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风管可用于防排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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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排烟系统要求的防火等级为A1级。

材料一：酚醛。根据国家标准GB8624-2006中酚醛的防火性能为B1级，彩钢板防火性能为A1级，双面彩钢复合酚醛风管综合防火等级为B1级，所以酚醛材料不适用于防排烟系统，消防验收无法通过。

材料二：玻纤。根据国家标准GB8624-2006中玻纤的防火性能为A1级，彩钢板防火性能为A1级，根据其加工工艺都可以达到防火等级不燃A1级标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彩钢玻纤复合风管都适用于防排烟系统。玻纤风管加工工艺1：开槽加工开槽加工工艺，因中间开槽部分需要采用玻璃胶或无机胶粘合，玻璃胶或无机胶的使用寿命一般为4-5年，4-5年之后胶水会老化，当发生火灾时，防排烟系统打开，风量超过8M/S，内彩钢板因胶水老化会产生脱落，堵塞管道，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开槽加工工艺生产的彩钢玻纤复合风管虽然达到了防火等级，但是并不适用于防排烟系统，消防验收也无法通过。玻纤风管加工工艺2：内管无缝加工 内管无缝加工工艺，采用一次性成型工艺，整个内管为一个整体，无胶水粘合，不会产生胶水、玻纤脱落现像，整体防火等级达到不燃A1级，可适用于防排烟系统。

材料三：聚苯。根据国家标准GB8624-2006中聚苯的防火性能为B1级，彩钢板防火性能为A1级，双面彩钢复合聚苯风管综合防火等级为B1级，所以聚苯材料不适用于防排烟系统，消防验收无法通过。

材料四：玻镁。玻镁，化学系统是氯氧镁水泥，根据国家标准GB8624-2006中玻镁的防火性能为A1级，氯氧镁水泥的物理性能注定热涨冷缩之后，管道会产生开裂，且维修麻烦，所以玻镁材料不推举使用在防排烟系统中。

材料五：镀锌铁皮。根据国家标准GB8624-2006中镀锌铁皮的防火性能为A1级，所以镀锌铁皮适用于防排烟系统。

　　“龙舟”是做成龙形或刻有龙纹的船只。古代那些有“真龙天子”之称的帝王们，行走水路时一般都要乘龙舟。如“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穆天子传》)，“上御龙舟，幸江都”(《隋书·炀帝纪》)。皇帝乘坐的龙舟，高大宽敞，雄伟奢华，舟上楼阁巍峨，舟身精雕细镂，彩绘金饰，气象非凡。南宋画院待诏李嵩画的“大龙舟”，即是一例。民间用来竞渡的龙舟和皇家龙舟不可比肩，一般都做得窄小狭长一些，以利赛事。

　　用作竞渡的龙舟，其形制因时代而变化，因地域而不同。据载，旧时西湖上的龙舟，约四五丈长，头尾高翘，彩画成龙形；中舱上下两层，船首有龙头太子和秋千架，均以小孩装扮，太子立而不动，秋千上下推移；旁列弓、弩、剑、戟等“十八般武艺”和各式旗帜。尾有蜈蚣旗，中舱下层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

　　苏州的龙舟分成各色，四角插旌旗，鼓吹手伏在中舱，两旁划手十六人。篙师执长钩立于船头，称作挡头篙。船头亭上，选面端貌正的儿童，装扮成台阁故事，称龙头太子。船尾高丈余，牵系彩绳，由擅长嬉水的小儿表演“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等节目。

　　当代用来竞渡的龙船，形制比旧时简化了许多。船以色彩分赤龙、青龙、黄龙、白龙、黑龙等。船身、船上的罗伞旌旗等装饰，以及划手们的服装乃至船桨，都要求一色。湖北、湖南等地的龙舟短则七丈多，长则十一丈余，划动时有如游龙戏水。福建的龙舟，船首雕刻龙头，口能开合，舌能转动。贵州的龙舟由三只独木船联合而成，中间较长的一只称“母船”，船上有鼓手指挥，两边的两只船身稍短，称“子船”。

　　温州各乡都有龙船，各庙宇设香官神，专管划龙船。每逢端阳节，有些地方要做新龙船，四月初一就擂鼓开殿门，祭香官神，开始造船。各地乡风一般都是五月初一才开殿门，祭神后即开划，俗叫“上水”，龙船归去叫“收香”，斗龙结束叫“散河”或“洗巷”，并把河龙船翻转，次日再翻正，抬到庙中保存，还要祭时官神，相传这香官神是喜欢玩弄人的小儿神，所以俗语说青年人不安分，比喻香官。在划龙船地区内，都要出龙船费用，请划龙船的人吃酒，还要放鞭炮，设祭迎接，叫“摆香案”。 （现在这些习俗都没了） 龙船头各处大同小异。有的在船身绘画龙鳞，头尾安置活动的龙头龙尾，形状较小，有的船身稍画上几笔龙鳞，亦无头无尾，但形状较大。每乡龙船，各有固定颜色的旗帜，一乡之内，有几支龙船的话，也要用旗色区分标志。以温州南郊南塘河古老风俗为例，有的旗用蓝色，龙头、龙尾和船身都是蓝色，叫做“青龙”，相传四方只有东方苍龙七宿称龙，所以青是正色。这南塘河面，以莘塍为河主，所以莘塍东堂庙的龙船特别大，有十六档，船面有四十四人，叫大青，算是龙娘。其他龙船上水，必须先到东堂庙朝见，庙司事要赏给彩红，大青出来，各龙不敢和它竞赛，其余小的都叫青龙，其他**的叫黄龙。旗白的，船的颜色也是白的，俗称“白龙儿”。如是红旗，船身也染红色，叫做“红霓岭”等。因南言赤色，是水龙，性情急躁，所以改了个名，是避讳的意思。龙船中惟独没有黑龙，俗说乌龙是凶暴，也有说北方玄武是龟，爬得慢，不能斗生，故全温州没有黑龙船。两船竞赛，水逐浪飞，两龙相斗，争夺锦标，各乡河道，各行分段，自为一区，斗龙互不干涉，

　　因此有大龙地、小龙地之名目。

　　龙船人数，额定三十六人，叫做一槽，就是俗称的“三十六香官”。如是小龙，船身十三档，划船的二十六人，船面管旗一，后梢二，唱神一，司鼓二，掌锣二，托香斗二，正合三十六之数。大龙有十八档，两旁划船的三十六人，加鼓、梢、锣、旗、唱神、托香斗六种执事十二人，就需四十八人。划船者穿衣，一船均依旗色。在苍南等地，则定为白衣白帽子是吊念屈原。（现在龙舟额定42人，划者十三六，前后梢各一，掌旗一，击鼓一，击锣一，唱神一，此四人俱站在龙舟中间。龙舟有十九档，坐十八挡，前方向空一档，龙舟在竞赛时不调头，而是人转身反方向坐。龙舟的鼓声很有节奏，转身的鼓声为密集点鼓。）

　　船面上，鼓在最中，两旁划的人要听鼓声，两头是梢桨，就是船舵，靠此端正舵向，所以俗语说：“鼓是令，梢是命。”锣是听鼓声的，也有鼓动的作用。旗是分明船色，使岸上观众能够辩认，只有执神杖唱神的，托香斗的，是为了奉香官神，在竞渡中没有作用。

　　在全温州的划龙船中，永嘉上塘、下塘一带的龙船，最为出名。斗龙在江流湍急的楠溪江中进行，十里长途，往返二十里。如果顺潮而下，而中途潮涨，或者顺潮而上，中途潮落，都要斗到终点，不得停止。再加上没有换向转手，要一划到底，它的尾端设置梢桨，把梢两人，船头也有两人，以便保持船的首尾平衡。头龙时，这两人力捺龙头，与三十六把桨一齐行动，有加强速度的极大作用，途长水逆，风紧浪急，锣鼓声喧，喊声震天，真可谓英勇。

　　在乐清参加划水龙的住户，叫“水龙户”，一个水龙户的集体叫“水龙众”，水龙众的所在地叫“水龙地”。有的自然村甚至以这种划分作为举办某些公益事业或承担某些社会义务的独立单位。每年划水龙都有为首的人，俗称“首事”或“头家”，由水龙户轮值或拈阄推举。水龙户都按丁或按户出钱。参加划者都有补贴，如乐成镇每人每天一斤猪肉。凡水龙户有新婚，生头胎男孩、兴造房屋和中举授官以及科举废后的大、中学校毕业等喜事，都以水龙名义致贺。被贺的要有一条乐清龙舟红绸或红布系于“龙颈”，俗语称“挂红”，而且还有“香金”和食品礼物。旧时陋俗，有些水龙，往往盗伐樟树或偷取“树坦”（木行）最长杉木，以致发生诉讼纠纷。在乐清县西，大的自然村都有好几只龙船，称“地团十只龙”或“南宅七只龙”。（乐清最大的龙舟赛事在北白象，每次都有上百只龙舟参赛-自发性质）如乐清白石镇的小隐湖，每年该日，全区有一百多只龙船汇合竞赛，并备有锦旗悬赏夺标，男妇老幼，观者如堵。有的地区，如瑞安马屿一带，不自制龙船，在端午以前，扣住江面上的运输船，用缆绞起来，当作龙船，按日给船户银米，三天后放行，如果头号胜，不但优待船家，酒肉丰盛，并且还有特别赏钱。但温州那些地处山区和半山区，多旱地，少水田，无河港的地方，端午无划龙舟之俗。

相传在战国时期，有一位才子，名为“范睢”，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

范睢生在魏昭王姬遫时期，是魏国王室的远亲的远亲，可以说是很远的亲戚，跟平头百姓没什么两样。范睢的家境很不好，好在他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天才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他相信凭借自己的本领一定能讨到一个铁饭碗，以后的日子会衣食无忧。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的有志之士都是到各国游说，得到君王的亲眯，开启辉煌灿烂的人生。

范睢也是这么想的，奈何他家境贫寒，在朝中又不认识人，接触不到国君这样的高层，该怎么办呢？范睢以退为进，投靠了中大夫须贾，作为一个门客。须贾当时负责魏国的对外交涉事务，也就是现在的“外交官”。范睢知道须贾有很多出使各国的机会，跟他在一起，做他的手下，很容易出人头地。

范睢就这样等着，等到了一个机会，有一次须贾代表魏国去拜访的齐国，范睢大秀其口才，赢得了众人的掌声与喝彩，齐王很是欣赏范睢，赐给他许多礼品。

怎料这一举动倒是引起了他的上级须贾的不满，须贾心想：“范睢啊，你这个人怎么如此地不识抬举呢？我把你收下了，你见到更有权有势的人就往上傍，你究竟是不知道你现在还是我的手下呢？还是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须贾转念一想，“不对啊，范睢这小子不会是被齐国收买了吧，背叛我背叛魏国，然后齐王送他这么多礼物，一定是这样的。”

须贾回到魏国，见到魏国相国魏齐就对他说：“这次拜访齐国没有谈成，都怪那个范睢，他一定是背叛了我们魏国。”魏齐听后大怒，下令把范睢关进大牢，打了个惨不忍睹，魏齐还嫌不过瘾，于是乎把范睢扔进茅坑，让朝中百官在他头上拉屎撒尿。

范睢后来逃了出来，他从此没有回过魏国，后来改名换姓，名曰“张禄”，投靠了秦国。秦王见此乃奇人也，便封官加爵，予以重用，范睢就这样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其他的六国都听过秦国相国的厉害，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那就是范睢。

有一次，魏国得到消息，西方有人向东入侵他们的国家，魏国派出须贾来向秦国讨援助，范睢接到报告，心里乐开了花，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

范睢是一个聪明人，他的报仇方式也是很独特，他先脱下官服，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跑到使者馆，说有个故人要见须贾，须贾出来一看，竟然是自己许久未见的老部下，须贾问他最近过的怎么样，范睢答道，“只是帮人跑跑腿，揽揽活，以便生计。”须贾心想，这么多年都没有长进，也罢，平民就是平民。“说咱俩相识一场，请你吃顿饭吧。”

须贾问范睢，说我这次是来见秦相国张禄的，你有没有找到他的办法，范睢答道，包在我身上，然后找来一辆马车，亲自当司机，带着须贾到了自己府上，范睢下了车，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须贾左等右等，见等不来，心想不会被这范睢给骗了吧。于是乎拉住一个奴仆问，范睢去哪了。奴仆不知须贾说的是何人。须贾又说，刚才拉马车的那位。奴仆答曰：“此乃吾家之相国。”

须贾发现自己惹到了贵人，他意识到这是人家范睢在报仇，连忙端正态度，往范睢面前挪，说道：“小人有眼无珠，还请大人多多海涵。”范睢道：“汝杀之绰绰有余，但念汝送礼物，放一命。”

死罪免了，活罪难逃，范睢后安排一次宴会，召集各国文武群臣，在须贾面前摆了个马槽，里面装满了干草饲料，两旁服侍之人皆囚犯。范睢宴会上，当场表示，魏国想求秦国援助，拿魏齐人头来换，魏齐怎么也没有料到，当年的胡闹，竟然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他逃到了赵国的平原君那里，但最终还是因为走投无路，选择自杀了。

这是君子报仇的一个很有名的典故，故事里的范睢是个正人君子，才华横溢，胸怀韬略，本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他却因为选择出头的时间不合时机，被同僚捣乱，以谋反之罪名虐待，范睢可谓很可怜了，但才人总是会崭露头角的，只是时间问题。当上相国后，范睢依然记得这件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报仇之心仍在燃烧着，机会到了，仇是报的很彻底，范睢也被铭记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但历史上记录的范睢却没有什么太好的评价，“睚眦必报”一词由此而来。范睢深受秦昭王宠幸，官拜宰相的他也得意了很多年，范睢大力推举郑安平为秦国大将，让恩人王稽出任河东守军司令。公元前226年，长平之战爆发，范睢使用离间计令赵国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代廉颇任统帅，使得白起大破赵军。范睢后来又嫉妒白起的军功，借秦昭王之命迫使白起自杀，此后秦国军事能力下降，常遭各路援军破敌，郑安平投降了赵国，王稽也因通敌之罪被处死，范睢渐渐失去了秦昭王的宠幸，后不得以辞去相国，不久后就病死。

一代杰出人物最后的结局却不是很好，可以说是他自己本身就没有做到善始善终，或许是第一次报仇就已经开始导致了他人格的扭曲，即便日后不再做此事，也避免不了嫉妒他人，陷害他人的心理。这可以说是时代导致了一位豪杰变成这样，也可以说是范睢本人的心态就根本没有做调整，所有的仇恨都被他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还有一个故事，它是这样的。

韩信是中国古代的一位著名的军事统帅，但韩信的家里很穷，并且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了。韩信无依无靠，还是个小孩子，不能去打工，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为了生活下去，韩信只好到当地的淮水钓鱼，有一位老太太，接连几天看到韩信来湖边钓鱼，很是好奇这位年轻人为什么来钓鱼，知道详情之后，便每次都把自己带来的饭菜分给他吃，这样一连几十天，韩信十分受感动，便对老太太说：“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老太太听了很生气，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看你可怜才给你饭吃，还希望你报答我？”韩信听了很是惭愧，便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在韩信的家乡淮阴城，有一位地痞无赖，有一天韩信在市集闲逛，这地痞无赖看到韩信，就来挑衅他，“韩信啊，我看你身高九尺，一副大男儿身，平时还带把剑走来走去，但我看啊，你就是一个胆小鬼!”这地痞流氓这么一说，周围的人都来围观了。流氓气焰更加嚣张了，说：“韩信，想走过去，给你两个选择，拿腰间的刀刺我，把我刺死然后过去，或者你从我的胯下爬过去。”

这街上的人啊，都来看热闹，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耻辱啊，简直是奇耻大辱，哪有人从别人胯下爬过去的，何况还是一个九尺男儿。但只见韩信二话不说，趴在地上从地痞流氓的胯下爬了过去。众人皆笑，说韩信就是个怂包，是个懦夫。

韩信后来勤奋好学，结识了斩白蛇起义的刘邦，渐渐在他手下做了一员大将，协助刘邦四处征战，统一全国。

有一次韩信回乡视察，又见此流氓，流氓一见到韩信，“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人不识泰山，恳求韩大人不杀。”韩信连忙扶起他，说：“你带给我如此大的帮助，让我在人们的冷眼嘲笑中一步步走到现在，我又为何要杀你呢？”后韩信还封他做了一名小官。

韩信后来还特意找到那位曾经每天都给他留饭的老母亲，接到宫里，当亲生母亲一样对待。

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出身差不多相同，又都遭遇了冷落与嫌弃，而在此后飞黄腾达后，一位选择了报仇雪耻，另一位却选择了感谢仇人，这是为何？

可以说每个人遭遇人情冷暖后，对事情产生的认知是不同的，对社会怀抱的心态也会产生不等的分歧。外界环境的影响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者就是内心深处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式了。范睢想出人头地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痛快的报当年被驱逐之恨。而韩信立志成就一番事业是为了报答湖边为他带午饭的老母亲之恩。所以首先在思考问题的角度这方面，两者就已经不同了。

而韩信之所以忍受“胯下之辱”是因为他知道退而求进，只有先蹲下来才能跳的更高，而韩信当时面临的两个选择就是，杀了他，或爬过去，分析对比这两个选择所产生的结果，杀了他，韩信会被捕，会被判处死刑，前程无望；爬过去，忍辱一时，保全自己，待日后实现理想。所以韩信选择屈辱一时，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而不仅仅限于当下的小事，正可谓大丈夫能屈能伸。

而范睢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惦念此事，由此看出本身他自己就不是一个胸怀坦荡之人，君子坦荡荡，没有博大的胸怀，何以称为君子。韩信把看不起自己的人，当做了自己进步的动力，时刻鞭策，激励着自己，待他成功之后，已然把曾经看不起他的仁兄念作恩人，哪里还有仇人一说，更没有报仇雪耻的心了。

当别人看不起你的时候，你首先要想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是不是没有努力才让别人如此冷眼相对。在与同僚发生矛盾时，尝试化干戈为玉帛，尽管他人对你仇视在心，整日虎视眈眈，总是想出各种的办法来对付你。不要生气，不要苦恼自己的生活，也不要抱怨。尝试着和往常一样，做该做的事情，挤出额外的时间做更多的任务，潜心学习，让自己一鸣惊人。

尤其要感谢的是，那些曾经与你闹的不可开交的人，那些曾仇视你的人，因为他们才是你动力的所在。有了他们，你的生活更加充实，你的节奏更加迅速，你也变得更加努力，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就是为了超过那个人。其实那是上帝派来与我们同行的竞争者，为了让我们不再虚度时光，不过平淡无奇的生活，更是要求，在我们短暂的一生里，充满了传奇故事主义的色彩。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就算这个世界拥有着无尽的晦暗，要坚信善良的人总是有的。退其次而求其进，是聪明人的选择。

你既是君子，又为何要报仇呢？

　　读完《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篇文章，我的心灵被深深的震撼了，刘胡兰是多么伟大啊，小小年纪就参加了中国***，13岁啊，正是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候啊，她却在军营里到处忙活，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我们现在正直13岁，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的是清闲、舒适的日子，我们怎么能跟刘胡兰比呢？

　　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从此，她开始逐步了解“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道理，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

　　有一回，八路军把敌人的一个团给包围了，县妇女部长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想到前线去帮忙，队里的首长奉劝她们说：“前线正在打仗，很危险，还是不要去的好。”刘胡兰她们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她们毅然要求到前线上去支援：“那些战士们为了国家，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不怕，我们也不怕！”首长说服不了她，只得让她们去帮忙。在战场上，她们不仅救死扶伤，还帮战士们运送炸弹，表现的一点也不比那些战士们逊色，一直忙到天黑才撤军回营。那时，她才13岁。

　　后来，刘胡兰当上了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她就发动群众与日本主义者斗争，她经过重重的困难，在1946年6月时终于正式被中央批准为中国***的候补人员。那时，她才14岁。

　　1947年1月12日那天，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了。面对敌人的威胁，她临威不惧的对敌人说：“怕死不当***！”敌人看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样子，把刘胡兰和逮捕的6位革命人士当场铡死。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永远的占据着她的心，所以她才能从容的躺在侧刀的下面，她那永垂不朽、坚贞不屈的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勇往直前。

　　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着中国***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国***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毛泽东述说了这件令人悲愤的事。悲就悲在刘胡兰这么小的年纪就英勇的牺牲了，愤就愤在国民党反动派连这么小的小孩都要残杀，实在是可恶！毛主席听完后，悲伤的问：“她是***员吗？”“是啊，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员啊！”任弼时动情的说。毛主席触景生情，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感慨，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是啊，刘胡兰在她青春年少的时候，把她的一切都贡献给了革命，贡献给了人民，贡献给了正义！我们为中国有个这样的英雄豪杰而感到高兴，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的深处，她的品格将永远撒拨在那些正义人士的身上，她短暂而又悲哀的青春年华谱写了一首流传至今的伟大颂歌！

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时期，是一个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智者恃谋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够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非魏国的司马懿莫属。

司马懿是三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三国纷争的历史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也许还会再演绎数十年；如果没有他，大晋王朝顺应民心的统一大业，也不可能那么水到渠成、来得轻轻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成就了秦皇汉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堪称“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晋书》上称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在笔者看来，最能凸现司马懿善于规划自己人生的，便在“聪明多大略”五个字上。

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事业上的建树，主要在政治、军事方面；而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建树，则全凭个人与上级的关系如何。所以，根据司马懿辅佐的四个君主，可以大致将他的人生规划分为四个阶段：魏武帝时期、魏文帝时期、魏明帝时期、魏少帝曹芳时期。

一、魏武帝时期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个性特色与为政风格。史书上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同时又“持法峻刻，诸将有计谋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雄猜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导向上存在着严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双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实力，但又不允许部下的才能与实力超出他和他的后人的可驾驭范围。《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荆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异才，聪明敏达，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疑不敢当。曹操爱子曹冲，亦有过人之智，可与周不疑相比。后曹冲病死，曹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曹丕以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遂遣刺客杀之。这一事例，完全证明了曹操用人路线的“双重取向”。

司马懿对曹操这种用人导向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当年他出山任职时因不满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叛臣行径，“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时，他假扮患“风痹”之症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还以“坚卧不动”的高超演技骗过了曹操派来刺探虚实的人。但骗得了一时，骗不过一世。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再次敦请司马懿出仕，而且明确地发出了“若复盘桓，便收之”的威胁。这时候的司马懿，自知不足以与权势显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惧而就职”。君己无礼于先，臣又怎能忠事于后？！显而易见，在这种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司马懿虽已加入到曹操阵营之中，却很难马上发挥其过人的抱负与谋略。

即便进了丞相府，司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晋书》上记载：“魏武察帝（指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曹操对他的猜忌之深，达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司马懿这时的人生规划第一个重点便是“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他决定用自己的务实和苦干换取曹操的信任，“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是啊，任何一位君主，看到有这样公而忘私、废寝忘食、尽心尽力的臣子为自己效忠，又怎会产生叵测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后终于接受了司马懿的效忠，并对他进行了提升，所以他能从当初刚入丞相府的“文学掾”（文牍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时，司马懿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这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的第二个重点。他在当时的丞相府中找到了两个榜样——荀彧和曹操。应该说，在丞相府的历练过程中，他时时处处都在学习这两个榜样的长处。但司马懿注意到了这一点：荀彧作为高明的谋略家，他的长处仅仅局限于运筹帷幄之中，发展的空间太狭窄，始终只能隐在幕后，而无法驰骋疆场，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而曹操不同，他就是一个“能谋能战”的大枭雄，他的发展空间就比荀彧更广阔。从注意到这一点开始，素怀“治国平天下”大志的司马懿学会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锻炼，使自己逐步完善成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长于一体的“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真正强者。

最后，我们来谈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人生规划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了——扶助曹丕成为太子。《晋书》上讲他：“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儒家学说里讲：“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先达人”，司马懿为了摆脱处于中层官僚的命运，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将在夺嫡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曹丕推上太子宝座，他就可以成为辅佐元勋而进入魏国最高统治阶层。于是，他想了种种策略，挫败了曹丕的政敌——曹植一党的攻击，终于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而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响了司马懿的一生。从此，他逐渐迈近了魏国的最高统治阶层。

这一时期，从司马懿初入丞相府时的二十九岁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时他满四十岁为止，他为了“一跃而起、一飞冲天”而整整耗去了十一年的时间。

在这十一年里，可以看出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完全遵循儒家立身处世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环节——“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实、做得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修身”这一课题，在司马懿看来，又可具体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八个字，也就是“识时务”：根据时势的需要，密切联系实际情况，以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为导向，扎实锻炼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考验与挑战。他最高明的一点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脱颖而出，他一向对此算计得十分精确。所以，司马懿能在魏武帝时期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云，也真正印证了《荀子》里那段名言：“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二、魏文帝时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司马懿才真正迎来了他顺风顺水的人生阶段。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司马懿当时四十岁，汉丞相、魏王曹操于洛阳病逝。当时魏王府外有前来夺权的曹彰问罪之师，内有诸路兵马暴乱之迹，而汉室遗臣们也有蠢蠢欲动之相。史书上讲：“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司马懿在这个时候毅然挺身而出，“纲纪丧事，内外肃然”，用自己的卓异才识镇了岌岌可危的时局，稳定了人心，并说服汉献帝正式册立曹丕为丞相、魏王。

他这初显身手之举，更是进一步赢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当曹丕一立为魏王，立即封他为封津亭侯，并转任丞相长史，成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时，司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时处处受到压制的威胁，可以直抒胸臆大显身手。他先是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大略”，后又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许昌，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并被魏文帝称为“萧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时，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并诏太子曹睿 ：“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显而易见，司马懿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司马懿这段时期的人生规划：首先，曹丕能当太子、能当魏帝，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应属司马懿（史书上虽没有清楚地描绘司马懿的种种谋略，这更显出了他的“阴”和“深”）。而曹丕本人对司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马懿用不着再畏惧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历史舞台，这对他“成大器、胜大任”来说，是一种极佳的铺垫。

但曹丕一向喜欢耀武扬威、好大喜功，自己并无军事才能，又爱征战杀伐。于是，在武事方面，司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实学，任由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君主去大出风头。但他却是埋下头来，扎扎实实担负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树。这时候的司马懿还不想锋芒毕露，显得有些低调，这是有原因的：虽说曹丕对他极为信任，但在军事大政方面，他还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亲。而司马懿也没有必要急于显出掌握兵权的意图——“先安内，后取外”，毕竟丞相之职，对司马懿而言，亦可算是不错的平台。

司马懿立身行事的特长，我们这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目光远大，计谋深沉，遇事主动，办事缜密，滴水不漏，毫无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时期稳打稳扎地真正崛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曹丕死时，他年龄为四十七岁。在曹丕为帝的这七年里，司马懿迎来了崭露头角的辉煌时期。但这七年里，他的舞台还不够广阔，他只是默默地在后方夯实着魏室的基业。但司马懿已不甘于隐在幕后了，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而这一机遇很快就要到来。

三、魏明帝时期

公元227年，魏太和元年，曹丕的儿子曹睿登基为明帝。他给了司马懿表现军事才能的机会。当时，东吴孙权率领数万雄师围困了魏国的江夏城，并派大将诸葛瑾、张霸攻打襄阳城。司马懿立刻率军出击，大败吴寇，诸葛瑾逃走，张霸被斩。司马懿这一赫赫战功，立刻得到了回报，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

至此，司马懿可以开府治事——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统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作为曹丕“东宫四友”之一的老臣吴质也在曹睿面前称赞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马懿的威望，日渐隆盛。

随着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司马懿开始在魏国军政界独领风骚。魏明帝对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于他文韬武略的进一步发挥。在魏明帝时期，他从一个谋臣顺利转型为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武将。他深藏不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明帝当政的十三年里，南平叛臣孟达，西拒诸葛亮，北摧公孙渊，招招见血封喉、凌厉之极，连吴国国主孙 权也不得不为之惧服：“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

司马懿这时人生规划的重点是：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

应该说，这时候的司马懿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维护魏室的一国之安，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与大略。他少年时代便“慨然有忧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时才终于获得了“为天下解忧，为万民解困”的机遇和条件。这个历程，让他苦心经营了整整三十七年！

首先来看司马懿军事上精彩的第一笔——旬月之间擒灭叛臣孟达。他是精于使用急行军和潜行军的大师，当他陡然从天而降兵临上庸城下时，孟达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呢！于是，可怜的孟达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扫平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用兵特色：静则隐于九地之下，令人无从发觉；动则发于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从他与明帝论兵时自言：“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更见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攻敌之要害。所以，他往往是不发则已，一发必中，殄敌于鬼神莫测之际。

但为什么到了与诸葛亮对阵时，他又怎么不采用这种敏捷、果决、刚猛的战术呢？这正是笔者要讲的——他人生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味炫耀军事才能，他要着手实施他“扫平三国，一统天下”的大略了！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祁山之战。这是一场持久战，司马懿从四十九岁打到五十五岁，整整打了六年，打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盛誉，也打出了司马懿“扫平三国、统一天下”的雄厚资本。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总以为司马懿军事才能不如诸葛亮，处处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来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弄清他俩在祁山之战的真正目的。诸葛亮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攻下中原，消灭曹魏，光复汉室。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一、挫败蜀军进攻；二、积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养兵千日，伺机统一天下。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让司马懿在表面上显得似乎有些被动。但根据自己的战略目的，他第一步做到了维持现状的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空城计”如果是真的史实，就验证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所以，他宁可被部下称为“畏蜀如虎”，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

第二步，司马懿实施了“偷天换日”的篡位战略。在祁山之战期间，他慢慢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并肃清了军中的异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于自己的将领，夯实了自己的军权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历史来验证，当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叛魏之时，魏国大臣很少有站出来反抗的，甚至史书上都是寥寥几笔带过。曹氏政权如同纸屋一般一下就崩溃了，这个量的积累可不是司马师、司马昭当时所能造就的，应该是司马懿从掌握军政实权开始就着手为儿子们做好的铺垫。

第三步，司马懿已在祁山之战中开始积蓄“扫平吴蜀、统一天下”的资本了。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大战必避，小战必迎，以实战练军士，以实战养军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将来消灭吴蜀、统一天下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王昶、邓艾等人才，就是司马懿那时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第四步，司马懿已着手历练自己事业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他将两个儿子带到祁山之战中，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锻炼，为他俩将来顺利继承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做好了充足的素质准备。

这四步高招，是司马懿在祁山对峙中真正的事业，也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中的神来之笔。虽然，他在和诸葛亮的对抗中，似乎没有取得表面上的胜利，但他的所有战略目的都达到了。这便是他的最大胜利——更何况他还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

诸葛亮死后没多久，司马懿刚一返回朝廷，又被曹睿派往辽东攻打公孙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征战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马懿只率四万人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彻底扫平了公孙渊，巩固了魏国的后方。

而这时曹睿已身患笃疾，一场朝廷权力交接战又拉开了帷幕。司马懿煞费苦心安插在明帝身侧的“内应”——魏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拼死力争，将远在万里之外得胜归来的司马懿再一次推上了顾命辅政之位。至此，身为“三朝元老”的司马懿重返魏国政坛，新的征程在他脚下延伸开来。虽然这时司马懿已年满六旬，但他雄心不减当年，积极准备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吴国、蜀国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马懿的巨大威胁，然而一切都晚了，他们国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司马懿对敌了。

四、魏少帝曹芳时期

魏少帝曹芳时，司马懿已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他在魏国军政大事上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是完美无缺的。

但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却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他用了“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一统天下”的大业根基。他为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近四十年，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

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用了“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必须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啊！况且，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公元251年，魏嘉平三年，司马懿已七十二岁了。他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病死于洛阳，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以心生异志；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280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总 结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当然，这是他成功之后，人们给他定的性质。

人们会说，儒家以“忠孝”为本。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也不尽忠于曹氏，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实，儒学的根基是一个“仁”字。司马懿除魏之苛政、抚民于安乐，这不是“仁”吗？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统一天下，拯万民于战火之中，这不是“仁”吗？——“仁”比“忠”更大呀！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

因为仁者无敌，所以司马懿无敌。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规划做得完美无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能忍：面对曹操的歧视和压制，他能忍；面对同僚的排挤和陷害，他能忍；面对诸葛亮的“巾帼之辱，”他能忍；面对小辈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规划中最璀灿的亮点，就是他的“忍”——坚百忍以图功业之终成。一个“忍”字贯穿了司马懿的整个人生规划；一个“忍”字，造就了千古一帝司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