随葬品就未必要用实物，于是出现了仿制的象征性的随葬品。人们称这为冥器。古代的明器多为实物模型，用竹、木、陶木、布帛、锡箔纸等制作。宋代，纸做的明器逐渐流行。一般来说，实物模型明器可用于随葬，也可焚烧，纸做的明器焚烧于坟头。　生活用具 指日常生活用的陶、石、骨、木等器具。陶器既是史前时代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随葬品之一。一般用于随葬的陶器，多为实用器，也有少量专为死者制作的所谓“明器”（即“冥器”）。实用器上多留有使用痕迹，如炊器上的烟炱和容器破损后的修补痕迹等；明器多小而轻薄易碎，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不具使用价值。随葬品组合一般由炊器、水器、食器、容器类物品组成，也有仅随葬其中一类或两类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中，随葬陶器在组合、形式等方面往往有所不同，反映出比较鲜明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特色，是考古学断代、区分文化、划分地域类型的主要依据之一。 装饰品 用装饰品随葬的例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墓葬；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中均较为流行。黄河流域较常见的有骨珠、牙饰、陶环及发笄等；长江流域则多见石或玉制的管、环、璜、缺等。一般说来，装饰品多见于女性墓葬，如姜寨 M 7 为一青年女性 , 随葬有 8577 颗骨珠；大汶口的 M 10 为一老年女性，随葬有一串 25 件穿孔白色大理岩长石片、 2 件牙形石片组成的头饰、一串由 31 件大理岩石珠组成的头饰、一串由 19 件形状不规则的绿松石片组成的项饰并有象牙梳等。因此，装饰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女性别的差异。　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也是史前墓葬中很常见的随葬品种类之一。依制作质料分，有石、骨、角、蚌、陶器　等，其中石器最多；依用途分，有斧、锛、铲、镰、凿、刀、锥、锉、针、匕、矛、镞、鱼叉、纺轮、磨盘、磨棒等。在不同文化中，由于经济方式不同，随葬的工具种类也有所区别。如在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多随葬石镞、骨投枪、鱼叉、鱼镖、鱼钩、牙刀等渔猎工具 (60)；黄河流域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中，则主要随葬石铲、石刀、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有时不同墓葬中随葬工具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死者生前所从事主要工作的差异。如临潼姜寨 M 87 出土有石砚、石磨棒、水杯及赤铁矿颜料块等，是一组用于绘画的工具，表明墓主人生前有可能是主要从事彩陶制作的工艺者 (61)；在属大汶口文化的江苏邳县大墩子 M 38 出土的随葬品中除骨、牙器外，还有骨料、牙料 24 件，磨制骨器用的砺石 4 件，墓主人生前显然是一位主要从事制作骨、牙器的工艺者 (62)。此外，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墓葬随葬工具统计表明，男性墓随葬工具远多于女性墓，如姜寨遗址男性随葬工具占 688 ％，女性墓仅312 ％；北首岭遗址男性墓随葬工具达993％，女性墓仅占 07 ％ (63)。说明男性是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礼仪性用品 所谓礼仪性用品，就是指用以表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用品，如象征神权、王权、兵权的琮、璧、钺等。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各文化墓地的墓葬，从墓形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等方面来看，差别并不太大，反映出氏族成员的地位基本相同。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墓地出现了墓形大小、随葬品多寡的差异，特别是出现了表示身份、地位、等级礼仪性用品如玉钺（或斧）、玉琮、玉璧等，表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并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　在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随葬品多寡等方面的差异，如大汶口的 M 10，有“井”字形木椁，随葬 38 件陶器、大量的装饰品和并非实用品的玉铲、玉斧等。到了龙山时代，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在陶寺墓地墓有大、中、小之别，大、中型墓数量很少，但规模大、随葬品多。例如 M 3015 随葬品多达 200 件以上，其中除了日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以上，还有多种彩绘木器和石磬、鼍鼓、玉钺、石钺等礼仪性用品； M 3072 则出土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此重要礼器的存在，表明大墓主人是执掌祭祀和军事的部落显贵 (64)。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M 48 出土有 83 件石璧，远超出装饰的需要，应是显示地位、权势的礼器 (65)。　在长江流域，崧泽文化时期已出现了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如江苏吴县张陵山的 M 05 ，有木棺并随葬有 31 件陶器 (66)。良渚文化早期开始，在一些大墓中盛行用玉质礼器随葬，如张陵山上层的M 4 ，随葬品多达41 件，其中包括玉斧、 玉琮、玉瑗各一件；玉琮呈外方内圆的方柱体，表面饰有兽面纹，显然是一种礼仪性器物。良渚文化中、晚期“葬玉”之风更盛，如江苏武进县寺墩 M 3 ，是一 20 岁左右的男性墓，随葬各类陶、玉、石器达 120 余件，其中玉璧 24 件、玉琮 32 件； 24 件玉璧大小不一，分置于头前脚后、身体上下，其中最大的一件置于腹部，直径达 26 厘米； 32 件玉琮自 1 ～ 15 节高矮不等，环绕墓主一周；左侧上肢旁有 1 件精致的玉钺。新近发现的 M 5 随葬重要玉器有琮、璧、钺、带钩等，其中有 1 件玉璧直径达 29 厘米，是迄今出土规格最大者；置于足后的玉琮长 32 厘米，分为 11 节，精刻 44 个人面纹，是长琮中玉质最佳的一件 (67)。良渚文化晚期的吴县草鞋山 M 198 ，为一男性附葬两女性的墓葬，男性居于墓穴中央，随葬品最多，包括有玉斧、玉琮、玉璧等，两个女性为二次葬，也随葬有玉璧、玉琮、玉饰等 (68)。此外，在华南地区的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晚期墓葬中，也发现有用玉琮、玉璧、石钺等礼器随葬的现象 (69)。　东北地区早在红山文化中，就已出现了大型墓葬和礼器随葬的现象。如的牛河梁积石冢群中，大石棺位于石冢的中心部位；各类石棺中出土了数量众多、十分精美的器，有玉猪龙、玉璧、勾云形玉佩、玉环、玉鸟、玉　龟、玉鱼、玉兽等。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他随葬品 除了上述随葬品之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墓葬中还广泛发现有猪、羊、狗等家畜随葬的现　象。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盛行用猪头随葬，如大汶口墓地的 133 座墓中，随葬猪头或猪骨者占 1/3 ；其中 M 13 随葬猪头14个， M 60 发现有半只猪，其他墓葬则随葬猪下颌骨、猪牙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有用猪、羊、狗等骨骼随葬的习惯。如甘肃永登蒋家坪发现一座属马厂类型中期的大墓，随葬有 30 多件陶器，人骨架下挖有一长方形坑，内分层埋有猪、狗等骨骼 (70)；甘肃临夏大何庄墓地有 9 座墓随葬有猪下颌骨，少者 3 块，多者可达 36 块 (71)。黄河中游的陶寺墓地有 14 座墓随葬有猪下颌骨，最多的一座达 30 付以上。长江流域的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也发现有用猪下颌骨随葬。此外，在黑龙江的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还发现有用鱼骨、野猪牙、鹿角等随葬的现象 (72)。　一般认为，由于家畜可食用、可交换，因而成为最早的私有财产观念之一。墓葬中出现家畜随葬，应是财产私有的重要表现。 编辑本段各个时期的随葬品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平民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是各种石器和陶器，因为这些是死者生前的日常用品。那一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则常见玉制的礼器，这些东西代表了他们生前的地位与财富。 秦汉（前221—220）以前　秦汉（前221—220）以前，平民墓葬中随葬品多为陶器，而王公贵族墓葬中则多见各种青铜礼器。此外，商周以来，以车马殉葬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因不再允许以活人殉葬，所以，以陶、木制作的人俑大量出现。秦始皇（前247—前210年在位）、汉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甚至将他们的整支军队都带到了陵墓之中。这一时期，随葬品中的青铜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精美漆器和各种丝织品，这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瓷器生产工艺逐渐成熟，随葬品中瓷器与陶俑平分秋色。唐代墓葬多随葬三彩陶器，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色彩鲜艳华丽。 宋代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均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随葬品种类日益丰富，不再具有早期墓葬中那种鲜明的时代特色。 编辑本段出名的随葬品　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埋葬着这个希望子孙世代做皇帝的始皇帝的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5公里的临潼区境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史载，秦始皇为造此陵征集了70多万个工匠，建造时间长达38年，同时也生产着奇迹。　1974年3月兵马俑从5米深的地下“横空出世”，是几位农民的幸运，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虽地处秦始皇陵东侧达1．5公里，以兵马俑一、二和三号坑为主体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仍占地300余亩，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8000兵马俑如同复活的军团一般，宿卫着秦始皇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说：“虽是陶俑，但它们如真人一般大小，或身穿齐膝长衣，外披铠甲，手持长兵器，或腰束革带，腿扎裹腿，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或黑发，蓝袍，绿脸，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雄纠纠的军威，更多的是2200年前古人的生活实况。”　经考古勘探，秦始皇陵可分为陵园区和从葬区两大部分。陵园区占地近8平方公里, 有内城和外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现存高76米，周围有大量地面建筑遗迹和陪葬物。陵墓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主要赔葬坑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有5万多件重要文物出土。1980年发掘出土的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