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玉”加偏旁组成新字“钰”,读音[yù]。
组词:铭钰、士钰
造句:
门钰开启时会碰到楼梯扶手。
郝钰杭小同贾德贤葛辛邱全瑛陈淑长。
黄钰应明德新民校友奖学金。
使用长久有门钰脱落的可能。
将门框与门钰分开。
二、用“玉”加偏旁组成新字“宝”,读音[bǎo]。
组词:法宝、宝贝、宝石、宝塔、珠宝、宝库、墨宝、宝贵、瑰宝、宝藏、财宝。
造句:
这里有一堆财宝。
这些珠宝送给你。
这个宝贝好可爱。
这里有我的法宝。
这个地方是我的宝库。
三、用“玉”加偏旁组成新字“莹”,读音[yíng]。
组词:晶莹、莹白、澄莹、清莹、甘莹、坚莹、发莹、明莹、碧莹、莹滑
造句:
晶莹的一片远海映入眼帘。
他的一对蓝色的眸子晶莹刚毅。
她看着他,眼里噙着晶莹的泪珠。
莹琨抻抻他的衣袖。
我们已把晶莹的河流变成了臭水沟
四、用“玉”加偏旁组成新字“国”,读音[guó]。
组词:国画、王国、国外、法国、外国、故国、国际、中国、国家、国庆。
造句:
亨利詹姆斯脱离了国籍。
1970年英国已改用公制货币。
许多人从各国前来参观它。
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银行的资金由成员国捐助。
五、用“玉”加偏旁组成新字“玺”,读音[xǐ]。
组词:玉玺、印玺、剑玺、琮玺、册玺、相玺、国玺、玺符、六玺、降玺
造句:
附在文件上的玺印是一块封蜡。
国玺加盖在公告上。
他们想要把我们的国玺作为代表这个新国家命运的一个象征。
汤姆茫然不知说什么才好--国玺这东西,他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印玺一个圆形的教皇的正式宣布训令或法令的封印
译义
一、钰,yù部首:钅部外笔画:5总笔画:10繁体部首:金部外笔画:5总笔画:13结构:左右结构同义:宝,玉,坚金钰乃玉石不可轩。
二、汉语汉字,拼音:bǎo。也有姓氏宝等多个含义。
三、莹,汉字。读音yíng,注音:ㄧㄥˊ光洁像玉的宝石。光洁,透明:晶莹。莹白。莹澈。莹洁。
四、国,guó,从囗(围,wei)从或。或,从囗(人口)从一(疆界)从戈(守卫城池)。或和国是古今字,本义邦国、疆域。(1) 会意。从“囗”(
wéi),表示疆域。从或(即“国”)。“或”亦兼表字音。本义:邦国。(2) 周代,天子统治的是“天下”,略等于现在说的“全国”
五、玺:始秦朝,是皇帝专用的印章,称玉玺、传国玺、传国玉玺。玺是皇权的象征,例如玺根据不同形态也分为:戒玺(皇戒)、权玺(权杖),国玺(御印),令玺(金牌)等。《续<汉书>新解》云:“玺,黄罗伞下、盖皇帝”。意即:“皇帝在黄罗伞下统治天下,风雨无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罗振玉家族可称是无以伦比的名门望族,三代祖业相承,大多为文史名家!现据可以查到的公开资料,略述如下。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罗振玉是敦煌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收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胞弟罗振常(1875-1942),近代学者、藏书家。字子经,又字子敬,号心井、邈园。浙江上虞人,侨居淮安,为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季弟。少艰苦励学,工诗古文辞。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辽东任教数年,回归后,设“蟫隐庐”以藏书,居书肆30年,遇有宋元精刻、名家抄校等均加以收藏,又精于校勘,于版本源流,文字异同、收藏变迁皆详为稽考。编有家藏善本书目为《善本书所见录》,分经、史、子、集4卷,每书下记卷数、版刻、题解、收 等。由其婿周子美新订,刘承干作序。著有《南唐二主同词汇校》、《洹洛访古记》、《征声词》、《暹罗载记》、《养莠篇》、《古凋堂诗文集》、《新唐诗演义》等;刻有《邈园丛刻》。
罗福成
长子罗福成(1885年-1960年),字君美,出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并做出了贡献。1919年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均为山东学社刊印。前者考释西夏文莲花经,后者把一些西夏文字单词分类编排,便于检索。1924年全文摹写了《番汉合时掌中珠》,由其自办的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4卷第3辑《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了《韵统举例》、《文海杂类》、《杂字》、《居庸关石刻》、《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等17篇论文,均已收入本辑。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了罗福成整理手写的《西夏国书字典音同》,这是继《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后又一部工具书。由于该书已有研究专著出版(见李范文《同音研究》,198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辑未录。
罗福苌
三子罗福苌(1895-1921)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家、西夏学专家。字君楚。1914年,撰著《西夏国书略说》一书,就《掌中珠》所载西夏文字考证出23个部首。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西夏赎经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释文》、《妙法莲花经弘传序释文》、《宋史夏国传集注》(部分)等论文5篇。惜英年早逝,年仅26岁。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为其作传悼念。
四子罗福葆(1899-1967),字君羽。中国古文字学家、金石家、西夏学专家。1918年与长兄罗福成辑其父罗振玉所藏之印成《小蓬莱阁古印菁华》、1924年辑有《敦煌零拾》等。他是罗家子弟中惟一在伪满 中当过行政官(宫内府秘书处长)的,抗战胜利后移居北京。约在1951年,还将有“罗买王稿”议论的其父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的原稿卖给了陈梦家(陈去世后,此稿归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罗福颐
五子罗福颐 (1905年-1981年),古文字学家。字子期,笔名梓溪、紫溪,七十后自号偻翁。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文化部副研究员和业务秘书、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等。他对各种古文字资料都很熟悉,在古玺印研究方面,他搜集、鉴别、研究了大量古玺印。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传世的秦汉魏晋等历代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之物,而不是生前所佩用的。在古玺印的断代问题上,他主张结合官制沿革,以文字为权衡,以纽制为佐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古籍整理、铜器铭文、拓本的摹写及著录、考释方面,著作也很多。在简牍文字的研究方面,著有《长沙仰天湖与杨家湾古墓出竹简摹本并附录》,这是解放后较早研究战国竹简的著作,其中多有重要发现。他在整理、校核、考释简文内容时,发现了20多种古书,如《齐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孙子十三篇》《管子》《晏子》《墨子》等残简数百片。还发现了《汉元光元年历谱》,其中全年月份完备,是传世 手书历谱中最完备的一部。另外,他还对西夏文、八思巴字、契丹文、女真文等少数民族古文字做了一些收集和研究,还参与了明清档案的整理,著有一书。共有专著102种,论文114篇。已出版的专著有30多部,论文近80多篇,其余的尚待出版。在以毕生精力从事于古玺印研究之余,还亲自操刀治印,也是中国著名的治印家,久为学人所共仰。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影响,自幼喜爱治印,十七岁时,曾刊出《待时轩仿古印草》。
罗继祖
罗继祖(1913—2002)l9l3年生于日本京都,浙江上虞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离休教授,中国史专家,古文献学家,书画鉴赏家,书画艺术家。字奉高,改字甘孺,号鲠庵。罗振玉的长孙,罗福成之子。自幼与祖父一起生活,接受严格的庭训,从塾师读古书、习书画。他从未进过学校,也没取得过任何学历,却熟读从《四书》、《五经》到《东华录》等典籍,学贯文史,博涉多通,在历史、考古、文博、图书、书法等领域皆有建树,尤其在文献学和东北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18岁时即协助祖父罗振玉作《朱笥河年谱》并刊行。26岁时写成的《辽史校勘记》,以辽代墓志碑刻等核校辽史,奠定了学术地位,至今仍为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1939年10月任沈阳医科大学预科国文课讲师,1942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写成《辽史表订补》等,1944年辞职回国。1946年任旅顺市教育局科员,负责整理家中的9万多册藏书,并捐献给国家。1949年任沈阳博物馆研究员,1955年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任古籍研究所文献研究室主任。罗继祖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学术委员,曾为长春市政协委员,兼任文史委副主任。他继承和运用他祖父一套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先后写出了《春秋异地同名考》、《朱笥河(朱筠)年谱》、《程易畴(程瑶田)年谱》、《李蜃园(李天植)年谱》、《段懋堂(段玉裁)年谱》、《明宰相世臣传》、《毛文龙传》、《老莲(陈洪绶)遗事》、《辽汉臣世系表》等9种专著。晚年又陆续写成并出版了《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枫窗脞语》、《墐户录》、《两启轩主人自订年谱》、《甘孺丛稿》、《雪堂剩墨》等。又与人合作编写《鸭江行部志注释》、《雪堂学术论著集》、《罗雪堂先生全集补编》、《王国维之死》等著作。
罗承祖,罗振玉承重孙,罗福葆之子。日本学医归国,著名儿科医学专家。夫人系清皇室爱新觉罗淳亲王之后,道光皇帝五世孙。
罗随祖,字慕鸿,罗振玉之孙,罗福颐1952年2月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世家鉴定收藏网著名鉴定专家,故宫副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培训部讲授专家、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主要从事金石考古及博物馆文物方面的研究工作。自小受家庭熏陶,5岁由母、舅授古文,临帖习字,渐长随父学刻印、辨识、勾摹古文字。正值少年,遭遇厄难,但终秉承家学,1979年完成《汉印文字徵补遗》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刊行。1980,年入故宫博物院,整理考订古代玺印,参与编辑《古玺文编》、《古玺汇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两种)、《西夏官印汇考》、《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书,於《徵存》一书,用力尤多,对于此书的完善出版,做了大量极为重要细致的工作。
罗卫国,1954年出生于辽宁大连。罗承祖之子。罗卫国现任大连市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大连市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大连市公益慈善爱心大使。在书法生涯中他临摹了大量曾祖父的作品和家藏的名碑名帖。有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隶书、行书等,其代表作有《金刚经》《心经》 《无量寿经》《道德经》等,为多家寺院道观及中外各界人士收藏。在甲骨文书法艺术上,不仅坚持原出土甲骨文形意,还将甲骨文书法与时俱进艺术化,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复制甲骨片,锲刻甲骨文,让更多人直观的感受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璀璨的文化瑰宝。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时代。
在学术与文艺方面上承先秦,不同地区的文化兼收并蓄,并开时代之新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汉代文明。所以说, 汉代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从西汉到东汉,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虽然出现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阶段,但事实上在汉代人的观念意识中决非仅儒一家而已,而是多种观念错综交织。儒家的人伦道德与道家之荒忽之谈并行不悖,经学纬学并治,阴阳之学盛行,并由阴阳家而发展为谶纬迷信。
因此,我们在汉代的艺术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与冥界、仙界交杂并陈,生人、死者共置一处,或许这正是所谓“通天地人为儒”(《法言·杨子》)思想的体现吧。
与此同时.汉代手工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玉器制作工艺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所以 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镂空技艺的应用更加普遍,透雕、圆雕及高浮雕的玉器作品明显比前代增多 。东汉时的琢刻技术更是精益求精!正如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说:“ 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 "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玉器,这就为汉代文化的研究以及汉代玉器艺术的鉴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自先秦以来,礼仪用玉一直是玉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据《周礼》记载,先秦时代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琥、璜等六种。但是到了西汉时期,玉礼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在原来的六种玉礼器中,除了圭和璧两种仍然用于礼仪活动外,其余四种均不再用作为礼器了,有的甚至不再制作了。
当时玉璧的用途也分两种,一种是天子用于祭祀的玉璧,这类玉璧的装饰比较简单,以线刻纹为主,较多见的有蒲纹、谷纹和涡纹,也有的饰以龙凤纹等(图5-1);另一类玉璧的功用已发生转变,主要用于佩挂,是成组玉佩中的一件,这类玉璧的制作很讲究装饰的华美且多用透雕手法,在玉璧的好(玉璧中间的孔洞谓“好”)中饰以透雕装饰以及将雕饰附加到璧缘外的现象比战国时更为普遍且丰富,从而使玉璧的形态变得异彩纷呈。这已经属于装饰用玉的范畴了。
装饰用玉器历来是玉器艺术中品类最为丰富,造型和纹饰最为多样的一类,汉代的装饰用玉也是如此。尤其是用作佩饰的玉器,汉代在继承先秦风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西汉前期的佩玉多讲究组合,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有的佩玉组合数量较多,这当属先秦风尚的延续。白西汉中期以后,成组的玉佩逐渐减少,组合的形式也趋简化。至东汉时,佩玉的品种也所剩无几了。
汉代佩玉的品种主要有各种透雕装饰的玉璧、玉璜、玉珠、玉人、玉环、玉管、玉觿等。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汉代玉佩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5-2~5)。如1983年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龙凤透雕玉璧”(图5-6),中间好内饰一透雕龙纹,以充满张力的“S”形结构创造出一昂首挺胸、稳健有力的龙的形象。不难看出,龙的四肢及尾部的经营位置与构成处理并非仅以所表现对象为法度,同时也是以适合圆形的外框为条件的,故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布局合理、虚实得当、结体有力的艺术品。这样的作品在汉代艺术的许多门类中都能看到,如汉代的瓦当装饰、漆器装饰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后世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典范,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经典风格也是不为过的,因为能够堪当经典之名的作品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汉代艺术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件玉璧内饰以谷丁勾连云纹,排列规则有序,与充满动感的中央龙纹形成对比,主次分明:璧的两侧各饰一透雕凤纹,对称布局,回首屈体作攀附之状。龙凤内部均以阴线刻勒,简洁明了,并无任何多余的赘饰,整件作品凸现出汉代粗犷豪迈的时代风貌。像这样的玉璧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用器了,而是作为组玉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时的排列关系看,与其相组合的玉佩饰件还有一件玉璧、玉璜、玉人和珠饰等32件不同材质的饰物,组成一长度约600厘米的组佩饰。(图5-7、8)。
该组玉佩中的一件“玉犀形璜”(图5-9)也是前代所未有的,其形夸张有力,背部向内弯曲,首尾处理成大致对称的视觉效果,前后肢作蹲曲蓄势之状,这种团肢前冲的姿态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犀牛威猛有力的特征,其艺术处理的手法及其达到的效果与前面介绍的透雕龙凤纹璧可谓异曲同工。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形体作装饰性夸张处理时完全是在把握动物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才会产生弧线饱满紧扣形体而不漂浮的有力效果。从形式构成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充满力度的视觉感受,关键在于饱满的外轮廓弧线与各种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弧线的谐调配合。这种令后人赞叹不已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似乎已是驾轻就熟的本领了。
汉代佩玉中工艺最精者当数玉环。玉环是当时组玉佩中的重要部分,雕镂琢磨技术高超,艺术设计处理别具匠心是其他朝代难以比匹的。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中就出土多件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的玉环,图5-10是该墓出土的“玉龙螭纹环”,玉工采用透雕的手法雕刻了两龙和两螭相互穿插缠绕为一环,彼此穿插交集,显得非常自如,浑然一体。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纹玉环”(图5-11)将龙与卷云纹饰穿插组合为一环形,龙体作连续不断的绞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如意云头的卷云形式。整件玉器的直径虽然只有74厘米,却显现着宏大的气势和得心应手的形式处理技巧。
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双龙联体佩”也是一件形式新颖、工艺精湛的佳作。该玉呈黄白色,外形呈椭圆形,双龙首部环人圈内作对视状;中问有一树状形饰,上有线刻兽面纹饰;龙身上满饰均匀排列的涡卷纹并用阴线相勾连,整件器物在规整中蕴含着一种非凡的气度,这是汉代艺术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图5-12、13)
玉舞人题材的玉佩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汉代舞蹈人物题材的玉佩却十分流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的乐舞艺术十分发达,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歌舞也相当流行.甚至皇帝的宠妃爱姬也常常是能歌善舞,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上谓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人塞望归曲”;《汉书》上也记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日飞燕”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以歌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出土的玉舞人实物看,造型特征与文献上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可见这些玉舞人作品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的。汉代“玉舞人”大多为组佩玉中的一件,其形式多以平面透雕为主.并用阴线刻出五官和衣纹等,也有浮雕形式甚至做成圆雕的。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县汉墓的一件“玉舞人”(图5-14)佩饰,该玉呈乳白色,双面透雕,并以阴线刻出五官表情和服饰结构。姿态婀娜优美的舞女身着开衿长袖衣裙,一袖高扬于头顶,另一袖下垂,手置于腰间,长裙曳地。作者通过对舞者颈和腰肢作微微扭动的处理,便将一体态轻盈而飘逸的女子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不正是文献上所描写的“翘袖折腰”、“轻如飞燕”之态的真实写照吗
198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对“玉舞人”(图5-15),其动态的设计与上面所介绍的玉舞人是一致的,一臂举起过头顶,长袖下垂;另一手下垂作叉腰之态,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叉腰的动作是意象性的,因为玉工将整个手臂设计为一反向翻卷状的装饰、,使舞者柔美的身姿增添了几分优雅之感。
综观汉代玉舞人的形象设计,舞者虽有站和蹲之别,但一袖扬起过头顶,一手置于腰间却是其普遍的特征。如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图5-16),身体作“S”形的扭动,扬起之袖和另一置于腹前之袖作随风飘动状,加强了舞者的运动感。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舞人”则是圆雕形式的,双膝跪地,长袖飘舞,也是一手高举过头的姿态,表演者的神情非常专注。这种圆雕形式的玉舞人在汉代还是相当少见的。(图5-17)
重视丧葬的社会风气是汉代人观念意识的又一体现。玉器在丧葬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丧葬中的玉器除了一部分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外.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丧葬的。这与当时的长生思想有很大的关联。道家认为玉是“天地之精”,是“阳精之纯”,故而当时有吞食玉屑能致长寿之说。《周礼·典瑞》中也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说法。
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着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九窍塞是用来堵塞尸体九窍的玉器.以此防止尸体的腐朽,晋时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死人为不朽”。玉琀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基本上都做成蝉形,其制通常二寸左右,全身作五角形,造型一般比较简洁写实。如1974年出土于江苏盱眙的这件“玉蝉”(图5-18)由羊脂白玉琢成,玉质温润光亮。造型简朴却相当逼真。蝉作为一种装饰母题早在三代的青铜器上就已习见,汉代以此为琀当与其特有的生长规律有关,汉人以蝉的退脱复能成虫的生长特性.比喻“转生”和“再生”之义,因而蝉也就成了一种吉祥物了。玉握为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许多被雕刻成细长条状的猪形,玉面饰则为缀玉而成的遮面物,有的玉片也被制成一定的象形形状,但一般较少纹饰或无纹饰。
作为日常用器的玉制品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恐怕与玉材的特性有关。汉代的日用玉器主要有杯、盒、枕、印、带钩和玉砚滴等。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日常用玉中也不乏构思奇巧的精彩之作。如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形杯”(图5-19),杯身作角状造型,底部束尾成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使本来可能显得单调的造型产生出其不意的变化,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创意。器外饰一浅浮雕的夔龙,盘绕于杯身,并在外壁饰以线刻勾连涡纹,使全器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层次分明,气度不凡。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高足玉杯”(图5-20),并有铜制承盘和托架等配套器具。该玉杯为圆筒形,由杯身和杯足两部分组成;杯身上部近杯口处饰有两组云纹,中部饰勾连谷纹,下部饰五组花瓣纹:杯足部也饰有花瓣纹。与铜盘相连的杯托为一花瓣形玉片,并以三条金头银身之龙为支架与铜盘相衔接。这不仅是一件玉器工艺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设计师高明的设计才能和精妙的制作技艺,其中也蕴含着当时的设计观念和理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形式不同的带钩也是当时重要的日用器物。带钩有纯玉制的和以玉为主附以其他金属而制成的两种,常见带钩多以龙为母题进行构思设计,有的非常简洁雅致,有的则镂雕得相当华丽繁缛,制作工艺精良。“金钩玉龙带钩”(图5-21)由透雕的玉龙与金质弯钩所组成,玉龙的形式呈“S”形,龙首回顾作张口惊恐之状,尾部向内翻卷;金钩套于龙的尾部,与龙相衔接部分设计为一虎头形,犹如猛虎噬龙一般,再加上惊恐回首之龙的神情恰好与虎形成呼应的关系,可谓是设计者的一种巧思。将龙与虎相合体构成一带钩,该玉呈青白色,有深褐色浸斑。整件带钩有八节组成,钩首部分为一龙形,钩尾为虎形,整件器物装饰比较繁缛华丽,是一件难得的玉带钩艺术品。
汉代玉器中纯粹用作欣赏的艺术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工艺制作水平。汉元帝陵附近出土的几件西汉玉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仙人奔马等作品不仅都由珍贵的和田玉制成,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雕琢精细。“玉仙人奔马”(图5-22),一仙人骑在一匹奔腾的神马上,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以羽翅来表示人或动物的神性,在汉代艺术中尤为多见。这里的仙人和神马上都加有羽翼,作者还在奔马的蹄下置一象征天界的云板,其所要表达的意境随着这几个简单的象征物而展开,给欣赏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同墓还出土了多件玉雕作品,设计制作得非常传神有趣,如“玉熊”(图5-23),玉质温润,雕琢精细,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憨态可掬的熊的特性表现了出来。再如“玉辟邪”(图5-24)也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玉呈青白色并伴有天然紫红色斑,造型极为生动,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作匍匐爬行之状,张口露齿,仿佛正悄悄地向猎物靠近,其神情的刻画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头上有一角,背上有羽翅,这两者都是象征非同寻常之灵物的符号,这在汉代仙道题材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
另外,汉代玉器中还有一类专用于辟邪的玉器。确切地说,目前发现的汉代专门的辟邪玉器就是“玉刚卯”。所谓刚卯,就是指正月卯日所制的一种护身符,作长方柱状,由玉、金或桃核等材料制成,四面刻有铭文,中有贯孔供穿系。
就艺术的整体而言,玉器只是汉代艺术大树上的一个小分枝而已,但它却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基本风貌,传递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为后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门。
———南阳-古雅月整理
1989年1月,一群盗墓贼来到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准备盗挖一座虢墓葬。幸好当地群众及时举报,政府及时制止,不过盗墓贼还是将这座墓葬挖开了长、宽3米多,深11米的大坑。众所周知,一旦墓葬被破坏,就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考古队联合对其进行考古发掘。
其实,这一片都是虢国贵族的墓区,早在1956年修建三门峡水电站时已经发现了。这次不得已进行抢救性发掘,正是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季的墓,出土的器物铭文也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一点。
我们对于虢国,了解得确实不多,主要还是来自于假途灭虢、唇亡齿寒两个成语。其实,虢国是西周立国之初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是由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建立的,也曾经强大一时。因此,虢季的墓葬,出土为数不少,相当精美的文物。不过,最轰动也最让人兴奋的,还是一件貌不惊人的文物。
在出土的时候,这件文物就有一段插曲。当时的考古队员在棺椁之外,发现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很显然,它是一块上好的和田玉,即便现场泥沙飞扬,也掩饰不住它的光泽。可是,现场专家走南闯北,经验丰富,马上提出质疑:盗墓贼并没有进入墓室,陪葬品完好整齐地放置,按理说玉石类的文物,都应该是安放在棺椁之中,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考古工作者想把它拿出来,却发现下面似乎有东西相连,不敢贸然动手。此时天色已晚,只能等待第二天再清理。不过古玉的下面是什么,却在每一个队员的脑海中浮想联翩,那真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
第二天,考古工作者继续清理发掘,重点就是这件文物。当他们将周围的泥土,一圈又一圈地掏空,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这件文物拖出来时,全场鸦雀无声。这件文物的埋在土里的部分,太像是一个“烤红薯”了。不过,有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伙子脱口而出:是铁器,是镶嵌着玉石的铁器!
现场的老同志,对于这个毛头小伙似乎很不满意,当场指着墓室教训道:有没有常识?这是春秋时期的古墓,铁器是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
按照当时的观点,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在冶炼史中,中国的铁器历史并不算早,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最早的铁质兵器,在当时就是秦国铜柄铁剑。所以,考古队中,都认为老同志说得对,这个年轻小伙子业务知识不到家,该骂。
然而,等到这件文物拿到实验室检验之后,结果却令人大感意外。它就是被命名为玉柄铁剑的国宝级文物,那块古玉是它的剑柄,而那个像“烤红薯”的部分,就是它的剑身,经过检测,它真的是铁质。这个发现,立即改写了历史。它距今2800年,将中国先民冶炼铁器的时间向前推移了200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把铁剑,是在有些貌不惊人。它已经锈蚀斑斑,出土的时候,甚至几乎断裂成两段,只有很细很细的一部分粘连在一起。将近3000年的沉睡,已经改变了它的模样,不过正是这历史的洗礼,也让它变得古朴凝重,诉说着当年的风采。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它一定是虢季的心爱之物,吹毛断发,锐不可当,这才被埋在地下,陪伴着主人长眠。
虢季墓的发现,被列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这把玉柄铁剑的出土,为其加分不少。同时,这把铁剑也是我泱泱中华发展的见证,它叩开了铁器时代的大门,从此进入了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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