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玉器中的佩戴玉器都有哪些

佩玉是指佩戴于人身的各种玉器，其特点是个体较小，大多有可穿线的孔洞。佩玉的种类较多，如玉玦、玉镯、玉刚卯、玉牌、玉带钩等。有的成组佩带，有的单独悬挂。

●玉玦　是人的耳饰，形似小玉璧，但有一缺口。新石器时代玉玦多光素无纹，商代的玉玦常为蟠龙形制，首尾相向，西周玉玦多以斜刀刻出龙纹、云纹、鸟纹等，春秋战国出土的玉玦较多，形制较小，外径在2-5厘米之间。战国以后， 玉玦不再流行。

●玉镯　玉镯自古以来是人们最基本的腕饰之一，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已见有出土，大汶口文化玉镯呈外方内圆形，春秋时期玉镯为扁圆形，唐代有镶金玉镯，发展至宋代玉镯呈圆环形，内平外圆，光素无纹，明清玉镯多见装饰，如联珠纹、绳索纹、竹节纹等。

●玉觽　是一种微曲的锥形器，最初它是随身携带。用以解结的工具，后来成为佩饰，表示成人的象征。自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历代不衰，但汉代以后不复见有。

●玉韘　玉俗称“扳指”，圆筒状，可套拇指，初为射箭时钩弦的用具，后专为佩带。早期见于商代，至汉代逐渐变成一种佩饰，失去了一种实用功能。宋至清代出现仿汉的形玉佩，形制略异，装饰亦有很大不同。

●玉刚卯　又称玉严卯，长方体，中有孔，可穿绳佩挂，器面刻吉祥语句，用以驱邪，是古代的护身符。汉代流行，一般长约2厘米，宽约1厘米，后世有仿品，但于汉代风格迥然不同。

●玉带板　玉带是一种由数块乃至十数块扁平玉板镶缀的腰带，是古代官品位的标志。玉带有方形、长方形、桃形等，表面常雕琢各种图案的玉带始见于北周，一直沿用至明代，清代废除玉带制度。

●玉牌　呈方形或长方形，器表浅浮雕或镂空雕刻各种图案与文字，有孔可穿绳佩系。玉牌在明代十分盛行，清代多有仿明之作，亦有刻“子刚”款的伪作。

●玉带钩　玉带钩是用于勾束腰带的器物，一般由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钩首用于钩连，钩钮则起固定作用。形制较多，有龙首、鸭首、马首等，器身有琵琶形、螭形等，华贵者还镶嵌有各种宝石，历代都有精品。

●玉龙　玉龙的形象随时代而演变，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玉龙，身躯作“C”字形，简练优美，极富特色。此后，玉龙呈现多姿多彩的风貌。历代带有各自鲜明的特征。

●玉动物　玉动物取象于自然界真实动物，圆雕或片状雕均有，造型姿态多样，栩栩如生。玉动物一般作为佩饰，也有的可作为陈设品。玉动物主要有玉虎、玉象、玉熊、玉马、玉鹿、玉牛、玉猪、玉鹰、玉鱼、玉龟等，历代玉器中最为多见。

●玉人佩　玉人是直接反映人类自身形象的作品，有全身、半身、人首和人面等，一般为扁平状，除可用以佩系外，大型的可作为陈设品，具有祭祀、辟邪的作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玉人琢工带有明显的稚拙性，商代以后玉人形象多样，有站立、有跪踞、有全身、有人首、有男人、有女人、有圆雕、有片状雕，各个时代具有不同的形象特点。

●玉剑饰　玉剑饰是用于剑上的装饰玉件，饰于剑首的称为玉剑首，饰于剑柄与剑身之间的称玉剑格。玉剑饰盛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

三秦文化·玉器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国家，更是唯一将玉与人性紧密结合而形成悠远丰富的玉文化的国度。在古代中国，玉器作为一种物质，以其质坚、性温、色美而被广泛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等领域。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以其“温润而泽”、“廉而不刿”、“瑜不掩瑕”、“气如白虹”，合于儒家崇尚，为君子仁人所爱。

三秦大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之时，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已发现少量质粗工劣的玉坠饰和佩饰。工艺水平低于同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到距今4500至2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陕西玉器异军突起，形成以刀、戈等象征性武器工具为代表的陕西石峁龙山文化玉“礼兵”、以玉龙、兽形饰为代表的东北红山文化动物形玉饰和以大型琮、璧为代表的东南良渚文化玉礼器三种不同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下各据一方鼎足而三的玉文化。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位于陕西北部。70年代初曾出土过四百至五百件玉器。可惜其中上佳者已作玉料出卖。其中百余件70年代末幸为考古学家戴应新所识，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石峁玉器制作精美，种类丰富。玉料经鉴定有墨玉、玉髓、石英岩、大理石岩、蛇纹石岩、基性超基变质岩和酸性硅酸岩等，属软玉类，硬度在六至七度之间。玉料来源当在陕北当地及附近的关中、内蒙、甘肃一带。其种类主要是璧、璜等礼器和斧、钺、刀、戚、戈等象征性武器工具，还有极少量动物形象，装饰品几乎不见。器表碾磨光滑，多光素无纹。饰纹者阴刻线条流畅自如。这是石峁玉器区别于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一个重要特征。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发展的顶峰时期，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又证明西周是我国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而且最早赋予玉以道德内涵，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在西周“郁郁乎文哉”的各种礼仪活动中，玉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陕西是周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西周玉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足以代表西周玉器发展的水平。目前陕西西周玉器重点发现于宝鸡 国墓地、扶风强家西周墓地，长安沣镐遗址等处。其中仅宝鸡茹家庄 伯及其妾井姬墓就出土各类玉器一千三百多件，周原强家一号西周墓中也出土有五百五十多件。数量之巨，实属罕见。西周玉器在形制和品类上主要继承了商代传统。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和装饰艺术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璧、琮、璜、戈、斧、锛、凿等，后者主要有串饰、佩饰和鱼、鹿、鸟等各种动物形象。

西周玉器在造型纹饰雕刻手法上承袭商代晚期作风而趋于简化。多为平面片雕，圆雕作品较少且多为小件。纹饰常以简练刚劲的线条来表现，纯熟精练。阴线或双钩阳线的夔纹、凤纹是其代表性图案。

西周礼玉已基本从石器时代为原始巫术服务，商代为祖先神祈祷，发展到祭祀自然神。《周礼·春官》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王、公、侯、伯、子、男分持不同的圭或璧以标示其等级差别。上层贵族集团还用玉器作为信物用于婚聘、军事调动等。丧葬中玉器也是必不可少之物。有时玉器还可作为货币使用。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西周裘卫四器中的卫盉就记录了以玉抵贝(币)的情况。

秦人进入关中地区之后，继承了周人使用制造玉器的传统与风格，而且在雕刻技术和种类数量上都有所发展。

战国晚期之前秦玉主要见于凤翔和宝鸡郊区的一批秦墓和遗址中，其中尤以秦公一号大墓、姚家岗建筑遗址和宝鸡益门堡春秋晚期秦墓为最。典型器类有谷璧、玉璧、玦、各类佩饰、琮、戈、璋、蝉、觿、耳匙、玉环和带钩等。这些玉器雕工精湛，大部分器表饰有细密匀称的蟠螭纹、卷云纹和兽面纹，或阴线刻或浅浮雕，是秦制玉业的突出代表。战国晚期的秦王朝统治时期，也许由于石雕兴起之故，制玉的规模和数量较前有所减少。

西汉玉器是在继承战国玉器传统特色上发展起来的。艺术风格上更多吸取了楚文化玉器清逸脱俗、自由浪漫的特点，形成汉代玉器特有的洗炼流畅、雄朴磅礴的艺术风格。无论在种类、数量、制作工艺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极大的发展，成为红山与良渚文化、殷商晚期以来制玉业第三个辉煌高峰。

汉代玉器依其型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玉、装饰品、葬玉和陈设艺术品四大类。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圆雕和高浮雕的陈设艺术品。而这其中偶然发现于西汉元帝渭陵陵寝建筑遗址的一批圆雕玉器堪称汉玉翘楚。这批玉器包括白玉仙人奔马、玉辟邪、玉熊、玉鹰、玉俑头等。而玉仙人奔马以构思新颖、雕琢洗炼精湛，为楚汉浪漫主义的杰作，也是整个古代玉器中屈指可数的艺术精品之一。作品系羊脂玉雕成。高七厘米、长八点九厘米。马昂首前视，腹饰双翼，足踏祥云，腾空飞驰。背骑双翅羽人。羽人一手扶马颈，一手拿灵芝，神态自若，心游万仞。迄今西汉玉器佳品多集中大批出土于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广州南越王赵昧墓等未被盗掘的西汉大墓中。可以想见，如不被盗陕西关中众多的西汉帝公大臣墓必然会出土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汉玉极品。

玉石品种千千万，从史前罗家角文化玉器、马家浜文化玉器、红山文化玉器、良诸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玉器、龙山文化玉器，到夏商周、汉至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可以发现玉主要是用于祭天和玩赏。即从远古时期的“巫玉”，发展到后来的“官玉”，乃至演变到今天的“民玉”，无不蕴藏着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人生哲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要说什么品种的玉石最贵，那只能首推和田玉了。新疆和田玉中以和田羊脂白玉最为有名，还有和田黄玉、和田墨玉、和田碧玉、和田青白玉等。和田玉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钙、氧化镁，硬度6――65，密度29――31，因其不同元素而呈现出黄绿、青黑等多种玉质色彩，和田玉玉质细腻、温润，呈油脂状，表面光滑。

和田玉是中国最好的玉，现存中国古玉中，大部分是以和田玉为原料，特别是秦、汉古玉多为玉中珍品。全世界和田玉仅中国新疆出产，是玉中宝石级品种！

在我国来说，应该属于和田玉最贵吧，本人虽说没有见过真品，有时候也想到新疆找一找，你想不想也到哪里去，人家说捡到一块那就发财了，一辈子就不用干活了，哈哈想想真美，但是不好找啊，这就是它金贵的原因。

二，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到那里淘过金，去的时候满怀希望，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大有人在，这石头不好找，个人还是认为咱捡的梅花玉也不错，价值不大欣赏起来也是一种美，知足常乐吗

大拇指上的天猫黄玉艺术品价值不非，合田黄玉籽料带形，大拇指甲纹上又有一只生动活婆可爱的小猫咪，重102克！意义超凡，代表天猫艺术品的标志，是件非常难得的当代天然之作！天狗合田玉象形石是当今最高价成交的合田玉之一，达到每克110万元的新贵价值！还有奥运会上的奘牌合田玉奇石，三种色出自一快玉石上，在网上从没见过还有这种料了，真是千种玛瑙万种玉，独此一石在世间！此石有两大特点，一石三种硬度，最低硬度可用指甲划出条印，代金属光！

　　良渚文化玉器的表面颜色，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玉器的玉质细腻纯净，透明度较高，未受沁蚀或受沁程度较小，颜色为黄绿和深浅不一的绿色。第二种是玉器的玉质不纯净，有绺裂和杂斑，透明度差，颜色从浅褐色到墨绿色，亦有多种颜色杂于一器者。第三种是前两种玉器受沁蚀较深者，一般表面呈“鸡骨白”或“象牙黄”，也有呈现出乳白色网状脉络与浓淡不一的色块形成的斑杂颜色。

　　上述三种玉器玉料的来源，除第三种由于沁蚀较深不易判别外，前两种玉料的产地应是不同的。第二种玉器玉料特征被称作具非均一性斑杂结构（Taxitic Structure）的透闪石――阳起石软玉，是接触岩构造特征的留存，而且江苏溧阳小梅岭就蕴有此特征的透闪石软玉。小梅岭系横贯宜溧地区的茅山支脉，透闪石软玉地表露头所见矿石，除有灰白色不透明致密块状者外，还有具斑杂结构的青黄玉，即半透明部分与不透明部分呈斑杂构造。现藏南京市博物馆的浦口营盘山崧泽文化遗址所出玉料PYM31与其非常相似。类似的软玉还见于崧泽出土玉璜QSM60：6，余杭反山的琮YFM12：90和玉钺YFM12：100，这至少可以证明小梅岭曾是良渚玉料的产地之一。因此，这类玉料无疑出产在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带，曾为史前先民大量开采和使用。

　　第一种玉器的玉料在良渚玉器中质量最佳，以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以及上海青浦县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张陵山、草鞋山出土的玉器颜色偏黄，而福泉山出土的玉器则以绿色为主，玉质细腻纯净。这类玉料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良渚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太湖周围及杭州湾地区并未发现这种玉料。虽然有些学者指出浙江天目山也可能是良渚玉料的产地，但仅是推测而已，并没有确凿的根据。

　　张陵山等地出土的玉器曾做过矿物学鉴定，但都未能解答玉料来源的问题。江苏和浙江的地矿资料中，也不见有当地出产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玉料的记载。笔者认为，如果用“玉矿已被古人开采枯竭”的说法来解释今天找不到良渚玉料的产地，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任何玉矿脉的蕴藏量都不会少于数吨，以目前发现的所有良渚玉器总重量加起来恐怕也不会超过这个数，何况史前时代使用非金属生产工具开采玉矿，采矿的效率和规模都很有限，无论如何也不会将玉矿脉开采得干干净净，毫无踪迹可寻。新疆和田玉、辽宁岫岩玉和河南独山玉都有数千年开采的历史，至今仍在出产玉料，即是明证。实际上，良渚玉器所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颜色和质感，说明其玉料来源是多源的，并不局限于良渚文化所分布的范围。虽然很多学者认可“史前时期玉料的来源主要靠就地取材”的观点，但很少有人考虑不同地域间的物质文化的交流对玉料来源的影响。笔者认为，良渚玉器中的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玉料应是良渚先民与其它地区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产物，其来源应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之外去寻找。

　　从目前的地矿资料来看，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玉料主要产于新疆和田的昆仑山和辽宁岫岩的细玉沟。从考古资料来看，和田玉可能在夏代时才大量输入中原内地，最早输入中原的时间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输入的路线被称作“玉石之路”。由于和田玉输入中原的时间晚于良渚文化，因此可以不考虑将其作为良渚玉料的来源。岫岩细玉沟所产透闪石软玉，主要颜色有黄白色、浅绿色、青色和黑色，其中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的软玉是其最具特征、产量丰富的玉料。岫岩软玉的开采和使用的历史很悠久，王时麒先生认为，红山文化玉器的颜色主要是浅豆绿色和黄白色，这两种颜色玉器的玉料无疑来自岫岩。红山文化的时代稍早于良渚文化，因此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良渚文化玉器中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玉料可能来自辽东半岛的岫岩。实际上，已有学者意识到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颜色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闻广先生曾详细研究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和沙可乐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所藏中国古代玉器，特别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他指出，红山文化玉器的特征玉料是颜色偏黄而半透明度较佳的透闪石软玉，相当的商品名为青黄玉及玵黄玉，这种颜色偏黄的软玉料，在有些良渚文化玉器中曾经沿用，如张陵山四号墓（WZM4）所出20余件玉器中不少是此类玉料，并强调了玉料的沿用关系。邓淑苹先生根据对一些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观察作出推断，认为“岫岩闪玉”的采用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曾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华东地区。

　　古代玉料的长距离异地传输交易，需要有三个条件：1、异地对玉料的大量需求（即传输的动力）；2、有固定的传输路线，并有原始部落作中转；3、作为起中转作用的部落亦有发达的玉文化，并与产玉、用玉地区的原始部落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以和田玉的输入为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跨入了文明门槛，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发展。王朝的建立是和田玉大规模东输的最重要的动力。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典章制度必然随之建立，而用玉制度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用玉制度的建立，使得玉料的需求量具有了规模性和稳定性，这对于和田玉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内地是至关重要的保证。和田玉东输所形成的“玉石之路”早于后来的“丝绸之路”一千多年，其路线是从现在新疆和田向东，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和东南缘到达今甘肃敦煌的玉门关。再沿祁连山至甘肃中部，再转向东经宁夏、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进入山西。沿途的起中转作用的史前文化为分布在甘青一带的齐家文化、分布在内蒙古南部和陕西北部的新华文化、分布在晋南的陶寺文化。这三个史前文化彼此之间都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面貌，说明文化交流是很密切的，而且它们都有发达的玉文化，其中也有少量的以和田玉料制作的玉器。这三个史前文化分布区域自西向东相互连接，形成和田玉输送的中转链，从而奠定了长达万里之遥的“玉石之路”的基础。

　　我们可以套用和田玉输入的模式来推测岫岩软玉输入到江南的背景和路线。良渚文化是一个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玉器的制作和使用是其物质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下，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重的宗教气氛中。有学者指出，良渚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支出（如制玉），包括社会中下层在内普遍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这种享乐型社会生活风气的蔓延，甚至使良渚社会调节能力逐渐丧失，最终导致良渚文化的消亡。可以想像，当时需要有多大的制玉规模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用玉需求。良渚先民究竟制作了多少玉器，恐怕永远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对玉材的寻找、开采、运输和交易是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从良渚文化陶器、玉器等的造型和纹饰来看，良渚社会生活处处表现出精于计算安排的思维特点，那么，对如何获得充足的玉材并保证其供应的稳定也应有周密的安排，很难想像一些零散的小玉矿会满足良渚数百年用玉量，这样，辽东半岛丰富的岫岩软玉资源自然而然地成为良渚优质玉材的来源之一。尽管辽东半岛距离太湖地区有千里之遥，但良渚社会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只要是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总是有能力通过军事或经济手段，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岫岩玉材。

　　岫岩软玉的输入路线，是从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出发，渡过渤海海峡到达胶东半岛，再向西南入山东腹地，折向南到江苏北部进入良渚文化分布区。在这条玉材传送路线上起运输中转作用的，是辽东半岛的原始部落和以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原始部落，而这些史前部落都有着发达程度不同的玉文化。

　　辽东半岛的岫岩玉材，除了可以肯定为红山文化所使用外，也很早为当地史前文化所使用。距今6000－7000年的小珠山下文化层中就出土有1件浅绿色玉斧。辽东半岛南部出土史前玉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旅顺老铁山和长海县广鹿岛（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有斧、锛、镞、圭形器和玉料等，颜色为深浅不一的绿色，亦有少量的黄绿色和白色玉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水域内分布着一个较大的岛群――庙岛群岛，是渤海和黄海的分界处，由南北长山岛、庙岛、大小黑山岛、大小竹山岛、大小钦岛、砣矶岛、南北城隍岛等20岛屿组成，南北纵列，分布于渤海海峡内三分之二的水域上，最南端的长山岛距胶东蓬莱大陆仅35哩，最北端的北城隍岛距旅大老铁山228哩，各岛之间相距07－191哩，相邻之岛皆在人们的视线之内，像一条锁链似地架起了一座沟通南北两岛交流的桥梁。庙岛群岛上已发现了20余处原始文化遗址，均与胶东的同时期遗存面貌一致，可见庙岛群岛曾直接接受了胶东大陆的文化影响。有学者指出，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原始文化交流开始的时间，可追溯到距今约5100年前后，到距今4400－4000年时达到高峰。辽东郭家村下层中出现的胶东紫荆山下层的盆形鼎、泥质红陶黑彩彩陶、觚形器、铆钉状把手等遗物，在庙岛群岛的大黑山北庄、北长山北城、大钦东村、北隍城山前村等遗址都已发现。至于辽东对胶东的影响，各岛上也都发现了辽东大量存在的筒形罐。龙山文化时亦如此，凡是胶东影响到辽东的一些文化因素，如盆形鼎、环足器、黑陶杯、豆、罐等，在庙岛群岛的砣矶大口、大钦北村亦有所见。同时，在大钦北村也出现了辽东影响到胶东的口饰附加堆纹的筒形罐。特别是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玉器中的牙璧，可能是源自辽东地区。因此，南北两岛交流中出现的共同因素是通过庙岛群岛这条通道而到达对方的。

　　大汶口文化出土玉器的墓葬和遗址大致分布在今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大运河以东的区域内，这一区域目前尚未发现透闪石玉矿。据研究，属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玉器很少，到大汶口晚期时（距今4800－4500年），玉器的数量和种类丰富起来，有装饰品、工具和异型器等，共约90件。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4000年），这一区域玉文化的发展达到高峰，玉器的数量和种类空前丰富。大汶口文化玉器以深浅不一的绿色为主，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除绿色外，也见有偏**的玉器，如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出土的几件玉钺。大汶口－龙山文化玉器使用之风的渐起和炽盛，正与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原始文化交流开始与达到高峰的时间相合，两者之间或许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大汶口－龙山文化所使用的玉料，有相当一部分也有可能来自辽东半岛。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作为邻近文化，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关系非常密切。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是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至龙山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就目前所知，大汶口文化可能在其早期阶段即与江南的崧泽文化有了交往，在吴县草鞋山、上海崧泽出土的崧泽文化彩陶片，与邳县大墩子、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十分相似。大汶口文化在其中晚期则与良渚文化有更密切的交流。譬如，南京北阴阳营H2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尊，无论从造型上，还是从刻划符号上都与鲁东南大汶口文化陶尊相同。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中的彩陶背壶、弦纹玉琮，其形制与大汶口文化背壶、骨雕筒非常近似。一般认为，良渚文化最北端的遗址是江苏阜宁陆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最南端的遗址是江苏泗洪菱角张遗址。在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的几座墓中，背壶、镂孔豆、圈足尊等大汶口文化典型陶器，与瓦足鼎、贯耳壶、玉琮等典型的良渚文化陶玉器共存，二种文化在这里水乳交融，珠联璧合。另外，在山东栖霞杨家圈、莱阳于家店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了与良渚文化典型陶器相近似的器物。因此，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向北发展，其影响至少达到苏鲁交界处，甚至辐射至胶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向南拓展，其影响可达到太湖地区。从这些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时作为重要贸易物――玉料，源源不断地从辽东半岛经山东地区输入到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平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论点只是笔者对良渚文化部分玉料来源作出的一个初步判断，这一课题最关键的是要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和良渚文化的玉器，进行矿物学的采样检测分析，对比它们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成份是否吻合，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良渚文化的玉矿在哪里？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出了“玉器时代”说，以诠释玉器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数量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良渚时期的玉矿，有人就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这个观点显然很难站得住脚，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会，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运载工具、交通工具简陋，良渚人如何能够从那么遥远的东北、西北，穿过无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运至东南的良渚文化圈内？雅昌艺术博客 bOG qX!K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来，所以有的专家执着地认为，在良渚文化的区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遗址群内的天目山余脉，一定存放着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玉石矿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开采的古玉矿藏却应该是永恒存在的。雅昌艺术博客\;zln8v#]n

　　1982年，在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软玉矿藏，经取样鉴定，此矿藏的软太硬度在55－6度之间，玉石的质地细腻，色泽呈白色和青绿色，透明度较好，呈蜡状光泽，与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这一发现兴奋了考古学术界，专家们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非远地转运，有关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但目前还存在的疑点是，位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遗址出土玉器数量的总和，其所需的玉料也应是良渚文化圈内量最多的，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从江苏小梅岭运来的吗？在良渚遗址群内至今没有发现矿藏的同时，不少专家仍坚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来自附件的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这一推测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愿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这一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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