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璜是哪个时期盛行的品种?

玉璜是哪个时期盛行的品种?,第1张

众所周知,玉璜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玉礼器,在六瑞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玉璜一般多用作佩饰使用,所以古时候也称之为“佩璜”。

我国古代的玉璜形制十分丰富,而且纹饰也相当精美。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玉璜并没有消失不见,而是一直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

陋室居为您详细介绍形制丰富的玉璜,与您一起品鉴历代玉璜的特色之处。

一、新石器时代-玉璜特色

最早的玉璜出现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此时的玉璜形制非常小,大致只有4厘米左右。之后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等均有发现玉璜的踪迹,但是以良渚文化的玉璜最具有代表性。良渚文化的玉璜多为半璧形制,还有一部分为桥形。玉璜一般都是光素无纹的,还有一些是刻花镂空的,常常与玉管组合成佩饰使用。

二、商代-玉璜特色

商代的玉璜出土数量非常少,一般都是作为装饰品。

三、西周时期-玉璜特色

西周时期,由于玉组佩在贵族之间非常盛行,因此玉璜的制作数量大增。此时的玉璜工艺高超,纹饰琢制复杂且非精美,既有龙纹、也有凤纹,还有一些人物纹等,非常有时代特色和风格。此外,一些两端有孔的龙形玉器、鱼形玉器等也是西周时期玉璜的特殊形制。

四、春秋战国-玉璜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玉之中,玉璜最为流行,它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一些重要的礼器。尤其是战国时期的玉璜形制较春秋时期更加丰富,主要有龙首式、出廓式、出脊式、镂雕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变化多端,非常有时代特色和魅力。此时的玉璜纹饰也是十分精美,这些纹饰主要有谷纹、蒲纹、云纹、螭龙纹、螭凤纹、卧蚕纹等。

五、汉代-玉璜特色

汉代的玉璜一方面延续春秋战国时期的传统特色,另一方面又突显本朝特色,如出廓式玉璜和镂雕式玉璜等最具有汉代特色。此时的玉璜不仅仅作为佩饰使用,还作为丧葬方面的随葬用品。不仅玉璜的制作数量众多,而且纹饰也颇为精美。此时甚至还出现了龙凤螭组合而成的玉璜,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汉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玉璜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璜形制十分独特,并不是常见的半璧形或者半环形,而是逐渐演化成为菱形或者梳背形。

七、唐代-玉璜特色

唐代非常流行云头状的玉璜,这样的玉璜多为一些唐代贵族妇女所偏爱。

八、宋代-玉璜特色

由于宋代仿古之风非常盛行,因此一些仿制战汉时期的玉璜也较为多见,但是此时的玉璜不再有战汉时期的那种神韵,由于时代不同,所以只是模仿其形,不能掌握其意。

九、元明清时期-玉璜特色

元明清时期的玉璜制作数量逐渐呈现减少的趋势。此时的玉璜多为小巧精致的器物,一般多作为珍赏和收藏之用。

十、战国玉璜-精品赏析

这件战国时期的玉璜作品出自邱承墩大墓。玉璜的纹饰为精美的云纹,虽然历经了上千年的地下埋藏,但是光辉不减,玉璜上精心雕琢的纹饰依然清晰可见,特色十分鲜明。玉璜的弧度自然流畅,古风古韵意味非常明显,是战国时期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

特点:组成佩饰的各种佩玉在种类上趋于简化,用于丧葬的玉器显著增加,玉制的日用品和装饰品也有较大的发展。在雕琢工艺方面,圆雕、高浮雕、透雕的玉器和镶玉器物较前增多。纹饰的风格由以抽象为主转向以写实为主,一些像生类玉器也有了现实感和生命力。

相关介绍:

汉代玉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玉器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土的汉代玉器数量和种类很多,科学价值大大超过了传世品。出土玉器较多的是一些汉代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葬。

扩展资料

相关背景:

汉代用各种玉料制作的礼器、装饰品和美术品。中国的工艺源远流长,汉代继续有所发展。西汉初年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但开始有了变化。西汉中期以后变化更大。根据器形和用途的不同

汉代圆雕的工艺美术品数量虽不多,但表现了汉代玉器造型艺术的高度水平。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奔马,是一批难得的艺术珍品。

根据玉器用途的不同,玉器可分为玉兵器、玉工具、礼器玉、丧葬玉、佩饰玉、玉器皿和玉摆件等几大类。到了商代,绝大多数玉兵器和玉工具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而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标志和礼仪的象征。

-汉代玉器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时代。

在学术与文艺方面上承先秦,不同地区的文化兼收并蓄,并开时代之新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汉代文明。所以说, 汉代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从西汉到东汉,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虽然出现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阶段,但事实上在汉代人的观念意识中决非仅儒一家而已,而是多种观念错综交织。儒家的人伦道德与道家之荒忽之谈并行不悖,经学纬学并治,阴阳之学盛行,并由阴阳家而发展为谶纬迷信。

因此,我们在汉代的艺术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与冥界、仙界交杂并陈,生人、死者共置一处,或许这正是所谓“通天地人为儒”(《法言·杨子》)思想的体现吧。

与此同时.汉代手工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玉器制作工艺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所以 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镂空技艺的应用更加普遍,透雕、圆雕及高浮雕的玉器作品明显比前代增多 。东汉时的琢刻技术更是精益求精!正如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说:“ 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 "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玉器,这就为汉代文化的研究以及汉代玉器艺术的鉴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自先秦以来,礼仪用玉一直是玉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据《周礼》记载,先秦时代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琥、璜等六种。但是到了西汉时期,玉礼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在原来的六种玉礼器中,除了圭和璧两种仍然用于礼仪活动外,其余四种均不再用作为礼器了,有的甚至不再制作了。

当时玉璧的用途也分两种,一种是天子用于祭祀的玉璧,这类玉璧的装饰比较简单,以线刻纹为主,较多见的有蒲纹、谷纹和涡纹,也有的饰以龙凤纹等(图5-1);另一类玉璧的功用已发生转变,主要用于佩挂,是成组玉佩中的一件,这类玉璧的制作很讲究装饰的华美且多用透雕手法,在玉璧的好(玉璧中间的孔洞谓“好”)中饰以透雕装饰以及将雕饰附加到璧缘外的现象比战国时更为普遍且丰富,从而使玉璧的形态变得异彩纷呈。这已经属于装饰用玉的范畴了。

装饰用玉器历来是玉器艺术中品类最为丰富,造型和纹饰最为多样的一类,汉代的装饰用玉也是如此。尤其是用作佩饰的玉器,汉代在继承先秦风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西汉前期的佩玉多讲究组合,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有的佩玉组合数量较多,这当属先秦风尚的延续。白西汉中期以后,成组的玉佩逐渐减少,组合的形式也趋简化。至东汉时,佩玉的品种也所剩无几了。

汉代佩玉的品种主要有各种透雕装饰的玉璧、玉璜、玉珠、玉人、玉环、玉管、玉觿等。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汉代玉佩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5-2~5)。如1983年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龙凤透雕玉璧”(图5-6),中间好内饰一透雕龙纹,以充满张力的“S”形结构创造出一昂首挺胸、稳健有力的龙的形象。不难看出,龙的四肢及尾部的经营位置与构成处理并非仅以所表现对象为法度,同时也是以适合圆形的外框为条件的,故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布局合理、虚实得当、结体有力的艺术品。这样的作品在汉代艺术的许多门类中都能看到,如汉代的瓦当装饰、漆器装饰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后世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典范,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经典风格也是不为过的,因为能够堪当经典之名的作品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汉代艺术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件玉璧内饰以谷丁勾连云纹,排列规则有序,与充满动感的中央龙纹形成对比,主次分明:璧的两侧各饰一透雕凤纹,对称布局,回首屈体作攀附之状。龙凤内部均以阴线刻勒,简洁明了,并无任何多余的赘饰,整件作品凸现出汉代粗犷豪迈的时代风貌。像这样的玉璧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用器了,而是作为组玉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时的排列关系看,与其相组合的玉佩饰件还有一件玉璧、玉璜、玉人和珠饰等32件不同材质的饰物,组成一长度约600厘米的组佩饰。(图5-7、8)。

该组玉佩中的一件“玉犀形璜”(图5-9)也是前代所未有的,其形夸张有力,背部向内弯曲,首尾处理成大致对称的视觉效果,前后肢作蹲曲蓄势之状,这种团肢前冲的姿态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犀牛威猛有力的特征,其艺术处理的手法及其达到的效果与前面介绍的透雕龙凤纹璧可谓异曲同工。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形体作装饰性夸张处理时完全是在把握动物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才会产生弧线饱满紧扣形体而不漂浮的有力效果。从形式构成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充满力度的视觉感受,关键在于饱满的外轮廓弧线与各种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弧线的谐调配合。这种令后人赞叹不已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似乎已是驾轻就熟的本领了。

汉代佩玉中工艺最精者当数玉环。玉环是当时组玉佩中的重要部分,雕镂琢磨技术高超,艺术设计处理别具匠心是其他朝代难以比匹的。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中就出土多件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的玉环,图5-10是该墓出土的“玉龙螭纹环”,玉工采用透雕的手法雕刻了两龙和两螭相互穿插缠绕为一环,彼此穿插交集,显得非常自如,浑然一体。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纹玉环”(图5-11)将龙与卷云纹饰穿插组合为一环形,龙体作连续不断的绞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如意云头的卷云形式。整件玉器的直径虽然只有74厘米,却显现着宏大的气势和得心应手的形式处理技巧。

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双龙联体佩”也是一件形式新颖、工艺精湛的佳作。该玉呈黄白色,外形呈椭圆形,双龙首部环人圈内作对视状;中问有一树状形饰,上有线刻兽面纹饰;龙身上满饰均匀排列的涡卷纹并用阴线相勾连,整件器物在规整中蕴含着一种非凡的气度,这是汉代艺术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图5-12、13)

玉舞人题材的玉佩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汉代舞蹈人物题材的玉佩却十分流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的乐舞艺术十分发达,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歌舞也相当流行.甚至皇帝的宠妃爱姬也常常是能歌善舞,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上谓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人塞望归曲”;《汉书》上也记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日飞燕”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以歌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出土的玉舞人实物看,造型特征与文献上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可见这些玉舞人作品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的。汉代“玉舞人”大多为组佩玉中的一件,其形式多以平面透雕为主.并用阴线刻出五官和衣纹等,也有浮雕形式甚至做成圆雕的。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县汉墓的一件“玉舞人”(图5-14)佩饰,该玉呈乳白色,双面透雕,并以阴线刻出五官表情和服饰结构。姿态婀娜优美的舞女身着开衿长袖衣裙,一袖高扬于头顶,另一袖下垂,手置于腰间,长裙曳地。作者通过对舞者颈和腰肢作微微扭动的处理,便将一体态轻盈而飘逸的女子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不正是文献上所描写的“翘袖折腰”、“轻如飞燕”之态的真实写照吗

198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对“玉舞人”(图5-15),其动态的设计与上面所介绍的玉舞人是一致的,一臂举起过头顶,长袖下垂;另一手下垂作叉腰之态,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叉腰的动作是意象性的,因为玉工将整个手臂设计为一反向翻卷状的装饰、,使舞者柔美的身姿增添了几分优雅之感。

综观汉代玉舞人的形象设计,舞者虽有站和蹲之别,但一袖扬起过头顶,一手置于腰间却是其普遍的特征。如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图5-16),身体作“S”形的扭动,扬起之袖和另一置于腹前之袖作随风飘动状,加强了舞者的运动感。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舞人”则是圆雕形式的,双膝跪地,长袖飘舞,也是一手高举过头的姿态,表演者的神情非常专注。这种圆雕形式的玉舞人在汉代还是相当少见的。(图5-17)

重视丧葬的社会风气是汉代人观念意识的又一体现。玉器在丧葬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丧葬中的玉器除了一部分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外.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丧葬的。这与当时的长生思想有很大的关联。道家认为玉是“天地之精”,是“阳精之纯”,故而当时有吞食玉屑能致长寿之说。《周礼·典瑞》中也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说法。

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着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九窍塞是用来堵塞尸体九窍的玉器.以此防止尸体的腐朽,晋时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死人为不朽”。玉琀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基本上都做成蝉形,其制通常二寸左右,全身作五角形,造型一般比较简洁写实。如1974年出土于江苏盱眙的这件“玉蝉”(图5-18)由羊脂白玉琢成,玉质温润光亮。造型简朴却相当逼真。蝉作为一种装饰母题早在三代的青铜器上就已习见,汉代以此为琀当与其特有的生长规律有关,汉人以蝉的退脱复能成虫的生长特性.比喻“转生”和“再生”之义,因而蝉也就成了一种吉祥物了。玉握为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许多被雕刻成细长条状的猪形,玉面饰则为缀玉而成的遮面物,有的玉片也被制成一定的象形形状,但一般较少纹饰或无纹饰。

作为日常用器的玉制品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恐怕与玉材的特性有关。汉代的日用玉器主要有杯、盒、枕、印、带钩和玉砚滴等。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日常用玉中也不乏构思奇巧的精彩之作。如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形杯”(图5-19),杯身作角状造型,底部束尾成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使本来可能显得单调的造型产生出其不意的变化,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创意。器外饰一浅浮雕的夔龙,盘绕于杯身,并在外壁饰以线刻勾连涡纹,使全器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层次分明,气度不凡。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高足玉杯”(图5-20),并有铜制承盘和托架等配套器具。该玉杯为圆筒形,由杯身和杯足两部分组成;杯身上部近杯口处饰有两组云纹,中部饰勾连谷纹,下部饰五组花瓣纹:杯足部也饰有花瓣纹。与铜盘相连的杯托为一花瓣形玉片,并以三条金头银身之龙为支架与铜盘相衔接。这不仅是一件玉器工艺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设计师高明的设计才能和精妙的制作技艺,其中也蕴含着当时的设计观念和理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形式不同的带钩也是当时重要的日用器物。带钩有纯玉制的和以玉为主附以其他金属而制成的两种,常见带钩多以龙为母题进行构思设计,有的非常简洁雅致,有的则镂雕得相当华丽繁缛,制作工艺精良。“金钩玉龙带钩”(图5-21)由透雕的玉龙与金质弯钩所组成,玉龙的形式呈“S”形,龙首回顾作张口惊恐之状,尾部向内翻卷;金钩套于龙的尾部,与龙相衔接部分设计为一虎头形,犹如猛虎噬龙一般,再加上惊恐回首之龙的神情恰好与虎形成呼应的关系,可谓是设计者的一种巧思。将龙与虎相合体构成一带钩,该玉呈青白色,有深褐色浸斑。整件带钩有八节组成,钩首部分为一龙形,钩尾为虎形,整件器物装饰比较繁缛华丽,是一件难得的玉带钩艺术品。

汉代玉器中纯粹用作欣赏的艺术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工艺制作水平。汉元帝陵附近出土的几件西汉玉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仙人奔马等作品不仅都由珍贵的和田玉制成,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雕琢精细。“玉仙人奔马”(图5-22),一仙人骑在一匹奔腾的神马上,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以羽翅来表示人或动物的神性,在汉代艺术中尤为多见。这里的仙人和神马上都加有羽翼,作者还在奔马的蹄下置一象征天界的云板,其所要表达的意境随着这几个简单的象征物而展开,给欣赏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同墓还出土了多件玉雕作品,设计制作得非常传神有趣,如“玉熊”(图5-23),玉质温润,雕琢精细,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憨态可掬的熊的特性表现了出来。再如“玉辟邪”(图5-24)也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玉呈青白色并伴有天然紫红色斑,造型极为生动,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作匍匐爬行之状,张口露齿,仿佛正悄悄地向猎物靠近,其神情的刻画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头上有一角,背上有羽翅,这两者都是象征非同寻常之灵物的符号,这在汉代仙道题材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

另外,汉代玉器中还有一类专用于辟邪的玉器。确切地说,目前发现的汉代专门的辟邪玉器就是“玉刚卯”。所谓刚卯,就是指正月卯日所制的一种护身符,作长方柱状,由玉、金或桃核等材料制成,四面刻有铭文,中有贯孔供穿系。

就艺术的整体而言,玉器只是汉代艺术大树上的一个小分枝而已,但它却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基本风貌,传递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为后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门。

———南阳-古雅月整理

汉代玉器是我国玉文化史上的王玉时代,是皇室专用,赏玩佩戴主流群体是上层统治阶级,首先所体现的是王者之气韵,王者之气是威严,唯我独尊的霸气;御凤乘龙,遨游天际的超凡能力。

真正奠定汉代王者之风的玉器在我国玉器发展历史中地位的,是汉代玉器中最为常见的龙、凤题材作品。在汉代早期玉器作品中龙凤造型已达到了传神的境界。

而龙凤造型整体构思上打破原有的呆板、程式化的构造模式,更多地寻求生动变化的构图设计,不拘泥于表面的对称平衡,而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呼应。

汉代龙凤玉器造型上,经常看到有一龙仰天长吟,一凤回首相和;或一大螭龙穿云而出,一小螭龙环绕凝视。这样的构成,区别于原有传统造型中左右几乎为镜像的那种静止的对称。也就是我国古人称谓的“象外之象”的意境,从而达到更高境界的一种平衡。

同时,龙凤躯体塑造多呈“S”形弯曲。“S”形是极富美学含义的造型,躯体粗细有变化,生动错落有序,转弯处流畅而无丝毫阻塞感,圆中有方,并有张力和弹性的感觉。比起前期的古代玉器来,汉代的玉器躯体上少了很多的装饰纹样,更加简洁、洗练,摈弃了战国玉器中龙的躯体多以卧蚕纹、网纹为主要装饰风格的样式。

龙躯边缘用弧面来塑造,突出躯体的立体感、肌肉感,用游丝毛雕线来装饰躯体,强调关节转折的力度和动感。局部点缀的流云纹或卷云纹,既避免留白不足,又衬托出龙翱翔云际的主题。在龙的四肢表现上,汉代玉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推敲的。无论是腾起飞跃还是阔步前行,四肢的配合都很巧妙,总是一侧肢体开始发力,另侧的肢体便开始蓄积力量,总有前力还未用完、后力已蓄势而动的感觉。

同时还可以观察到,或前张后弛,或左松右紧,紧绷和放松的肢

体交替与敏感的躯干相结合,这是在中外艺术史上优秀的作品中都广泛运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称为“对偶倒列”,其效果给人以生动有力的感觉,表现出无穷的潜力。

龙凤玉器的细部刻画上,眼珠凸起明显并有夸张感。上眼睑凸起,往上平缓过渡,眼皮与眼睛结合部边缘陡立,增添几分威严感;下眼睑短且围绕在眼球下半圈,并且也凸起,向下平缓过渡。

这种雕琢手法使得眼部的高低落差明显,轮廓线明显,增强立体效果。看上去自然有一种眼神凌厉、不怒自威的感受。透过表象的塑造,蕴涵的是一种威仪不可轻的意味。

而且,龙凤玉器都嘴型大张,龙的牙齿与嘴的接合部用圆弧线勾勒,齿尖弯曲锐利。这种雕琢手法还同样运用在龙、凤的指爪部位。指端粒粒饱满,充满力量,指尖内弯,尖锐如钩。

关节转折部位雕琢同样如此,强化了线形表现的立体感,同时线本身圆中有方,用直砣线一点一点地接转过来,显得更为硬朗,虽然有砣线接转的毛糙感,却更好地凸现出力度来。

比如有件汉代玉环,分内外环,内环中间一游龙为“S”形,呈腾飞状,前肢关节转折和后肢与躯干连接的部位收束紧凑,仿佛正在积蓄着无限的力量,准备下一次的腾跃。

前、后肢及爪部伸展得很开,肢体部几乎达到“一”字形,并突破内环,龙爪牢牢地扒在外环内壁上,给人以强烈的动感,用阔步青云来形容似乎还显不足,龙首部位的收缩与躯干尾部的张扬巧妙结合运用。

而外环上阴线刻5组竹节纹饰,把外环等分为5部分,把5个竹节纹连接起来,刚好是符合黄金分割定律的五边形,连接其中两点刚好是这个玉环的黄金分割线,龙和凤的眼珠恰恰就在这条线上。

从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汉王朝,至汉献帝刘协延康元年(220),历时400多年。汉代的历史经过西汉(前206~8)、新莽(9~25)与东汉(光武帝至献帝,25~220)三个阶段。从西汉开始,玉雕就进入一个“自我”的领域,除部分器物形制相同外,还大胆地创造出独特的雕琢风格。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汉代刀法,其刀法苍劲有力,粗犷流畅;其次是动物造型优美,转折有序,大有慑人魂魄之势,故又称之为“真浮雕”。 玉材和玉色:汉代玉器材质基本属于透闪石软玉,其中新疆和田玉和玛纳斯玉占很大比重。和田玉中又多见水料中的籽玉、羊脂玉。其他玉石有玛瑙、水晶、滑石、琥珀、绿松石等。玉材颜色有白玉、青玉、黄玉、绿玉、褐玉等,还有一部分玉器是用蛇纹石玉制造的。造型:汉代玉器器物造型可分为几何形和人物动物形两大类。几何形有璧、环、珠、管、圭、戈、琮、璋等;人物动物形有舞人佩、凤形佩、龙凤佩、螭纹佩、玉猪、玉蝉、玉马、玉熊等。

纹饰: 汉代玉器纹饰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几何纹,另一类是动物纹。汉代玉器上的几何纹以涡纹、谷纹和蒲纹最为常见。谷纹和蒲纹主要是刻在玉璧上。涡纹和卷云纹有的可能是由蟠虺纹发展而来的。动物纹又可分为写实和图案化两种。汉中期的玉器特色比较明显,逐渐摆脱了传统模式的影响,开始形成了自己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别是这时期的动物形态的圆雕作品、丧葬玉、佩饰玉大量流行。汉代玉器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影响在汉玉中是根深蒂固的。汉早期的玉器同战国晚期的玉器如果不是出自墓葬玉之中,是很难判断其是战国还是汉,只有出自战国的墓葬才能明确其真实身份,即使是出自汉的墓葬,也有战国晚期器物的可能。汉中期的玉器特色比较明显,逐渐摆脱了传统模式的影响,开始形成了自己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别是这时期的动物形态的圆雕作品、丧葬玉、佩饰玉大量流行。汉代的玉雕动物多为圆雕动物,动物的造型一改抽象的图案为并非全貌的写实图案,非常生动优美,幻想与写实;绘画与文字;外来的影响与中土文化的融合,一切都是两个极端的调和,同时并进。用写实的方法刻划出动物充沛的生命力和动物生动的神态,用自然主义的表现风格体现出特征化的精神刻画,而并非是靠玉器本身品貌的逼真写实。战国时期的谷纹转化为汉时期的乳钉纹,玉璧出现了多层分区,浮雕螭纹更为挺拔,都是站立形态。牛的刻画只是以结实憨厚为特征;狗的刻画是表现其忠实俏皮的一面;龟的刻画则表现出其铠甲的坚实感。在汉代的玉器中,艺术价值较高的应属于圆雕和高浮雕的陈设艺术品,往往这类作品玉质极好,琢磨精细,造型优美,在中国的玉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丧葬玉则是汉玉器中较有特色的品种,主要有九窍玉、握豚、玉衣、棺璧,其完善、齐全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作为装饰玉类型的玉蝉、冈卯、司南佩、翁仲都是表达当时的人们向往祥和、太平的美好愿望。汉玉的雕琢技法中,有的雕工是明显的“汉八刀”。“汉八刀”的刻法是起脚浅落脚深,线条简练明快,干净利索,棱角线分叉,表现方法对称,形似神往。汉代的玉蝉就是“汉八刀”的典型作品。西汉的蝉翼是伸展形的二边分开,顶端非常尖,扎手的;而东汉的蝉翼是并在一起不分的,顶端圆浑不扎手的。汉代的组佩由于儒家思想的流行,佩玉成为象征身份和品德的“德佩”,而多用腰带的玉印和玉刚卯,仅是佩戴的装饰品。玉印比较流行,都是刻有文字,无论是隶书还是篆书,大多方起方收,一气呵成,且转折自然,方中富圆,线条笔画同战国有明显的区别,不再是中间粗两头尖的“柳叶形”了。汉印在千百年来对后人的影响深远,清代印坛名师奚冈曾说:“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事实上,汉印在形制与钮式上的多样,即字体的雕琢,章法的变化等方面已成为宗师,被历代雕刻家公认为唯一法门和楷模。刚卯是汉代人佩带在身,用以驱逐疫鬼之物,是柱形的,中空穿孔,四面都刻有辟邪的四字句,字体多为篆或隶书,文字均为阴线刻划,草率不很规整,卯面也无纹饰,后仿的刚卯刻的都数是楷书。司南佩因为佩带者都是有身份的士大夫,所以一般都是用价值很高的和阗玉料雕制而成。司南佩的造型很奇怪,顶上像把钥匙,中间穿孔,上下两截,下面有钮。翁仲也是汉代佩玉之一,既有装饰性,也有辟邪的作用,翁仲的形象源于秦时的一位阮姓的勇士,身高13丈(秦量),神勇非常,匈奴人闻风丧胆,称他为石将军。翁仲的纹饰很简单,几道线条表现出鼻、眼、耳,脸部很长,身着长袍,宽袖,两手插在宽袖之中,无手脚可见,有上下通天钻孔德,也有横腰穿孔的。在汉代的人物雕刻中,除了翁仲外,还有著名的东汉舞人。东汉舞人的造型一般是单面工,动态的舞人刻画其衣姿和舞姿都是顺一致方向的,如是相背的方向的话,那肯定是后仿的,舞人的衣饰上有很细的纹饰,舞人腰部显得很柔很美。汉代玉器有比较多的纹饰,特点是很多的玉璧出廓,谷璧、蒲璧的外边有加添螭龙、螭虎、卧蝉、雷云纹等装饰,而且比较成功。龙头是背对背的出廓较多,不是一头一尾相互追逐的,头尾相互追逐是后仿的。龙的尾部雕刻有很细的旋纹,像绳索纹。螭龙的头部是扁形的,龙身扭曲,尾巴是甩过来的。玉璧除了出廓的特点外,还出现了吉祥语,如“宜子孙”,这是玉璧雕刻技法上具有语言内涵的装饰内容,首现于东汉。高古玉的造型简单,拙朴,材料来源比较广泛,同时市场交易利润偏高,就使得自清代以来,高古玉仿品极多,高古玉埋于地下,几千年受地气的浸浊,熏蒸,变色变质,自有其辨识的特点:首先,从沁色来辨识。高古玉受沁变化的颜色比较丰富,有地火沁、血沁、水银沁、土沁、寿衣沁等,有的跟陪葬物也有关,其如果长期接触金银器、铜器、铁器,就会受沁变色,形成红、黄、蓝、白、青、绿、紫、褐、黑等不同的杂色外表。如果用现代化学的方法加工处理出来的沁色,易变色,效果是完全不同的。真品高古玉沁色自然渗入纹理内部;伪品高古玉沁色呆板,无渗透性,入色较浅,颜色刺目,不柔和,有人为作伪的痕迹,因其产生的是物理变化而非化学变化。其次,纹饰鉴定也是很重要的。真高古玉的纹饰,不论是蒲纹、谷纹,它们的平地、勾线、碾轧、镂空都是生动而又规整、洒脱的整型,所呈现出的是装束美的效果,不是现代人按葫芦画瓢仿制出来的。固然有的仿品几可乱真,但不会没有一点破绽可寻,有的把玉器上本是加工留下的痕迹改为对称的纹饰,有的形似但无神似,有的加工技艺特点不对。

玉圭,古玉器名。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为瑞信之物。长条形,上尖下方,也作“珪”。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周礼春官典瑞》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四圭、裸圭之别。周代墓中常有发现。

《说文》中称的“剡上为圭”指的是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圭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铲和石斧,因此今天古学界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许多玉铲及方首长条形玉器都定名为圭。真正标准的尖首形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玉圭是上古重要的礼器,被广泛用作“朝觐礼见”标明等级身份的瑞玉及祭祀盟誓的祭器。《周礼》记载圭有多种形制、多种用途,现在考古实证材料还不能予以证实,不少问题有待研究。战国以后圭在社会上就不再流行,各代帝王在遵循古制、点缀朝廷的威仪时曾制造过,但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今日所见玉圭基本上是商周至战国的作品。清代伪古玉中有少量圭形作品。

圭的形制特点因时代不同、种类相异而存在较大的差别,新石器时代的“玉圭”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圭。这种长条形、平首带穿的玉器多见于龙山文化,以素面为多,少数在下端饰有阴线弦纹,精美者刻有兽面纹。纹饰系用利石刻成,有明显的刻划痕迹。

真正的玉圭见于商代,有两种形式,一种平首,圭身饰双钩弦纹,另一种尖首平端,近似后代的圭。

周代玉圭,以尖首长条形为多,圭身素面,尺寸一般长1 5至20厘米。战国时期出土的圭数量较多,其中不少是石制的。圭身宽窄大小不一,现今所见的均为光素。山西侯马盟誓遗址所出的盟书均书写于不规则的石圭上。汉代玉圭己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有王公贵族为了显示其地位,才特别雕造了少量的玉圭。宋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仿制品。明代玉圭呈尖首平底状,有的器表满布浮雕的谷纹或蒲纹,有的阴刻出四山纹,寓安定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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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所载:“璧,瑞玉,圜也。”《周礼》记有:“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玉璧,是中国古代玉器中最为常见且流传最为久远的器类之一。其存在几乎贯穿整个古代玉器制作史,在近七千年的漫长岁月之中,玉璧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存中就有数量较多且制作较为精美的玉璧发现,其后绵延发展于殷商、两周直至政治统一、经济发展、玉文化繁荣的两汉达到鼎盛。花纹形式多变,饰纹种类极为丰富,使用范围大增,数量也属历代之冠。

  汉代玉璧通常尺寸较大略厚、剖面平直,边沿较战国为宽。用玉质地较佳,多用深绿、灰绿色青玉以及白玉。器物表面呈现出灰白、褐红、绿等色彩,这与玉器对外来离子的吸附有关,也就是常说的沁色。汉代的玉璧主要用于礼仪、陪葬,有的玉璧也可用来装饰墙壁或作为嵌饰装点铜枕和带钩;一些较小的玉璧用作组玉佩的一部分供佩系,亦被称作系璧。此期玉璧按形制可分为六式:一式,玉璧表面光素无纹,又称素璧。二式,玉璧表面布满一种纹饰,如蒲纹、谷纹、云纹、齿纹乳钉纹、列星纹以及各种镂空纹饰。三式,多层纹饰玉璧 即在内层简单的谷纹或蒲纹之外,另有一层相互交缠、分布匀称的图案化兽面纹或凤鸟纹,此外在两种纹饰之间有饰以一组绳纹。四式,出廓璧,即在二式、三式玉璧的外缘轮廓处附设各种镂空纹饰。镂空纹饰的内容主要有龙纹、螭纹以及“长乐”、“万寿”、“长宜子孙”等吉祥文字。五式,双联璧,为两形制相同的玉璧外切相连组成。六式,重环璧,即把玉璧透雕为大玉璧内含小玉璧的重环状。

  《周礼》有“子执古璧”、“男执蒲璧”的记载。谷纹、蒲纹是汉代玉璧上最常见的两种纹饰,谷璧上镌刻有成排的密集小乳丁,乳丁上雕成漩涡状如同谷牙,取其谷可养生之意。蒲璧指带有极浅的六角形格子纹的璧,取蒲能织席可以安人之意。此期谷纹、蒲纹颗粒较大且排列整齐稀疏。谷纹、蒲纹的制作方法相近,皆为用横线或斜线把玉璧表面分割成类似蜂房排列的六角形(打格),在加以修琢而成;无非前者用细线打小格,后者用浅而宽的粗线打大格。汉璧的地子较战国时为浅且琢磨不甚精细,一般都留有打格的痕迹,蒲纹的格痕常有玻璃光出现。这两种璧多是战国和汉代的,一般为几厘米到十几厘米,超过二十厘米的不多见,从存世或出土的实物看,宝光四溢,做工极精良。

壁是祭天的礼器,也是身份的象征和权力等级的标志。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也是“六瑞”之一。《尔雅·释器》载:“肉(周围的边)倍好(中间的孔)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根据中央孔径的大小把这种片状圆形玉器分为玉璧、玉瑗、玉环3种。

新石器时代,玉器作为祭祀苍天的礼器(学术界另有一种为鬼神食物的观点),汉代玉器已经从早期的祭祀之用,变为礼仪、丧葬和装饰的功能,到清代已演变为多种用途,而饰品颇多。

明代玉璧数量较前三代多,多选用青、白玉,也有少量碧玉。器体大多比较小,常见凸雕蟠螭纹,也有不少谷纹和云纹。乳钉纹颗粒圆而大,略扁,往往留有管形钻套钻的痕迹。明代玉璧主要为佩戴之用,具有一种精巧之美。

 汉代青白玉谷纹壁,玉质灰青,包浆满布。两面纹饰相同,璧肉利用减地与浮雕技法满饰排列有序的谷纹,谷粒小而圆、为较高的凸起,且排列稀疏,充满秩序的律动感让人视觉愉悦。在战国时期这类玉璧已被奉为珍宝,作为佩玉或抵押品、赏赐品、镶嵌品、礼仪品及馈赠品。此壁工艺古朴大器,纹饰精美,排列整齐,十分漂亮,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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