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疫情防控应急床位要求

床距11米。城市疫情防控应急床位要求新冠肺炎患者的床距11米，此外病房应有良好的通风装置。定点医院要根据当地的人口规模，配足配齐救治的床位，同时对于重症的监护单元也就是ICU要加强建设，而且要求ICU床位要达到床位总数的10%。

1月4日下午，仁济医院东院的急诊区。本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陈悦图

人挨着人穿行，高高低低的病床、担架、折叠床见缝插针，护士站、缴费处、取药处都排着长队，医护呼喊着寻找患者。躺在病床上的，一眼望过去都是老人，吸氧、吊水、张着口睡去，有些是白发照顾白发。

这是1月4日下午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急诊区，空气压抑，外面的人还在不断进来。

“我们现在已经远远超负荷，病人都没地方放了，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仁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说，“每天急诊留观的将近300人，医院在协调病人分流。如果分不出去，病人一直往里涌，后面压力会更大。”

急诊留观区塞满了病床，十分拥挤

仁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刘黎介绍，急诊从去年12月底开始保持高位运行，“发热门诊可能人数有点下降，但急诊就诊量达到1000人次，之后是1500人次，现在又接近2000人次，救护车最多一天突破200辆。现在是平台期，每天数字都差不多，没有往上走的大趋势，但是上升以后就一直保持在高位，没有下来。”

送来急诊的病人，近期“重症率蛮高的”。普通挂号中的重症号，每天将近100个，大部分是感染新冠后低氧气急，或者原有的慢性病加重。在急诊留观区，8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80%，大部分有基础疾病，感染新冠后病情加重。

面对源源不断的急诊患者，仁济医院各个病区加足马力接收患者，外科病房腾出空间接收急诊病人，40多名来自外科、口腔科、中医科的医生支援急诊，许多普通病房或外科的护士加入护理急诊重症患者。

病人不停涌入，新的病床哪里来？

急诊室里的情况，总是很危急。

40多岁的患者，新冠叠加本身的基础疾病，诱发心脏骤停需要紧急送医。

88岁老人变得嗜睡、说话不利索，家人多次给她测氧饱和度，前一天有92、93，次日凌晨骤降到68，立即拨打120前往医院。

76岁老人的肺部CT显示“大白肺”，转到仁济急诊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经过急救，从高流量呼吸机、高浓度面罩吸氧到鼻导管吸氧，配合俯卧位通气，几天下来状态好了许多。

2022年12月底以来，这种“急且重”的情况越来越多，从早到晚不停涌入，填满了急诊留观区和病房。

急诊区，医护和患者家属交流

“病人躺的到处都是。”刘黎指出，每天急诊的患者数接近2000，重症率较高。“天冷的时候，心脑血管疾病会加重，这部分病人感染新冠后会觉得气急胸闷，各种情况夹杂在一起容易造成重症。”

急诊区患者大多是高龄老人

留观的患者人数每天在280-290人，近期已经超过300人，八九十岁的老人尤其多。七十多岁的患者，在刘黎眼中，也算“年纪还轻”。刘黎说，有人吸氧吊水，待几天情况稳定就可以离开，有的病情严重要住院，床位有限只能等待。而且每天不断有救护车来、有人来，必须腾出空间。

新的病房不断开辟出来，但病床依然紧张。

急诊科病房、监护室、感染楼、重症医学科都在收治患者，其他各科室也在医务处牵头下腾挪空间。每天早上，急诊医生会梳理病人的情况，汇报到医院群里，建议住院的患者会被转送到各科室，骨科五官科拿出一层楼的病房，肿瘤介入科腾出一半的病床。

“外科病房以前是开刀的，现在不得不收治内科病人；我们还有几个医联体单位，每天跟他们联络，有空床的话可以把病人转过去。”熊剑飞表示，医院一直在多方协调病人的分流。

急诊区，许多患者需要吸氧输液、心电监护

仁济医院肿瘤介入科护士长潘磊指出，安排病床并不只是一张床，患者需要心电监护仪、需要吸氧和吊补液，原病房可能没有这些设备，临时增加的床位也存在这些设备缺口，心电监护、各种吸氧设备都在紧急调配。

住院病房的周转率不高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刘黎说，之前急诊住院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在7天左右，最近这几天放缓了。骨科五官科病房3天收满了41个急诊重症病人，截至1月4日中午还没人出院；肿瘤介入科开辟出急诊病房2周左右，3个人出院。

刘黎表示，医护都在想办法，转为轻症的病人尽量劝回家休息，但是住院患者大多是重症，不可能做到快速周转，患者需要经过一定的治疗周期，稳定后才能出院。医院也尽量在走廊增加床位，增加供氧位置。

外科医生“转行”，能解决病人的问题吗？

仁济医院东院急诊科本只有39名医生，近期的日接诊量近2000人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向其他科室寻求支援。

急诊一楼，40名医生从其他科室抽调来支援，8名内科医生，32名非内科医生，包括外科、口腔科、中医科等。二楼新开设的临时留观区，也从其他科室抽调了5位医生支援。

问题是，非专科医生如何跨科问诊，能解决病人的问题吗？

刘黎表示，专业不一样，其他科室的医生可能对急诊内科的疾病没有那么了解，所以会根据情况安排岗位。

有些外科操作和内科或重症科有相通之处，比如麻醉科可以做气管插管、深静脉穿刺等抢救措施；中医科可能对重症病人没那么了解，但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运用中医调理给病人提供建议，可以到发热门诊帮忙看病；外科医生还可以和内科医生一起接救护车，做心电图、量血压、开医疗处方、给病人做解释工作都没问题。

骨科护士在护理急诊重症患者

王钰钢是创伤骨科住院医师，2022年12月28日接到通知支援急诊，他所在的骨科共有6名医生被抽调到急诊，原来的科室工作由其他同事分担。

在急诊区，他主要负责两项工作。有些时候在抢救大厅接诊，协助内科医生进行接诊前的准备工作，了解病人的生命体征、询问病史、进行基础检查，同时为病人答疑解惑，疏导患者，维持秩序。

有些时候在配药。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只需要补液或开药，急诊区开辟由外科医生坐镇的配药窗口，可以将挂号病人分流，缩短候诊时间。“让确实需要内科医生进一步查看的病人去挂内科号，只需要配药的在外科医生手里就解决掉。”刘黎说。

由于内外科看病流程不同，外科医生在支援前都接受了培训，包括药物的协定处方、患者需进行的检查、接诊流程等。任何医生碰到问题都可以在微信群提问，急诊内科医生会尽快解答。对于疑难的或者特别危重的患者，仍以急诊内科或内科医生为主。

王钰钢表示，目前的工作没有超过他的能力范围，大多数诊疗还是由内科医生进行。配药急诊难免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他处理不了的病情，会请内科医生帮忙。”在家也会把内科书再翻一翻，给自己充充电，能解决的问题还是帮患者解决掉。”

在外科大楼5楼，骨科五官科病房转为急诊病房，全科医学科医生入驻接手患者。

仁济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孟超觉得，“从全科转到急诊重症，对我们来说还是完全可以应对的。去年四五月上海疫情时，我们都在防疫的第一线，全科作为主力支援定点医院，积累了一些抢救新冠重症、合并基础疾病的经验。我们也长期支援急诊、发热门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义务、一种担当。”

1月4日上午，重症科医生和全科医生联合查房

每天，重症科医生会参与一次全科医生的查房，根据重症病人的生命体征给予建议，查看病人的俯卧位姿势，商量用药情况，指导机器使用和参数调整。每天下午，医院针对重症病人组织院内大讨论，相应科室的专家会协助治疗。

“医院上下联动，病情非常重的病人有重症监护室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可以把病人转过去；他们的病人好一点，也可以转到我们的病房。”孟超说。

王钰钢坦言，急诊工作必须高强度连轴转，对精力和身体都是考验，他希望能“尽量稳妥地解决患者的问题”。“我们只是支援，做一些常规事务，不涉及太强专业性。内科医生最辛苦，主要工作还是他们在做，现在是高峰，人数非常多，医生基本上不停。病人和家属也很辛苦，等待的时间长，大家都不容易。”

腾挪病房后监护侧重点不同，护士如何迎挑战？

在分流的急诊病房里，拥挤复杂的情况相对缓解，紧张感却依旧弥漫。从外科到急诊内科，对最靠近患者的护士们而言也是挑战。

急诊区护士站，患者或家属在排队

骨科病房接收急诊患者没多久，一名酮症酸中毒患者被送来。长期高血糖，有基础疾病，再受到新冠冲击，这名患者酮症酸中毒陷入昏迷，一直叫不醒，家属也乱了阵脚。医护团队在病房内为其插管，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有创呼吸机通气，并通过调节血糖、使用抗生素让患者清醒，监护室腾出床位后转移过去。

仁济医院外科五楼护士长戴倩回忆起来还有些紧张，“这台有创呼吸机普通病房的护理人员没有接触过；做气道护理、生命体征监测，对护士而言要求是比较高的。”

2022年12月28日，外科5楼改成急诊重症病房，外科护士们紧急转向内科、重症，学习高流量吸氧机器、无创呼吸机等设备使用，了解内科医嘱护理模式。戴倩说，护士是医嘱的最终执行者，如果弄不清楚，护士们做得心不定，患者的安全也没法保证。

外科5楼，护士站的白板上写着各病床需进行的护理

护士站的白板上写着各病床情况和需要进行的护理，测血糖、长期吸氧、俯卧位通气、吸痰、告病危等等，密集的病床数意味着繁重的工作量。“外科是手上功夫、刀上功夫，内科更多的是你要去发现病人病情的变化，调整用药。”戴倩指出，收治的患者大多是八九十岁老人，基础疾病严重，护理人员必须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格外注意用药时间的准确性。

在肿瘤介入科，病房分成两部分，一半维持原状收治肿瘤病人，一半收治急诊的重症病人。26个急诊重症床位已全部收满，主要是涉及血液科、肾内科的患者，合并肺部感染问题。

肿瘤介入科病房，一半用于收治急诊重症患者

护士工作量也翻番，需要同时护理两边的病人。“原来我们是做微创手术的，等于半个外科科室，现在要完成重症病人的护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体量很大，病人不断在收治，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肿瘤介入科护士长潘磊说。

她解释道，两边的病人在仪器监护、药物使用和观察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手术病人侧重术后的并发症观察，比如出血，而急诊重症病人可能以窒息、感染性休克为主。

肿瘤介入科护士为患者进行俯卧位通气

不过，医院提供了很多培训，包括仪器使用、突发情况处理等，不同科室、护理团队间也有交流。肿瘤介入科的楼上是血液科，楼下是肾脏科，有相关基础疾病的急诊重症患者更可能被分配到这里，方便问诊。

“护士从毕业到临床，各个科室的技能都要掌握，重症病人护理也学过，基本技能都是有的。”潘磊直言，目前楼层内的护士全部“阳康”，即便在感染期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也一直在岗。

戴倩家离医院20公里，去年10月起，她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方便急诊的时候随叫随到，“只要一通电话，电话里能解决我就解决，凌晨两三点接电话正常的；解决不了的话，我从家里赶过来5分钟。”

支援过武汉，也支援过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戴倩觉得抗疫三年间自己变得更成熟，遇到重症不再慌张，但压力丝毫未减，“原先是防新冠，现在是防重症。去年3月接触的都是轻症或无症状患者，按时测核酸、发药就行；现在更多重症，患者需要补液，需要更多机器救治。”

病房减半，肿瘤患者的治疗怎么办？潘磊解释，现在必须手术治疗的病人会收进来；择期手术的患者会沟通调整时间，吃一段时间药，过段时间随访，有些病人阳性后暂不适合手术，就往后安排。

“大家在生命面前都是平等的，谁病重谁先治疗。”潘磊说。

1月2日下午，急诊二楼也开辟出临时留观区，5位非内科医生支援，日间病房护士负责护理。这几天，氧气设备、病床不断添置，留观患者陆续转入，一大块空地又渐渐满了。“这几天还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边学边做。也是临危受命，既然困难来了，我们就要直面困难，尽到该尽的职责和义务，把病人照护好。”负责该病区的日间二病区护士长陈璐琪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铂鋆

随着全国新冠感染人数急剧上升，各地都出现了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基层尤其是农村医疗资源基础薄弱，一直是我国健康事业的短板。在当前严峻的新冠疫情下，农村基层能否安然度过疫情“第一波”冲击，尤其值得关注。

重症救治，农村医疗的短板

不久之前，笔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一桩悲剧。一位农村儿童新冠阳性，该儿童出现高热症状5小时之后病情转危，前往县医院就诊，医院采取种种治疗手段仍无法控制病情发展。县医院深夜派出救护车送孩子前往就近的城市三甲医院，跟车医务人员采取了必要的对症救治手段，孩子仍然在一个多小时的送医途中停止了心跳。

临床一线，经常见到新冠或其他因素的急性感染导致基础疾病恶化、多系统器官接连出现问题并导致恶性循环的病人，即急性感染成为“重症漩涡”的始动因素。儿童的免疫功能、血脑屏障等自我保护机制发育不全，除了感染新冠之外，由于流感病毒、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等急性感染引发脑炎、心肌炎爆发、病情迅速转危的病例并不罕见。

新冠肺炎相关死亡诊断的最新标准

当前新冠病毒变异速度很快，而且传染性“基本再生数R0”是流感的数倍，意味着庞大的感染规模。这不仅会造成医疗救治能力紧张，还会带来相当数量的危重病人，即便是1‰的死亡率也会威胁许多人的健康。

一旦疫情感染规模较大、感染者新增趋势过快，重症病人必将接踵而至。农村地广人稀，群众前往大医院就诊相对不便。在重症救治能力相对薄弱的农村，这类病人能否及时得到有效救治，对于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来说是重大考验。

悬殊的“人均”差距

医疗界有一句俗语，叫“一级是一级的水平”，讲的是不同级别之间医疗机构的水平差距。以重症医学专业为例，根据评级标准，一所医院应当开设的重症医学科床位数，不能少于三级医院开放床位总数的4%，不能少于二级医院开放床位总数的2%。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极强的学科，医院科室的接诊量与诊疗能力高度正相关。

截止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三级医院3275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651个，但是分布在全国1600多个县级市及县城的三甲医院仅有三百余所。全国五分之四的三甲医院坐落在城市，意味着处理危重疾病的经验和实力较强的医疗团队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城乡危重救治能力差距悬殊，直接关系到婴幼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能否安然度过疫情高水平流行的冲击。

我们以多年来重点检测、统计数据连贯的健康数据“儿童死亡率”为例。2021年，我国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1‰，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85‰，农村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城市的207倍。2021年我国城市婴儿死亡率32‰，农村婴儿死亡率58‰，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的18倍。2021年我国城市新生儿死亡率为19‰，农村新生儿死亡率36‰，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婴儿的189倍。截止目前获悉的统计数据，重症救治尤其是婴幼儿童等脆弱人群的重症救治是农村医疗的短板。

据统计，截止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卫生人员13983万人。其中，县级（含县级市）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卫生人员3521万人，乡镇卫生院共有卫生人员1492万人，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共有1363万人，总计6376万人。2021年，我国城市居民67亿人，县级市、县城、县以下的农村共有居民75亿人。城乡卫生人员看似7607万人对6376万人，差距并不大。

然而，卫生人员的范畴包括了没有卫生技术从业资质的人员。各985院校医学院毕业生的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常年高达95%以上，然而我国执业医师考试的通过率仅在三成左右。两个数据的巨大差距原因之一，就是大批在基层有岗位（报考资格）、无执照（多年无证上岗）的卫生人员常年屡战屡败。如果单纯衡量卫生技术人员，在5亿人口的农村，仅有卫生技术人员2645万人。相较2021年年底全国11242万人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含县城、县级市）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19人，农村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29人，城乡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之比达225。

在村级卫生室工作的1363万人员中，有691万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职业培训层次较低，仅能申领乡村医生证、卫生员证。这类行医执照的执业内容、执业地点受到限制。持证医务人员仅能在农村行医，从事初级保健及“打补丁”性质的行医活动，为农村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如果减掉这类人员，农村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仅为395人，城乡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的差距高达三倍。

尴尬的技术人员素质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除了人均数量不足，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培训不足、人才队伍老龄化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在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序列中，2成的乡镇卫生院医师没有大学学历。我国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当中仅有三分之一获得了大专及以上学历，半数是中专学历。有些村医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培训的“赤脚医生”，80年代通过“同等学历”考试取得的中专文凭。全国七分之一的村医是“相当于中专”学历及高中以下学历。当前全国近四分之一的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年龄在60周岁以上。发达地区遇到病人就诊高峰，尚可以通过召回65周岁以下退休医务人员补充医务人员力量。基层的老村医本来就是六七十岁没退休，基层医疗卫生的冗余度极低。

乡镇卫生院及农村卫生室的诊疗水平也是一言难尽。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医术水平较低，在上级医院面前缺少竞争力，2008年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一些地区认为这类机构应该扬长避短，专注于公共卫生事业。于是一些乡镇卫生院将业务重点转为承担当地居民的健康档案管理及普及卫生保健知识，提供的医疗服务趋于基本化。一些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曾经开展的手术、接生、相当数量的疾病诊疗等医疗业务转给了上级医院，“治病”能力不断下降，医务人员相关业务生疏。

随着政策的调整，一些地区的乡镇卫生院重新重视医疗工作。但是2020年以来，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肩负了疫情防控任务，“重公共卫生、轻诊疗”的情况有所加剧。一些乡镇卫生院本来由于常住人口流失遭到缩编，工作人员人手紧张。2021年抽调大量人员支援疫苗接种，2022年越来越频繁的全员核酸采样，这都让医务人员在治病方面变得更加力不从心。由于前一阶段的疫情防控工作，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普遍限制甚至是禁止接诊发热病人，医务人员对相关疾病缺少经验。

现在很多地区的乡镇卫生院按照平时的常住人口安排人员编制。春节期间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及新市民群体返乡过年，让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人均”数据更加难看。往年回乡过节的游子并没有带来就医需求，对基层医疗卫生没有影响；近期则有了严峻的疫情输入及扩散压力，这将冲击脆弱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

县医院ICU迎来“大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各级医疗机构的重症医学（ICU）专业发展。据2022年1月9日的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全国的重症医学床位总数是1381万张，其中三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床位是1065万张。我国重症医学床位人均床位数量接近10张/10万人的水平，步入了发达国家水准。

而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我国ICU床位数量为67198张，人均重症医学床位仅为4张/10万人，疫情近三年，我国重症医学床位数增加了8万张。今年11月，有关部门紧急对全国的重症医学资源进行了摸底，该数据应当准确反映了我国重症医学资源的近况。

重症医学床位数量的突飞猛进，意味着我国目前805万名重症医学医师、22万名护士重症医学护士、1777万名“可转换”的重症医学护士后备力是在近年来成长起来的。尤其是一些医院为了迎接评级新近开设的重症医学床位，平常使用率较低，医务人员能否经受得住考验有待实践证明。

当前一些转岗重症医学人才的培养周期略短，战斗力有待检验。经过正规临床规范化培训的“科班出身”人才，在就业上又嫌弃基层医疗机构。在我国，由于分级诊疗不完善等种种原因，重症医学专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医科生在本科毕业后，在有实力的大医院接受临床专业研究生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形成临床思维，培养专业技能及经验。在大医院“赢者通吃”的医疗格局下，大医院在形成市场垄断的同时又获得了人才垄断。越是“高大上”的专业，离开大医院越不好开展，人才越不好就业。

2021年招聘季，笔者注意到安徽省无为市人民医院由于多个专业无人报考或是报考人数不足，不得不取消了招聘计划。在全体大学毕业生考公、考事业编蔚然成风的当下，县乡岗位也令人趋之若鹜，往往一个岗位有十几个、几十个报考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地区的县以下医务人员招聘可能是全国“考公上岸”大潮中竞争压力最低的。然而，无为市这样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县级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样远比乡镇“高大上”的岗位居然无人问津。其中，重症医学科的“无人报考”，反映了当前县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专业普遍性的求才尴尬。

2021年安徽无为市人民医院由于无人报考取消多个招聘计划

“速成”的ICU床位是我国引以为傲的工业产能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伟大成就。但“速成”的重症医学队伍能否经得住“第一波”的考验，只能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回顾总结，让现实作答。

乡村：“压平感染”还是“快速过峰”？

当前，不同的专家对如何度过新增病例快速增长期有不同见解，基本可以分为“压平感染”和“快速过峰”两种意见。

持“压平感染”观点的人认为，应当通过一系列疫情防控手段，包括保持佩戴口罩，必要时采取减少人员聚集、减少人员流动、减少堂食、减少娱乐活动、鼓励非关键工作岗位居家办公等限制措施，减轻疫情高峰对医疗系统的压力。通过控制每天的新增感染者数量，让现有感染者总数及重症病人数量维持在医疗机构可以应付的范围。但是“压平感染”必然会延长人群普遍获得抗体的周期，让社会长期承压。

持“快速过峰”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将来80%~90%的居民都会感染新冠，不如放任疫情传播速度，缩短疫情达峰的周期，避免医疗行业等部门持续作战。一些媒体也将权威专家意见“感染一次新冠就获得了抗体，相当于注射了一次疫苗”曲解为“专家说了，感染新冠就是打疫苗”。一些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此向民众宣传“早晚都会阳，早阳有抗体”，希望在春节长假实现“快速过峰”，降低劳动者病假减员对经济的影响。

美国“自然流行”状态下的新冠病例日增曲线

笔者认为，虽然有说法认为感染一次新冠奥密克戎毒株获得的抗体可以让人对该毒株免疫三个月到半年，但是这种“免费疫苗”毕竟是要医疗单位准备ICU床位的，能不沾就不沾，能晚沾就晚沾。何况新冠奥密克戎存在大量变异毒株，不同毒株之间存在免疫逃逸，感染一次新冠获得的抗体意义有限。国外疫情经验丰富地区存在感染了甲毒株可能短期就会重（chóng）感乙毒株的例子。

以日本为例，近期不同变异毒株导致的疫情在日本南北一千余公里纵深的国土上你唱罢我登场。像我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要警惕此类情况的发生。尤其经济中心城市在包容和海纳百川了全国生产要素的同时，必然也将接纳各地的变异毒株。“快速过峰”理论可能惨遭“波峰叠加”的现实。这类城市只能既接受各地支援的病毒，又让各地支援医疗队伍和快递小哥。

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医疗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来说，尽量采取“压平感染”措施，避免居民集中感染对医疗救治队伍造成冲击，帮助老人、儿童、慢性病人等高风险人群平稳适应疫情防控新阶段。我们好不容易争取了三年的时间给了这些人安全感，希望在这最后的冲刺中把这种安全感延续下去。

2022人均icu床位数量有三百五十万张。350多万张icu指指重症加强护理病房2022年全国该床位共有350多万张icu又称加强监护病房综合治疗室，治疗护理康复均可同步进行，为重症或昏迷患者提供隔离场所和设备。

是的，在孟买金融区的一角，坐落着当地最大一座方舱医院。其中共有2300张床位，包括800多张可吸氧床位和120多张重症监护室床位。据医生介绍，由于近期确诊病例激增，目前，所有的床位已经满员。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下半年，孟买的疫情曾有一定好转，这让当地政府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陆续关闭了全市七成以上的方舱医院及新冠肺炎护理中心。

在新一轮疫情出现苗头后，也没有充分重视，未能做到及时重启。根据孟买市政府的统计，截至4月27日，孟买一共只剩下51张重症监护室床位和19台呼吸机未被占用。

疫情严重，新增床位措施杯水车薪

为解决病床短缺问题，孟买市政府决定在未来5至6周内，再兴建3座方舱医院或类似设施，预计将新增6000多张床位，其中包括200张重症监护室病床。不过，也有人批评说，与疫情的汹涌程度比起来，这样的措施恐怕依然是“杯水车薪”。

记者反映：虽然孟买市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试图缓解当地病床短缺问题，但由于孟买大约有2000万人口，每日新增数千的病例，与之相比，这些措施恐怕仍然不够。孟买其实仅仅是印度的一个缩影，伴随着疫情持续发酵，印度的医疗系统或许还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1月14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介绍，全国发热门诊的诊疗量在2022年的12月23日达到高峰，是2867万人次，之后是持续下降，到1月12日回落到477万人次，较峰值时数量减少833%。全国急诊诊疗人次在2023年1月2日达峰1526万人次，之后持续下降。

焦雅辉还称，根据监测数据显示，现在住院的新冠感染者的数量呈现出连续下降的趋势。在1月5日达到了住院新冠感染者峰值1625万人，之后连续下降，1月12日回落到127万人，在院新冠感染者占比呈现出连续下降趋势。

焦雅辉

通过监测数据显示，发热门诊达峰2周后，在院的新冠阳性重症患者数量也达到峰值，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目前在院的重症患者的数量仍然处于高位。2023年1月5日，在院新冠阳性重症患者数量达峰128万人，之后连续波动下降，到1月12日在院的阳性重症患者人数回落到105万人，重症床位使用率是753%，重症床位能够满足救治的需要。

1月12日上午，浙江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在省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后表示，目前，浙江发热门诊就诊人次明显回落，120急救和急诊目前也正处在逐步下降阶段，全省整体疫情已渡过感染高峰期，预计在1月底将降至较低的流行水平。但住院和重症、危重症目前仍处于高峰平台期，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90%左右。他说：“全省医疗资源总体处于平衡状态，能基本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的医疗救治需求，但仍处于最关键的阶段，重症危重症的救治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1月8日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蔡洪流。他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专家，曾参与2021年河北石家庄、2022年吉林长春、上海、海南三亚等地的抗疫。近三周以来，作为综合ICU主任，蔡洪流的工作强度一直在持续加大。就在采访的周日，他的一天被排的满满当当，白天讨论病例，晚上进行第十版诊疗方案培训。直到晚上十点半，他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记者谈起了浙江在重症高峰到来前的准备、ICU改造为何需要时间、如何在短期内培训出一支可以上战场的重症队伍、新冠救治有何重大误区。他坦率地说：“‘二十条’措施推出后，我推测中国感染人数的上升可能会花三个月走完别的国家三年的路，实际上我们花了不到20天。”以下是蔡洪流的讲述：

浙江从2022年12月中旬开始逐渐进入重症高峰，目前还处于平台期，未见明显拐点。我所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最大的压力是在感染人数开始激增的早期，大批医护倒下和感染高峰部分重叠到一起。当时人员非常紧张，我们一个院区的医生甚至在单位旁边租了一套房子，当作集体宿舍。阳了的医护住在那里，工作七八小时之后实在撑不住了就去躺三四个小时，然后再回院继续战斗。

近三周以来，我们重症医护的工作强度一直在持续加大，收治的重症患者中，高龄、感染新冠后原有基础加重的病人占比在不断增加，住院周期也在拉长。同时，我们负责的ICU床位成倍增长，比如我所在的重症医学科原本有184张床位，后来又开了四个新的病区，增加了100多张床位。而整个医院之前的ICU床位一共是250多张，现在准备好的ICU床位增加到了近600张。

国家卫健委从去年12月初就不断强调，三级医院综合ICU要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4％，各专科ICU也按照床位总数4％的比例改造可转换床位，也就是保证综合ICU和可转换ICU总共能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8％，改造必须在去年12月底之前完成。而按以前要求，二级以上医院ICU床位数占比为2％~8％，也就是说，8％已经是天花板了。

平时，ICU床位的改造一般至少需要几个月，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

2023年1月11日晚，浙江湖州，湖州市中心医院呼吸科病房，医护人员正为患者护理。图/视觉中国

为什么改造ICU需要时间？因为这不是加一张床这么简单，比如说呼吸机，不是把它搬过来就行，它的后面紧连着气体设备带，改造ICU对病房内氧气、空气、负压吸引接口、电源插座等也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我们要求是一张床一个空气开关。ICU里都是生命监测、支持设备，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在一瞬间危及生命，所以改造ICU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追求速度。

浙江省卫健委近期组织重症医疗、护理专家对全省11个地级市22家医疗单位进行重症病例救治巡诊。我在刚结束的巡诊中发现，因为各医院都在争分夺秒改造ICU，当前重症医疗设备的供应较紧张，部分县级医院呼吸机、高流量氧疗设备、CRRT机器等处于紧平衡状态。

硬件上的改造、设备的购置还不是最大的挑战，最难的是ICU医护没办法短期内增加。培养一个合格的ICU医生至少要专门培训三年以上，因为ICU收治的都是病情重、变化快的患者，因此要依赖很多监测和治疗设备，比如监护仪、呼吸机、CRRT机器、ECMO等，因此我们业内将重症医护形容为“特种兵”，每天既要面对数量很多的病情危重复杂的重症患者，还要会使用各种“武器”，对能力的要求很高。

实际上，此前三年全国真正参与了新冠治疗、尤其是重症救治的医护人员并不是太多，这次防疫政策调整后，是第一次几乎所有医护都真正进入新冠救治的实战模式，这场仗必须要打，而且必须打赢。这种形势下，一个最现实的选择就是采取混合编组的工作模式。

比如，有麻醉科医生和我们一起工作，他的特点是操作能力强，因为麻醉机和呼吸机很接近，对气管插管、穿深静脉，甚至循环呼吸的抢救等都相对专业，但在如何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方面经验就相对欠缺，于是再找感染科医生加入进来。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混编时一定要把这些来支援的其他科医生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形成一个最高效的组合。在我们医院，一个混编小组基本由一名重症医生、一名麻醉科医生，再加上一名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构成。

而且，这个组合定下来之后尽量别变动，现在新扩建的ICU病房里，很多呼吸机的品牌连我这种“老重症”都没见过，我们都需要和设备磨合，医护彼此之间也要磨合，我们花了两周时间才真正磨合好，如果等上战场之后再磨合就迟了。

因此，混编不能纸上谈兵。在重症高峰到来前，要让这些来支援的医生提前到ICU上班，先工作1~2周，中间还可以再优化调整，这也是给非重症医生进行紧急培训的最重要环节：一定是要以团队的形式、以实战的形式。

浙江在重症队伍的培训上比较充分，省卫健委去年12月初就发文要求，各地市上报参与培训的医护具体名单，各医院要按一张ICU床位配1名医生、25~3名护士，并在此基础上再额外增加20％~30％的人员作为后备力量。去年12月8日，全省所有地市派出新冠重症救治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组成的骨干团队来杭州集中培训了五天，由我们医院新冠重症救治最有经验的医护及呼吸治疗师来教学、介绍经验。

不过，浙江虽然已做了包括ICU改造、人员培训等各种预案，但“新十条”后，感染人数上升速度之快还是超过了我们的估计。“二十条”措施推出后，我推测中国感染人数的上升可能会花三个月走完别的国家三年的路，实际上我们花了不到20天。

2023年1月11日晚，浙江湖州，湖州市中心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内，医护人员正为患者护理。

ICU的任务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早在2020年我们总结抗疫经验，最重要的就是关口前移，在今天仍然适用。关口前移的关键是尽早把高风险人群识别出来，第十版诊疗方案中提到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一共有六点，每位社区医生都要背下来，不能漏掉任何一名高风险患者。第十版相对第九版的一个变化是把高危人群的年龄门槛从60岁提到了65岁，并特意强调了未全程接种疫苗者。2022年我们参加上海保卫战时，少数死亡患者的特征就是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且没打疫苗，所以这类“关键少数”脆弱人群一定要重点关注。

社区医生要告诉高风险人群你需要注意什么，如果出现哪几种情况，要第一时间联系谁，要引导他们到社区去，而不是等到扛不住了才往三级医院跑，让他们对社区医院建立信任。新冠初步治疗的培训实际上花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社区医生完全有能力应对，如果觉得自己解决不了，就要立刻向上一级转诊，因此必须有一套高效的转诊流程，让大医院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救治重型、危重型患者，这是成本最低、治疗效果最好的方式。

新冠的救治要抓住两条主线，一条是要尽早抗病毒治疗，第二条是治疗各种基础病以及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并发症，而基础病的治疗，社区医生比大医院更有优势，因为他们日常的职责就有慢病管理。另外还有两点要格外注意：一是要重视俯卧位救治，要应趴尽趴，把它和抗病毒治疗提到同样重要的地位；二是一定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少数医生都把抗菌药用过度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误区。如果考虑有合并细菌感染的可能，医生要积极去找证据，盲目使用抗菌药是有害的，要严格把握抗菌药物使用指征，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很重要。

发于2023116总第107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新冠重症救治一线医生口述：过去三周经历了什么？

记者：霍思伊李金津

编辑：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