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玉扳指值多少钱

秦朝没有玉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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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面貌特征不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识的。所以本文选取的秦式玉器标本，春秋战国时代的仅限于秦国范围内墓葬、遗址中的出土品，秦代的则选取几件特征鲜明，基本上得到公认的秦人玉器，其它的不予涉及。

秦人早期活动于汧水、陇山之间。西周末叶，平王迫于诸戎的压力而东迁洛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其后秦人经过艰苦的战斗，至穆公时创造了“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此间虽坚持不懈地向东发展，但终为晋、楚所阻[2]。所以春秋时代秦人的活动重心在关中西部，玉器发现也集中在宝鸡、陇县及凤翔雍城一带。重要发现有以下几批[3]：

1．1986年11月，陇县边家在5号墓。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配享5鼎4簋，是春秋早期秦国大夫级贵族的墓葬。玉石器计有玉泡2，玉圭11，石圭4，石管2，石璧1，石条形饰5，石贝290件。串饰两组，一串在颈部，由玉玦2件、玉牌7件、玉鱼1件、玛瑙珠80粒和若干绿松石组成。另一串置于胸前，由70粒玛瑙珠组成。

2．1974年户县宋村3号墓。时代为春秋早期，有墓内殉人及附葬坑，随葬5鼎4簋，也是大夫级的贵族。属于墓主人的玉器有玉圭1，玉戈1，玉管1，玉牌2，头部发现饰一串，由一个穿圆孔的方玉片，三个鳞形玉牌，九枚绿松石管及74颗鸡血色石珠组成。墓中有殉人4，其中3号殉人口合玉玦2；1号殉人口含石玦1；2、4号殉人各合玉、蚌琀1。

3．1963年10月，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春秋早期秦墓，出玉圭1，玉玦4，玉凿2，玉鱼3，玉玦两块合在口中，两块置于耳部。

4．1976年凤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BM27出玉璧2，玉玦1，石璧1。BM102的殉人随葬有玉琀、玉珠、玉璧、石圭。

5．1959—1960年宝鸡福临堡东北地发掘10座秦墓，时代属春秋早期偏晚。墓中出土玉石器有石圭、玉鱼、玉蚕、石玦等。石玦皆置于耳部，石圭各墓数量不等，少者2件多者27件。1号墓出有串饰一组，置于胸前。

6．1981—1984年，凤翔雍城中部偏东马家庄秦秋中晚期宗庙遗址和祭祀坑中出玉器一批，计有玉壁81件，玉玦21件，石圭34件，煤精环2件，玉璜21件，大多器形较小，制作粗糙。

7．1973看到至1974年在凤翔姚家岗发掘的春秋秦国凌阴遗址中，出土玉壁、玉玦、玉圭多件。

8．1976—1986年发掘的凤翔南指挥乡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国君主秦景公，该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各类随葬品3000多件，玉器有璧、璜、圭玦、白玉戈、璋、石鱼、透雕蟠螭纹玉佩、煤精玉饰、青石马头等。

9．1977年，凤翔南部高在墓地，出土玉璜90件，白玉玦2件，蓝色玉璧一件，玉襟钩1件，串饰11件，时代属春秋晚期。

10．1992年，宝鸡益门秦墓，其中2号墓时代为春秋晚期偏早，随葬品丰厚，尤以金柄铁剑最为引人注目。墓中玉器计有壁10件，环7件，璜24件，虎形佩1件，长方形佩9件，突齿长方形佩4件，璋形佩6件、觿13件，竹节形饰3件，斧形饰1件，鸭首形饰1件，带钩1件，亚字形饰49件，另有玛瑙饰1件，绿松石串饰1，料串饰2[4]。

11．1972—1975年雍城附近出土的几批玉器，共计4件，有玉璧、踪、觿、璜等，花纹均为阴刻的勾连纹或云雷纹。从艺术风格判断，其制作年代当为春秋早期至晚期，是秦式玉器的典范之作。战国时代秦人玉器发现极少，这与战国秦墓发掘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玉工艺在秦国的衰退。

1．1954—1957年在西安半坡发掘战国墓112座，其中只有五座墓出土小件玉石器，有石壁、石环、玉珠、玉饰等。2．长安县韦曲南战国墓，出玉带环饰器，为仿青铜节约的形制[5]。3．西安吴家坟出土玉夔龙佩，身体作S形[6]。4．1978年户县战国墓，出土夔龙佩2件，形制、尺寸实全相同[7]。5．1978年秋，户县战国墓出土小玉件一组，计有玉鱼2件，玉昆虫1件、玉蝉1件、玉蚕若干，玉勒5件。另有串饰1，由429粒玛瑙、绿松石管、珠组成[8]。6．1998年淳化县胡家庙乡出土战国时代铜釜1件，中有串饰一组，由若干粒玛瑙、白石管珠与一片海贝组成[9]。秦代享国日短，出土的秦代玉器数量有限，主要出土于陕西、湖南、河北、河南等省秦墓中，其中秦文化风格鲜明的只有两组：

1．1971年西安北部联志村秦代窖藏，出土玉人、圭、璋、璧、璜、觿、虎等85件，均为碧玉，大部分素面，少数有粗糙的阴刻线花纹。2．1975年山东烟台芝罘岛阳主庙遗址出土两组玉器、每组都为：圭1、壁1、觿2。研究者认为这些玉器当是秦始皇东游海上登芝罘祀阳主神时所瘗埋的，为秦式玉器无疑。从出土情况看，春秋时代秦国玉器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与关东诸国玉器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共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玉器主要出自墓葬和祭祀遗址中，其主要用途为佩带、敛尸、祭祀天地诸神。秦在继承西周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关东诸国相近的玉文化观念。2．玉器主要出土地点都靠近大的都邑，如秦国的雍城、陈仓、东周洛阳王城、郑国新郑故城、晋国的新田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是王侯贵族进行礼聘、祭祀、盟誓等政治活动的中心，他们的墓葬亦多在城市附近；另一方面，城市的兴起使官、私手工业形成规模，产品数量、质量大幅提高，经济交流也多在城市进行。这显示出春秋时代的秦人虽仍与戎狄共处，但通过对中原文化的努力吸收，已经有了与关东相当的城市文化，所以由余才会有“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的感叹。3．玉器的使用比较普遍，不仅较大型的贵族墓中有玉，而且小型墓的墓主和大型墓中身份较低的殉葬奴婢也都有玉随葬品，虽然在玉器的质量和数量上有差别，但反映出秦人与关东人都有较广泛的佩玉人群，爱玉佩玉的华夏文化对秦国的普通人也有较深的影响。

当然，秦与关东诸国就春秋玉器的发现来看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1．秦高等级墓葬发现太少，至今可与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M1052，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墓M251这类随葬丰厚的大墓相比的春秋秦墓仅益门二号墓一例而已，这使得二者玉器的对比显得不够对等，有待于更新的考古发现来反映春秋秦玉的全貌。

2．没有发现象洛阳中州路、浙川下寺上村岭这样规模较大、沿用时间较长的春秋秦贵族墓地，所以其玉器的器型、组合、随葬方式等的发展脉络不如中原地区那样容易理清。

3．玉敛葬的形式较关东诸国简单，一般的都是口中有玦，耳部置玦，高级别的则有颈部和胸部两副串饰，并在脚箱内埋圭、戈之类，没有发现玉质瞑目和脚部的葬玉，手中有囗（王屋）仅见于1977年凤翔高庄M1一号殉人这一例。可以说，秦人殉葬玉的形式与生前佩带玉的方式基本是一致的，专为丧葬的目的而制作的玉器类型较少，反映了“事死如生”这一朴素的丧葬观念。而且秦人平常佩带的玉饰也较为简单。

关东诸国殉葬玉器的方式就显得较为复杂。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死者面部多有玉片组成的瞑目，耳有玦、颈有串饰、腹部有佩饰、手中有琀，还要在头顶置壁、脚部放玉片，而且基本上都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石质明器。虢国墓地所见者则更为复杂，仅串饰在一墓中就有很多，不同质地，不同串法，分别置于棺盖上，棺椁之间，死者的颈部、耳部、头部、腕部、胸部、腹部和腿部。最完备的例子是该墓地的M1820，其中玉石器的放置情况：外椁盏放石戈、石壁，内外柳间放一组串饰，棺盖上有串饰若干组，耳部有玦、口中玦17件，颈部串饰一组，胸部至腹中悬佩一组更为复杂的串饰，腹部再放置一组串饰，两手各有一圆柱形囗（王屋）。如此复杂的玉敛葬式所反映出来的是繁琐的礼仪、严密的宗法制度和以礼为本的政治思想。秦与关东的简、繁之别显示出春秋时代秦人尽管在努力华化，但很多学的是表面的东西，象严格的宗法制度、以礼为本的统治方略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融汇到他们的文化中，而是保留了本民族较为原始、质朴的“戎化”的一面，这为后来秦国置郡县、兴刑名、行霸道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这也是战国时期秦玉衰落的根本原因。

4．祭祀瘗埋的玉器较多，如凤翔南河屯的两件玉璧，马家庄一号建筑基址和祭祀坑中所出璧、璜、圭、玦等器，姚家岗凌阴遗扯中的璧、玦圭等，这些玉器制作较粗，埋于建筑物地面下或祭祀坑中，是明显的祭器。这么大量的祭祀用玉在关东诸国没有发现，可与之相比的是晋故都新田附近秦村的春秋晚期盟誓坎中的玉盟书等器，但二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大量的祭祀用玉是秦人多神崇拜的反映，这将在后文论述。

战国秦的玉器友现量小，工艺精美的更不多见，无法与关东诸国的战国玉器相比。就有限的发现来说，能反映以下几个问题：

1．比之春秋时代，秦国墓中葬玉大为减少。1954－1957年西安半坡发掘战国墓112座，出玉器的仅5座。朝邑发掘战国秦墓676座，不见玉器出上。可见佩玉人群大不如春秋时代，与关东诸国佩玉的普及方向相反。

2．既使有玉随葬的墓，玉器也数量少，体量小，品种单一，工艺粗陋，显示出玉工艺在秦国的衰退，与关东战国时代蓬勃发展的玉器艺术形成鲜明对照。

3．战国时代秦国玉器的随葬方式和艺术风格都没有自身的特色，这反映出秦与关东交流的频繁，也反映出当时秦人对玉器艺术较少着意。

春秋战国秦人玉器虽然发现量还比较有限，时代环节也不够完整，但大致的脉络还是有的。秦人以戎狄之族，春秋初在继承周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华夏以玉器为物质表现的礼仪文化，在玉器艺术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取得了一定成就。至战国时法家刑名之说占据统治地位，以宗法为载体，以仁为口号的礼仪文化遭到排斥，玉器亦随之衰落。统一之后的十五年中，秦人在玉器艺术上没有什么新的创造，从前文所述的两批秦代玉器看，比春秋秦玉没有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