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中文名称：葛洪 英文名称：Ge Hong 定义：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撰《肘后备急方》等。 所属学科：中医药学（一级学科）；医史文献（二级学科）；医家（三级学科）

葛洪（284～364或34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时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生活简历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 ……”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 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 古代书画中的葛洪形象

，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 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 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1]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论葛洪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震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1）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2）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3） 真正意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 ，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 、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 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正是由于葛洪主张文胜于质，他与那种厚古薄今、尚质朴而轻文饰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今文之金玉，胜于古书之质朴，今日之雕饰，胜过古时之醇素。厚古薄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轻后世之文饰，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视长幼之节，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风，非但为后世的文风华丽张目，亦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喝采。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二、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 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 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 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 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 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 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任何独裁者都不喜欢听到直言实话，对此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压制，葛洪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出他的"言苦辞直"足以激怒统治者，不如"扬声发誉"见贵于时之时，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应嘲》）他认为，君子著书立言，应当"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秽"（《应嘲》），反对"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应嘲》）。 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载而弥彰。 注解：（1）《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 （2）《法言·吾子》。 （3）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0页，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2至114页。

晋代的包谷、西汉的齐一、宋代的张小娘子、明代的谭云仙并称为中国四大女博士。在中国古代，医生一直是男人的工作，而女人很少当医生。他们通常专注于妇科。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四位杰出的女博士，她们的出现就像一束奇异的博士之光，照亮了中国女性独特的道路。

我国著名学者夏振武曾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男女不平等。虽然很多方面看似名义上的不平等，但实际上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在政治上，中国也一直强调男权社会，女性统治从未停止。从先秦到清代慈禧，女性统治从未停止。同样，虽然医疗行业一直以男性为主，但女性仍然可以从事相关职业。

包谷，原名钱光，是金代广东南海总督包亮的女儿，医生葛洪的妻子。包谷从小就对道教非常感兴趣。他和葛洪结婚后，成了葛洪的左膀右臂。葛洪的作品中有很多艾灸急救技巧，都与包谷的巧灸有关。弟子黄楚平帮助葛洪学习炼丹术，葛洪临摹他的作品来治疗附近的人。葛洪在罗浮山去世后，包谷和他的弟子黄楚平去了广州府月港院修道。她继承了丈夫和父亲的医术，通过自己的研究，医术更加精湛。她经常被药物治愈。人们叫她鲍阿姨。她死后，为了纪念她，特意在月光园为她修建了“包谷寺”。

包谷生长在一个官宦道教家庭，深受道教影响。后来丈夫在广东罗浮山炼丹。医术高超，尤其是艾灸，以治疣闻名。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红脚灸，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每一个疣，在艾灸之下，立刻就痊愈了。不仅会痊愈，还会发光。”包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灸疗师。可惜包谷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后人认为她的艾灸经验可能渗透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本书共收录针灸处方109张，其中艾灸处方90余张。全面论述了艾灸的功能、作用、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分析认为，葛洪并不擅长艾灸，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炼丹和养生上。《肘方》收入如此丰厚的艾灸，可能与擅长艾灸的包谷密切相关。

齐，河东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女博士，被称为第一个女博士！西汉时期，中国的医疗体系中有一种特殊的“女医生”，古代称之为“乳病患者”。生活在公元前128年左右的名医沈怡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女医生。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博士。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条记载：河东人正直。少年时曾试图以集体大盗的身份攻击张慈鸿。就算你有个妹妹，也能帮汉武帝的太后。太后问：“当官有没有可能生孩子，生兄弟？”我姐说：“有个哥哥就什么都不会了。”王母娘娘被指拜义帝为钟郎，下旨为郡钟。做一些大胆的事，少藏着掖着，无论在县里都以此为第一要务。迁长陵、长安，实行法治，并没有回避你的亲人。他在一个案件中逮捕了王太后的孙子，使他成为一个绅士。他认为他可以，所以他搬到河内作为他的姓氏。在此之前，氏族消灭了它的豪属，在河内也没有它的踪迹。张慈公也是阿郎。他骁勇善战，敢于深入，战功卓著，岸上第一。

张娘子是北宋嘉佑年间著名的民间女医生。相传她的神奇医术是山中神仙传授的，得了坏疽。

后宫的嫔妃、皇后听说民间有个医术高超的怪姑娘，就把张小娘子召入宫中，向张小娘子要了一间漂亮的、蒙着皮的房子，使她皮肤嫩滑，青春焕发。

之后，张小娘子以自己为实验对象，不断炮制以中草药为原料的美容秘方，包括洗面奶配方、洗发水配方、沐浴露配方、香衣配方、玉颜配方等等。供贵妃使用，也为她们解决各种妇科问题。由于效果显著，美容秘方已成为宫廷中贵族妇女和贵妇们使用的秘方。她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医生，水很美。

仁宗皇帝看到后宫的嫔妃都是用张小娘子的秘方调养的。她们都变漂亮了，皮肤像凝固的脂肪一样白嫩。他不禁看起来棒极了。他也看到张小年已经30多岁了，看起来还是18岁的处女。仁宗皇帝称张小娘子为“女医圣”，封她为“张小娘子”。

谭云仙的名字并不明显，但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女博士。他的书《女医生杂语》包含31个病历。这些孤本现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也是四大名医中唯一留下一本书的名医。

根据《女医生杂言序》和谭修的后记，谭云仙是江苏无锡人。“一个以女医生命名的城市，死了6个人。你不能指望你生命中的人，”和“你爬得越高，你就越好。”。其祖父谭福是当地名医，曾获南京市刑侦局郑大夫、郎中称号。他的外祖母史茹也很精通医术：“人给药，而衣食常不给，有学扶贫者”他的父亲谭刚曾任南靖刑侦局局长、广信县、莱州县县长。谭云仙的家世可以有无锡《金桂县志》等地方志佐证。

谭云仙从小就很聪明。她爷爷不想用针线活约束她，而是想教她医术。谭云仙在奶奶的指导下，十多岁就通读了《难经》和《脉诀》。婚后不久，谭云仙气血失调。她通过自己的从医经历来观察和使用药物。“医生来了，一定要先检查自己，以验其言。他必须选择自己的药，并考虑它是否可用。”奶奶去世前把所有的药方和药物都教给了她。受封建礼教的限制，当时很多女孩子和富家子弟都有妇科病，往往羞于请男医生治疗，往往耽误了病情。行医后，谭云仙成了当地有名的女医生。“知道对方的家庭，她不屑于和男人一起请客，络绎不绝，往往能取得惊人的效果。”

50岁时，谭云仙总结了奶奶的医术和多年的临床经验，为女医生写了《杂言》。这本书采用怀旧风格，先详细介绍疾病和病史，再列举治疗方法和药方。记录的患者均为女性，多为妇科疾病，包括月经不调、习惯性流产、血崩、不孕等。患者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6岁，大部分是育龄妇女。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医案专著之一。该书由近代著名医学史文献学家范兴春收藏。范老曾说：“据我所知，现存较早的个人医案可能是16世纪郑德五年无锡的谭云贤自制治疗检查30例，均为《妇女医杂词》本。

“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

繁钦诗里几次说起“结”， “结”是一个被赋予太多美好色彩的汉字，从远古到今天，它始终渗透在人们的生活和情感里。同心结也一直是古人表达情感的信物，所谓“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诗源》里有一个故事，说文胄与邻妇姜氏相爱，文胄送姜氏一枚百炼水晶针作为信物，姜氏打开箱子，取出连理线，穿上双针，织同心结回赠文胄。将那丝丝缕缕的锦带编成连环回文式的同心结来赠与对方，绵绵思恋与万千情愫也都蕴含其中了，相对其他的信物，同心结有一份含蓄的深沉，因为它融入了恋人的巧思。

六朝时钱塘名妓苏小小《苏小小歌》：“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

唐朝著名诗人孟郊《结爱》：“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一度欲离别，千回结衣襟。结妾独守志，结君早归意。始知结衣裳，不知结心肠。坐结亦行结，结尽百年月。”

唐长孙佐转的妻子诗《答外》写她给戍边的丈夫做同心结，用同心结倾诉相思和离情之苦：

征人去年戍边水，夜得边书字盈纸。挥刀就烛裁红绮，结作同心答千里。

君寄边书书莫绝，妾答同心心自结。同心再解不心离，离字频看字愁灭。

结成一衣和泪封，封书只在怀袖中。莫如书故字难久，愿学同心长可同。

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北宋林逋所作的《相思令》：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三生石

三生源于佛教的因果轮回学说，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意涵情定终身的象征物。三生石的“三生”分别代表“前生”“今生”“来生”，很多人的爱情是从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开始的，而相爱之后人们又一定会期待“缘定三生”。

三生石的传说； 一千年以前，他和她，曾经牵手到它面前，在它身上刻下了誓言：一生相守。它含笑把它接纳进自己的生命。从此，它的人生就有了唯一一个光荣的使命：守护爱情，守护誓言。它目送他们步入尘世，看他们在人间烟火柴米油盐中，爱情如细水长流。 常见手链，多为金属制，特别是银制，也有矿石，水晶，宝石等制的。 区别于手镯和手环，手链是链状的，以祈求平安，镇定心志和美观为主要用途。

作为定情之物中除戒指之外，是最多的赠送礼物之一，其寓义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他之爱，冠你婉间牵手终身的含义 “何以道殷勤？约指一双银”

用戒指定情的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 南朝刘敬叔《异苑》中记载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会面安可期, 见指环如见其人，指环之重跃然诗里。

《全唐诗与李章武赠答诗》的题解中注释说，唐时，书生李章武与华州王氏子妇相爱，临别时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并赠诗道：“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

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 后来李章武再去华州，王氏子妇早已忧思而死，指环只是空留怅惘。宋李昉《太平广记》里说后来李章武与王氏子妇的灵魂神会于王氏宅中，这应该是人们对爱情结局的美好愿望。

到了晚唐时，戒指渐渐由男女互赠变为只由男子赠与女子，这和今天中西戒指的赠馈方式是类似的。

范摅《云溪友议》中写书生韦皋少时游江夏期间，与少女玉箫从相识到相恋的故事。韦皋临回家乡前送给玉箫一枚玉指环，发誓少则五年，多则七年后会来娶玉箫。然而七年光阴过去了，薄幸的韦皋却不复再来，痴情的玉箫绝望地沧呼：“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竟绝食而死。人们怜悯玉箫这一场悲剧，就把韦皋送给她的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入葬。很多年以后，韦皋官运亨通，做到西川节度使，才辗转得知玉箫的死讯，他悔恨不已，于是广修经像，以忏悔过去的负心。后来有人送给韦皋一名歌姬，名字容貌竟与玉箫一模一样，而且中指上有形似指环的肉环隐现，韦皋知道是玉箫托生又回到了他的身旁，二人终于以再生缘的形式实现了隔世的结合。是耶非耶？为了人间有情人终局的美满，只好姑妄信之了。

戒指既然是定亲之物，所以古代未字女子都不戴戒指。 “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

手镯在古代有很多的称谓， “跳脱”就是其中一种，宋计有功所著《唐诗纪事》中有个故事，唐文宗有一天考问群臣：“古诗里有‘轻衫衬跳脱’句,你们有谁知道“跳脱”是什么东西”大家都答不上来。文宗告诉他们：“跳脱即今之腕钏也。” 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常见女子以手镯相赠恋人的情节。梁陶弘景在《真浩》中记述了仙女萼绿华曾赠羊权金和玉的跳脱。蒲松龄《聊斋志异白于玉》中写书生吴生偶入仙境与一个紫衣仙女欢好，临别时，仙女把自己所戴金腕钏送给吴生留念。 “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

玉在中国的文明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五经通义》说玉“温润而泽， 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孔子说“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他认为玉具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君子的品节。《诗经》里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之句。古人给美玉赋予了那么多人性的品格，以至于到现在人们仍将谦谦君子喻为“温润如玉”。

“罗缨”是古代女子出嫁时系于腰间的彩色丝带，以示人有所属，所以《诗经》里有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描述女儿出嫁时，母亲恋恋不舍地与其束结罗缨，这就是“结缡”，它后来成为古时成婚的代称。清闻人倓《古诗笺》中把“美玉缀罗缨”解释为“以玉缀缨，向恩情之结。”古代女子为心仪之人的佩玉结缀罗缨，心意昭昭。 “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

搔头是簪的别称，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宠爱李夫人，有一次取下李夫人的玉簪搔头，搔头之名由此而来。古时规定罪犯不许戴簪，就是后妃有过错也要退簪，因为簪还象征着尊严。周宣王的姜后有一段“退簪劝政”的佳话：说的是周宣王一度沉溺安逸，荒疏了国政，明晓大义的姜后为了规劝丈夫勤政，就退去了发簪和耳坠长跪于永巷，表示自己有罪，周宣王知道王后的心意后感到羞愧，于是开始励精图治，开创了周王室的中兴局面。

《鼓吹曲词有所思》中写一个女子为远方的情人准备了一支玳瑁簪子，她用心地修饰这支簪子，加上双珠还觉不足，再加上玉饰，如此珍重，自是出于一往情深。却不料“闻君有他心”，于是她把那簪子 “拉杂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何苦这样做呢？还是从心头难以割舍的那份情意吧。 “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

“绾臂双金环”指臂钏，又称缠臂金，这是一种我国古代女性的缠绕于臂的装饰，是用金银带条盘绕成螺旋圈状，所盘圈数多少不等,一般三至八圈,也有多到十二三圈的。缠臂金的奥妙在于戴上之后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所见都为数道圆环,而相互不关联，宛如佩戴着几个手镯般美丽。

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苏东坡《寒具》

调朱弄粉总无心，瘦觉寒馀缠臂金。

别后大拼憔悴损，思情未抵此情深。——朱淑真《恨别》 “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

我国女性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用各种耳饰打扮自己了。最早的记录见于《山海经》“青宜之山宜女， 其神小腰白齿，穿耳以鎼”，《三国志》中诸葛恪说：“穿耳贯珠，盖古尚也。”可知穿耳从三代时起至今不衰的时尚。耳饰又分为耳丁、耳珰、耳环、耳坠等样式。清初李笠翁在他的《闲情偶记生容》里将耳饰里小巧简洁的耳环称为“丁香”，将繁复华丽的耳坠称为“络索”。他说女子“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可见耳环在古人审美观念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唐代张籍《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中的“明珠”指代的就是耳环。是否也因为这首诗让人觉得以耳环为信物透着悲情？

元末张惠莲悼念亡夫的《竹枝词》想必也是睹物思人所作： 忆把明珠买妾时，妾起梳头朗画眉。 郎今何处妾独在，怕见花间双蝶。 “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

钗为珠翠和金银合制成花朵或其他造型的发钿， 连缀着固定发髻的双股或多股长针，使用时安插在双鬓。《续汉书》中说：贵人助蚕，戴玳瑁钗。据《华阳国志》记载：涪陵山有大龟，其甲可卜，其缘可作钗，世号灵钗。可见古人尤其看重玳瑁制成的钗。

钗不仅是一种饰物，它还是一种寄情的表物。古代恋人或夫妻之间有一种赠别的习俗：女子将头上的钗一分为二，一半赠给对方，一半自留，待到他日重见再合在一起。

辛弃疾词《祝英台近晚春》中的“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即在表述这种离情，纳兰性德词中“宝钗拢各两分心，定缘何事湿兰襟”也饱含与自己所爱分离的痛楚。

而在历代关于分钗寄情的诗词里，最让人伤怀的还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

香囊的历史由来已久， 古时又称香包、香缨、香袋、香球、佩伟、荷包等等，古人佩戴香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据《礼记内则》：“子事父母，左右佩用；……衿缨，以适父母舅姑。”就是说青年人去见父母长辈时要佩戴“衿缨”即编织的香囊以示敬意。又因为香囊是随身之物，恋人之间也常常把它当做礼物相互赠送，以表衷情。

《红楼梦》里林妹妹也曾给宝哥哥做过香囊，一针一线都凝结着她的情思。

有一回写黛玉误会宝玉把她送他的香囊送了人，赌气把正在做的另一个剪了，香囊却是宝玉贴身戴着，怎么会送人？当芳华不再、红雨落尽的时候，见香囊犹见伊人，却只怕宝玉已是不忍再看了。 “成泥做土香如故,却为谁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何以答欢忻？纨素三条裙”

古时将绢称为纨素， “纨素三条裙”指的是绢做的裙子。汉刘熙《释名．释衣服》：裙,群也,连接群幅也。古时布帛门幅狭窄,一条裙子通常由多幅布帛拼制而成,因而有“裙”的名称。历史上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裙子，如：弹墨裙、凤尾裙、月华裙、真珠裙、郁金裙、石榴裙等等。《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安乐公主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

这种以百鸟之羽织成百鸟之状的裙子, 由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创制，并在当时贵族女性中广为流行,致使山林中的珍禽瑞鸟被捕杀殆尽,后被朝廷下令禁止。奢华的贵妇毕竟是少数，古代的平民女子都是朴素的戴荆钗、着布裙。因此，“钗裙”也是千百年来我国普通女性的代称。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 赵飞燕外传》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传说：汉成帝与皇后赵飞燕同游太液池，鼓乐声中赵飞燕翩翩起舞，突然间大风骤起，飞燕在风中飘然若仙。成帝担心她被风吹去,连忙命宫女拽住她的云英紫裙。风停之后,飞燕的裙子上留下许多绉褶，宫女看见后觉得这样好看，于是就纷纷在裙子上折叠成裥,并取名留仙裙。唐代陆龟蒙曾写《纪锦裙》一文, 赞叹他所见到的南北朝时期的一条锦裙：“…微云琐结,互以相带,有若皎霞残虹,流烟堕雾,春草夹径,远山截空,石泓秋水,印丹漫漏,蕊粉涂染…及谛视之:条段斩绝,分画一一有去处,非绣非绘,缜致柔美,又不可状也…纵非齐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我们现代人看到即便仅是百年前的裙子何尝不是一样的感慨呢？没有哪种服装象裙子那样贯穿了整个服装发展史，从悠悠远古到工业化的今天，裙子始终在女性世界里摇曳生姿。

汉辛延年《羽林郎》“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写的是一个汉代少女着裙的飘逸；唐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描绘采莲姑娘的裙子与荷叶同色，面庞与荷花共颜；宋欧阳修《鼓笛慢》词：缕金裙窣轻纱,透红莹玉真堪爱和张先《踏莎行》词:映花避月上行廊,珠裙褶褶轻垂地。”都是写裙又写情，牛希济的《生查子》“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更是通过裙子写出了一场难舍难分的别离，最后两句尤为动人。它引自唐人江总之妻的《赋庭草》“雨过芊芊草，联云锁南陌。门前君试看，是妾罗裙色。”郎君你瞧瞧雨后青草那嫩绿的颜色，就象我裙子的颜色一样啊！

前面缠臂金一节提到女词人朱淑真，她在《生查子》一词中写自己在无望的等待中衣裙渐宽：“寒食不多时，几日东风恶。无绪倦寻芳，闲却秋千索。玉减翠裙交，病怯罗衣薄。不忍卷帘看，寂寞梨花落。”一番期盼终成泡影。清代命运多舛的女诗人贺双卿嫁给农夫为妻，在丈夫和婆母的虐待下仍一味地孝顺姑、夫。她在《和白罗诗》中写道“今年膏雨断秋云，为补新租又典裙。留得互郎轻絮暖，妾心如蜜敢嫌君？” 留下丈夫的寒衣，而把自己心爱的裙子典当补租，这样无怨的柔情，贺双卿的丈夫却不曾理解，读到此处不禁使人掩卷叹息。

而关于裙子的情愫最让人感慨的莫过于武则天一首《如意曲》：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这诗是她为谁写下的呢？一样身处于千丈红尘与茫茫人海，人世间的女子哪怕豪气干云如武则天，看到月光里的桂树，仍旧没逃得过夜夜绵长的思念，又有谁能躲得过？

葛洪养生方法概述：归潇峰

道教作为一个重生贵生的宗教，对生命洋溢着极大的热情，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终极目标，延年度世成为历代高道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葛洪作为魏晋时期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对养生方法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著有《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葛洪不仅是神仙道教的奠基人，作为一名“兼修医术”的道教代表，对后世的中医学、药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启迪。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抱朴子·内篇》中的养生方法，力图从另一角度来呈现葛洪对道教养生学的贡献。

一

葛洪作为“兼修医术”的道教学者，不仅撰写了《肘后备急方》、《玉函方》等医学著作，更希望借此方便百姓治疗疾病，这种思想体现了他对社会大众的深情关切。葛洪认为，人的身体是易伤难养的，一旦有所损伤就很难及时康复，因此如何“养身”就显得尤为重要。葛洪从“治未病”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不伤身”来减少疾病的发生。因此他提出了“生活养生”的观点，而“不伤”、“适度”则成为葛氏“生活养生”的基本原则。葛洪指出：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悲哀憔悴，伤也；喜乐过差，伤也；汲汲所欲，伤也；久谈言笑，伤也；寝息失时，伤也；挽弓引弩，伤也；沈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跳走喘乏，伤也；欢呼哭泣，伤也；阴阳不交，伤也；积伤至尽则早亡，早亡非道也。（《内篇·极言》）

如果一个人去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或是过度的喜悦悲哀，就会有所损伤。平时饮食过饱、饮酒过度，或是睡觉休息不适时，也容易损伤身体。因此，葛洪认为，只有懂得养生、摄生的人，才会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才会懂得调节筋骨的方式, 知晓调和营卫、预防疾病的方法,明白节宣劳逸的重要性,了解“忍怒全阴”、“抑喜养阳”的道理。只有如此才能减少疾病的产生，从而减少对身体的伤害，也就更易于实现“尽享天年”的人生理想。

如果只避免这类“伤因素”来预防疾病、保重身体是远远不够的。“伤因素”可以避免，但日常中的许多必要行为却无法避免，其中有些行为还会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养生应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内篇·极言》所载：

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伤心，甘多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内篇·极言》）

对大众而言，日常的养生法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衣着要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更换，做到寒凉增衣，暑热解衣；其次，不能到极饥极渴时才去饮食解渴，而饮食时又不能过饱，解渴时又不可过多；第三，食物的口味方面，应注意五味的搭配，不能过度偏好。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其味为酸；心属火，其味为苦；脾属土，其味为甘；肺属金，其味为辛；肾属水，其味为咸。若过度偏好一味，则导致五味不平衡。正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所说：“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这“五味之伤”正是遵循着五行五脏之间的生克化制而产生的病理表现。因此五味一旦有所偏颇，便会产生五脏互伤的情形，最终导致神离精散、阴阳决离。第四，行为上要掌握“适度”的原则，凡事不可过度，否则必有损伤。这里所指的唾、行、听、视、坐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行为。如果长时间的行步、视听、坐卧而不注意休息，那就很容易产生疾病。《内经》中说：“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素问·宣明五气论》）这里的久视、久卧、久坐、久立、久行,就是行为过度劳累的表现，因此任何行为只要持续过久便容易积劳成疾，伤及人身。可以说，过度劳累是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葛洪从“不伤”、“适度”两个基本原则出发，力图描绘出一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伤不损、劳逸结合的“摄生者”的形象，希望通过“摄生者”的养生原则，以此来强调生活养生的两个原则对人身保健的重要性。葛洪对“生活养生”的细致说明，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过度或者持久的行为都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是劝诫我们要注意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有良好的习惯，才能有强健的身体，最终才能祛病远疾、养生延年。

二

葛洪不仅从生活上来指导百姓如何养生，作为神仙道教的奠基人，他更多的从修行方法上来论述养生方法。纵观《抱朴子·内篇》所记载的养生术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行气与导引。

“行气”这个词是葛洪首先提出来的，根据任继愈先生的定义，“行气”亦作“食气”、“服气”、“炼气”，指呼吸吐纳及导引等养生方法的内修功夫。因此，葛洪所述的“行气”之法，实际上就是指呼吸吐纳的方法。据《内篇》所载：

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自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

夫行气当以生气之时，勿以死气之时也，故曰仙人服六气，此之谓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生气，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气，死气之时，行气无益……又行气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鲜之物，令人气强难闭。又禁恚怒，多恚怒则气乱，既不得溢，或令人发欬,故鲜有能为者也。（《内篇·释滞》）

这里所介绍的是关于行气的准备工作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首先，饮食情绪方面应该少食生冷不洁、肥厚油腻、鲜美可口的食物，同时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到不愤不怨，不恚不怒，否则就容易导致气机不畅而难修行气。这就要求我们行气之前应该“不多食”、“禁恚怒”、“ 多静少躁”。其次，修习时间方面，应在“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中医认为，午夜子时至日中午时，是阳气渐生渐长之际，属于“生气”之时，对行气者而言，此时行气能吸纳天地的阳气，对身体大有裨益；而“日中至夜半”为“死气”之时，即使行气也无功效。如果已经做好了前期准备，那么之后便开始学习行气之法。修行者先以鼻吸气而后闭气，心中默数，然后缓慢的从口中吐出。呼吸时应该注意气的轻、缓、匀、长，遵循吸多呼少，细腻无声的原则。对于行气的功效，根据《内篇·至理》所述，可分为两方面，内可以“养身”，能治百病、辟饥渴、延年命，外可以“却恶”，能入瘟疫、禁蛇虎、止疮血，即总结为“内以养身、外以却恶”。功效中的“延年命”是行气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养生所要追求的人生目标。葛洪说：“今导引行气，还精补脑……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内篇·至理》）通过行气将人体内外之气相互交汇，实现以气养心、以气养形，最终实现延年益寿的理想。

根据杨玉辉教授《道教养生学》的说法，导引是指通过肢体的锻炼为主要形式，同时与意念、呼吸等方法相结合的修炼方法。葛洪的《内篇》基本总结了所有的导引术式，如伸屈、俯仰、行卧、倚立、徐步、吟息等，同时还提出了如熊经、鸟伸、龟咽、鸢飞、蛇屈、猿据等新的导引术，但未记录具体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导引是动静相合的养生术式，在练习时应结合行气之法，两者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呼吸吐纳的行气为“静功”(属心神),以肢体锻炼的导引为“动功”(属身形)。形神相依，动静相和，因此导引之动便能通利关节，强壮筋骨；导引之静便能收纳身心，调理气机。

抱朴子云：“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内篇·微旨》）通过行气吐纳、屈伸导引，达到以气养心、以气养形的“形神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能够收心纳意，强健体魄，培育正气，祛病远疾，延年度世。

三

如果说，行气导引属于外在的物质性养生，那么宝精守一便是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所谓“宝精”就是珍惜自己的精气，使精气封固而不泄；“守一”是指将自己的意念集中在某个部位，相当于全神贯注在一个地方。宝精和守一是葛洪养生方法中内在精神性养生术式的典型。关于“宝精”的问题，散见于《内篇》中，抱朴子云：

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惟有得节宣之和，可以不损。（《内篇·释滞》）

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人不可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阳，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有所禀之天年。（《内篇·微旨》）

精气神是人体的基本物质，早在《太平经》中就提出了通过对人体内部精气神的修炼,达到治身养生的目的。中医认为：“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其中构成人体的部分称为“生殖之精”，又称“先天之精”, 是生殖的根本，具有繁衍后代的功能；维持生命活动的部分是“水谷之精”，也称为“后天之精”，是从饮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物质，这些物质是维持生命活动和机体代谢所必不可少的。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先天是后天的根本，后天又能充养先天。因此，古代的中医名家都十分注重保护人体之精，葛氏也不例外。

葛洪认为宝精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是过度重视宝精的问题，而断绝一切房事。如果阴阳不交，那就违背了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便会导致气血壅滞，使疾病产生而不能长寿,这样对健康反而有害；另一方面，过度轻视宝精的重要性，一味的恣情纵欲，纵欲不节，使真精耗竭，最终折损年命。所以，宝精的关键就在于做到“节宣之和”，才能还精补脑，阴阳互补，终享天年。

宝精的养生法是葛洪从中医角度提出的，而作为另一个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法—守一，则更多的从道教教义的角度来阐释。葛洪认为“玄”或“一”是与“道”相对等的，它们都是天地万物的始祖，都能孕育天地，生养万物。正如庄子所说：“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庄子·在宥》）这里庄子就提出了“守一”的观点，“守于一处”使得体内阴阳之气的处于和谐的状态，而葛洪的守一方法则更多的强调形神关系。葛洪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内篇·至理》）

葛洪为了说明“形是神的物质基础”，通过堤与水、烛与火两个比喻来说明形与神的关系。如果堤岸不固、蜡烛不存，会导致水不能留，烛火不能燃；反之，若只有堤岸、蜡烛而无流水、烛火，那二者也会变的黯然失色。因此葛洪十分重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葛氏认为形体的过度劳累会导致神散气竭，肯定了形体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道教对生命的重视和身形的关怀。同时更应注意到无形的之物—神。神是生命的核心,是一切生命活动主宰，因此如何调和形神关系，真正实现“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生命表现”，这是葛洪所要思考的问题。基于此，葛洪关于“神与形”的养生方法也随之产生，即曰：守一。

守一是指将自己的意念精神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从定义来看，守一似乎更侧重精神对形体的作用，而并非注重形神的相互作用。葛洪所谓的养生其实包括了外在的形体养生和内在的精神养生，而大部分的养生方法，都是以外在的形体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守一是以内在精神性养生为出发点，通过“形须神立、形者神宅”的辩证关系来达到形神共养、内外兼备的目的。

《抱朴子·地真》云：

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白刃临颈，思一得生；知一不难，难在于终；守之不失，可以无穷。

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并思其神，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内篇·地真》）

这里涉及到“一”的概念，所谓“一”，意即从无形之道中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与“道”相似。天师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将“一”直接定义为“道”，曰“一者道也”。所以“一”就是道，“一”是道的别名。葛洪受玄学的影响，将“玄”、“一”与“道”直接对等，认为它们是天地万物的始祖，都能孕育天地，生养万物。

守一之法又分为“守真一”和“守玄一”。守真一能使修炼者进入思神存真、与神相通的状态，得长生之根。长生之根的要义在于“少欲约食”。少欲是指减少欲望，可使我们变得清静质朴，淳朴至善；约食是指适度饮食，能保证身体健康，疾病不生。守玄一是引导修炼者进入“玄览”内观的状态，得分形之道。分形之道就是“金水分形”。道教认为，通过“金水分形”可以见到自身的三魂七魄，如果修炼者不被魂魄所制，则可不衰不老，所以分形之道就是统摄魂魄之术。分形之道关键的在于“三一”，即从形体（一）分形而见魂魄（三七）。通过守玄一就实现了从“一”到“三”的转变，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不受魂魄所制约，不衰不老。不论是长生之根的“守真一”，还是金水分形的“守玄一”，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百害却焉，年命延矣”。

葛洪从中医理论和道教哲学两个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宝精、守一两个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方法。通过对形神关系的重视，一方面希望通过形神之间的转换将内在的养生功效外显于形体，进一步肯定了内在养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内在养生的强调，以此告诫人们要注意养护形神，只有形神俱健，才能真正实现“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内篇·微旨》）葛氏通过形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内外统一，最终进入了形神兼修的养生佳境，实现了延年度世、终享天年的养生目标。

四

道教作为一个传统宗教，养生方法的构建始终围绕长生成仙而展开。为了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目标，历代高道做了许多尝试性的探索。葛洪作为一名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一方面从“忠孝和顺仁信”等儒家纲常出发，希望通过引导群众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使提高修养成为得道成仙的通路；另一方面通过服食丹药来直接实现长生成仙，因此金丹药饵为历代修炼者所尊崇。金丹药饵作为独特的养生方术，葛洪正确的认识到了二者的特殊性，故在《金丹》、《黄白》、《仙药》等篇中做了不同程度的阐述。他说：

余考览养性之书，鸿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内篇·金丹》）

如果金丹不能实现长生成仙，那么古往今来就不会有神仙存在，因此服食金丹是成仙的重要方法。葛洪认为，这些矿物药石通过长时间的加热会产生变化，而且烧的越久变化就更加奇妙，同时所提炼出的物质（金丹）是不会腐坏的。葛氏从类比推理的角度出发，将物质的属性推及到人，认为人服用了这种不腐的金丹，最终也会不老不死，永葆身形。正基于此，葛洪十分注重金丹的特殊性，故在《内篇·金丹》中存留了许多金丹的文献史料。第一，丹法的记述，所谓丹法是指金丹大药炼制的方法。这里记述了赤松子丹法、石先生丹法、崔文子丹法、墨子丹法、玉柱丹法等三十余种，而且有的还介绍了原料、炼制时间以及制作过程。第二，丹药的说明，是指对丹法所炼出的丹药进行解释说明。如《金丹》篇中记载的饵丹、柔丹、伏丹、寒丹、九转之丹、九光丹等。这些丹药由于原料、制作工艺存等方面的不同，最终导致功效也不尽相同，但都可以“服之得仙”。

葛洪在梳理这些丹法与丹药的同时，记录下了炼丹过程中发生的化学现象。如《内篇·金丹》云：“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这里的丹砂其实就是硫化汞（HgS）。因此它的化学反应是：

HgS+O2→Hg+SO2      Hg+S→HgS

丹砂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生成水银（Hg）和二氧化硫（SO2），由于水银有亲硫性，因此与硫磺化合形成硫化汞（丹砂），此时的丹砂呈黑色，由于丹灶却属于密闭容器，黑色的丹砂随着温度的变化就升华为晶体状的硫化汞，此时的硫化汞（丹砂）便呈赤红色，外观与原先的丹砂并无区别。

又如《内篇·黄白》中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曾青就是硫酸铜（CuSO4），那么这个化学反应是：

CuSO4+Fe→FeSO4+Cu

通过曾青与铁的化学反应，将铜从硫酸铜（曾青）中析出，使铁取代了铜，因此铁表面会镀上一层红棕色的铜。由于铁表面已经是铜，所以这个置换反应就中止了，但内部还是铁，故曰“外变而内不化”。

葛氏对金丹术的梳理，体现了道教对长生成仙的不懈努力与追求。通过葛洪对炼丹著作的整梳，一方面详密的记载了许多丹法与丹药，收集了失传的炼丹著作，为研究炼丹术的发展提供了文献史料；另一方面通过整理丹书，将形而上的丹道理论转化为形而下的炼丹技术，为丹药的炼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推动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葛洪从类比推理的角度出发，宣扬金丹是长生成仙的捷径。由于逻辑上的不严密造成了荒谬的主观推论，最终导致金丹养生的不科学性。作为一名医药学家，葛洪在诊断疾病和整理文献时，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用药习惯，构建了一种以草木药物为主的养生方法，称为“服饵”。所谓服饵就是指服食由草木药物所组成的药饵。抱朴子云：

理中四顺，可以救霍乱，款冬、紫苑，可以治咳逆，萑芦、贯众之煞九虫，当归、芍药之止绞痛，秦胶，独活之除八风，菖蒲、干姜之止痹湿，菟丝、苁蓉之补虚乏，甘遂、葶苈之逐痰癖，括楼、黄连之愈消渴，荠苨、甘草之解百毒，芦如、益热之护众创，麻黄、大青之主伤寒。（《内篇·至理》）

葛洪根据百家医著作中出现的且方便易得的药物进行了部分罗列，同时与病症一一对应。通过对药物的简单罗列，不仅方便了自己对药物的记忆与学习，而且也方便患者对药物的选择与使用。这种行为体现了葛氏严谨的医学态度。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将这种严谨的态度发挥的淋漓尽致，第一，注重“辩证论治”是指对同种病症的进行分类，通过区分病证以增强药物治疗的针对性。如在治寒热诸虐方中，将疟疾分为温虐、瘴虐、劳虐等并附方剂三十余首；第二，注重“多方对证”是指多首方剂针对同一病证，实行多方剂治疗，扩大了疾病治疗的途径。如治患胸痹痛方，方剂六首；治卒大腹水病方，方剂十七首。

《抱朴子·仙药》云：

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役使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内篇·至理》）

道教学者葛洪一方面通过药物来治疗疾病，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终极目标，对药物划分了等级。葛氏根据《神农四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即上药可飞升成仙，中药能修心养性、下药可除疾治病。从长生成仙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仙药之上者为丹砂，其次为黄金、白银、石桂、石英等，再次是茯苓、地黄、麦冬、黄连等。因此在《仙药》篇中对天门冬、黄精、五芝、云母、雄黄等十五种药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了形态特征、产地品质、入药部分以及功效作用都做了记载和说明。由于金丹养生术所存在的问题，葛洪对丹药的重点从金丹转向了药饵，通过对草木药物的整理与归纳，知晓药物的药性以及适应症，以希望实现祛病养生，长生成仙。

抱朴子云：“虽服草木之叶，已得数百岁，忽怠神丹，终不能仙。”（《内篇·仙药》）金丹与服饵是葛洪养生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长生成仙。但如果单用金丹或是药饵，仍然是不能成仙得道的。葛洪指出，服饵作为长生之方术，金丹作为成仙之捷径，两者只有相须为用，才能协同增效，以期仙道。值得注意的是，金丹与药饵虽然是古代的养生方法，但由于大量主观的臆断的充斥，认为服之即可得仙，虽然最终未能实现终极目标，但却对化学、药学等领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金丹而言，这种探索性的炼丹推动了后世化学技术的发展；对药饵而言，对药物的辨别与运用对后世药物学的重大突破给予了启迪。

葛洪作为东晋时期“兼修医术”的道教学者，对道教和医学两个领域都有极为深入的研究，要实现健康长寿、长生成仙的目标，养生成为最佳途径。葛洪以成仙得道的宗教理想为最终目的，结合了以健康长寿的医学理想为主要手段，寻找到了医道之间的共同点，将二者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基点实现了医道相通。葛洪通过对养生方法的整理和归纳，实现了长寿与成仙的相统一。通过行气吐纳、屈伸导引外在的养生方法，达到舒活经络，强健筋骨，增强体魄的目标；通过宝精、守一内在的养生方法，使形神相互统一，进入了形神兼修的养生佳境，实现了延年度世、终享天年的养生目标；通过金丹服饵的成仙之法的捷径，最终将长生成仙的终极目标变为可能。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包含了一种较为完整的道教养生学的学科理论结构，可以是道教养生学真正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