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玉的历史

“蓝田玉”之名是因其产于陕西西安的蓝田山而得名。

文人墨客对蓝田玉多吟颂赞誉，唐代及以前的许多古籍中都有蓝田产美玉的记载，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一句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更是成就了蓝田玉的千古美名。诗中包含了一则动人传说，遥远的过去，太白金星托梦给济贫行善的书生杨伯雍：“晴天日出入南山，轻烟飘处藏玉颜。”从此，蓝田的深山就能觅得了宝玉。

蓝田玉开采历史悠久，但因为产量不多，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随着古矿点玉矿的枯竭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各地均采用其他玉种为玉材，蓝田玉开采和应用渐渐失传，玉山遭遇地震后古矿床所在的具体位置无人知晓，以至于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蓝田为葱岭（昆仑山）别名，蓝田为储运加工玉石之地等推论。 蓝田玉是中国开发利用最早的玉种之一，迄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开始佩戴打制的蓝田玉，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境内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就有先民磨制的玉璧玉戈等。2011年3月，在发掘位于蓝田县华胥镇卞家寨村西南的蓝田新街遗址时，考古学家首次系统性地发现了5000多年前中国人使用蓝田玉的珍贵资料。

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大小不一的玉料，譬如玉条、玉石块等，制玉工具石钻、石钻帽、石钻头和石钻心等，以及一些作为装饰品的玉笄、玉环等。考古专家认为，这些玉制品及治玉工具的出土，为仰韶文化时期开发利用蓝田玉提供了实物佐证，也为史前时期治玉工艺研究增添了重要标本。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介绍，蓝田自古出美玉，战国时期著名的“和氏璧”据研究就是蓝田玉。中国人5000多年前已开始出现较成熟的玉艺术品，但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玉器一直十分稀少，蓝田新街遗址发现的玉器相关的文物如毛坯、成品、废品与废料等系统性地出土，在早期玉器史上尚属首次。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125件龙山文化时期的神木石峁遗址玉器中，有一件用蓝田玉制作的菜玉铲。铲呈草绿色，刃端并夹有浅褐色，长梯形，体扁薄，平直背残一角，刃微斜，圆穿偏于一边，长168厘米，宽75厘米，极薄锐，厚仅02厘米。 秦始皇统一六国，初定天下后，命丞相李斯采蓝田玉制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后玉玺一直作为皇权的象征，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流传千余载。

《太平御览》引《玉玺谱》载：“秦传国玺，以蓝田水苍玉为之，刻鱼、虫、鹤、蟮、蛟龙，皆水族物。大略取此义，以扶水德。秦得蓝田玉，制为玺，八面正方，螭纽。命李斯篆文，以鱼鸟刻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或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三·文苑六·李公磷传》 、《明史·舆服志·皇帝宝玺》 、《韵石斋笔谈·中州玉玺》 等文献典籍也记载秦始皇传国玺为蓝田玉制成。

坊间盛传“传国玺”就材于“和氏璧”，不是蓝田玉，大概是感觉国之重器用价值连城的和氏璧雕琢才般配，但此说查无实据，没有史料佐证，而且于理不合。

《韩非子·和氏》是公认关于和氏璧最早、最详尽和最可靠的史料，其文字非常严密，文中记载楚人卞和向周王献楚山玉璞是“奉”而献之 。“奉”字的用义为“提升高度到极限”，古人以眉毛的高度为极限，西周金文中有“眉寿”一词，意为极度的高寿。《韩非子·和氏》载“奉献”一词，指的是“把贡品用双手抬举到眉毛齐平处献给君王”，体现对君王的无比敬畏和尊重。可见楚山玉璞不可能很重，否则卞和无法将其举眉献给周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奉璧”、“持璧”的文字也证明和氏璧不可能太重 ，特别是“怀其璧”三个字更是明确地告知 ，和氏璧的大小是可以揣在怀里而不易被发现的。

学界对传国玺尺寸的考证，认为其“方四寸，高三寸六”，几乎没有异议。秦代每尺相当于现代的231厘米。故传国玺的大小相当于924厘米见方，高83厘米左右。如要用中间有孔的圆形扁状玉璧来改制，可开出四方相同大小的传国玺用料。那么此璧的圆径至少要30厘米，厚度为85厘米。和氏璧大如磨盘，重几十公斤。不仅与出土考证的战汉玉璧（30厘米的大玉璧，厚度多在2厘米左右）不符，而且更与史料中的文字细节不符。 典籍中，蓝田玉的名称初见于《汉书·地理志》：“蓝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 ”其后，《后汉书·外戚传》、张衡《西京赋》、《广雅》、《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史书典籍，皆有蓝田产玉的记载，历历可参。汉代，蓝田玉被大量使用，汉高祖用蓝田玉加工成鸠杖，赐于德高望重的耄耋老臣，并用蓝田玉加工成其墓道的大玉铺首。陕西省蓝田县洩湖镇薛家河村出土的长公主墓，就是用蓝田玉磨制而成的铜镂玉衣，原李后乡新庄村出土的玉琀等，都是蓝田玉早期加工的印证。

蓝田玉开发历史悠久，但很少能看到完好的古蓝田玉。在西安收藏研究院，保存有一件两千多年历史，10厘米高，保存基本完好的汉代蓝田玉质龟顶灯。从底部的纹理看，龟顶灯虽经过几千年的风化腐蚀，蓝田玉的材质特征还是非常明显。

据宝石协会副会长弈秉璈研究，陕西咸阳茂陵附近出土的大型“兽面纹玉辅首”即采用兰田玉制作，可知汉唐人盛赞的蓝田美玉的产地即在帝都长安附近。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汉朝玉佩经鉴定是蛇纹石化大理岩，也就是蓝田玉。

汉乐府《羽林郎》有“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句，说明在汉代蓝田玉被大量制作首饰。天水市出土一件玉佩，乃蓝田玉材质碾琢的舞女形象，长片形，高95厘米，玉人大头、细腰、长袖、裙摆拖地，作扬臂甩袖翩跹起舞状。

汉武帝茂陵出土过一件四神纹玉铺首，是汉代蓝田玉雕中最精美的一件，横宽365厘米，灰绿色，下有凸钮，四角略弧圆，分别碾琢其时流行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器面下方以环钮为鼻梁，上连粗眉和暴起之双眼，形成大兽面，下缘则以8条竖纹勾勒出宽大的排牙。图案化的形象庄严凝重，工艺梢湛，线条运用刚柔相济。

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圆雕大型玉辟邪插座残高185、长18、宽67厘米，重1972克，1978年宝鸡市北郊金河砖厂东汉早期吕仁墓出土。玉辟邪为青玉制成，有较明显的黑色纹带，有学者认为材质应是蓝田玉。 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鼎盛时期，蓝田玉的加工利用亦达到鼎盛。王公权贵用蓝田玉装饰冠冕、朝服、钗环首饰和刀剑鞘柄。

传说当年唐玄宗李隆基送给杨玉环的爱情信物就是蓝田玉，由于它的纹理结构像冰块撕裂一样，所以后来人们用杨玉环的小名芙蓉来命名，叫“冰花芙蓉玉”。杨贵妃的玉带和玉罄，都是用蓝田玉制造的。倾国美人杨贵妃也对蓝田玉爱不释手，《杨贵妃外传》载：“太真善击罄，上令用蓝田绿玉制成一罄，备极工巧”。

唐代蓝田作为畿内之地，玉山（今王顺山）成为采用的官矿。朝廷对蓝田玉的采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长安甚至掀起了餐玉之风，官吏平民蜂拥到到蓝田玉山捡拾碎玉，捣为粉屑服之，据说久服可增寿成仙。蓝田玉不仅成为向朝廷贡奉的主要贡品，还设立专门的官方机构指挥匠工开采玉石，驱赶大批农民凿山背石。

从唐代诗人李贺在《老夫采玉歌》 和韦应物在《采玉行》中的描写既可以看出当时采玉盛况，也可以看出贫苦平民为这种繁荣付出的血泪和辛酸。李商隐的“沧海明月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和钱起的“琢眠胜水碧，一片新冰清”等诗句从不同角度，把唐代蓝田玉的玲珑剔透、光泽温润描绘得出神入化。

唐代玉雕工艺已有很大进步，当时的蓝田玉雕已有圭、璧、璜、琮、瑁、睿、玑、琥、散、敦、珩、戚、玦 、璋、蹬、环、镯、律、管、玉带、磬、钗等各种礼乐、祀葬、饰品、器具等。其中最注目的是玉带和玉步摇：《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车服》中记载了玉被大量使用制作玉带，而且在使用中显示出严格的等级尊严和权威威仪。明确规定官吏佩带物的等级中，玉带位列金银之上；玉步摇则为金银嵌玉而成，极为贵重，可见当时对蓝田玉的崇拜程度。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盛极的王朝，唐长安城又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对玉器这种奢品的需求量极大。蓝田与长安城毗邻，随着官方和民间长年累月大规模的开采，已使玉山千疮百孔，几被掘尽。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四月，玉山遭遇地震，“山摧百余步” 。玉矿坍塌，玉苗尽掩，从此盛极一时的古蓝田玉匿迹近千年。 清初，蓝田玉重新被发现。

民国《续修蓝田县志》记载：“县东有玉山，古称产玉之所，今其矿苗罕见。惟辋川内菜峪川出产各色玉石，质坚而细。乡人及西安石匠多采之，制为小器及装饰品，俗称菜玉。” 20世纪70年代，地质工作者在蓝田县发现蓝田玉。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近些年，陕西地质工作者在蓝田发现了蛇纹石化大理岩玉料，认为它就是古代记载的蓝田玉。

这一发现不仅引起了寻找珠玉原料的地质界重视，也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1982年，地质矿产部地质博物馆展出了蓝田玉的原石。这种蛇纹石化强烈时，局部已经变成与岫玉相同的玉石。玉质从外观上看，有**、浅绿色等不均匀的色调，并伴随浅白色的大理岩。这种玉石虽然不很美观，但因为蓝田地处西安古城附近，玉质硬度为4左右，容易加工，所以古人有可能采用做为装饰品。在汉代玉器中有两件很像现今的蓝田玉，一件是在陕西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嵌在古墓门上四神纹玉铺首；另一件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汉代玉佩。从这两件玉器玉质和色泽上看，很多地质学者都认为同现今的蓝田玉相似。

1982年，周南泉将北京地质博物馆收藏的“蓝田玉”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玉佩以及出土于茂陵的汉代四神纹玉铺首相比较，两者极为相似，可见蓝田玉真的出产于蓝田。

2002年陕西省地质局对蓝田玉进行勘测，探明玉石矿带4条，玉石矿体5个，矿带走向1280米—8865米，厚8米—31米，矿体走向长615米—47475米，厚1米—1881米，矿体延深245米—715米，分布在蓝田县内玉川、葛牌、草坪、焦岱等地区，以及玉川乡核桃沟——祁家河及八亩地——冷水沟一带储量最多，质地最好。虽然玉石蕴藏量1000万立方米，但真正可以开采的却只有十分之一。

最新的参考依据，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根据《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在2004年2月3日发布第15号公告：“根据《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我局通过了对蓝田玉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申请的审查，现批准自即日起对蓝田玉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蓝田玉原产地域范围以陕西省蓝田县人民政府《关于确定蓝田玉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范围的请示》（蓝政字〖2004〗7号）提出的地域范围为准，为陕西省蓝田县现辖行政区域。”

继20世纪70年代末，陕西蓝田发现蓝田玉矿后，江苏地质专家对徐州邳州石省级地质公园进行调查时，发现了蓝田玉矿。这是江苏省首次发现蓝田玉，填补了江苏矿场种类的空白。

在建立邳州石省级地质公园之前，徐州市邀请地质专家邹松梅对公园的科学内涵进行发掘。邹松梅发现地质公园有的石头颜色很奇特，表面翠绿色，非常漂亮。这些翠绿的“石头”，和其他石头相比，质地更细腻，柔软，透光。采样后送至国土资源部南京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检测，宝石玉石检测专家认为，邳州发现的矿石学名叫蛇纹石大理岩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蓝田玉。

玉雕舞人源于战国，盛于汉代。汉以后逐少见，宋以后有一些仿品。战汉时期玉器文明和玉文化非常发达，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其中不少属于承前启后的绝世之品。这个时期，玉器的神韵、工艺、材质均达到空前的水平，其造型之古朴、琢工之精细、艺术造诣之高深连后期的乾隆年代也无法企及，难怪乾隆皇帝曾嗟叹：竟是后人让先人。因此，作为战汉时期玉器文明的典型代表，玉雕舞人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文物价值。由于历史和鉴赏水平的原因，内在的文化内涵未被充分发掘，历史价值未被充分认可，艺术价值也未得到充分展现。本文以战汉时期玉雕舞人为题，从文化背景和价值内涵、器物特征和鉴别、鉴赏秘籍和收藏文化等方面做一个综述，以期与广大收藏爱好者共同分享玉雕舞人的特有魅力。

　　汉代雕塑

　　产品推介：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二虎搏猪纹透雕铜扣饰

特点：组成佩饰的各种佩玉在种类上趋于简化，用于丧葬的玉器显著增加，玉制的日用品和装饰品也有较大的发展。在雕琢工艺方面，圆雕、高浮雕、透雕的玉器和镶玉器物较前增多。纹饰的风格由以抽象为主转向以写实为主，一些像生类玉器也有了现实感和生命力。

相关介绍：

汉代玉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玉器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土的汉代玉器数量和种类很多，科学价值大大超过了传世品。出土玉器较多的是一些汉代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葬。

扩展资料

相关背景：

汉代用各种玉料制作的礼器、装饰品和美术品。中国的工艺源远流长，汉代继续有所发展。西汉初年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但开始有了变化。西汉中期以后变化更大。根据器形和用途的不同

汉代圆雕的工艺美术品数量虽不多，但表现了汉代玉器造型艺术的高度水平。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奔马，是一批难得的艺术珍品。

根据玉器用途的不同，玉器可分为玉兵器、玉工具、礼器玉、丧葬玉、佩饰玉、玉器皿和玉摆件等几大类。到了商代，绝大多数玉兵器和玉工具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而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标志和礼仪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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