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物质学说与气质学说的关系

中国传统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的医学体系。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传统医学、藏族传统医学、蒙古族传统医学、维吾尔族传统医学、傣族传统医学。

融入哲学和宗教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由于汉族人口最多，文字产生最早，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相应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也就更完美、临床实践更丰富，因此，汉族传统医学在中国以至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最大。在19世纪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普及以后，汉族传统医学又有“中医”之称，以此有别于“西医”，即现代医学。

众所周知，传统医学往往是古典哲学、临床经验和区域性文化（包括宗教）的混合体，而各民族的古典哲学常常是构建其传统医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与西方近现代医学迥然不同，它始终围绕着病症诊治和解决眼前患者实际问题这个中心，集中古代所有的智慧（包括宗教文化），并借助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体液学说”、“气质学说”等理论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医”还是其他传统医学，在其构建理论体系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多元论。“中医”和蒙医等采用的是五行学说，维医、藏医等则采纳四元学说，对比一下“五行”和“四元”学说等的本质，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古代多种民族传统医学之所以都选用多元哲学，是因为它可以提供形式化的动力学模型，而一元论、二元论由于过于抽象而难于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具体的应用，也就是说多元论不仅提供了哲学思想，同时也提供了构建多种民族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宗教对汉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傣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例如，道教对汉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道教的“阴阳”、“五行”等学说是汉医学的哲学思想和基本理论的起源；道教“天人相应” 的宇宙观，对汉医学“整体观念”具有重要影响；道家“道”的养生概念对汉医学养生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古代许多汉医学家是道教人士，如孙思邈、葛洪等。

此外，汉传佛教对汉医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佛教文化中的“百一”理论和 “四大”学说对汉医学理论中整体观念和五行学说起到了丰富补充的作用；佛教医明方中对病因的阐述也对汉医学病因“三因”学说产生影响；佛经中对药物品种的认识和利用丰富了汉医学的用药体系；在临证方面《大正新修大藏经》制定了诸病治疗法则“八术总摄诸医方”；佛教摄生保健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汉医学心理疗法。

藏传佛教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奠基性著作《四部医典》中“三因学说”即是来源于古印度吠陀医学；藏传佛教的五源学说提供了构建藏医药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藏族地区在配置藏药时，会请喇嘛念经，以示加持，藏药也被称作宗教与精神、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冥想与藏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可以归纳入藏医学的行为疗法之中，冥想疗法对于治疗“未病”，如对抗压力过大、焦虑、愤怒等方面均有效果；西藏寺院往往都设有门巴札仓即医学院或医院，是培养藏医药学人才和治病救人的地方。同样，藏医学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蒙古地区，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被引入蒙古民族传统医学中，丰富和指导了蒙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

理论与实践

与汉医学相似，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大多也是基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理论构建，其起源、发展与它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地理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有些体现在传统医学中，就是所谓“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等原则。

蒙医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三根”、“七素”理论，其代表人物与著作有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存有争议），强调“饮食为养生之首务”；元末贾铭《饮食须知》讲述食物的性味宜忌；明清《四部甘露》阐述蒙医学滋补理论。蒙医学将人的体质（禁赋）分为：赫依型、希拉型、巴达干型、赫依希拉混合型、赫依巴达干混合型、巴达干希拉混合型和三者聚合型七种类型。

壮医学起源于秦汉，岭南越人为壮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宋时期，壮医学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方剂学体系“岭南方”。壮医学的基础理论包括天人自然观（阴阳为本，天、地、人三气同步）和“道路理论”。代表著作包括晋代《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

苗医学基础理论：生成学理论、“经纲症候”理论、三界学说、交环理论和四大筋脉。苗医以“雾罩说”为指导思想，以“气、血、水”为理论基础。苗医学的医学理论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民族文化特色，对蛇毒虫伤、风湿诸病有着独特的治法。苗药不仅种类多，而且品质好，用药理论朴素而又实用。由于苗族传统医学缺乏文字的传承，故而没有相应的文献材料或记录，苗医药记载只能散见于其他汉文资料中。

藏医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三大因素（“隆”、“赤巴”、“培根”），其代表人物与著作包括公元8世纪，宇妥·云丹贡布等人编写的《四部医典》，奠定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标志着藏医学体系的形成。明清时期，藏医学发展迅速，出现了《八支集要·如意珠宝》、《本论注·议义明灯》、《释论注·甘露河流》、《后论释·难万想如意》等众多藏医著作，均涉及健康和养生。藏医吸收了许多古印度医学的内容，认为人体内存在的三大因素支配七大物质（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和三种排泄物（即“三秽”：汗液、尿液和粪便）。

维医学基础理论包括四大物质学说、气质学说、体液学说，其代表人物与著作包括两宋时期的维医著作《福乐智慧》，提出水、火、土、气四大物质。清代贾马力丁·马合穆德·阿克萨拉依的《阿克萨拉依》主要记载了养生保健的理法。维医吸收了先进的汉族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的精髓，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维医学借助古希腊气质理论和体液学说等将人体分为四种临床类型：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和黑胆质。

塔链需要108颗珠子。

佛珠是佛教徒用以念诵记数的随身法具，在僧俗间的广泛使用。本称“念珠”，起源于持念佛法僧三宝之名，用以消除烦恼障和报障。通常可分为持珠、佩珠、挂珠三种类型。

每串佛珠数目表征不同的含义。佛珠的质料不胜枚举，以“七宝”所制成的佛珠最为殊胜尊贵。菩提子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类佛珠。

善念佛珠

善念佛珠，念珠材质主要包括：菩提子、佛教名木、佛家七宝、五色佩珠及其他诸如如意珠宝、土石等。其用原始本真的原木、菩提子为主料，精雕细琢，并结合佛教七宝等珍贵材料，搭以现代审美设计而成。生活各异，禅理不同，念珠亦是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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