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翡翠的历史发展

清代缅甸玉普及全国，身价倍涨。清代缅甸玉流传要分两个领域观察：一是翡翠在民间流传情况；二是翡翠与内廷的关系。先说翡翠在民间流传情况。清代翡翠向北传播，至北京应当很早。翡翠这种特殊商品不因朝代更替或社会安危而发生大变动，如清代统一中华，吴三桂镇守云南，又转向抗清，战乱八年可能殃及翡翠的开采和运输，产量减小，运进北京更少，但这种情况不会太久，只能是暂时的，估计最迟在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息后翡翠便源源不断进入北京，供市民购置佩用。如果考虑厄鲁特蒙古的分裂强占新疆全境，制造了阻碍玉路、玉贡断绝的危机，这为孟拱翡翠大量进入内地提供了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厄鲁特的分裂割据帮助孟拱翡翠乘虚而入、迅速传播。

到乾隆晚期翡翠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我们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可得到些考究。里面记载说翡翠是由蓝田干黄的彩石升华为云南翡翠玉，由强名以玉上升为珍玩，而且价格远远超过真玉，价位也在和田玉之上。人们的翡翠玉文化观及其市场交易价的两个转变发生在乾隆初年至晚年。翡翠在乾隆朝一举翻身，登上帝王玉的大雅之堂，奠定当今翡翠价值观及其价格飙升的基础。这种北京翡翠玉文化观和市场价格对内廷必然产生影响，满洲贵族和官宦、富贾聚居于北京，他们与内廷衙役、帝后妃嫔都有着血缘或姓氏的密切关系，上述消息很快传播到内廷帝后耳中，无疑会对他们产生积极影响。

据内廷档案记载，翡翠的名称来自两个系统：一是云贵督抚差贡中常见的，有云南石、云南玉、云玉、永昌碧玉、滇玉等名；二是来自内廷外派衙门的贡品名称，即翡翠。两种名称来源不同，云玉与翡翠通用于雍正至道光年间，大约百余年。至清末，西太后主政时变翡翠为绿玉，通行于养心殿造办处及外派厘税衙门。慈禧皇太后与衙役已认同翡翠为绿色之玉，故亦称之“绿玉”。乾隆朝时期，翡翠收藏已经很丰富，很多云南供奉的翡翠制品不合要求的便退回，但此并未影响翡翠市场的正常运转。

乾隆朝翡翠器多由地方官员进贡，得到乾隆帝的认同，终于在皇家玉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了玉翠双轨制的框架，也就是形成了由和田玉、翡翠并用的帝王玉的崭新局面。

继乾隆盛世结束，嘉庆朝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民变蜂起，经济衰退。嘉庆十七年，新疆回部贡玉减半，各织造、盐政、税关等衙门玉贡中翡翠增多，并出现翡翠二器合锦，如：翡翠事事如意、扳指合锦；翡翠和合献瑞、福寿三多合锦。还出现翡翠、子玉合锦等。这种玉翠小件器物合锦贡品可能受到嘉庆帝的好评，未见有驳出者。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淮盐政都是贡云石，说明嘉庆帝仍然喜爱翡翠、云玉等器物，似乎对其中小把件更为喜欢。嘉庆朝帝王玉仍是沿着玉翠双轨制道路继续前进。嘉庆朝帝王玉仍是沿着玉翠双轨制道路继续前进。

道光帝标榜孝道、提倡节俭，登极后立即停止回部玉贡，玉器碾琢活动甚少。道光三年，缅甸进水绿玉子一块，六年着改做玲珑山子，还成做翡翠扳指、玉子烟壶各一个、将旧藏象牙口蝈蝈葫芦一件，换绿玉口、白玉盖。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大清帝国逐渐走向衰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道光二十七年命工刻“慎德堂制”款于白玉囊口上，并赏玉工石青褂料一件、五钱重银锞十个，足见道光帝在国运衰竭的情况下对玉翠的雅兴不减。至此，清玉翠双轨制帝王玉已近低谷。

后来，又慈禧太后掌权。由于她是女性，在服饰打扮方面都有她自己的特殊要求。内廷造办随着她的审美趣味逐渐改变，内廷玉器也由重和田玉转向重翡翠。此时，内廷翡翠改称“绿玉”，这可能与道光帝有关，如道光初年《清档》记有“水绿玉子”“绿玉”，同时也有“翡翠扳指”、“翡翠玉子扳指”。慈禧时期内廷多用“绿玉”，偶尔用“翠”、“云玉”等名称。为她操办绿玉活计的有苏州织造、江南织造、淮安关、粤海关等内廷外派衙门。索贡绿玉器物多为女性用首饰、镯戒或器物，如：绿玉长簪、绿玉镯子、绿玉戒箍、绿玉扁方等，无一不是后妃所佩之发髻、耳、手等饰。慈禧死后除殉葬有翡翠首饰外，还有脍炙人口的翡翠西瓜、翡翠甜瓜、翡翠白菜等价值连城的俏色翡翠。帝王玉由白玉转向翠玉且女性化，这是清末帝王玉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长达四千年的帝王玉的唯一一次翡翠占优势的一瞬间，这种情况可能对民间翡翠市场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1、清代时期缅甸翡翠并未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对于翡翠的质地划分也并没有如今细致，即使是清宫廷，对于原料的看重也远不如今，而是更在乎对材料的使用。

2、老种翡翠和新种的区分，只看种水。老种翡翠结构紧密细腻，结晶颗粒小，色泽均匀纯净，水头足，光感强，起莹起胶。新种翡翠结构疏松，颗粒大、密度小，水头短，耐磨性差，颜色不均匀，底色多显示灰白、乳白、浅绿等色。

3、明清翡翠往往会被检测出蜡或者其他物质的残留，但毕竟是弱酸并不会酸蚀透整件作品，因而其天然的内部结构并未被破坏，这也是我们鉴定其是否为天然的重要方面。

4、清代至民国时期，常见的翡翠饰品是朝珠、翎管、扳指儿、龙钩、别子、手镯、戒指、耳坠、表杠、烟壶。

5、清代老翡翠的盛行，要从乾隆皇帝说起，因为在此之前，很少有人佩戴翡翠制品，它不仅加工粗糙，美观程度不高，而且款式单一，因此并不受欢迎。而乾隆皇帝热衷于收藏玉石字画，他为了制作心爱的玉器，不惜从几千里之外，派人将玉石运送进京，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国宝“大玉海”和“大禹治水”。

6、从清宫翡翠器翠的质地等级看，大部分均为老坑种翠料，而通身满绿的“纯翠”甚少，尤其水头足、玻璃地、艳绿欲滴的高翠更是难得一见，只有从小件的佩饰中偶可找到。白地含斑点状的翠较多，还有一批无绿的白地翠。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称翠为“翠玉”，偶称翡翠。劣质翠称翠根子，个别的承袭原名仍称“云玉”，有的黄签上称翠为“绿玉”。

7、故宫翡翠藏品多源自清朝，雍正时期翡翠器件极少，乾隆时期器件渐增，晚清慈禧掌权时期的翡翠藏品器物最多。

，我是翡翠哥。从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其实翡翠开采时间还是很早的，从汉代就有开采，但是许多学者认为翡翠是从1784年正式输入中国，1784年至今也不过233年。由于翡翠正式输入中国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造假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大约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出现的染色翡翠。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史前时代、先秦时代、西汉时期以及北宋时期。

1、史前时代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若干新石器文化圈内，都或多或少地出土有玉器。而在国外，早期玉器的出土地点却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贝加尔湖、大洋洲的新西兰及南北美洲等几处，而且出现的时何较晚，延续时间也不长。

新石器时期玉器的演变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传承的关系。代表性的有兴隆洼文化、松泽文化、含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

2、先秦时期

商周时代，玉器的数量、品种及制作工艺有明显的提高。礼器类的玉器，已出现了“琮、璧、圭、璋、璜、琥”六种“瑞玉”，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和戈、矛、斧等武器类玉器，出土时，均无使用痕迹，并不是实用之物。实用器皿有臼、杯、梳、耳勺、带钩等。

有的青铜器配件上还装有玉质部件，成为珍贵的复合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了 700 多件玉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圆雕或浮雕的人像和各种动物，在造型上既有写实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是这一时期玉器中的珍品。

3、西汉时期

从发掘出土的汉代玉器看，西汉前期，由于经过秦末的战乱，玉器手工业没有什么发展和创新，当时的玉器造型和纹饰，主要是承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汉代中期以后，新的品种和器形陆续出现，玉器制作工艺上逐渐形成新的艺术风格。

在雕琢工艺方面，西汉时期透雕、圆雕、高浮雕的玉器增多；在造型、纹饰的风格上，西汉时期也有较大的变化，一些富有现实感和生命力的像生类玉器，把形与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艺术水平大大超过了先秦的玉器。这一时期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4、北宋时期

北宋的统一带来了文化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更加促进金石学的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徽宗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个出色的艺术家，爱好金石艺术，这对工艺美术的发展给予巨大的影响。

扩展资料

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

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

“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玉器

——中国玉器文化

1、市场上出现处理翡翠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

2、合成翡翠，又称人工处理翡翠，一般有B货、B+C货和C货三种。在珠宝业内，玉有A货、B货和C货之分。天然生成、未经人工处理的叫A货；经过强酸浸泡，再用胶作填充处理的，叫B货；经过人工染色的，就是C货。

3、将品质不佳的低档翡翠处理成B货、C货的做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民间具有一定的购买市场，这与中国人的消费需求有关。由于B货、C货外表很好看，而没有足够资金购买高端翡翠饰品的消费者明知是人工处理过的，也愿意购买。

翡翠多产自缅甸。 翡翠传入我国最早在明末，盛于清。 最先翡翠非常强调色~绿色。无色的翡翠没人喜欢。 所以，干青最早产于何时何地这种问题，实在不好回答。现在来说，干青做的成品不少见，但很少用来做人物，比如观音佛像之类，干青翡翠多用于做山水。 好的干青还是不错的。 比如油青，原先都不待见，但好的老油青现在也价格不菲。

　　原始社会就有了

　　古玉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遗物之一，而且是体现中华民族美德和精神的文化载体。2005年出版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全方位展示了中国近百年来出土的近4000件珍贵玉器，可以说，每一件玉器都是一段历史，都蕴涵着特有的文化。有学者云，没有对玉的知晓，就不可能有对中华文明的真正了解。那么，古玉中究竟隐藏了多少历史，专家们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对此做了不同解读。

　　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物质载体。1992年深秋，在兴隆洼遗址的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位于墓主人耳部的玉玦，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玉耳饰。无疑，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记者：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此为基点探寻中国是否存在近万年的用玉史成为当前学术界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也由此引发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总体格局的深度思考。那么，玉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怎样的作用？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对那段遥远过去的了解将主要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遗迹资料。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物质载体。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玉器的发现举世瞩目，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在玉料的选择、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等方面均开创中国玉文化之先河，在东亚地区玉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先导地位。在选材方面，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已经具有了鉴别玉材的能力，能够将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并因材质的大小、优劣雕琢成不同形态的玉器，无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尽管当时人的择玉观念与我们今天从材质科学鉴定的角度所确认的玉器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兴隆洼先民在鉴识玉材方面为后世玉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奠基作用确是毋庸质疑的，由此印证中华民族崇尚美玉的传统文化观念始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影响至今。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装饰功能为主，充分体现出当时人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部分玉器具有礼器或神器的功能，特别是以玉玦示目习俗的出现，是中国迄今所知对玉器赋予人文观念的最早例证。1992年深秋，在兴隆洼遗址的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位于墓主人耳部的玉玦；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东亚古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兴隆洼的玉玦确定为世界最古老的玉耳饰。特定的审美理念是玉文化起源的重要条件，兴隆洼文化之后，红山文化的玉雕业迅猛发展，大型玉龙、勾云形器和箍形器等新器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西辽河流域由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核心地区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发挥出十分突出的作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过对玉器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进程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

　　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和玉器群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尽管对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直至今天学术界仍未达成较高层次的共识，但我们相信对玉文化起源的探索无疑有助于对中华文明起源总体特征的认识。

　　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而玉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思想的载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记者：我们的祖先不但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制造和使用玉器，而且很早就有对玉本身内涵的一些理性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赋予玉器以新的解释和含义。那么，古人在玉的自然属性之外如何增添观念形态方面的属性，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玉文化。

　　古方（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总主编）：古往今来，“玉”字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人们用玉字组成不计其数的词，来表达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例如玉貌、玉体、玉女、玉容……等等，并把为正义而死形容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崇玉之风炽盛，可见一斑。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德是质量，符是颜色，即质量是首要的，颜色是次要的，至今这仍是评价软玉的两个基本标志。

　　玉的外观颜色一望便可知，但其内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古人有很多评价标准，如《礼记》为十一德，《管子》为九德，《荀子》为七德。汉代许慎将先秦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加以概括和充实，提出玉有五德之说。这五德是“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可见五德不仅包括了玉的质、色、声、雕等内涵，而且把它们同人的品质结合起来。“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玉器的功能价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反对掠夺战争，主张节约，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和氏之璧”等天下公认的宝物，既不能使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人丁兴旺，对社会安定起不了作用，所以不是什么宝物，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奢侈品而已。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制，提倡以法治天下。他对玉器的态度表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认为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如果一件装饰华丽的玉器不能使用，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以玉卮和陶器为例来阐述他对两者价值的认识，认为陶器虽贱但可实用，玉卮虽值千金却无用，因此陶器比玉卮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对玉器采取较为实际的态度，对它的内质、外观及价值不轻加否定。孔子认为玉材的价值并不大，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制成品。例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我这里有块美丽的玉材，是藏在柜里呢，还是把它卖给识货的商人？”孔子回答得很干脆：“把它卖掉吧！”可见孔子对玉材的态度是很随便的。但是孔子对一些用玉制成的器物却很重视，《论语》描述了孔子执玉圭时，弯着腰，十分谨慎，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用玉制度形成的时代，孔子非常重视礼制，对于玉制礼器也极为推崇。不仅如此，孔子认为玉帛等器物还不足以表现礼的全部内容，玉器的内在美也是很重要的，他强调玉器的表现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由于儒家思想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主导思想，因此孔子论玉对后世玉器体系的理念化影响也最大。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儒家思想的介入，玉器从主要为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贵族阶层用以表示身份、地位的佩饰，这在玉器发展史上是很大的进步。贵族阶层佩带成组玉饰的习俗在西周时期就已盛行，儒家学派将这种佩玉习俗在理论上给予肯定，提倡以玉比德，使佩玉制度化；因而玉从主要为“神”服务转变为主要为“人”服务。这个转变过程，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含有唯物论因素的中庸思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处理事务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是古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古人将玉视为中庸思想的化身，它刚柔并济，表里如一，温润雅致。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即所谓“天下大同“，而玉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思想的载体。玉器本身是天然矿物，而为君子所用，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完美而有序的用玉制度又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学派选择“玉”作为其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载体，大大加强了玉的文化含量，使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礼”字的本义就是用玉奉神，古人最初是把通过祭祀的形式来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所以，用以祭神的玉器便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

　　记者：中华古玉的礼仪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用于神器，二是用于礼器。怎样理解玉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

　　田广林(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其特有的礼制传统，而最早的礼仪活动和最初的社会管理活动的出现，又都源于以玉为中介的宗教祭祀活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源于祭祀的道理。

　　人们所以祭神是因为有求于神，祭神的实质在于贿神，即向神送礼。送礼的目的在于用礼物来与神灵的魔力交换，求得神的保护。在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渔猎时代，最好的礼物一是玉器，二是肉食。在上古文字中，“礼”字的本义就是用玉奉神。《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就是说，古人最初是把通过祭祀的形式来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所以，用以祭神的玉器便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

　　据考，考古发现的史前玉玦和玉环，都是蛇的象征。兴隆洼文化常见的用于耳饰的玉玦应称玉珥，珥玉的象征意义在于珥蛇，即两耳之际环绕龙蛇。墓葬中发现的少数佩戴玉珥的墓主，生前就是那些被认为具有通天降神本领、并以珥蛇为显著标识的巫觋，这种人在当时即是宗教领袖，同时也是部族首领。据古书记载，夏朝的开国之君夏启，就是一个耳上有蛇、手上操蛇的神秘人物。所以，以往一直被认为是日常生活装饰品的兴隆洼文化玉玦，事实上却是一种神圣庄严的神器和礼器。

　　此外，数量仅次于玉玦的玉匕形器，其原型明显是金属刀具出现之前的渔猎社会用于宰割动物的骨匕。在远古渔猎时代，氏族或部落组织在分配猎物时，通常是由族群的首领掌刀肢解所获猎物，并按族群成员的长幼贵贱来实行分配。这样的分配原则也通行于祭祀礼仪之中。上古时代，每当族人祭祖结束，便举行最后一个仪式，即分食礼。首先由主祭者掌刀把祭祖的牺牲分解成若干块，保证每一个参加祭祀的成员都可以分得一块，然后按尊卑贵贱的次序依次分食，最尊贵者首先吃到一块最好部位的肉，位居末尾者也能相应地吃到一块最差的肉。这种古老的习俗直到汉代还在延续，《史记》中说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当年在一次社祭活动中担任主持仪式的宰，由于他分肉分得公平合理，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心存大志的陈平当即发感慨说，如果让他来管理天下，也一定能像分肉一样做得得心应手！从此中国便有了“宰割天下”这个成语。

　　在远古时代，当人们用玉来礼神的时候，就把自己同时降到了神的附庸地位，人与神的根本分界是“礼”，这就是“礼尚等级”的由来。最初的礼神，纯属个人行为，人人皆可通过送礼来与神对话。后来由于传说中颛顼时代的宗教改革，才“绝地天通”，中国的早期宗教信仰始由个人宗教阶段进步到部族宗教阶段。部族宗教的本质在于宗教神权的垄断，在上者通过垄断神权来垄断现实社会的行政管理权。这时人们的礼神，是公益性的、集体主义式的，是在族长也同时是最高社群管理者率领下的统一而有序的行为，这就是古代中国以崇玉、尚德、祀天、祭祖与尊王为主线的传统礼制文明模式的由来。

　　因此可以说，玉器的产生，就等于礼的出现，是文明之光的显现。中华古玉在中国礼制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第一，从生产技术发展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的冶铸集中代表了夏商周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话，玉器的碾琢则集中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科技和生产发展的总体指标；第二，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礼器是三代礼乐文明社会的物化标志的话，中华史前古玉则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古礼发生、积聚和扩展、承传的基本载体；第三，夏商周三代以来，玉器成为历代统治者用来辨别等级身份的标志和行使军政权力的信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佩玉依等级，视玉而知礼，成为通行不变的礼仪规则。所以说，玉器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华礼制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相互表里，共同始终。

　　乾隆进士毕沅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一时间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超过和阗玉器。“痕都斯坦玉”的输入影响了乾隆的玉器审美观。

　　记者：中国玉器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与周邻地区进行的玉文化交流，两千年的中外宝玉交流史如何丰富了中国玉文化宝库？

　　殷志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玉器是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先是华夏诸族之间的交融。至公元前121年以后，随着汉朝打通通往西域的连接欧亚大陆的大通道，张骞出使西域，尤其是“丝绸之路”繁荣起来后，和阗玉获得大量采掘，出现了中国玉器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交流，中原玉器不断输往塞外，中亚、西亚的宝玉、琉璃以及黄金工艺不断输入中原，丰富了中国的玉文化。

　　中国古代不仅贵玉贱石，而且还贵玉贱宝，这一点与世界上其他爱好宝石的国家有所不同。比如，按古代礼制规定，凡是礼仪、祭祀用玉，必须用真玉，而不能用美石替代，否则被视为对神的亵渎；王一级可以佩服全玉，而王以下的贵族，即使非常富有，也不能用全玉，必须间以美石；明代万历皇帝大量使用进口宝石，但大多宝石没有被单独做成饰品，而是作为新疆和阗白玉的装饰品，将色泽斑斓的宝石镶嵌在玉的表面，主体还是中国玉。距今600年前，外来珠宝开始入席中国玉。1520年成书的《西洋朝贡典录》多处论及“宝石”，说明明代从西洋带回的宝石数量是很多的。江西、湖北、南京、北京等地帝王、贵族墓中均出土外来宝石，并与中国玉和谐共处。

　　考古出土证实，翡翠在明末首先使用于云南西部地区，至清初，翡翠经云南、两广地区传入江南地区。至清代中晚期，由于江南地方官吏、富商将上等缅甸翡翠器进贡，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如乾隆时期的进士毕沅，曾在陕西、湖广地区身居要职，熟悉古物奇器之道，大量收藏古玉，并对缅甸翠玉情有独钟，将上等翠玉琢磨成朝珠，与夫人共同享用，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要知道，当时朝廷还没有使用翠玉朝珠。在毕沅等人的影响下，朝中人士开始使用翠玉，并蔚然成风。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供不应求，顶级缅甸翡翠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成为重要的玉器，一度超过和阗玉器，丰富了中国玉宝库。

　　距今250-200年前，中国玉器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乾隆雕”的形成，另一件是“痕都斯坦玉”的输入。中国玉器艺术经过四、五千年的发展，至清初已是过于成熟，缺乏创新，无法突破，走入死胡同。乾隆对此十分不满，革古鼎新，从造型、工艺以及玉器主题上力求突破，在形态上从商周青铜器、汉代玉器中汲取艺术营养，丰富造型；在琢磨工艺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主题表现上以再现中华远古文化神韵为时尚。同时千方百计表现和阗玉的材质之美，铸成了流芳千古的“乾隆雕”。

　　“乾隆雕”不惜耗材，作品过于敦厚、精细，缺乏玉的灵巧，而“痕都斯坦玉”（主要是伊斯兰式玉器，产于印度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却以灵巧见长，强调一器一色，不用杂色、巧色；器具形态取于自然法则，果、花、叶、茎，纷纷入玉；器壁外面或装饰花卉纹，或镶嵌玻璃珠、金属丝。乾隆对此推崇备至，将其应用到清代玉器生产中去，出现了仿制的“西藩作”。

　　中国玉文化蕴涵丰富，博大精深，可以折射出古代社会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与文化交流的许多信息，在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出中国人的认知与理智。玉是民族文化，也是科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玉文化一直连绵不断，贯穿始终，而且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其生命力越来越旺盛。（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