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产生于什么时候

玉是一种珍贵的天然矿石。东汉许慎《说文》称“石之美者”为玉，其表面要有一定温润、光泽和半透明的质感。中国古代先民把玉称为“灵气所生”之物，并赋予其社会内涵和人文内涵。用玉制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历代均有，并延续至今。

　　早在七八千年前，原始先民就在辽河、松花江两岸进行耕作，并创造出灿烂的玉石文化，成为中国最早的玉器发源地之一。这些玉器是原始先民们留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的洞察力和对崇拜对象的想象力。

　　1 982年发现的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25公里的高丘陵上，地处辽河中上游及其支系饶阳河流域，面积约1万平方米，至今已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达7600平方米。经测定，这个遗址年代为距今7360±150年，加树轮校正已超过8000年，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遗址内发现有房址、墓葬等遗迹。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呈南北或东西向成行排列，以风化岩开凿为房基，中心大房址达110平方米，一般则为30～60平方米。面积最大者可达90平方米。墓葬均开口于地表下20厘米左右。皆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呈南北向，排列紧密有序，一般长18～23米，宽05～09米，深浅各不相同。从已发掘资料获悉，墓内为单人葬，死者头北足南，仰身直肢，面偏向西方，年龄一般在25～40岁之间。也有部分儿童墓，性别有男有女。随葬品多寡不一，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其中石器多以生产工具为主，摆放于死者的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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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是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博物馆、全国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占地13万余平方米，为“一院六馆”格局，即历史馆、特展馆、数字馆、艺术馆、非遗馆、民国馆。另全院设“六所”的研究部门，即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研究所、古代建筑研究所、陈列艺术研究所、非遗保护研究、古代艺术研究所，并设有中国博物馆中唯一的民族民俗学研究机构。

截至2010年，南京博物院拥有各类藏品42万余件（套），馆藏数量居中国前三，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迄当代；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地域性的；既有宫廷传世品，又有考古发掘品，还有一部分来源于社会征集及捐赠，均为历朝历代的珍品佳作和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珍品。青铜、玉石、陶瓷、金银器皿、竹木牙角、漆器、丝织刺绣、书画、印玺、碑刻造像等所有文物品类一应俱有，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

南博藏品一部分接收自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另一部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考古发掘、征集、收购、捐赠、接收及交换。藏品的年代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当代，种类有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瓷器、书画、织绣、竹木牙雕、民俗和当代艺术品等。

2007年，经过专家甄选和市民投票，共评出18件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

镇护之宝－－金兽

这只西汉时期的金兽是1982年正月初七，盱眙县马湖店村农民万以全挖水渠时发现，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重达9100克，含金量达99%，空腹、厚壁，浇铸成形，是迄今我国出土文物中最大最重的金器，金属铸造和捶击工艺完美结合的真罕实物，被誉为”国之瑰宝”。

御窑之宝－－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是明代陶瓷器，1957年3月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响龙山明代墓葬，

为国宝级文物，是现存惟一一件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此梅瓶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象征着高洁的志向。

通天之宝－－透雕人鸟兽玉饰件

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出土于1991年，昆山市赵陵山遗址77号墓中。赵陵山位于昆山市张浦镇西南，属长江三角洲太湖水乡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

该饰件出土时放置在墓主右脚下的一个石钺圆孔处。据钺上部的朱色、缚痕和现场遗留的朱彩图案痕迹等判断，石钺原为带柄器。钺作为一种由武器演变而来的礼仪之器，显示着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军事权威。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应是钺上附加饰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工艺价值，是我国出土时代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精品，良渚先民通天神、显权威的神秘象征物。

贵媛之宝－－金蝉玉叶

1954年，在苏州五峰山博士坞的明代弘治年间进士张安晚家族墓地14号墓发掘中，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了这件金蝉玉叶，出土位置在墓主人的头部，同时出土的还有银笄二件、金银嵌宝玉插花四件，证明这件物品是贵族女子头上的发簪。

一只神形毕肖、金光闪耀的蝉立于玉叶上。它侧身翘足，双翼略张，嘴巴微开，蝉翼左右各两。玉叶系用新疆和田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叶片打磨细薄呈凹弧状，分为八瓣，是一件构思巧妙、制作精美的稀世工艺珍品，妙趣横生、令人惊艳的罕见闺房至宝。

神异之宝－－青瓷神兽尊

西晋青瓷神兽尊在1976年出土于宜兴周处家族墓周墓墩中。神兽尊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作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此青瓷神兽尊体量大，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最早有铭款的瓷器之一。

护佑之宝－－银缕玉衣

银缕玉衣在我国仅发现一件，1970年出土于徐州市东汉彭城王刘恭后裔的墓中。玉衣全长170米，玉片2600余块，银丝约800克，形状与金缕玉衣相似。这是我国第一件经考古发掘、科学复原且品相完好的汉代银缕玉衣。

祭礼之宝－－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

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为新石器时代玉器，系透闪石软玉制成，呈乳白色隐现翠绿、赭红斑纹。造型为矮方柱体筒形，外方内圆。孔为两面对钻而成，琢磨光滑。

这也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琢玉工艺精妙绝伦的代表作，良渚人最富有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标志物。

弘觉之宝－－鎏金喇嘛塔

上世纪50年代，在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出土了一件鎏金藏式佛塔。这是明代佛教工艺绝品，国内出土唯一一件“迷你型”鎏金喇嘛塔。

这个鎏金喇嘛塔非常精美，在喇嘛塔的四周还有兽角佛像、瓷罐、玉瓶等。塔身有四个壶门，内有释迦、韦陀佛像，上施有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塔内须弥座上布置有一组佛像，须弥座内藏有珍珠、宝石、水晶、玛瑙、玉石、骨灰等物。整个鎏金塔安放在一个红色砂岩雕成的须弥山形基座上，四面雕刻胡人献宝、双狮戏球、双鹿嬉戏、蛟龙穿浪图案。塔座下枋刻：“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背面是“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 。

水墨之宝－－徐渭《杂花图卷》

《杂花图卷》是明代杰出的画家、书法家和文学戏剧家徐渭创作的一幅书画作品，是我国古代写意花鸟画集大成者的精绝之作，不愧“天下第一徐青藤”之美誉。

画卷长十余米，徐渭以酣畅淋漓之笔法，疾飞狂扫之气势，用焦墨、泼墨、积墨等多种笔法和技法，把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紫藤、芭蕉、梅花、兰花、竹子等13种花卉蔬果表现的淋漓尽致。

光明之宝－－错银铜牛灯

错银铜牛灯为东汉青铜器，1980年出土于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东汉墓。汉代青铜灯具中实用、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顶尖之作，其环保意识和设计领先西方国家一千多年。

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便于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

福寿之宝－－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

明宣德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是一件南迁文物，是明代宣德御窑瓷器的巅峰之作，同类瓷器中唯一品相完好之大器。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上虽然没有书官窑款，但它不仅是明代宣德朝官窑瓷，而且是官窑瓷中的重要器物。炉高58厘米，造型仿青铜鼎。它与一般白地蓝花的青花器不同，是蓝地白花，即以青花为地，白釉表现海浪。浓重的青花发色、青料略有蕴散的缺陷美、仿青铜鼎的造型与满器似要外溢的海浪相融于一体，使青花炉具有憾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令观者为之动容。完整的宣德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仅存一、二件，足以见其珍贵。

慈航之宝－－金观音菩萨立像

这尊佛像由纯度很高的黄金制成，通高88厘米，且佛身与莲座皆装饰华丽，嵌珍珠宝石，雍容华贵，尽显皇家气派，应是清王朝全盛时期由宫廷的能工巧匠制作而成，代表了清代宫廷造像工艺最高水平。

舆图之宝－－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世界地图，作者为太仆寺少卿李之藻。该图对于中国地理的描绘是极其详尽的，李之藻增补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地理信息，超出对于其他国家的描绘，对于中国省份、重要城市的都有详细标注，地图还描绘了中国主要的山川、河流，例如黄河、长江，详细表现了其发源地、流经的省份。另外，世界著名河流也有提及，例如幼发拉底、尼罗河、伏尔加河、印度河都出现在图中。

文房之宝－－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

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1970年出土于徐州土山汉墓，墓主为东汉某代彭城王，珍罕的文房实用砚，构思奇特，工艺精湛，代表了汉代制砚工艺的最高成就。

铜盒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头生双角，身添羽翼，张牙瞪眸，四足蹲伏，是当时的吉祥神兽。该砚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

权信之宝－－广陵王玺金印

1981年，江苏邗江甘泉山二号东汉广陵王墓出土了唯一一枚汉朝刘姓王金印，与滇王之印和倭奴王印为姊妹印，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该印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金光灿灿，重12287克。印面长2375厘米、宽2372厘米。龟钮，钮高2121厘米，台高0945厘米。其龟钮精致，纹饰优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流畅和谐，坚挺饱满。全印设计精妙，制作工整，为汉印中精品。

织绣之宝－－沈寿绣品《耶稣像》

《耶稣像》是一幅民国绣品，为刺绣国手沈寿的作品。此作品以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特的油画耶稣画像为原本，创造性地运用了虚实针、旋针等新针法，并根据人物肌肤丝理的需要和油画明暗层次的变化，精心选用自己染就的100余种不同色泽的丝线，将这幅《耶稣像》绣织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天工之宝－－错金银重络铜壶

1982年2月10日出土于盱眙南窑庄窖藏，是挟战国群雄争霸之风云，集中国古代范铸公益之大成的青铜重器，弥足宝贵。

铜壶有三处铭文，分别位于口内、圈足内侧和圈足外缘。重金络青铜壶造型奇伟，纹饰华丽，是唯一一件能集先秦金属工艺之大成于一身，并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体现泥范铸造工艺最高水平的现存青铜器。

画像之宝－－竹林七贤砖画

整幅砖画长约48米，高约08米，出土于南京西善桥某南朝大墓中，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且品相最为完好的大型人物画像砖实物，南朝帝王陵墓装饰壁画，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砖画由200 多块古墓砖组成，分为两幅，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占一幅，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占一幅。人物之间以银杏、松槐、垂柳相隔。8人均席地而坐，但各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个性的姿态，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这块画像砖上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玉器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玉器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偶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因为这种矿物比一般石头更坚硬，于是人们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但是这种矿石又清澈透明，非常好看，于是人们慢慢就用它来做装饰品。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一部分“美石”的具有特殊的性质，就把它们从“石”中独立出来，称为“玉”。

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所以就只有族群里少数族长、祭师这样的有地位的人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这种需要加工，费时费力的物品，这又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于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来仅仅是一种好看的石头转化为代表财富、神权、权力、地位的象征。 

通过考古学家对历代文献和图画的研究，我们了解到，远在汉唐的时候，虽然使用玉器的文化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但是收藏玉器的风气尚未形成。直到两宋年间，收藏玉器才慢慢变成民间的一种风气。

玉器收藏之所以能发展起来，第一是因为两宋距离商周秦汉已有千余年，这就具备了收藏古物的物质以及时间基础。而宋代的文人气息也很发达，在文人官僚和士大夫中有着收藏、考究古物的风气，这是古物收藏的人文基础。作为封建王朝的顶峰，宋代商品经济又很发达，文人雅士也就多了起来，古物收藏也就有了经济基础。三者互相促进，古物收藏这个概念也就水到渠成。 

在中国玉器的发展过程中，清代应是中国玉器制作的鼎盛时期，它继承发扬了数千年来传统的琢玉技术和风尚，集历代创新工艺之大成，创造了难以数计的优秀作品。

鄂图曼帝国S形双柄碗 台北故宫

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设计之妙、造型之奇、用途之广等均是前所未有的。

同时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成癖，不遗余力地大力提倡和千方百计地收藏旧藏，创作新品种，从而使清代尤其是干隆年间玉器制作达到中国玉雕史上的顶峰。

鄂图曼帝国垂直纹盖罐 台北故宫

除了制作中国传统玉器外，乾隆年间还引进和仿制了外域的玉质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痕都斯坦玉器。

鄂图曼帝国垂直纹罐 台北故宫

何为痕都斯坦玉器

痕都斯坦是指建立于1526—1858年的莫卧儿帝国。

其疆域包括今日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东部，亦有“温都斯坦”、“痕奴斯坦”等译名。

后来乾隆皇帝按照藏语及回语发音，亲自考证，确定译作“痕都斯坦”。

鄂图曼帝国耳形双柄碗 台北故宫

痕都斯坦玉器，颇为清代宫廷所重，乾隆帝曾多次作诗赞誉，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有记载 “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为第一”，可见其在清代玉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新疆回部花式碗  台北故宫

痕都斯坦玉器的风格特点

用料精良

痕都斯坦玉材多为南疆的和阗玉、叶尔羌角闪石玉。

玉质细密，质地温泽，透过光，可以看到里面有棉状或点状包裹体。

痕都斯坦玉匠喜用纯色的玉材雕琢，即一器一色，尤多选用青玉、白玉或碧玉，这与中国传统玉器的爱留皮留色巧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疆回部花式双柄香薰 台北故宫

器型别致

痕都斯坦玉器主要有食器与杂器两大类，以实用为主。

食器类有碗、杯、盘、壶等。

杂器类有瓶、罐、盒、文房用具、香炉等。中国传统玉器中常见的礼玉、佩玉、摆设玉却很少。

蒙兀儿帝国单柄壶

痕都斯坦玉器的形制也比较特殊，常以动物和花形构成，有的器物完全就是一朵盛开的花或一片橄榄叶，器柄处多圆雕成花苞或缠枝的茎叶，如葵瓣盘、莲花式碗，极为常见。

蒙兀儿帝国分格盒

还有的则采用不同的兽耳或兽角作器物的造型，逼真细腻，新颖奇特。

器物的耳足、耳柄也多呈对称性布局。器物底部和足多外撇，其形或作花，或作花瓣，或呈叶形。

蒙兀儿帝国八角形碗

纹饰独特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因为受当地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体现在器物上纹饰有着明显的异域色彩。

花叶纹是痕都斯坦玉器的主流纹饰，花草以莨、苕、莲为主。

“莨”即野葛，俗称“老虎脚爪草”;“苕”即“苇花”，也叫作“凌霄”、“紫葳”;这里的“莲”不是我们常见的池塘里的莲花，它是陆生的西番莲与铁线莲。

清 痕都斯坦白玉牡丹双耳炉

组合花中常见的是菊花，另外还有葵花、折枝花等，其次还有蕉叶、凤尾草、狗尾草等。这些都是当地特有的植物品种。

传统行话将这些花草统称为“祥花和香草”。图案以花苞、花朵、卷叶相组合，有的构成层花叠叶，讲究对称布局，显示出枝繁叶茂、繁花似锦的景象。

工艺精湛

中国玉器常以质佳工美取胜，而痕都斯坦玉器不仅多利用多层次的浅浮雕捕捉大自然的奇妙生机，而且为了加强装饰效果，常采用五颜六色的镶嵌来营造华丽高贵的美感气氛。

主要是在玉器上镶嵌金银，以形成美妙的图案，使玉器更加富丽堂皇，亦有金粉直接描绘图案的。

其工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清 痕都斯坦玉嵌宝盖盒

雕工复杂，碾磨细致。

痕都斯坦玉器采用浮雕、圆雕、镂空雕等多种工艺组合。

花叶纹以剔地阳纹技法在器表起之花纹，即雕刻时先琢平底子，再浅浮雕纹饰，形成凹凸的视觉反差，增强其艺术表现效果。

所以器物皆磨去琢痕，碾琢极细，乾隆皇帝曾咏诗“细如发毛理，浑无斧凿痕”，就是对其雕工的高度赞誉。

清 痕都斯坦碧玉菊瓣纹碗

镶嵌装饰，富贵华丽。

痕都斯坦玉器的表面不像中国玉器那样光洁平滑，或仅用阴线浮雕来作装饰，而是善用纤细的金丝或银丝将花纹的轮廓勾出，表现出器物的华丽。

另外，痕都斯坦玉器上多镶嵌各种玻璃、宝石、金银片或玉片。这与中原传统人文的雅致意韵全然不同。

清乾隆 痕都斯坦式白玉错金嵌宝盖碗

器物薄巧，工艺高超。

痕都斯坦玉器采用水磨技术，通体玲珑薄透，鬼斧神工。

大量玉碗、盘、杯等雕琢既细且薄，由外透过器壁能看清器内盛装的物质颜色，由内透过器壁能看到外壁上浮雕的各种花纹图案。

清乾隆白玉仿痕都斯坦菊瓣碗

这种新颖的玉器，由于胎体薄，拿在手上又轻又巧，有轻若浮云之感。

正如乾隆皇帝称赞的那样：“在手疑无物，定睛知有形。”“薄于纸更轻于铢”、“抚外影瞻内”。 

它还具有另一个特点，放在水上能飘动，不会沉入水中，故被人称为“水上飘”。

痕都斯坦玉墨瓶笔室

这种追求玉器薄胎、透明的工艺是痕都斯坦玉器的一大特色。这种薄胎雕刻工艺难度大，技术性强，因为薄胎的坯体薄、强度低，制作过程中极易破裂。

制作者在制作时，需具备高超熟练的操作技艺，执行严格的工艺规程。

在古代，玉瓶类器物“掏膛”的手段是一门绝技，玉雕匠人需随着器物的形状，将实心的玉料掏空，器物壁身的厚度最薄的只有一两毫米。可见这种工艺的难度之高。

蒙兀儿帝国瓜瓣杯

痕都斯坦玉器对中国玉器的影响

目前我们见到的清宫所藏痕都斯坦旧玉器有两种，一种为当年输入，另一种为宫内工匠仿制。

尽管乾隆皇帝认为痕玉“制薄如织，良工巧匠，非中原玉人所能仿佛也。”但是为满足自己的玩赏兴趣，仍然命造办处如意馆极力仿制。

不过，仿制品多刻年款，被称为“西番作”。

清 痕都斯坦式青白玉错金丝嵌宝石瓜形盖盒

当时，苏州的专诸坊也有仿制。这些仿制玉器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复制痕都斯坦玉器，而是吸取其造型别致、花纹流畅、胎体透薄的优点，结合中国工艺的传统方法，创造出带有西番风格的玉器。

通过与西域痕都斯坦玉器的比较，宫廷仿制的“西番作”虽然部分器物的胎壁也很薄，但从整体上看还是要稍微厚一些，材质主要是和田产的上等白玉或黄玉。

这些中西结合的玉器直接影响了中国玉器的制作风格，近现代玉器大多造型是中式的，而装饰纹样是西式的，足见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