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有哪些特色？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期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东到舟山群岛，西达宁镇一线，南从宁绍平原，北至苏北地区的良渚文化玉殓葬原始风貌，展现了良渚先民以其卓越超群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玉文化千秋伟业。

良渚遗址是指包括良渚、安溪、长命、北湖4个乡在内的大型史前遗址群，有大小遗址40余处。昀具代表性的还是良渚遗址中的大型祭坛遗址。反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位于杭州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在65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墓葬11座，这些古墓全部位于一座人工堆筑的“高台土冢”之上。

冢内玉器不但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其中更有具王权意义的器物，在国内无有出其右者，共有玉器1100余件（套）。

若以单件计算，随葬器件总数竟达3200余件，平均每墓有300件之多。这种盛况不但在全国新石器时期墓葬中难得一见，即使在良渚遗址的墓葬群中也属翘楚。

这些玉器的品种为：玉璧5件、玉琮21件、玉钺5组、玉璜4件、玉镯12件、玉带钩3件、冠形饰9件、锥形饰73件、圆牌形饰131件、镶插端饰19件。

此外还有七状器、杖端饰、串控制合管，单品种有竹节形管、束腰彩管、鼓形人珠、小珠、束腰形珠、球形珠、小圆形珠；坠饰有球形管；串縀饰有鸟4件、鱼1件、龟1件、蝉1件。此外还有镶嵌件。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玉器皆用软玉琢成，色泽多样，打磨光洁，可谓尽皆上品。

良渚文化早期玉器品种还不算很多，玉面朴素，造型也相对简单。良渚中期以后玉器品种极为丰富，造型纹样复杂多变，神权及王权意识更加突出。如良渚玉斧，扁平梯形，下端为圆形，斧刃部有固定用孔，造型非常完美。边缘皆成平圆形，朴素无华，以玉质之美冲击人们的视觉感官。

良渚玉璧也有乳黄、淡红、褐红、灰白、淡绿、黄褐、黑褐各种颜色。昀大者直径26厘米，孔径36厘米，加之大多打磨光亮，使玉之美色尽现。

玉琮在良渚玉器中数量很多，全部用透闪石软玉琢制，造型分迹式短筒形和内圆外方柱体形。外壁或饰以形象背面纹或雕琢象征背面纹。良渚玉器雕琢的精细程度令人赞叹不已，加寺墩遗址一件玉琮，被誉为“史前玉器的代表作品”。该琮高72厘米、射径85厘米至67厘米，孔径68厘米至67厘米。

单说在其形象面效的周围雕琢了许多极其细密的云纹、雷纹，这

些纹样由弧形的、细小的短直线组成，一个02厘米的圆竟由七八个小的直线衔接而成，一条02厘米至03厘米的直线也以数点相联而成刻纹，昀细的仅007厘米，堪称鬼斧神工之作。还有一件被誉为“玉琮王”的，高88厘米，射径171至176厘米，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此外，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

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4节。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地神的礼器。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它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圆象征着天，方象征着地，琮具有方圆，正是象征天地的贯穿。在当时，每当丰收或祭日时，就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因此，玉琮是良渚人所用的宗教法器。

这些玉器创作，反映墓葬的规格相当高，从这批出土玉器的用途和象征意义上，可推知墓主所掌握的神权、军事统帅权、氏族领导权和大量财富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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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突破

晋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1926年李济进行的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晋南地区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至1976年，大致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考古学编年。1977年后，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在晋南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陶寺遗址的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发掘前保存下来的面积有30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面积范围最大的约距今4000年以前的遗址。在1978年至1985年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发现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反映着墓主的“王者”的风范。发现的建筑遗存中，有大型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反映着“王气”的建筑特点。还发现有红铜铜铃、毛笔朱书的字等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知识阶层”的遗物。研究还表明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晋南临汾地区，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地区的特征，又有北方地区的特点，还有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这些发掘收获是空前的。这个发现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其中，发掘者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略早于夏代，当时可能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的国家（或国家雏型）已经产生。他们还推测陶寺遗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也可能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李民则从古代文献的分析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收获，提出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的看法。而苏秉琦于1985年11月7日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指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后于11月14、15日又指出陶寺遗址就是一处古城，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这些论述表明，陶寺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2．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 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3．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对史前城址的研究，是因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而开展起来的。至1985，除登封王城岗城址外，发现的史前城址，还有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边线王等，都是土筑的城墙。在内蒙古中南部则发现了包头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以及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10多座石墙聚落。其中，王城岗、平粮台、边线王3座城址的形态较为规范，又位于新石器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受到研究者的更多重视。

登封王城岗城址有东西两个并列的城，面积各约1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为距今4300年前后。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筑造的，也是方形；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墙基槽口宽44米、深2米多；在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在墙基下发现有奠基坑。

淮阳平粮台城址发现于1979年，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在南北城墙中部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城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道下有排水管道。城墙外侧有护城河。城内发现了10多处长方形成排建筑，有平地起建，也有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城内还发现了一块铜渣。

寿光边线王城址发现于1984年，至1986年的发掘，确认为内外两城相套的城址。小城先筑，为方形，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大城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亦有四个城门。城墙为夯筑。在大城基槽内发现多处奠基遗存。

这几座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发现，使学术界对距今4000多年前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中尤以王城岗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的影响最大。主持王城岗城址发掘的安全槐在论证王城岗城址为夏都阳城的同时，还指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城堡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王城岗城堡遗址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它标志着豫西龙山文化类型的中晚期，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这些建立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基础上的认识的形成，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

此外，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面积达29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引发后来对仰韶文化晚期已产生中心聚落址的思考。

4．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

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梁思永调查了赤峰红山遗址，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在红山后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存。1955年尹达命名为红山文化。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等人开始对西辽河流域进行系统工作，逐步明确了该地区内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关系问题。1979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了小型孕妇等陶塑人像、双龙首璜形玉饰和绿松石饰，开始明了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玉龙、1973年在辽宁省阜新胡头沟发掘的玉器墓葬都属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1981年，孙守道、郭大顺据此探讨了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问题，并重新认识红山文化。他们认为：“促成文明到来的因素很多，如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等。而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在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这一认识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联系了起来，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新的渠道。在1982年全面揭露了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之后，他们又将西辽河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纳入了自1981年以来苏秉琦实践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结构的系列探索之中，并于1983年9月在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多年的积石冢群和祭祀建筑址，使辽西红山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是由石块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也许是一处积石冢），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在其南部是一座圆形祭台，直径约25米。

牛河梁位于东山嘴西北方向，相距约50公里，有10多处积石冢群和一座祭祀建筑址等组成。在祭祀建筑址中发现了多个女性塑像，最大的约有真人的3倍；一件与真人大小相若的头像，双唇涂朱，两颊涂红，眼窝里镶嵌着淡青色圆玉片。在该建筑址中还发现了彩绘图案装饰的墙皮，被称为“女神庙”。积石冢群分布在祭祀建筑址附近的山丘上，有的一处有数个积石冢。至1985年，对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群的发掘，在110余米长的积石内揭露出一排4座积石冢，有的为方形，有的为圆形。有的一个积石冢内有中心墓葬及数座乃至二十多座墓葬。墓葬中出土了玉猪龙、玉箍形器等一批制作精美的玉器。个别大型积石冢，直径达60米，高16米。1985年后又对多处地点的积石冢进行了发掘。

东山嘴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1985年10月，在这些重大发现的基础上，苏秉琦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当时他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的主要目的，虽然仍然是围绕他在8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即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 家的起源和具体过程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在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时形成的相关理论，却为后来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辽西红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玉璧象征着美好的意愿和高贵的品质。

2、玉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玉璧，是中国古代玉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一种玉器，它的历史延绵了5000多年。

3、玉璧的用途：作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河、祭星等。

2、作为礼器，用作礼天或作为身份的标志（《周礼春官宗伯·典瑞》所云：子执毅璧，男执蒲璧之类）。作为佩饰。作为珐码用的衡。

1986年，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西部的反山墓地发掘出11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各类玉器1200余件(组)，次年，又在反山墓地东北方向约5公里处的瑶山墓地发现11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玉器700余件(组)。这两处墓地出土玉器的总量大大超出了过去发现的所有良渚文化玉器的总和。反山、瑶山墓地的发掘，把人们对良渚文化及其玉器的总体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就目前的资料显示，良渚文化玉器已有30多个品种，主要器物有璧、琮、、璜、冠形器、三叉形器和镯、管、珠、坠、柱形器、锥形器、带钩、环等。

玉璧是一种圆形薄饼状、中部有一圆孔的器物。良渚文化玉璧几乎都是素面无纹，孔为对钻，璧体较大，出土数量也较多。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玉璧有的集中堆放在墓主人的腿脚部位，有的则平铺在死者周围或尸体之下，在制作上又呈现出明显的精致和粗劣的差异，同时还存在有琮无璧、有璧无琮的现象。据此，人们认为，玉璧在良渚文化时期除了作为一种较为流行的礼玉外，还应有其他的功能，如代表某种财富的观念或是贵重的馈赠礼品等。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十分精致的应是玉琮。所有发掘到的良渚文化玉琮都有繁简不一的雕刻纹饰，其主题是由兽面和神人组成的神人兽面像。琮的形状大多是外方内圆，琮体上大下小，有的还分层分节。最短的玉琮只有一节，最长的则在10节以上。被誉为“玉琮王”的标本出自浙江反山12号墓，这件“琮王”为矮方柱体，中有圆孔，上下贯通，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琮体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在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制一神人兽面图像，共8个，系首次发现。图像主体为一神人，脸面呈倒梯形，圆眼重圈，鼻宽嘴扁，16枚牙齿由横长线和竖短线勾出，头上所戴，内层为帽，线刻8组细密的卷云纹，外层为宽大的冠，刻22组以单线为茎、双线为边、短线为根的放射状翎羽，脸面与冠帽均为微凸的浅浮雕。下部为肢体，上肢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状，脚为三爪蜷曲，四肢上为阴纹线刻的卷云纹、弧线、横竖短直线，神人的胸腹部以浅浮雕凸出威严的兽面纹。在琮的四角，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左右对称，第1、3节为神人兽面像的简化形象，第2、4节为神人兽面像胸腹间的“兽面纹”，惟省去了鼻和细密的纹饰，在两侧各增加一组鸟纹图像。这件“琮王”所表现出的繁缛独特的纹饰、构思绝妙的匠心、精湛超凡的工艺和宽阔硕大的形体均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也是全面认识良渚文化玉琮的珍贵例证。关于良渚文化玉琮的演进及其功能，学术界仍在不断探索，有些学者认为，玉琮可能是与图腾崇拜有关的某种物体的转化物，玉琮内圆外方的造型象征着天圆地方、天地合一，这种玉质礼器既是贯通天地的法器，又是某些权力的象征。玉琮上的神人兽面图像及其与鸟像的组合是良渚文化时期人们崇拜的神徽，鸟、兽、人寓意天、地、神，是良渚文化先民在原始宗教进化过程中对崇拜对象多神“兼并”的最终亦是最高形式。

在良渚玉器中玉冠形器的形状很像神人兽面像上部的插羽披茅的冠。以素面较多，只有少数在器身上刻有精美的神人兽面图像。反山、瑶山出土的冠形器，多数位于死者头部一侧，附近常摆放串饰或与玉管贯连的玉璜，似非实用器。该器用途目前还未明确，有人认为具有求神的意义，是巫术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器物。

三叉形器仅见于反山、瑶山墓地，器物上端有3个并列的枝杈，杈均有孔，可以上下贯通，常和一枚长玉管相接，与成组的锥形器相邻或叠压，有的器背有3个钻有竖孔的方突或在两侧杈上各钻横穿。该器只反山和瑶山有出土，约半数琢有精致的神人兽面图像，有的正反面进行花纹雕刻，工艺十分精良。串饰是以管、珠、坠为主体的贯穿而成的装饰品。玉管数量较多，每件串饰通常有10余件或数十件，管截面呈圆形，同串中相邻的玉管能对接并合。珠的数量较少，有的形似短管，有的仅两端磨成圆形，有的呈球状，有的一侧平齐。坠的形状与锥形器相近，但较短矮，剖面浑圆，每墓常有一件或一对。

在玉器中还有一些锥形器长短不一，短者几厘米，长者近40厘米，形体有圆锥形、方柱形等。部分断面方正如琮，并饰有简化神人兽面图像，其功能尚待研究。牌饰以平面圆形的较多，圆形牌饰的中心都有孔，形体较小，一侧常有作穿系贯连用的一小孔。该器多素面，少数外廓雕出三或四个顺向或相向的龙首。出土位置在胸部，常与璜相伴，应是装饰类器物。

品种繁多的玉器是怎样造成的呢？良渚文化的琢玉工艺是人们长期以来十分关注和热心研究的一个课题。在尚未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先民们能琢制出如此精美绝伦、异彩纷呈的玉器世界，确实是人世间的奇迹。

良渚文化玉器的生产过程大致分为选料、切割、研磨、勾画、钻孔、雕琢、抛光等几道工序。

良渚文化玉器之所以工整、美观，与研磨、抛光等工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玉料切割后，胎料表面必然出现深浅不一、凹凸不平的状况。在雕琢之前，必须进行表面平整。工匠们可能采取磨制石器的方法，将胎料在平的砂石或在铺有一层细沙一类物质的平台上反复研磨。这种处理方法虽然最终也会在玉器表面留下痕迹，但经过研磨后留下的痕迹毕竟是浅细的，在此后的抛光过程中都会消失。玉器的抛光，使用的可能是兽皮和麻丝织物等，在这些物品上来回摩擦，玉器会产生光洁如镜的效果。

钻孔工艺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广为运用。一些大孔径的孔洞，是用木棒或竹管加砂蘸水钻成的，如琮、璧等玉器上的穿孔。一些直径较小，有的只有1～2毫米甚至更小的穿孔，则是由石质工具加工的。

良渚文化时期，镂空技术已经出现，从张陵山东山遗址的杖头、反山的冠形器、瑶山的璜上看，制作时有的先钻出单孔，有的是钻出连孔，然后可能使用锼弓子或锼条一类工具再进行勾勒。当时的镂空工艺虽然显得比较粗糙，造型也较简单，但这一工艺的出现却是对玉器制作的一种突破，它为后世玉器镂空雕的普及和提高奠定了基础。

八十多年前，杭州西湖博物馆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家乡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黑陶片和石器，作为文博工作者的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些陶片和石器属于史前文化，于是他对自己家乡有陶片和石器的地方开始了探索，而他的这一举动，使得一个震惊中外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良渚文化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古老的良渚文化也由此慢慢地开启了他神秘的面纱。

良渚古城成为世界遗产

而这位杭州西湖博物馆年轻的工作人员名叫——施昕更。施昕更在自己家乡发现陶片和石器后，凭借文博人的直觉他又相继在故乡采集到了大量的陶片和石器，这一系列的文物面世之后，让他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故乡可能将将会是史前文化期的一个重要遗存。于是他开始为自己的故乡寻到了它史前的根脉。

良渚文化玉琮

施昕更原名兴根（经过后来的考古发掘，学者们已经确定良渚文化古遗存是最初始的中国，是华夏文明的故乡之一），这让我们觉得，他的这个名字，似乎就是为了发现和兴旺故乡而取的。通过数次的采集工作之后，施昕更又很快的对良渚遗址进行了几次田野考古发掘，随着发掘的深入，良渚文化遗存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文物纹饰的独特性，所以考古学界便将这种神秘的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后来，又经过考古人八十多年的努力探寻，让一个5000岁的大良渚古城展露在世界面前，而这座古城是我们中国古文明光辉闪耀的一角。

良渚文化五角形刻画

那么在讲述完良渚文化的发现、命名和历史文化意义之后，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讲述一下良渚文化遗存的具体地理位置和良渚文化神秘而又繁复的玉雕纹饰。

施以彩绘的良渚玉雕神人纹

首先就良渚文化遗存而言，良渚文化是一个相比于同时期史前文化而言以农业为主且农业高度发达的原始文化。这一点我们在良渚古城的建筑遗存上就可以看出，在良渚古城以东约20公里处的茅山遗址发现了结构完整的稻田，尤其是在古城莫角山之东发现了迄今为止所有史前文明没有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的“粮仓”在这个“粮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堆积重量高达上万公斤的炭化稻谷。单凭这两处发现我们就可以得知位于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原始社会生存场景

从地理自然环境方面来看，我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多雨多涝，所以发展农业的话比较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出，封建社会初期主要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农业种植区都绝大部分位于我国的北方地区，如商朝的朝歌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安阳处于河南的最北边，临近山西、河北）；周朝首都在镐京，今天的陕西西安；秦朝在咸阳；汉朝在长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北方战乱和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人口和经济政治中心开始南移出现了吴国的建康，南宋的临安，明朝的南京，以及清朝的江浙。但是，不管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中国还是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要想发展稻作农业，水利工程的支撑是必不可少的。

依山傍水的原始先民的草棚

所以，拥有如此发达的稻作农业的良渚文化肯定会拥有当时最为先进的水利工程的。而这一观点很快就在良渚文化遗存的考古中得以证实，在良渚遗址中有，由高坝系统和更大的低坝系统组成的复杂水利系统，这个复杂而又精密的水利工程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之一。

原始农业种植沙盘

不仅如此，新的考古研究还揭示，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不仅是社会建立的象征，更是古代文明出现的标志。因为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坝的成功而又精密的建设，这就反映出良渚文化必定拥有一个完善而又有效的凌驾于群体之上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管理机构。这一点体现在考古出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以及精美与否之上。墓葬的随葬物反映出良渚文化存在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良渚文化上层人的墓葬中会有大量的精美玉器随葬，特别是哪些首领的墓葬中会有用于祭祀的玉琮和表现战争权威的玉钺，这一系列的文物出土反映出良渚文化出现了神权和王权的观念和意识。所以，在讲述完良渚古城遗存以及良渚文化时期发达的稻作农业与水利工程之后，我们就很有必要去探索良渚文化最为神秘的地方——良渚玉器。

戴羽冠的良渚先民首领形象图

在良渚文化遗存中考古学者们在良渚贵族墓葬中挖掘出土了大量的刻有精美图案的玉器，而这些玉器图案自成系统，在这些良渚图像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神人兽面纹。通过对这一主题纹饰和有一定规律的辅助纹饰的解读，让我们仿佛看到，极为精细的微刻工艺背后所折射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匠人精神……

良渚文化玉钺

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因玉器而彰显其精彩雅致，亦因玉器更令人觉得神秘莫测。良渚人精心制作的玉器里，珍藏着他们的精神世界。良渚人的信仰，他们的虔诚，都雕琢在那些晶莹的玉器上。良渚人的希冀，他们的情怀，都包容在那些精美的玉器里。

最具代表性的良渚神人纹

良渚玉器器形繁多，主要有璧、琮、钺、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半圆形器、环、镯、璜、玦、串饰和带钩等，以礼玉为主，也有人、蛙、鸟、鱼、龟、蝉等象形雕刻品。很多玉器上还雕刻有细腻的纹饰，而且多采用微刻方式表现，技艺精湛，以雕刻神人兽面像最是神秘，也最是引人关注。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雕鱼、龟等

良渚玉器的研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学界对不少玉器的形制与用途，玉作工艺，特别是纹饰意义的探讨，随着新发现的不断积累越来越深入。良渚人琢玉、用玉、崇玉的文化还传播到邻近地区文化中，甚至向南、北辐射极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良渚人的崇玉传统还影响到后来三代的礼制文化，良渚文化创制的玉礼器亦成为夏商周玉礼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始源之一。

良渚文化玉雕神人纹

良渚玉工微刻出的旋纹，全都采用的是“阴夹阳”的技法，这个技法在微刻上是难上加难。看到这阳纹的宽度，才能真正懂得良渚玉工的高难技术。所有的阴线都是作为阳纹的衬纹出现的，必须是一丝不苟，才能功成画就。看到这些排列密集的弦纹，完全可以与现代计算机软件类似的作品相媲美，如果填满青紫，也一定无比绚烂。

良渚玉雕细图

如上图这样一幅华丽的神像，却只有3～4厘米见方大小，在1毫米之内刻画有表现阳纹的3～5根阴线，良渚人做到了。我非常疑惑，在坚硬的玉石上，在目力难以企及的微小画面上，他们又是怎样创造出奇迹的？

良渚玉雕细图

总之，良渚文化，她，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她，呈现了东亚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文明发展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她，以其规模宏大的城址、等级鲜明的墓葬、高度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引发国际学界瞩目，堪称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她，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之后5000年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随着进一步的考古不断揭示………

参考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仁湘先生《申遗成功｜谁发现了良渚》、《世界遗产｜良渚古城》两篇文章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为突出。玉琮作四方柱形，中间有圆孔，外周有饰纹。《周礼》中记载玉琮是祭地之器。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故玉琮被列入中国传统的玉礼器“六器”之一。

良渚文化玉琮出现最晚，但数量最多，器型最大，形式多样，几乎每件都有纹饰，制作极为精美，为迄今所知新石器时代玉琮中形式最全、工艺最精湛的作品。此外玉串饰组合也很丰富，造型新颖别致。一般由玉管串成，玉璜为坠，上饰神徽图案，显然是高等级的装饰品，其主人应是氏族的首领或贵族，还有一种奇特的玉冠状器，形似神人纹头上的羽冠，下端有榫和穿孔，有的饰神人纹，也应属于图腾或宗教意义的礼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通高31cm，大端边长75×75cm，小端边长65×64cm。

玉琮本青绿色，玉料斑驳，后沁为黑褐色和暗红色。以12节简化的人面纹为饰，每节均以棱为中心，刻饰简化的神人纹，冠、嘴均简化，大多眼纹已模糊不清。玉琮两端对钻孔，呈明显的喇叭口状，管钻穿孔。在大端射口中间部分雕琢一符号。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后世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认为璧和琮象征着天圆地方，为十分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

刻有符号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为玉璧与玉琮，但数量不多。有人认为这些符号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也有人认为与原始宗教有某种联系。故宫博物院藏品。 高8．8厘米外径17．6厘米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迄今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纹饰是人面与兽面的复合形象，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典型图案，反映了良渚人高度发达的宗教信仰体系。

　　从序厅右转便进入第一展厅，这里概貌地介绍了良渚文化的内涵、分布范围。整个第一展厅，在以良渚文化时期古老的原始生态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大幅背景壁画场景中， 复原了当时的快轮制陶和先民纺织的生动场面。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犁、石铲、石刀、破土器、石镰以及当时用来狩猎的石镞和捕鱼的网坠，其成套而制作精良的生产工具在同期的考古文化中是最复杂的，并处于领先地位。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良渚先民的生活是相当滋润的，他们饭稻羹鱼、渔猎采集而怡然自得。高度发达的农业为分工明确、专门化的手工业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产生了诸多的手工业生产门类，并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展览中那典雅的黑陶、充满经纬之美的织物、神圣而精致的玉器、珍贵而艳丽的漆器以及发达的竹木器，都将让你领略良渚先民的独创性和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

　　第二展厅设于博物馆主楼二层东侧，用6组展柜展示着良渚文化部分精品器物，有雕琢精美的玉器、磨制精细的石器及制作规整的陶器。每两组展柜之间都有一组灯箱相连，选择的是一些不收藏在我馆的精美玉器、陶器照片。在展厅中央又立着四组与展厅同高的玻璃屏风来象征性地阻挡视线，每组玻璃屏风由两片玻璃夹着一张双面精美器物，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这些灯箱片和屏风一方面给整个展览营造了一个适合精品展厅的较好氛围，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展示的容量，丰富了展览的信息。

　　玉器共分二部分，一部分是重型礼器，有玉琮、玉璧和玉钺；另 良渚文化博物馆一部分则主要为装饰用玉，有三叉形器、冠形器、璜、锥形器、带钩、镯、匙、匕、项饰及鸟、龟、鱼、蝉等动物饰件。陶器部分，除展出各种类型的陶器外，还展示了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如单把杯、椭圆形豆、罐等，尤以一件刻划着8个符号的刻文黑陶罐为最，被称为“前所未见的珍品。”在展厅的末端还介绍了良渚遗址最早考古发掘者施昕更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何天行两位先生的简要事迹，以及历年来专家学者研究良渚文化成果的部分资料。

　　第三展厅设于博物馆主楼二层西侧，复原展示了一座良渚文化时期的“玉敛葬”大墓，具有很强的视觉震撼，同时在四周墙面展示了不同等级的墓葬出土照片，通过丰富的墓葬资料的对比展示来揭示良渚文化社会等级的分化和阶级的形成，把良渚文化的诠释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整个展览达到了高潮。

　　三个展厅内容相互映照，各有侧重，充分展示了良渚先民所创造出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时期。

　　200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二三展厅特别举办了反山瑶山玉器精品展，共展出玉器600余件（组）。这是反山、瑶山遗址考古发掘20年来，大量精美玉器在博物馆的首次展出。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展示良渚玉器的独特内涵和功能。

　　第二展厅，在灯光的映射下，良渚文化玉器散发出独有的“鸡骨白”和“南瓜黄”色，触目所及，高低错落、形态各异，蔚为壮观。第一部分介绍的是良渚社会藏礼于玉的礼制。良渚时期，玉被赋予神圣的品格，展柜中良渚时期三大礼仪重器：玉琮、玉璧、玉钺尽显高贵与神圣，它们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灵物，是神圣的法器,也是维系社会等级与秩序的重要礼器，更是世俗权力的象征。第二部分表现的是良 渚人的精工琢玉。良渚先民善于琢玉，从原料选择、设计定样、磋切成坯、纹饰雕刻到抛光成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序。在反山、瑶山遗址中，出土了160余件表现手法多样、制琢精致的刻纹玉器，其合理的布局、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无不反映出良渚时期精湛的琢玉技术和独特匠心。在一件件珍贵文物面前，无不令人驻足停留，以期看清其中的奥秘。那鬼斧神工般的技艺连现代工艺美术大师们都自叹不如。第三部分是种类别玉，良渚社会用玉的普遍性和等级化造成了玉器功能的复杂化，目前已知的种类有40多种。为便于区分，在展览中，我们按照出土情形和器物形制两方面的差异，从使用方法上将良渚玉器分为单体件与复合件两类，其中复合件又再分为组装件、组佩件、穿缀件和镶嵌件四类，整个展示图版、文物相互对应，带你感受先民的精致生活。

　　第四部分的内容设在第三展厅，以复原陈列的方式再现了良渚文化反山遗址23号墓。此显贵者大墓出土遗物包括玉器、嵌玉漆器和陶器，以单件计共467件。其中出土玉璧54件，为良渚文化遗址中随葬玉璧最丰富的墓葬。展览还通过大小墓葬在墓制规模、随葬品多寡、类别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生动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贫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分层。

       《说文》所载：“璧，瑞玉，圜也。”《周礼》记有：“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玉璧，是中国古代玉器中最为常见且流传最为久远的器类之一。其存在几乎贯穿整个古代玉器制作史，在近七千年的漫长岁月之中，玉璧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存中就有数量较多且制作较为精美的玉璧发现，其后绵延发展于殷商、两周直至政治统一、经济发展、玉文化繁荣的两汉达到鼎盛。花纹形式多变，饰纹种类极为丰富，使用范围大增，数量也属历代之冠。

　　汉代玉璧通常尺寸较大略厚、剖面平直，边沿较战国为宽。用玉质地较佳，多用深绿、灰绿色青玉以及白玉。器物表面呈现出灰白、褐红、绿等色彩，这与玉器对外来离子的吸附有关，也就是常说的沁色。汉代的玉璧主要用于礼仪、陪葬，有的玉璧也可用来装饰墙壁或作为嵌饰装点铜枕和带钩;一些较小的玉璧用作组玉佩的一部分供佩系，亦被称作系璧。此期玉璧按形制可分为六式：一式，玉璧表面光素无纹，又称素璧。二式，玉璧表面布满一种纹饰，如蒲纹、谷纹、云纹、齿纹乳钉纹、列星纹以及各种镂空纹饰。三式，多层纹饰玉璧 即在内层简单的谷纹或蒲纹之外，另有一层相互交缠、分布匀称的图案化兽面纹或凤鸟纹，此外在两种纹饰之间有饰以一组绳纹。四式，出廓璧，即在二式、三式玉璧的外缘轮廓处附设各种镂空纹饰。镂空纹饰的内容主要有龙纹、螭纹以及“长乐”、“万寿”、“长宜子孙”等吉祥文字。五式，双联璧，为两形制相同的玉璧外切相连组成。六式，重环璧，即把玉璧透雕为大玉璧内含小玉璧的重环状。

　　《周礼》有“子执古璧”、“男执蒲璧”的记载。谷纹、蒲纹是汉代玉璧上最常见的两种纹饰，谷璧上镌刻有成排的密集小乳丁，乳丁上雕成漩涡状如同谷牙，取其谷可养生之意。蒲璧指带有极浅的六角形格子纹的璧，取蒲能织席可以安人之意。此期谷纹、蒲纹颗粒较大且排列整齐稀疏。谷纹、蒲纹的制作方法相近，皆为用横线或斜线把玉璧表面分割成类似蜂房排列的六角形(打格)，在加以修琢而成;无非前者用细线打小格，后者用浅而宽的粗线打大格。汉璧的地子较战国时为浅且琢磨不甚精细，一般都留有打格的痕迹，蒲纹的格痕常有玻璃光出现。这两种璧多是战国和汉代的，一般为几厘米到十几厘米，超过二十厘米的不多见，从存世或出土的实物看，宝光四溢，做工极精良。

壁是祭天的礼器，也是身份的象征和权力等级的标志。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也是“六瑞”之一。《尔雅·释器》载：“肉（周围的边）倍好（中间的孔）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根据中央孔径的大小把这种片状圆形玉器分为玉璧、玉瑗、玉环3种。

新石器时代，玉器作为祭祀苍天的礼器（学术界另有一种为鬼神食物的观点），汉代玉器已经从早期的祭祀之用，变为礼仪、丧葬和装饰的功能，到清代已演变为多种用途，而饰品颇多。

明代玉璧数量较前三代多，多选用青、白玉，也有少量碧玉。器体大多比较小，常见凸雕蟠螭纹，也有不少谷纹和云纹。乳钉纹颗粒圆而大，略扁，往往留有管形钻套钻的痕迹。明代玉璧主要为佩戴之用，具有一种精巧之美。

　汉代青白玉谷纹壁，玉质灰青，包浆满布。两面纹饰相同，璧肉利用减地与浮雕技法满饰排列有序的谷纹，谷粒小而圆、为较高的凸起，且排列稀疏，充满秩序的律动感让人视觉愉悦。在战国时期这类玉璧已被奉为珍宝，作为佩玉或抵押品、赏赐品、镶嵌品、礼仪品及馈赠品。此壁工艺古朴大器，纹饰精美，排列整齐，十分漂亮，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