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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中在东市与西市。
在唐代京都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两大市场,“东市”在今西安交通大学一带,“西市”在今劳动南路一带。“东市”主要服务于达官贵人等上层社会,而“西市”不仅是大众平民市场,更是包含大量西域、日本、韩国等国际客商在内的国际性大市场。唐代“西市”占地1600多亩,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固定商铺4万多家,被誉为“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
2、东西两市的区别
唐长安东西两市除所处位置上的不同之外,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经营商品的种类略有不同
东市和西市同是长安城工商业市场,但是由于其市场位置的不同,所经营的商品种类也略有区别。东市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而西市则距三内较远,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
2)东市的商业不如西市繁荣
东市靠近三内,周围多是勋贵官僚第宅,而其商业反却不如西市繁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受到政治上的种种影响和限制。
这是因为,唐统治者视商贾为“贱类”,以工商为未利,严禁百官入市。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月、二年十二月,太宗多次颁布禁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禁五品以上过市”。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六月,德宗又下诏:“禁百官署邸贩鬻”。有故事说,武周时期官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将入三品。一次退朝,就因为在路旁买一新熟蒸饼,于马上而食,结果遭御史弹劾,而未能升迁。武则天特为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朝野佥载》卷四)可见封建统治者既要依靠工商业满足其物质生活的享受,又自视清高,对工商业者卑视,加以种种的限制。据《长安志》载:“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京……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而西市商业较东市繁荣,是长安城的主要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因此又被称之为“金市”。
3、唐长安城东西两市的面积,各占南北两坊之地,平面形制均为南北略长、东西略短规则的纵长方形。
两市之内,各有两条平行的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四条主干大街在市的中央交叉成井字形,并且将整个市区划分成九个长方形。据考古探测,西市内四街宽约16—18米。其中南北向二街之间相距309米,东西向二街之间相距327米,二者大体相等。北街距市的北墙336米,东街距市的东墙293米。东市内四街宽度将近30米,较西市之街宽约一倍。
除市内主干四街之外,在两市的四周围墙内,还有沿墙平行的四条街道,顺墙街宽都在14米许。
4、另外,在市内沿着各条大街,在每方之中,还有许多小的巷道。这样市的规模虽大,但大街小巷相通,交通极为方便。
在东西两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两市各有八门。每门各与市内主干大街相通。市门有门吏管理。如同长安城内宫门、城门、坊门一样,早晚要随街鼓声而定时启闭。
两市内的基本布局是,中央各设市局与平准局,为市场的管理机构。所有店铺都临街开设于各方的四周,每方中小的曲巷,也都有临路开设的店铺。这样临街设店,四面立邸,既便于交通和货物进出装卸,又便于招搅顾客,进行贸易。
西市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这些外国的客商主要卖出香料、药物,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
在西市,前店铺后作坊多为胡商所开,从达官贵人筹集资金的钱柜到专卖钱绳的商贩,包容了220行。胡商多经营珠宝、香料、药材、丝绸、兼营借贷,也有经营酒肆和旅店的,他们中有不少人因经商致富。历史上也流传着不少有关胡商的记载,如西市一名胡商曾以十万贯钱,从西明寺僧人手中购得武则天钦赐的清泥珠珠宝。还有胡商欲从平康坊菩提寺僧人手中花一千万购买宝骨等等。可见当时客居长安的胡商们在西市的商贸经营中获利不少,也足见当时西市商贸区域的成熟。
5、随着西市的不断发展,到了唐朝中期,在西市经商的胡商有了明显增加,公元779年7月前,在长安常住的胡商就达到了数千人之多,胡商、胡人、胡店,久而久之,长安城里的“胡风、胡俗”也就随之在汉人中流传开来,穿胡服、欣赏胡人艺术文化等也成了长安城里汉人的时尚,其中有许多西域姑娘为之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尤其成了少年郎的光顾之地,因此也就有了李白的“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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