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司南佩.翁仲.刚卯是一起佩戴吗

玉刚卯、玉翁仲、玉司南作为为汉代人们用来辟邪厌胜的流行饰品，统称为辟邪三宝。

玉刚卯：一般为一对，形制相同。长约2厘米，宽约1厘米。长方体，中有孔，可穿绳佩挂。外壁四面均阴刻有两行隶书铭，共三十四字，一般铭文为：“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尤仁德先生曾以现代七言句释读如下：“正月卯日鬼魅央，灵殳咒语刻四方。赤青白黄丝绶色，四方帝神相宜当。天帝授命火祝融，教扰驯服神夔龙。鬼魅病魔都除尽，非我不能来担当”。刚卯的字体为古代殳书，减笔假借，非常难认。也有的刚卯，用汉隶或小篆。

刚卯为东汉时期所流行，但宋以后历代皆有仿制。迄今所见汉代墓葬所出刚卯，均为上等和田白玉雕琢而成，采用其他质地玉料制作者可能为后代之仿品。且通常认为凡字体清朗可读者，亦为后人伪刻。

玉翁仲：体扁长，为半圆雕，造型简单，常雕刻为一站立状成年人。脸型较长有异于常人，面部神情肃穆，无胡须，头顶高冠，宽带博衣，衣领右衽，长裙曳地呈鸡笼状。五官以及衣服轮廓以“汉八刀”斜碾技法琢出的粗重线纹表示，刀工简练、犀利。汉代翁仲穿孔为“人”字形隧道，从头顶直到腹部，再分两路由腰部两侧出来，故翁仲悬挂时便可直立。而目前所见明清伪作翁仲大多为有胡须的老者形态。伪作翁仲的阴刻线条软滞缺乏力度，且整个身体做成直筒状，极其生硬，不似真品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后仿翁仲的穿孔有的从上至下呈直孔状，为通天孔；也有的为倒“丁”字孔，是从头顶至腰部两侧，而非“人”字孔。

关于“翁仲”其人其事及作此像的用意，至明代才比较清楚。《明一统志》载称：翁仲姓阮，秦时安南人，身长一丈三尺，气质端勇，异于常人。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翁仲死后，铸铜为其像。通过这段记载可知翁仲是秦代一个威严勇猛的大将军，以他的形象作佩饰，有辟邪之意。

玉司南佩，是汉代一种形态特殊的器形，形若“工”字，扁长方体，分上下两层，为两长方柱相连形，横腰环一凹槽。顶部琢一小勺，下端琢一个小盘，全器光素无纹。在中间凹细处或小勺柄处，有一个横穿或竖穿的孔，可穿系佩挂。有学者认为，其上部是司南的部件之一指南勺，中间是汉代常用的配饰“工”字佩，下部为司南部件之一的底盘。司南本是我国古代发明的利用磁场指南性制成的指南仪器，用于正方向，定南北。在汉代占卜之风大盛时，又成为测算凶吉的工具。人们遂仿司南之形，将实用器转变为佩饰器，琢成顶部有司南形状的小玉佩，随身佩戴，用于辟邪压胜，为司南佩。从司南佩其主体呈现的独特的凹缺形外轮廓和佩带者的角色上，判断出这可能是后人为达到从良渚玉琮上取得某种宗教意义，而刻意扁化、小化玉琮所得到的衍变形体。司南佩除了辟邪压胜的意义外，还有指导之意，引申为广闻博学。扬齐宣的《晋书音义序》记载：“由是博考诸传，综览群言，研核异同，撰成《音义》，亦足以畅先皇旨趣，为学者司南”。

司南佩在东汉最为流行，其后逐渐衰微，宋以后有仿。宋代司南佩大多有桂花沁、牛毛纹等，包浆较好，器各部刻画过渡自然。明代的司南佩，刻画线条较硬，边缘锋利，细部碾琢不甚讲究，呈工字形或圆柱形，抛光技术较好，玻璃光感很强。清代亦有司南佩，主要特点是器型较大，形制有变化与创新，碾琢精细，抛光讲究。一改传统的顶部勺形，有的似鸟形，有的是方形，器腰间的凹槽较深，器体的棱角圆滑，光泽较好。有穿孔的可做佩饰，没有穿孔的则作为陈设品了。

应该不是一起佩戴的。都有辟邪的作用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用5块玉料琢制而成。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所谓“厌胜佩”也叫压胜佩，佩戴在身用以驱鬼辟邪保祥福。我们知道汉承楚风，西汉初年这种风气开始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盛行，并影响了后世的民风民俗，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的那些楚地民风，有些在东汉时就已经被朝廷的祭祀活动采用，比如我们将在“魏晋南北朝的珠子”一章中叙述的“春胜”节，后世皇室至少沿用到宋代，而民间则流传至今。虽然我们大致知道这些厌胜物产生于民间巫风术数流行的文化背景下，却很难了解这种文化是怎样生出这些具体形式的，也不了解这些实物形式与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关联，比如我们并不清楚作为科学仪器的司南仪何以衍生出辟邪的司南佩来。推测这些实物形式最早可能来自于类似楚国民间那些可以具体操作的巫术和术数仪式中法器的应用，民间的巫术仪式虽不复杂，对于信仰者的心理却十分有效。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和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

       “厌胜佩”是指刚卯(与严卯合称双卯)、司南佩、翁仲。“刚卯”也就是《后汉书》中所谓的“双印”，是刚卯和严卯的合称，有时候也直接称“刚卯”。《后汉书・与服志》记载得很详细，“佩双印，长す二分，方六分。乘与、诸候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与以贯白珠，赤蕤，诸侯王以下以铩，赤丝蕤，膝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日:“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要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尽管佩戴双印是用意辟邪而非身份识别，《奥服志》还是规定了不同阶层所使用的材质，乘与(天子的代称)、诸候王、公卿、列侯可佩戴白玉双印，普通官员佩戴黑犀(犀牛角)，官员弟子佩戴象牙，而根据《风俗通义》的说法，民间则使用桃木(图140)。

      出土的玉刚卯呈柱形四方体，方柱中心有纵向的孔贯穿，可穿绳或丝，四面皆刻有文字，为驱鬼愕疫之辞，与《后汉书》的记载相符(图141)。刚卯与严卯的得名源于各自开首铭文的不同，是“正月刚卯”，一是“疾日严卯”，此外还有铭文内容的区别，形制则完全一致。文献中记载的皇帝和公卿列侯使用的白玉刚卯有考古资料可见，而普通官员和私学弟子使用的犀牛角质和象牙刚卯至今没有出土资料，原因可能是后两者为有机物，在酸性环境中容易分解，因故没有实物流传或出土。据称居延考古”中出土过桃木刚卯，未见详细资料，但这是可能的，因居延地处大漠，气候干燥，能够保存200枚汉代木简也就能保存桃木刚卯。居延汉简大部分是西汉的边塞电垦档案，桃木刚卯很可能是来自中原的电垦驻地士兵的随身物。

       刚卯虽然朝野风行，王莽曾一度禁止。《汉书・王莽传》:“今百姓成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金日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王莽废除刚卯的理由是“刘”这个姓氏的过错，因为刘字带有卯、金、刀，属凶器，不应该通行民间，因而废除，实际上是为自己废刘姓而代天下找一个符合当时盛行的五行之说的解释。王莽新朝灭亡，东汉刚卯又兴;至魏晋，又因为“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卵金(刘姓)”再度废除，从此再也没有作为制度通行。但两晋南朝时期的辟邪风气更盛，刚卯虽然废止，其他形式的厌胜佩兴起。明代复古风气起，制作了大量刚卯仿品，其玉质一般都细腻致密，用料上乘，但整体风格与汉刚卯有别。清代甚至有多棱体的仿品传世，形制类似佛家经幢，大概是迎合当下审美;特别是铭文字体，汉代刚卯的字体为古代殳书，减笔假借，非常难认，一般认为字体清朗可读者为后人伪刻。

        刚卯铭文是它辟邪的法力所在，甚至刻文都应该在新年正月出卯时动刀，故曰“正月刚卯”。唐代颜师古引用东汉经学家服度的话，“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す，广ー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但颜师古所说的刚卯的尺寸显然是错的，唐代的一寸略等于31厘米，颜师古的刚卯几乎是长度10厘米、宽度3厘米的方柱，用于佩戴既不可行也不合理。铭文“灵殳四方”是指刚卯四面各刻殳书，殳书本是先秦的兵器铭文所使用的字体，用于刚卯也是辟邪的寓意。铭文还告诉佩戴者，天帝已让火神祝融警告夔龙不可作恶，而百病因有刚卯也不可近身。刚卯有如此“神效”，难怪汉代朝野流行，直至元代，文学家方回还在病中写诗《五月初三日雨寒痰嗽》感叹，“佩符岂有玉刚卯，挑药久无金错刀”。

       司南佩，其形来源于司南仪(图142)。司南仪的原生状态目前的资料并不十分清楚，东汉王充(公元27约97年)在他的《论衡》“是应篇”中说，“司南之构(构，古代指北斗柄部的三颗星，也指勺子)，投之于地，其柢(根部)指南”，他解释这种原理是“亦天性也”，即自然现象。根据这个记载，司南仪是指示方向的装置应无异议，但具体形状却有争论。早期研究者认为是天然磁石为勺，配合地盘，这种想象有出土的汉代地盘和河南南阳东汉墓出土的石刻司南勺图佐证，但并无完整配合的装置出土。也许司南佩的出土实物可以作为复原古代司南仪最直观的资料，但考虑到手工艺品的装饰性，司南佩是否就是准确的司南仪的拷贝还有待证实。

       现在可见的司南佩实物多为玉制，也有青金石、绿松石和煤精等材料制作的。司南佩的整体形制是在“エ”字两端另雕琢出一把小勺和一个小盘，“字中间凹细处有一横向穿孔，为穿绳用。有人认为这个“工”字实际上是叠胜，也就是玉双胜和后来两晋流行的“金胜”的原型，“胜”的出处和形制将在“魏晋南北朝的珠子”一章中专门讨论。司南佩两端的小句、小盘各自代表文献中记载的磁石勺(构)和地盘，玉匠临摹其状而琢成佩饰。但我们并不清楚介于磁石勺和地盘之间的“工”字为何物如果司南佩是汉代司南仪的缩小版拷贝的话，这个“工”字在司南仪中作为构件又是什么功用更不清楚汉代人为什么选择司南仪作为创作原型和这种形制的寓意为何也许是借司南仪能办方向、不会迷途的作用表示趋利避害的寓意，在现代人眼里的科学仪器对古人而言却是超自然的力量。司南佩还衍化出一种被称为“工字佩”的厌胜佩(图143)，即去掉司南佩两端的小句和小盘，截面就是“工”字形，“工”字腰部凹细处横向穿孔，用于穿系佩戴。工字佩整体器型扁平状，是平面化了的司南佩，形制比司南佩更加简练硬朗，制作工艺也简单一些，因而有不少实物流传。现在可见的出土资料是作为小配件跟其他珠子、坠子一起穿系在腕饰和项饰中，推测当时也可由丝藤单独穿系起来佩戴。除了玉质，工字佩还有用玛瑙、骨质、煤精、琥珀等多种半宝石材料制作，比其他厌胜佩的材质丰富，这些材质在汉代也经常用于制作各种有祥福寓意的小兽和坠饰。明代曾大量制作工字佩的仿品，但用意并非刻意仿古辟邪，而是取其祥福意义，表面加饰各种吉祥题材的浅浮雕纹样图案，精致美好，风格更加世俗化。

       另一种在形制上与司南佩相关的厌胜佩是双胜(图144)，双胜佩的出土资料早可到西汉，胜”的意义多与文献中记载的西王母有关。由于在两晋南朝大为流行的金胜是由玉双胜行生出来，我们把双胜佩放在“魏晋南北朝的珠子”一章中专门讨论。

        翁仲是厌胜佩中唯一的人物造型(图145)，故事和身世演绎却最为丰富多变。“翁仲”其名最早见于《晋书・五行志》，“景初元年(曹魏明帝年号即公元237年)，发铜铸为巨人二，号日翁仲，置之司马门外。案古长人见，为国亡。长狄见临洮，为秦亡之祸。始皇不悟，反以为嘉祥铸铜人以象之。魏法亡国之器，而于义竟无取焉。盖服妖也”。这段文字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晋人对翁仲的看法与前朝相反，认为翁仲并非祥瑞而为服妖，认为长狄(西方胡人)现身临洮(现甘肃省临洮县)本是亡国之祸，始皇帝不仅不悟，反而以为祥兆，铸造胡人铜像守护宫门，魏明帝效法始皇帝将这种亡国之器立于司马门外，显然是服妖之灾。遭晋人遗责的秦始皇铸造十二铜人的事迹见于《汉书・五行志》，但文献并没有提到十二铜人中有叫“翁仲”的。至北魏时，地理学家道元在他著名的《水经注》中将翁仲的故事演绎完整，“按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秋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ニ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这时的铜人叫“金狄”意即“铜铸的胡人”，而不叫“翁伸”，然后由李斯题字，刻于十二个铜人的胸前:“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汉代刘姓入主长安，将这十个铜人从秦始皇的阿房宫搬迁至未央宫前作为守护者，并正式取名“翁仲”。大概汉代也是在这时开始制作玉翁仲的。三国战乱，董卓销毁其中九个用来铸钱，剩下三个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想搬去洛阳，但搬到临潼就再也搬不动了(这个故事与《晋书》的说法不同)，临潼今天还叫铜人塬的地名。百年之后，十六国的后赵皇帝石虎迁都至邺(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从陕西的铜人塬上把剩下的三个铜人搬运到邺宫作装饰。不久，前秦皇帝苻坚攻占了邺，又把三个铜人运回陕西，并销毁其中先行抵达的两个铸了钱，剩下最后一个ー直停留在路上。公元383年11月，淝水之战苻坚战败搬运铜人的苦力们得知消息后便把停在半路的铜人推落在“陕北河中”即黄河中，于是秦始皇的十二个“金狄”(翁仲)全部消失。

       奇怪的是，晋人之后却没有人受到晋人指责翁仲为“服妖”的影响，仍旧把翁仲看成守护者，并最终成为“墓前石人”，所谓“稼间石人日翁仲”。翁仲什么时候开始作为石人守护陵基的并不清楚，至少汉代和南朝没有实物资料可见，这一时期的基前守护者是辟邪一类的神兽而非石雕人物。“翁仲”的称谓最早见于唐代房玄龄编纂的《晋书》，至少到唐代，建陵的守护石人已经被称为“翁仲”，柳宗元有诗“翁仲遗墟草树平”。明代孝陵的守护石人也都有翁仲，同样是在明代，翁仲被演绎成了孔武有力的英雄形象，《大明一统志》称:“翁仲姓阮，秦时安南(现甘肃酒泉地区)人，身长一丈三尺，气质端勇，异于常人。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翁仲死后，铸铜为其像。”不仅赋予翁仲以“阮”姓和具体的出生地，还说始皇帝曾用翁仲为将。明代的启蒙读本《幼学琼林》还有“墓前石人，原名翁仲”的句子。最有趣的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故事，说乾隆有个翰林学士，把“翁仲”误写成“仲翁”，于是乾隆批打油诗一首:“翁仲如何作仲翁十年窗下少夫功。如今不许为林翰，罚去江南作判通。”“通判”本是官名，清代设于各府辅佐知府处理政事地位当然不及翰林清贵，乾隆故意把“翁仲”、“功夫”、“输林”、“通判”倒写，嘲讽那位时笔误的翰林，并革了他的翰林，将他贬作通判。

       与翁仲有关的故事着实不少，但汉代玉翁仲的出土资料却很少，使用的材质也仅见玉质，还没有其他材料制作的实物资料被发现。现在可见的玉翁仲是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东汉实物，江苏扬州市邗江甘泉山广陵王刘荆墓出土，造型简练，工法利落，寥寥数刀即是人形，腰部横向穿孔用于穿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藏有玉翁仲2枚。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据称出自汉代的玉翁仲，造型与汉代的典型风格不同。清代有翁仲仿品，穿孔为从头至足的通天孔或从头到胸腹间分穿的“人”字孔，造型有刻意仿古的，也有迎合当下审美的，做工一般都很细致，明显的清代工艺。

       厌胜佩中的冈卯、司南佩(包括工字佩)和翁仲大致只在汉代盛行过，而双胜佩直到两晋南朝仍旧延续，并行生出在两晋时期风行的“金胜”，我们将在下一章专门讨论金胜及相关的民风民俗。两晋南朝虽然放弃了汉代厌胜佩中的大部分实物形式，但佩戴其他形制的厌胜佩的风气更盛，而这些形制大多是汉代厌胜佩的衍生物，晋人则多采用其他半宝石材料和贵重金属制作。无论这些厌胜佩如何演变，其中汉代的司南佩、工字佩、双胜佩和后来的金胜在形制上的联系都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