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王族怎么分成三支(安东、诺罗敦、西索瓦)

简单了解他们几个的表面关系

安东

诺罗敦（安东的儿子）

西索瓦（安东的儿子，诺罗敦的异母弟弟）

西索瓦·莫尼旺（西索瓦的儿子，安东的孙子）

诺罗敦·西哈努克（莫尼旺的外孙，诺罗敦的曾孙）

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西哈努克的父亲，诺罗敦的孙子）

这里可以看出，安东分出了诺罗敦和西索瓦两个支系

后面辈分就有些乱了，西哈努克母亲是西索瓦·哥沙曼，是莫尼旺的女儿，所以称他是莫尼旺的外孙，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是安东的曾孙，却叫安东的孙子莫尼旺作表哥，又成了他女婿……这是柬埔寨王室内部通婚的结果，这里就不详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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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百兽之王——老虎已经老了，于是，他向动物们宣布：“我老了，所以，我要你们动物们来报名，来争取我的王位。双方打仗，如果谁打败了对方，我就把王位让给它。”大家议论纷纷，大多数动物都不参加战斗，只有狗熊和狮子报名参加。 狮子想：这狗熊，不是在找死吗？比赛场上，我一口就能咬死他。因为他自恃必胜，所以，每天除了吃，就是睡。狗熊和狮子不一样，它却起早贪黑练功，一会儿练翻跟斗，一会儿练拳击，一会儿练心掌……最后，他练得一身武艺，一巴掌就能打倒一棵又高又大的树。

　　到了比赛的那一天，狗熊早早地起了床，做了一下热身运动，就到比赛场上去了。狮子呢，等太阳高照时，他才懒洋洋地爬起来，梳洗完毕，才睡眼朦胧地去了战场。一到那儿，就看见狗熊精神抖擞地站在那儿等他呢！比赛开始了，狗熊先来了个“扫堂腿”，把狮子打倒在地。狮子刚想爬起来，就被狗熊的“黑心掌”打昏了。狗熊赢得了这场比赛，当上了百兽之王。

　　狮子受了伤，正在家里养伤。一天，老百兽之王老虎去看望他。老虎问他：“你为什失败了？”狮子支支吾吾地讲了比赛前的表现，老虎直叹气：“骄兵必败也。”

王导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玡王氏，为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之孙；父王裁，官至镇军将军司马。王导年少时就风姿飘逸，见识器量，清越弘远。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在见到他后非常惊奇，对他的从兄王敦说：“这个孩子的容貌气度，是当宰相的材料。”

王导最初世袭祖父王览的爵位即丘子。后被司空刘寔任为东阁祭酒，迁任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都不到任。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襄助琅玡

当时晋元帝司马睿为琅玡王，与王导素来友善。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开始动乱，于是全心全意辅佐司马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纲的意愿。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器重他，两人就像好友一样。司马睿还在洛阳时，王导总是劝说他要尽快回到藩国。

永兴元年（304年），司马睿出镇下邳，不久迁安东将军，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军事谋划，都听从其安排。

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出镇建业（后改建康）。王导相随南渡。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原东吴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业时，吴地之人不愿归附，到建康已一个多月了，士族百姓还没有人来登门拜谒，王导为此事很焦急。正赶上司马睿出去观看禊祭，王导让司马睿乘上抬轿，安排了威严的仪仗。王导和名士们都骑马侍从，纪瞻、顾荣等人见了后感到惊异，一个跟着一个地在道路左边行拜礼。王导就劝说司马睿道：“顾荣、贺循，都是此地最具名望的人，应当结交他们来收服人心，他们两人来了，就没有不来的人。”司马睿就派王导亲自去造访贺循、顾荣，二人都应召而至。由此吴地之人望风顺附，百姓归心。从此之后，他们相互依靠，君臣的名分就确立了下来。

司马睿南渡以后还好喝酒，王导见此，经常哭着劝阻。司马睿答应了他，下令畅饮一番，从此就戒酒了。

稳定政权

永嘉五年（311年），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王公以下士民三万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中。中原人士到江南避难的有十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乘机收揽贤人君子，扩大力量以图大事。

当时荆、扬二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王导的治理方针讲求清静，常劝司马睿克己垂范励精图治，辅佐君主安宁邦国。于是越发受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深厚，朝野之中都为之倾心，称王导为“仲父”。司马睿曾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呀！”王导回答说：“过去秦朝无道，天下百姓厌弃乱世，而极为狡黠的人又欺凌践踏人民，人们感怀汉王刘邦的恩德，群起响应反秦，所以大功容易告成。自从曹魏立朝以来，直到晋太康时期，公卿士大夫及门阀世族，奢侈挥霍相互攀比，先贤政教逐步衰退，先朝治世法度，无人遵循，大小官吏，沉溺于享乐之中，才使得奸佞之人有机可乘，导致朝政大道亏伤。然而混乱后将会出现安定，这是天地间的规律。大王将要建立盖世之功勋，重新一统山河，管仲、乐毅这样的人才，这时就会出现，不是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臣子所能比拟的。希望大王能深谋远虑，广择贤能。顾荣、贺循、纪瞻、周玘，都是南方的名士，希望大王能对他们礼敬优待，则天下可安。”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从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 名士桓彝在初到江东时，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很为担心，对周顗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当王导和他纵谈形势以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我见到了江左‘管仲’，不再忧虑了。”

永嘉（307年—313年）末年，迁任丹阳太守，加拜辅国将军。王导上奏劝谏司马睿不要轻易赐予臣下鼓盖等礼崇之物，让尊卑雅俗有所区别。司马睿下令说：“王导德重功高，为孤所倚，本想予以表彰加以殊礼，但他谦虚谨慎严格约束自己，努力王事尽一片忠心，以身作则，因此顺从他的良好的愿望，促进他的纠正弊端的良苦用心和举动。”于是拜宁远将军，不久又加振威将军。

建兴元年（313年），晋愍帝司马邺即位，征王导为吏部郎，但他未接受。

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即晋王位后，任命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管江南诸军事，又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史如故。王导因为看到王敦统率六州，坚决辞掉都督中外诸军的职务。后又因其他事情的牵连除去了符节。

关心教育

当时战争不断，各地学校废弃而未能得到兴建，王导上书说：“教化万民的根本在于正人伦，正人伦的关键措施在于兴办学校。学校兴办起来了，人们才得以明晓五教之礼，道德礼法弘扬通达，伦理明而有序，人人知羞知耻守规守矩，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长幼之间关系顺畅严谨，那么君臣之间的大义就稳固了。《易》中所言‘治好家也就能平定天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圣明的君王要从小培养正德，要接受正统的教育，使优秀的品德像雨露滋润禾苗一样在心中潜移默化，慢慢养成习惯形成性格，不自觉地纳入善行，远离丑恶，等有了完善的德行后，再登位掌管天下。虽然是王侯之子也应和国人之子一样，先掌握了大道然后才算得上高贵。朝廷任人选士，都要看他们是否有道德学问的根底。古时的《周礼》说，卿大夫献给国王的贤能之书，国王拜谢而受之，这就是尊崇大道而器重贤士的事例。人们都知道贤士之高贵是由于他们掌握了道，就会退而修养自身的德行并治其家，家事已正再到乡里，在乡中学业已成再进入朝廷。返本复始，每人都从自己做起，纯朴敦厚的风气越来越普遍，浮华虚伪的恶习渐渐消失，这都是教育的结果。人们如果这样，对上侍君就会竭力忠诚，对下管民就会宽厚仁慈。孟轲说：‘没有仁者会遗弃自己的亲人，义者会不尽忠于自己君王的。’就是这个道理。

自从我朝纲常失于统理，颂德之专消歇，到如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古书上这样说：‘三年不为礼，礼必然会被破坏，三年不为乐，乐必然会残缺不齐。’何况今天礼坏乐崩已有这么久了。年长的人已忘掉了揖让的礼节与气度，年轻的只听到过征战杀伐之声。天天都可以看到干戈横舞的战争，以礼兴教、尊祖祭神的俎豆之设却见不到了。先王的大道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浮华虚伪的风气却日益盛行。这种局面，可不是人们所说的使国家正本清源的好现象啊。殿下以才高一世之资。偏有多灾多难的阳九之运，礼乐征伐兼而用之，才有希望实现中兴大业。现确实应该以古人之法来治理天下，兴学校提倡学业，以教导培养后进，让他们逐步受到礼义的熏陶浸润，使文王武王的圣明之道由衰微而重新振兴，使被人遗忘的俎豆之礼得到恢复和张扬。当今敌虏势力正强，国家蒙受的耻辱未能洗雪，忠臣义士们因此扼腕抚胸，郁愤难消。若是礼仪制度牢固地确立了，淳朴的风尚渐渐形成，就会使众人深受礼教的感化、广被圣朝的恩德。使缺失的帝王典则得以补全，使废弛的皇朝纲纪得以恢复，让兽心者洗心革面，让贪婪凶恶之徒收敛自己的性情。凭揖让之举使四夷臣服，以缓带从容之姿使天下归心。得到先王之道，这些还有什么难的。古代的有虞舞干戚使三苗归顺，鲁僖公作泮宫使淮夷宾服。齐桓、晋文的霸业，都是先教化而武力才得以成功。现今若是依照古代圣王的法则崇尚礼义教化之道，择取朝中子弟入学，选拔博通礼学之士为师，成教化，定风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元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大兴元年（318年），司马睿即皇帝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说道：“如果太阳也和地下万物一样，那么老百姓该到哪里沐浴光辉呢？”司马睿这才作罢，以王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因征讨华轶的战功封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

当时太山太守徐龛反叛，司马睿访求可以镇守安抚黄河以南地区的人，王导推举太子左卫率羊鉴。不久羊鉴战败，受到处罚。王导上疏说：“徐龛叛逆，长时间没有受到诛罚，臣主张武力征讨，推荐并委派了羊鉴担此重任。羊鉴胆小懦弱丧师败绩，有司予以应有的处罚，圣上降天地之大恩，保全了他的性命。然而臣身负重任，总领全局掌握机要，使三军受挫，这是臣的责任，请求对臣予以贬黜，以严肃朝廷之法纪。”司马睿下诏不许。

大兴二年（319年），代贺循为太子太傅。当时中兴局面处于草创之际，朝中未设史官，王导执政时开始设置，从此典籍史录就较齐备了。之前孝怀太子司马诠为刘曜所杀，于是奉其名讳，有司奏丧礼的规格，天子举三朝之哀，群臣一哭就可以了。王导则认为皇太子是皇位的继承者，普天下都有悲哀之情，应该也哀伤三朝而非仅仅是一哭，这一建议被采纳。 王敦之乱

司马睿登帝位以后，不满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刘隗、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一任自然安其本分，淡泊自如。有识之士都称赞王导善于对待升沉兴废。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戴渊、刁协等，刘隗逃奔石勒，史称“王敦之乱”。

王敦反叛时，刘隗劝司马睿尽诛王氏家族之人，人们议论纷纷，都为之担心。王导率族中兄弟子侄二十余人，每天天亮时到台阁处等待议罪领罚。司马睿因王导素来忠诚正直，特地还给他朝服，并召见了他。王导叩首答谢说：“叛臣贼子，哪个朝代没有呢，但想不到会出在我们王氏家族中。”司马睿赤着脚走下来拉着王导的手说：“茂弘，我正要托付公侯之命与你，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于是下诏说：“王导以大义而灭亲，可以把我任安东将军时的符节授予他。”

到王敦得势的时候，任王导为尚书令。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出面来维护帝室。当初，长安陷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欲专国政，恐怕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至王敦攻入建康以后，对王导说：“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自从汉魏以来，朝廷赐谥号多是依据其人的封爵，有人虽然地位高德行声誉重，因没有爵位，按例不加封谥号。王导上疏说：“武官有爵必定加谥，而卿校常伯等官因无爵不得其谥，这种做法不符合赐谥制度的本意。”这一建议被采纳。自此以后，公卿等文官没有爵位的也可加封谥号，这都是王导提议的结果。

当初，司马睿喜爱琅玡王司马裒，有以他取代长子司马绍的想法，去征求王导的意见。王导说：“立太子都是立长子，而且司马绍也很贤明，不应当随意改变。”司马睿还是犹豫不决。王导常常劝谏，太子的名分才得以确立。

永昌二年（323年），司马睿忧愤而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解任扬州刺史，改拜司徒，依照曹魏时陈群辅佐魏明帝的先例。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又加紧图谋篡夺，王导站在维护帝室立场坚决反击。后王敦领兵向京师逼进，当时王敦正患病，王导率族中子弟为王敦发丧，大家都以为王敦已死，于是胆气倍增斗志高昂。明帝讨伐王敦时，使王导假节，都督诸军，领扬州刺史。

王敦之乱被讨平后，王导被晋封为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司徒之职依然如前，特许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但王导坚决推辞不接受。

苏峻之乱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病死，幼主晋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共同辅政。为王导加羽葆鼓吹仪仗，班剑二十人。

咸和元年（326年），据称石勒军侵犯阜陵，成帝下诏加王导为大司马、假黄钺，出兵讨伐。军队停留在江宁，成帝亲自在郊外为之饯行。不久，敌人退走，王导解除大司马之职。

庾亮准备下诏召历阳内史苏峻，和王导商议此事。王导说：“苏峻奸诈多疑，必定不肯奉诏前来。山川原野中，可以躲藏毒虫猛兽，苏峻在外，还不至于马上发难，应暂时包容不惊动他。”王导力争，庾亮不听，终于诏请苏峻，接着就爆发了“苏峻之乱”。

咸和三年（328年），朝廷军战败后，王导进入宫中侍卫成帝。苏峻因王导德高望重，不敢加害，仍让他官居原职处于自己位置之上。苏峻想要逼迫成帝前往石头城，因王导竭力争执不起作用。

苏峻成日在成帝面前胡言乱语，王导担心会有不测之祸。当时苏峻部下路永、匡术、贾宁都劝说苏峻，要他杀掉王导，尽诛朝中大臣，重新安置上自己的心腹。苏峻素来敬畏王导，不听他们的劝告，因此路永等人和苏峻产生了矛盾。王导派参军袁耽暗中开导、诱劝路永等人，谋划让成帝潜逃出来投奔陶侃、温峤的义军。由于苏峻防守看护甚严，事情未能成功。王导只好带着两个儿子随路永逃奔到白石。

群情自安

咸和四年（329年），苏峻之乱平息后，宫殿宗庙都被焚为灰烬。温峤建议迁都到豫章，东吴之地的豪杰们请求定都于会稽，这两种意见争来争去，不知哪样为好。王导说：“建康，即古时的金陵，过去就是帝王之都，而孙仲谋、刘玄德都说这里是帝王之宅。古代帝王不必因简陋豪华而移都，如果能弘扬卫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为君的风尚，则可无事不成。若不勤勉耽于安乐，即使找到一块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况且北方敌寇像游魂一样，窥伺我们的空隙，我们一旦有胆怯的表现，跑到南越之地，再想得到威望和实力，恐怕是难以办到。现在应该特别镇静，这样民情便可自安了。”由此温峤的计划未能实施。 咸和六年（331年）冬，举行冬祭，成帝下诏将祭品送给王导，并说“不必下拜。”王导连连推辞不敢承受。当初，成帝年幼，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又曾在给王导的诏书上写着“惶恐地说”这样的话，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则称“敬问”，这以后就成了定规。后来正月初一，王导入朝，成帝还亲自起来迎接。

当时天下大旱，王导上疏请求退职。诏书说：“圣明的君主管理天下，行动都要合乎天道，举止不能偏离了规则，这才能使人伦肃整，万物生长顺利。我肩负祖宗基业的重任，受着王公的推举辅佐，但不能继承仰接古圣王的遗风，使宇宙万物平安，造成天旱日久，万民忧愁怨胥，国家的不幸，责任在我一人。郡公贤明通慧，精于道博于理，才志弘大深远，功盖四海，辅助朝政已有三代，国家之典则没有废亡，都是由于郡公像仲山甫那样辅佐的结果。而现在贬低自己的功绩，引咎自责。现在把元首的过失，移给宰辅大臣来承担，这更会增加我的过错。国家治理的万千事机，不可一日不理，明公应该放下谦虚礼让的个人品节，而承担起治世经国的大任。门下省速遣侍中以传达我的诚意。”王导坚决地推让，朝廷数次下诏恳请，然后才继续执掌朝政。

王导平素俭朴寡欲，仓中没有积蓄的粮米，穿衣不同时穿两件帛衣。成帝知道后，送给他布万匹，以供他私人开支。王导体弱患病，出席不了朝会，成帝就亲自到他府中，置酒设乐，然后用舆车将他接到殿里，成帝就是这样敬重尊崇他。

咸康元年（335年），历阳太守袁耽上报，称石虎的军队侵掠历阳郡，王导请求出征讨伐。朝廷加大司马职，授黄钺节杖，领中外诸军事，设置左右长史及司马，供给布万匹。不久才发现是错误情报，于是解除大司马职。

咸康四年（338年），又转任中外大都督，进升太傅，又拜丞相，依照汉朝制度，罢去司徒之设，以职权归于丞相。 同年，其妻曹氏去世，朝廷追赠以金章紫绶。

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皇帝的陵墓，王导因和司马睿亲密得如同布衣之交一样，不仅仅只是君臣关系，每一次提拔封赏，都到陵前拜祭，不胜悲哀。由此下诏百官拜帝王之陵，这是由王导开始的。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成帝于朝举哀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仪式赠物之礼，比照汉代的霍光及安平献王司马孚。

下葬时，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东晋中兴名臣没有可以同他相比的。成帝又派使持节、谒者仆射任瞻追谥为文献，以太牢礼祭祀。

永初元年六月十四日（420年7月10日），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当时前朝东晋的封爵中只有王导、谢安、温峤、谢玄与陶侃子孙的爵位未被废除，王导爵位始兴郡公被降封为始兴县公，食邑一千户。

康熙驾临佟国维、马齐等内阁人员办公地，询问大臣们在干什么，马齐（历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回答，在统计大臣们推荐新太子人选的荐章，康熙问，都有推荐哪些阿哥，马齐回答：“有推荐三阿哥的，有推荐四阿哥的，有推荐十四阿哥的，哦，推荐八阿哥的最多”，这时康熙扭过头来，以一种别样的眼神看着马齐，这种眼神当然不是肯定，而是对马齐重点推荐八阿哥的态度和语气的轻视。

试想，如果大臣们推荐的太子有效，把康熙帝置于何地？大臣马齐的这个态度，让康熙心生联想了，因此，康熙最后回了一句“你们忙吧”，掉头而去。如果大臣们细心，应该能从康熙这个眼神中发现点什么。当然，扮演康熙的演员焦晃这样一个动作，也显示出了“老戏骨”演戏的个人素养。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是拖雷的儿子，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成吉思汗指定了窝阔台威接班人，根据当时的蒙古制度，还需要走走形式，通过忽里勒台，这才是名正言顺。

由于忽里勒台要到两年后了，所以这些儿子们大部分时间在封地，而只有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的祖产之地。所以他在这个期间监国。

但是在之后的忽里勒台上，有了变数。很多王公大臣还是很支持这个幼子的，拖雷自然也是很想争一下的，毕竟成吉思汗死了。

就算他再强，人死如灯灭，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的。但当时支持窝阔台的人仍然是占大多数，其实当初成吉思汗也是出于大局考虑，他真的是很喜欢小儿子，可是没办法，蒙古要继续辉煌，继承他的他的未竟之业，而不光是需要一位攻城略地的军事家。 

老大术赤是支持拖雷的，因为术赤血统不正，他也知道自己这辈子不可能继承汗位，而都是亲兄弟，可察合台和窝阔台老是讥讽他，只有小儿子拖雷和他关系最好。所以术赤拼力地帮助了四弟拖雷，还将这种帮助作为了术赤系的遗训。

但当时术赤已经死了，他的后人也没什么话语权，这个时候察合台更是全力支持窝阔台，拖雷势力孤单，只得拥立其兄窝阔台即位。

本来这个事儿跟拖雷一脉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可怎奈蒙古人的内讧极为厉害。

窝阔台死后，长子贵由成为了大蒙古国第三代大汗，可这家伙是个短命的人，没两年体弱多病的他就熬不下去了。蒙古开始了内讧，与贵由常年不和的拔都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窝阔台一脉肯定不乐意，双方僵持不下。这个时候蒙哥的母亲唆鲁禾帖尼，笼络了多数宗王贵族，拥戴蒙哥登基，蒙哥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从这时起，汗位继承开始转移到了拖雷家族。

1258年，蒙哥、其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可蒙哥却在第二年死在了四川。由于蒙哥突然暴毙，并没有留下遗诏，所以给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机会，两兄弟也开始为争夺汗位大打出手。

其实说起来阿里不哥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不像忽必烈常年在外征战，蒙哥出征的时候，他留在了老家，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几乎几大汗国都支持他。

可忽必烈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阿里不哥也不甘心落后，所以匆匆搞了一次大会，在会上他被拥立为大汗。

这样一来，整个蒙古就出现了两个大汗。但是从传统上考虑，受大多数蒙古宗王贵族拥戴的阿里不哥，是名正言顺的。忽必烈自称大汗这种方式，肯定是得不到承认的。

所以阿里不哥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率领大军南下讨伐忽必烈，双方从暗地里的争斗，转向了台面上开始真刀真枪地干了一起。

但在忽必烈的精心部署下，阿里不哥的军队被打得大败。

虽然忽必烈在蒙古地区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少，但他在自己的地盘可是有非常强的支持的，况且忽必烈通过一系列的的汉化改革，后方还是非常稳固的。相对阿里不哥的墨守成规，在两军战斗力差不多的情况下，软实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然而也正是这场夺位争端，使得强盛一时的蒙古帝国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