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就是黎元洪,他是民国时期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副总统,后面又当了第二任总统。
一、黎元洪1864年出生于湖北,由于家庭非常的贫困,所以根本无力去私塾读书,只能去当兵,在当兵期间,凭借着自己不断的努力,在光绪九年进入北洋水师学堂进行学习,在学校期间非常的用功,而且对机械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的成绩是非常出色的,多次被学校通报嘉奖,毕业之后直接被李鸿章重用,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湖北省都督,在民国元年,中华民国的政府在南京临时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副总统,在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成为了大总统。
二、在甲午海战爆发的时候黎元洪所在的舰队被命令去前线参战,由于当时清朝内部的军事实力与日本军队的军舰相比相距十分的大,在黄海战役的时候,黎元洪驾驶的广甲舰因触碰到礁石搁浅而未能前行,为了保存性命,黎元洪只能穿着救生衣跳入到海中,从而保留了一条性命,也是正因为如此,黎元洪离开了他多年的海军生涯。
三、在甲午战争结束后,黎元洪知道张之洞正在招海军的人才,所以黎元洪就投靠了张之洞,由于本身业务水平十分的出色,而且又是参军打过仗的人才,所以受到了张之洞的重用,黎元洪在湖北的军中地位越来越突出,做的官职也越来越大,最后直接就成为张之洞的心腹,由于在军中深得士兵的爱戴,黎元洪就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被推选为副总统,后期又任命为总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群英会”;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1913年,黎为正式副总统兼鄂督。12月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词,迫黎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
1916年,翌年6月,黎引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斡旋,7月1日张勋复辟,黎被迫弃职。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6月黎辞职赴天津。
黎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
和别的政治人物不同,黎元洪虽三任副总统,二任大总统,但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符,人不微而言轻。平生牵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本人却毫无光彩。反对袁世凯称帝,拒绝王封,是他一生中仅有一个闪光点,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其后护国军拥戴他,护法力量争取他,他也与护国护法运动相呼应,对袁世凯的垮台,北洋军阀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辛亥革命首义取得取成功,照理说应该推选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新政权的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渊源,且一直视革命为大敌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 府的都督。关于此事之巅末,外间传说不一,至今几成疑案。特别是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一直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黎元洪因此而有了“床下都督”的雅号。有的革命党人回忆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及其他的湖北军政要员员纷纷躲藏逃路,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制。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萧带班长虞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首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即今阅马元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以上兵守卫。黎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像个木菩萨。有的人持另一种说法:武昌起事后,黎元洪更换便衣,由执事官王安澜带领,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当革命军闻讯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又从帐后钻入床下。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命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从床下爬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席位。以上两种传说,反映了黎元洪被胁迫参加革命 的事实。 就在武昌起事的第二天早晨,革命军在黄土坡找到了黎元洪,当即将他带到楚望台,接着又拥至资议局,让他出任都督。但黎元洪执意不肯接受。他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像怕被蛇咬一般,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黎元洪这种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周围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道,“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干脆给他个枪子儿吃算了”。在场的李翊东也大怒,他举枪对着黎元洪吼道:“你本是满清奴才,当杀!我们不杀你,举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你甘心做清朝奴才,我枪毙你,另选都督。”说着就要扣动板机,吓得黎元洪面无人色,出了一身冷汗。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不思米食,缄默不语,他抱定主意既不再做清朝官事吏,亦不宜担任革命军职务。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在军政府。他整天愁容满面,心思重重,,心想,这下可完了,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妻妾儿女,不得见面,如有手枪在身,莫如饮弹自尽,一致了之。由此可见,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汉口、汉阳的先后光复,以武昌为中心的革命大有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黎元洪看到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于是,他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首要标志就是剪掉长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坐在家里,一群革命党人冲进来,乌泱泱地大声叫喊。虽然身经百战,但看见这样的阵势黎元洪还是有些慌乱,不知所措间,终于弄清这群革命党人的目的竟然是要推举自己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又惊又喜,差一点笑出声来,但又忌惮清廷,只好憋着。
在袁世凯之前,黎元洪成为剽窃革命成果的第一人。
黎元洪出身北洋水师,当了十二年的海军,甲午海战后,所在军舰搁浅,跳船逃跑躲过一劫。之后便离开海军。
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和南京兴练新军,大搞洋务运动,期望“师夷长技以自强”,31岁黎元洪投奔而来。
有北洋水师学堂的文凭,又有海军经验,为人也算谦虚诚恳,张之洞甚是喜爱,立马委以重任。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黎元洪大胆改革,兴练新军,而且是水陆并进,不到十年,黎元掌管了长江舰队和湖北陆军,成为湖北军界的头号人物。
1906年,清廷举行秋操(演习),黎元洪带领的湖北新军表现优异,力拔头筹,黎元洪一跃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
与此同时,他还在武汉开设“武高等学堂”,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
到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已经是湖北的三号人物,是湖北军方的一号任务。
但,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在全国范围内,还不算什么人物。
湖北新军里面革命党人很多,一向“爱兵如子”的黎元洪不是不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前,黎元洪预感到事情不妙,早早地就把手下重要人物都以开会的名义“保护”起来。
面对拥戴自己的官兵,黎元洪内心是喜悦的,他肯定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他没有赵匡胤的实力和自信。因为知道自己实力不济,所以才会有所顾忌。
“不接受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革命党人不会善罢甘休;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对这些起义的官兵适当加以约束,即便日后失败,也不至于有太大的罪责。里里外外想过一遍,接受大都督是一笔赢面很大,基本不会亏的生意。”
于是,黎元洪“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革命党的拥戴。与此同时,他做了几手安排:
而黎元洪能被革命党人推举,也是有原因的:
没有人能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意味着什么,当然黎元洪也没想到后果。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于被这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袁世凯力劝满清皇族退位,清军和革命党军握手言和,辛亥革命以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和平解决。由此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结束了,从此走向共和。
就这样,黎元洪成为武昌起义的第一功臣,袁世凯说“公本首义,凯受其成”,甚至说他“推翻清室,功在国家”。孙中山也说他是“首义的第一伟人”,不仅在国内,全世界的各大报纸,都在争相报道黎元洪,并都给予最高的评价。
武昌起义领袖,就光这一下,就捞足了资本,把革命党人的革命成果全部收入囊中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是妥协的产物,基本上被三股势力把控:
袁世凯实力最强,最终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大总统的职位,而黎元洪也想觊觎大位,但实力和名望都还差了一些,只好屈居副总统了。
袁世凯和孙中山互相都没有信任度,而黄兴和宋教仁对袁世凯更是极度不信任,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黄、宋二人和孙中山也不对付,路线之争颇为激烈。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就周旋在这几股力量之间,左右逢源,经常用些“驱虎吞狼”之计,一会支持同盟会,一会又支持袁世凯。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极力举荐袁世凯,称“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
于是联袁反孙,在湖北大力捕杀革命党人。
1913年,在袁世凯的谋划和黎元洪的鼓吹下,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而黎元洪依旧是副总统。
1915年,袁世凯称帝,第一道“圣旨”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自然是看见了大势,坚辞不受,更看清袁世凯的行为不会有好结果。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看见全国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只好取消帝制,不久就因尿毒症死去。
在袁世凯去世的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他就任大总统有三个原因:
又一次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次如愿以偿,登上大位。但拥护他上台有绝对实力的段祺瑞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黎元洪忍无可忍,便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这恰给张勋提供了借口。
张勋从徐州率领5000辫子兵进京,拥立溥仪复辟,黎元洪受惊躲进日本公使馆。段祺瑞从天津进京,剿灭张勋,居功至伟。至此,黎元洪也就没办法再当大总统了,退隐天津,开启了“实业救国”的生涯。
黎元洪能当上副总统,并当上大总统,有投机成分,但也确实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
黎元洪下海经商,五年时间内颇有成绩,他说“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
在这五年间,各国都被各路军阀分地占领,接任黎元洪的徐世昌,实在受不了各路军阀的夹击,主动辞职。
各路人马都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但又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又有人想起了黎元洪。
于是,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
就这样,黎元洪又回来当上了大总统,第三次黄袍加身。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倒是想做些事情,但虽有大总统之名,却无大总统之实,一年不到就让黎元洪心力交瘁,无以为继,远赴日本,离开了这个是非和伤心之地。
傀儡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一生投机,什么都得到了,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得到。
黎元洪确实可以算作运气好的人,他能在那么多关键的 历史 时刻中被关注,并被“委以重任”也足以说明他的实力。这是他的成就。
在 历史 大潮中,黎元洪更像是一片飘在浪头上的树叶,虽然显眼,但却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他的悲哀。
纵观黎元洪一生,他在那个 历史 时期,能耐不大,也因此危害很小,这算是他留给 历史 的正向价值吧。
第一,武昌起义的突发性提供了机会。
武昌起义原计划定在10月6号,但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南湖炮队事件,结果全盘计划打乱。由于事出仓猝,大家毫无精神准备,对情况会怎样演变,心中无数。“欲举兵,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炮队事件惊动了清方,一时武昌全城戒严,局势非常险恶。于是,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晚12时,以南湖炮响为号。但又在起义前夕,突然发生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造成更加严重后果,起义计划泄密,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武昌起义的活动顿时失去指挥全局的枢纽,起义计划再次流产。后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但想不到工程营官长忽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计划第三次落空,只得把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以枪声为准。可是还未到7点时,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引发枪声,起义号角终于吹响,武昌起义全面爆发。透过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不难理解,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发性。因为突发性,一时群龙无首,重要***等,如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蓝天蔚、吴禄贞等也远在北方。因为突发性,黄兴、宋教仁、潭人凤等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因为突发性,许多新军战士不明真相。武昌枪声已响,熊秉坤“鸣警笛集合,惟人声嘈杂,应者甚少”。熊率队出营,“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其余仍在营内吆喝,然颇助吾辈之声势也”。突发性,导致有资望的革命党人的空缺性,这就为黎提供了机会。
第二,革命党人受唯“资望论”错误观念的影响。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革命形势仍然紧迫。谁来做革命都督,依然悬而未决。真的革命党人中无人才?事实上,当时蒋翊武、蔡国桢、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是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中许多人也都在武昌,并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为什么不推选他们呢?究其原因是“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起义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使大众心折,难以领袖群伦”。如蒋翊武当时在新军中只是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兵士。又“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错误的理论导向,使革命党人认为:推黎出来,便于号召天下。
第三,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
幼稚、软弱和不成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这一先天性不足,注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即使革命暂时成功,但最后的结局不是夭折就是被人窃取,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透过武昌起义的前后过程,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在很多方面暴露。比如起义前夕的准备,为了筹款不择手段:“邹永成准备用药麻醉婶母后夺取她的金饰,居正、焦达峰等到蕲州达城庙准备**贴金菩萨。”武昌起义当夜,“熊秉坤领导工程八营发难后,到楚望台军械库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等等。正是这一致命弱点,导致在武昌起义中出现许多问题:①武昌起义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革命目标不明确。如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武昌知府审问时,他回答:“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又如湖北军政府建立时,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争议,蒋翊武如是解释:“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黎一个都督名义”。②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武昌起义后,“里边的首脑人物,像孙武、刘公、季雨霖、蒋翊武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会上,在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人中推选,他们都竭力谦让,不肯担任”。③革命党内部矛盾重重。起义前和过程中不少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但武昌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刘公、孙武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创造了机会”。
第四,黎元洪的个人品性。
黎元洪,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对军中的知识分子也较优待。“为人有谨厚之称,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刻扣自肥,相去远矣,故独能得兵士欢心”。“1909年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同情,并与标统曾广大等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为此,革命党人认为: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①黎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望;②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人,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③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黎元洪之所以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虽其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许多不足或存在问题,但从当时的情景看,推选黎为都督,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至少对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安定了人心,使革命形势得以向全国发展。
黎元洪的“活菩萨“也可以说是无用,没有杀伐决断的本事,没有统兵带队的能力,自然也只有一味地卖弄所谓的怀柔,慈悲,所以得一个“活菩萨“的名声而已,实际上就是无能的表现,再者一说,能在清末民初的时代,黎元洪能够两度出任副总统和总统,自然不会是无能之辈,这样的人如果仅仅依靠一个活菩萨就能混到中华民国总统。未免也小看天下豪杰了,黎元洪可是和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并驾齐驱的人物。
黎元洪是清末民初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原名秉经,字宋卿,有黎黄陂之说。武昌起义的时候在武昌担任协统。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总统孙中山)1913年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副总统。
袁世凯复辟帝制,黎元洪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但实权在段祺瑞手里,“府院之争”的时候被迫下台,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无实权。 1923年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1928年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参加过甲午海战的黎元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主官出生,但他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可以说无论是眼界和能力还是有的,但纵其一生都是被人推着走,被人强行推是上了政治中心舞台,但本人又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和魄力也只有随波逐流。比如他原本不愿意去张之洞的武昌任职,被人连哄带骗来到武昌,执掌湖广舰队。可这个守土有责的舰队司令却成为革命的的最高首脑(无实权。)应该说,出任革命党首任都督是他一生的最大转折点。
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资本。就依靠这一点,袁世凯也不得不让他当副总统。应该说黎元洪是被迫进京,进入北京就成为袁世凯的傀儡了,他的地盘武昌为他人夺走,仅有的一点嫡系部队就此丧失。黎元洪也缺少威望和领袖资历,就此一蹶不振,民国人戏称为“黎菩萨”,实际上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意思。
黎元洪虽然一生没有污点,但也没有亮点,原因就在于他一生从来就没有涨实权的时候,虽然是武将出身,但没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在武昌数年掌兵,居然没有自己铁杆部队。真是有点无能,这样的人既然无法体现出自己狠的一面,也只有不断地以伪善的面目视人,从而给人一种刘备的感觉,但当刘备首先得是枭雄之辈,得让曹操这样的人高看。
可惜 在他的时代,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曹锟,段祺瑞,冯国璋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由于武昌首义又不得不把他供起来,这也许也是他黎元洪的本事吧。 黎元洪和汉献帝差不多,虽无实权,却有最高的法统地位。由此即不难理解,在一个亟欲摆脱武人政治,进入宪政体制的时代,黎元洪的声望就是民国宪政的代表。
可以说,是时代的历史洪流把黎元洪推向了一个本来不属于他的历史地位,这既是他的尴尬,也是民国的悲哀。但正式依靠他的“活菩萨“性格和名声,以及世故圆滑的能力,他才得以身处社会激烈变革之时,他才能够一次次逢凶化吉,平安退出政界。
黎元洪(1864年—1928年)字宋卿,汉族,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中国北洋政府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晚年投资实业。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1、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原名秉经,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故称“黎黄陂”,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
2、光绪九年(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民国二年(1913年)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同年10月,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正副大总统。黎元洪又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兼任御用的参政院院长。后袁世凯迫使黎元洪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
3、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辞不就。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但实际权力则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掌握。黎元洪不甘于受段摆布,形成“府院之争”。段祺瑞利用张勋将黎驱走,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无实权。
4、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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