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的禅让，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尧舜的禅让，历来被后人所传颂，景仰。它反映了上古时期的人们民风淳朴，天下为公的美好局面。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都知道在尧舜以前，黄帝及以后的几个部落首领没有实行禅让制，却单单出现在了尧，舜的身上，这事应该没有那么简单。禅让的说法，大多出现在孔墨经典著作之中，但也有史书记载是与其相反的。 史书《竹书纪年》有着：「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 荀子：「 ”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韩非子：「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在那个蛮荒的年代，一切都是以生存为主题。要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有教养，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 相传尧在位期间，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就开始建立国家政治制度，按各种任务任命官员。并征询大家的意见，寻求治理水患之策。四岳便推荐了鲧，尧觉得此人经常违抗命令，不能予以重任，但四岳还是坚持要鲧试一试，结果治水九年，结果毫无效果。 从这可以看出，尧当时地位，并不像以后的皇帝那样大权在握。决策很大一部分受制于群臣百姓的影响。 尧在位70年时，与众人商议继任者问题。四岳推荐了舜，说这人非常有孝行，也非常有管理才能。可见重臣对自己儿子也不看好，说明当时舜已经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可能是看出了他的潜力。舜推行德教，臣民都愿意听从他的教诲。处理政务时，都管理的井井有条，毫不紊乱，说明舜的能力真的非常突出。 舜平时就注重民众基础，体恤民间疾苦，深得民心。尧有心传给自己的儿子，怎奈形势所迫，不得已让位与舜。 禹则是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和管理能力。治理水患需要很好的协作沟通能力，把大量的部落联合起来，处理解决难题，在此过程中威望不断提升，所有的部落都愿意听他调遣。这时的禹可以说已经是实际的掌权者，这时的权利要比舜大的多，因此帝舜也不得不把王位让给了禹。 三国时期，曹丕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之后，不禁感慨：「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尧舜当年的事，我总算知道了缘由。从这之后，如果遇到臣子夺权，如王莽等，都要把这禅让程序走一遍，以体现自己的合法性。 关于尧舜时期的情况，当时并无史料。尧舜禅让是孔子整理的，而孔子离尧舜时代也有一千多年，把权力禅让给贤者，而不是让后代来继承，是符合儒家一贯提倡的思想，孔孟将「 ”尧舜禅让”描绘成儒家的典范，有利于推广他的礼仪仁政的治国策略。儒家和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是大家，主流学派，门徒众多，于是这一说法得到普遍认可，广为流传。

鲧gǔn。

1、释义：

古书上说的一种大鱼。

古人名。传说是夏禹的父亲。

2、部首：鱼。

笔画：15。

五笔：QGTI。     

同部首：鲁，鱼，鲂，鲋，鲍，鲈，鲐，鲑，鲕，鲔。    

相关词组：

1、共鲧 gòng gǔn

共工与鲧的并称。鲧，也写作“鮌”。 

2、禹鲧 yǔ gǔn

关于“中原”这一地域的认定，关于“禹布土于九州”中的“土”的理解，关于“鲧舜”忠奸的辨别。

3、夏鲧[ xià gǔn ] 

基本解释

1）同“夏鮌”。

2）即鲧。传说为尧舜时代的部落首领。禹之父。由四岳推举，奉尧命治水，九年未成，被殛于羽山。

苏轼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 系列：唐宋八大家文选 苏轼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进士。宋神宗时任祠部员外郎，知密州、徐州、湖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逝常州，追諡文忠。其文汪洋恣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豪放一派；于书法丰腴跌宕，自创新意，于绘画则喜作枯木怪石。存世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1，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2，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3，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4。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5，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取焉。 《传》6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7。四岳曰：「鲧可用8。」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9。」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1尧：陶唐氏，史称唐尧。舜：有虞氏，史称虞舜。禹：亦称大禹、夏禹，其子启建立夏朝。汤：又称成汤，建立商朝。文：周文王姬昌。武：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建立周王朝。成：武王之子周成王。康：成王之子周康王。成康之世，号称大治。 2哀矜：怜悯。惩创：惩治警戒。 3吁：叹其不然之词。俞：应许之词。 4虞、夏、商、周之书：《尚书》中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5吕侯：周穆王司寇，史录其事作《吕刑》。 苏轼6传：指《尚书》孔安国传。 7皋陶：舜时掌刑法之官。宽：宽恕。 8四岳：官名，总掌四岳诸侯之事。鲧：四岳推举鲧治水。后失败被杀，其子禹继而治之。 9方命：逆命不从。

译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在位的时候，那是多么无微不至地爱护百姓，为百姓着想，并且用对待仁人君子的礼仪来对待黎民百姓。有人做了一件好事，便奖赏他，还用诗歌的形式来赞扬他，以此肯定他的做法并勉励他坚持下去；有人做了一件坏事，便惩罚他，并满怀怜悯痛心地教训他，用这种方式来使他弃恶从善、悔过自新。所以人们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感叹声，喜悦欢欣或悲伤忧愁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书里都有记载。成王、康王先后去世以后，穆王继承王位而周朝开始衰败，但是他仍然召见他的大臣吕侯，告诫他要谨慎地使用刑罚。他的话忧愁而不悲伤，威严而不愤怒，慈爱而又果断，对无辜者充满了同情和怜悯，所以孔子认为《吕刑》有可取之处而把它选进《尚书》中。 《传》说：「对将要奖赏的人即使有所怀疑，也还是照样奖赏他，这是为了推广恩德啊；对将要处罚的人若有疑惑要免于处罚，这是为了谨慎地使用刑罚啊。」尧在位的时候，皋陶担任法官，将要处决犯人，皋陶三次说「杀」，尧帝却三次说「赦免」。所以百姓都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庆幸尧帝量刑的宽大。四岳建议说：「鲧可以用。」尧帝说：「不行。鲧常常抗命违众。」过后又说：「就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帝不同意皋陶处决犯人的意见，却接受四岳用鲧的建议呢？圣人的用意，从这里大致也能看到啊。《尚书》上说：「对罪行有疑惑，只能从轻发落；对功绩有疑惑，仍要重奖。与其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宁可自己承担执法不严的罪责。」唉！再没有比这更仁至义尽的了。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奖赏他就过于仁厚了；可以处罚，也可以不处罚，处罚他又过分严厉了。过于仁厚，仍不失为君子；过分严厉，就会成为残酷无情的人。所以仁厚可以过分，严厉却不能过分。 古时候奖赏不单纯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单纯用刀和锯。用爵位和俸禄作奖赏，那只能把奖赏的范围局限在享有爵位和俸禄的人们之中，而无法奖赏这个范围之外的人；用刀锯来处罚，这只能把刑法的威力施加在罪犯头上，而对未犯罪的人则无威慑力可言。过去的帝王深知天下做好事的人多得赏不胜赏，如果用有限的爵位和俸禄作奖赏是根本不够奖赏的；也深知天下做坏事的人多得罚不胜罚，光用刀锯是无法制裁的。所以凡是对赏罚对像有所怀疑的都一概用仁厚的态度来处理。用对待仁人君子的礼仪对待黎民百姓，使黎民百姓相互督促著向仁人君子学习，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喜欢好的，祸乱就会迅速结束。君子如果痛恨坏的，祸乱就会很快平定。」君子使祸乱迅速平定，难道有什么奇招异术吗？该喜就喜，该怒则怒，不过始终不失仁厚罢了。《春秋》一书的要点便是，制定法律贵在严肃，而处罚人则贵在从宽。根据其褒贬的原则进行赏罚，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评析 本文是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的一篇策论。文章质疑儒家典籍中的「疑」字，援引古时仁者以忠厚为本进行赏罚的事例，阐述了仁政的思想，认为忠厚在于以「君子长者之道」治国，而不全在于刑与赏。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对此文评价很高，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黄帝政权安定了若干年，传到帝尧时又起波澜。

帝尧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据说他在位九十八年，可晚年的时候被洪水袭扰的焦头烂额，洪水几乎颠覆了帝尧的统治。

帝尧之时出现了三位治水英雄，一个是共工，一个是鲧，另一个就是大禹。前两位是失败的英雄，只有大禹治水成功，最后得到了空前的影响力和政治资本。

关于鲧的死历来都有争议，流行的说法是因为他治水失败，所以被“ 殛于羽山，以变东夷 ”，关这当然是一种官面的说法，我们从很多史料的字缝里还能读出鲧天大的冤屈。

第一个直接告诉我们鲧有冤情的是屈原， 《离骚》 说：“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 ”，明确地告诉我们鲧是死于“ 婞直 ”，而不是因为治水的失败。 “婞直以亡身” 就一定能跟政治扯上关系，也许是得罪了当权者帝尧，也许是得罪了摄政者大舜。

屈原《天问》中有多次提到鲧的事迹，几乎都是正面的形象，《山海经》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鲧，一个位百姓请命的悲剧英雄，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鲧的死，并不是因为治水的失败，而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其中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怀疑的东西。

首先是对鲧的举用，四岳推举鲧治洪水，帝尧以为不可，四岳“ 强请试之 ”，结果据说是九年而无功。这里的无功恐怕不是实情，功劳多少一定是有一点的，就算没有功劳也还有苦劳。

但是，大舜摄政以后，却把鲧列为“四凶”之一，将他诛杀于羽山之野。

这真是奇哉怪也！

试问，如果鲧不懂得治水，帝尧也知道，那么四岳为什么还要强制鲧去治水呢？话又说回来了，你让一个不懂得治水的人去治水，最后治水失败，这也不能算得上是他的罪过吧，至少也不应该是死罪吧！

如果你明知道鲧不会治水，预料到让他治水一定会失败，然后又以治水失败为由杀掉他，这算什么？诬陷！赤裸裸的诬陷！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谁在陷害鲧？四岳。

为什么陷害鲧？我们看看四岳举荐的两个人，一个是鲧，明摆着是为了坑他的，另一个是舜，舜后来得以摄政，离不开四岳的举荐和帮助，这才是四岳真正要保举的人。而正是这位“摄政王”大舜，请求处死了治水的鲧，并且流放诛杀了所谓的“四凶”。

“四凶”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致于非死不可？

实际上，除了三苗我们不知道是人还是部落以外，剩下的三个人鲧、共工、驩兜，都是帝尧的重臣。帝尧后期洪水是最大的事情，而共工、鲧是前两任治水负责人，可见他们的身份地位之重。而驩兜则是共工的举荐者，他像四岳一样有举荐重臣的权力，可见也是位高权重。

四岳明知道鲧没有治水之才，却坚持举荐鲧治水，帝尧驳了四岳的面子，说鲧不可用，这是对鲧的维护。可是四岳“强请试之”，最后帝尧才不得不从，忍痛把鲧送上了一条死路，这似乎也昭示着帝尧后期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后来，帝尧干脆决定让位于四岳，离开这个凶险的帝位，但是四岳不肯接位，而是推举了虞舜为帝，虞舜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摄政。

大舜摄政以后，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除“四凶”，就是上面我们说的鲧、三苗、共工、驩兜，他们分明是帝尧的心腹重臣，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人人皆曰可杀的“四凶”呢？恐怕这是大舜和四岳的清除异己之举罢了，这样一来，权力就都落到了虞舜一系之手。

舜参政二十八年，其中摄政八年，这二十八年的时间内，权力紧紧的握在了他的手中，年迈的帝尧成了傀儡，屡屡想将这个烫屁股的帝位让出去，可是就是让不出去。

而这位老迈的尧帝，在舜摄政期间的下场，可能就像是《竹书纪年》中记载的一样：“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被舜、四岳等阴谋份子给囚禁了起来。

更奇怪的是，帝尧后期洪水滔天，黎民深受其害，可是舜在诛杀了治水的鲧以后，却再也没有提及治水之事，而是等到帝尧死后，帝舜继位以后，才想起来让鲧的儿子再去治水。

禹接到了治水的任务以后，战战兢兢，生恐被害，害怕再步父亲鲧的后尘，所以“ 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域 ”，由此可见，四岳重举鲧的儿子治水，恐怕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好心。

能治好洪水则罢，如果治理不好，恐怕他的下场也会跟鲧一样。

而那位大名鼎鼎的四岳，在辅佐帝舜以后，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中再也看不到“ 强请 ”的字样，他对帝舜的态度那是毕恭毕敬，再不像对待帝尧那样霸道。

平原都被淹了，人们只能躲在山丘或者高地上生活。可想而知，洪水之中，所有的生物都只能集中在那么一小块地方，环境有多么恶劣、有多么危险已经可想而知，危险怎么办？

怀山襄陵

为了人们能更好的生活，治水自然成了第一要务，可选谁去治水呢？四岳，用后世的话说，也就是辅佐舜管理地方四大诸侯，一致推荐了有崇氏部族首领鲧，为什么要推荐鲧，这里面还是有原因的。

有崇氏崇拜昴宿，以昴宿为图腾，说明他们懂得一点天文，洪水泛滥时期，他们主要活动于黄河南岸，生活的比较安稳，足以证明，有崇氏有一定的治水经验。

综合上述两种因素考虑，四岳推荐鲧担任水官治水，完全属于矬子里拔将军，实在是没有更好的人选，但，尧帝非常犹豫，认为鲧有点“负命毁族”的缺点，不听话，做人很自负，很有点自以为是，用他当水官可能不大合适。

四岳一听就不乐意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倒是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那？

尧帝

尧帝没有办法，只好向四岳妥协，任命鲧当了水官，鲧当水官后治水九年，说良心话，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否则，谁让他干那么久，但问题是，既然有作用，为何最后又被尧撤掉，被舜给杀掉了。

《尚书·洪范》当中认为，他犯了一点错误，即：鲧湮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治水期间，因为混乱五行的错误，惹的尧帝非常生气，然而，鲧是怎么混乱五行的？原因无他，大胆的用上了青铜器，用青铜器治水可能会提高一点工作效率，然而，当时，青铜还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战略资源，只有帝才有资格调配使用，鲧什么人，区区水官而已，你有什么资格使用这种神器呢？

当然，仅仅是“汨陈其五行”还不是尧罢免他，舜杀掉他的理由，前面也说了鲧有点“负命毁族”，原本就很自负，治水九年，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自负的更加厉害，都学会跟尧帝要官儿做了。

《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记载，多年之后，鲧有了点成绩，便把尾巴翘到天上，觉得水官这个职位已经配不上自己的功绩，于是找到尧帝，直接要求：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

鲧

我功劳这么大，怎么还只当个小小的水官，最起码，应该当一个仅在你之下的三公吧？

鲧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什么意思？这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当辅政，以便于尧帝暮年，能顺理成章的将帝位禅让给他。

按说以鲧的功劳，这事儿好好说还有个商量，可如今这么直接，尧帝自然很生气：欲以为乱。帝对臣心里有了猜疑，鲧之后什么命运已经铁板钉钉了。

于是，鲧就这么死掉，然而问题是，他死掉之后，洪水依然厉害，成摆在舜帝桌面必须解决的问题，可派谁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四岳想来想去，推荐了禹，舜帝没有办法，只好让禹继承鲧的事业，之后十三年辛苦，在继承鲧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又创造性了采用了疏，于是，治水一事就让他给弄成了。

弄成之后，舜帝又让他讨伐三苗，禹又取得成功，至此，威望如日中天，无人可比，舜帝便在年老之后，将江山禅让给禹。

大禹

关于禅让，根据五帝本纪上看，因为尧之子丹朱不贤，所以尧帝将江山禅让给舜；之后又是舜之子商均不贤，所以，舜帝将江山禅让给禹。

上两代都因子不贤而将江山传给外人，可唯独到了禹，儿子姒启恰好非常贤明，所以继承了父亲禹传下来的江山。然而不管怎么说，从大禹开始，江山传承改变了性质，从禅让制改成家天下是毋庸置疑的，但，原因真是因为姒启非常贤明，都贤明到了无人可及的地步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大禹治水的时候，舜帝手下有个士师皋陶，主管司法的大臣，后人称之为法圣，民间威望也很高，几乎跟大禹并肩，当年舜帝在江山到底要让给大禹还是让给皋陶的问题上，很是犹豫了几天的。

另，大禹治水，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他自己也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我治水成功，大费起码起了一半的功劳，也就是说，其时大费的声望仅在大禹之下。

皋陶

综上，不管皋陶、还是大费，声望都是在姒启之上，如果按禅让“禅位以贤”的标准来看，大禹之后，应该把江山让给皋陶或者大费才是，大禹起初也是顺从民意，准备把江山让给皋陶，然而可惜的是，皋陶年纪太大，没等大禹升天他就先行告退。

之后，有资格继承大禹帝位的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大费，一个就是传说中很贤的大禹的儿子姒启。

而且，大费的威望还在姒启之上，因为他有治水大功，至于姒启，不管多贤，治水这等大事他都是没参与的，从这个层面讲，大禹之后，姒启基本只能靠边站，然而，大禹能心甘情愿吗？

不得不说，大禹虽然是英雄，但英雄有时候也是有私心的，到了这个份儿上，他只能选大费当继承人，暗地里呢，又对这事很不甘心，所以还留了一手，至于这一手，《史记·燕召公世家》当中说的非常清楚，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

什么意思？

姒启

让伯益，也就是大费辅政，当继承人没错，但朝廷里的主要岗位上，安插的都是启的部下，另外，还让启驻扎京城负责练兵，这一手非常厉害，等于直接将大费整成了空架子，如此一来：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

大禹一死，启便立刻发兵，与大费交战，最终夺走了本该属于大费的天下，对这个问题，也许《史记》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说的比较含糊，但《战国策·燕策》当中的评论，可谓是一针见血了，《战国策·燕策》说：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事情就能整得这么尴尬，需要说明的是，大费是东夷部族的首领，活动于山东日照一带，姒启打败大费之后，顺道将山东日照一带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的东夷文明彻底毁灭，致使山东日照一带再度沦为蛮荒之地。

于是为了生存，大费被埋葬之后，他带领的东夷部族随之发生分裂，一部分依旧留在山东，一部分向南，一部分向西迁徙，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而向西迁移的部族，以后便在甘肃落脚，在甘肃建立秦国，成了至为纯正的老秦人，于千余年后夺得天下，该是我的迟早都会还回来，说的大约就是他们吧。

而姒启，要不是大禹生前留了一手，他哪能当上天下共主，既然姒启当不上天下共主，之后自然也不会有夏，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