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英雄故事

爱国反清、用流血牺牲促进辛亥革命的巾帼英雄秋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值得纪念和学习的女英雄。她的精神感人，她的英名永存！

秋瑾于1875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祖父秋嘉禾，父亲秋寿南都曾为清朝官吏。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拒绝退避，临危不惧，英勇就义于她的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轩亭口。如今，在她的牺牲地高高地矗立着秋瑾烈士纪念碑，她居住过的和畅堂，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辟为秋瑾故居。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墓前建有秋瑾烈士墓。孙中山先生曾亲笔为秋瑾题词："巾帼英雄"。周恩来总理生前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优裕欢乐中度过童年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小名玉姑，后又自称"鉴湖女侠"。

秋瑾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日，由于清朝的腐败、卖国，亿万中国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苦痛深渊，民不聊生，国家日渐衰败。由于秋瑾的祖父和父亲先后都为清朝官吏，她的童年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之中度过的。在秋瑾的一生中，童年是她唯一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时期。

秋瑾兄妹四人，兄长秋誉章，字徕绩，妹秋闰呈（后改称名呈），字佩聊，弟秋宗祥（后改为宗章）。

秋瑾稍大即入家塾，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但她爱读的却是诗词，明清小说和笔记传奇。在翻阅"闲书"中，使她看到"子曰诗云"之外的新鲜世界。她特别仰慕的是那些古今英雄豪杰，在很小的时候就写过诗句："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是她为明末两位女中豪杰秦良玉、沈方英写的诗作《题芝龛记》中的两句。她从小不仅仰慕英雄豪杰，进而还立志要做英雄豪杰那样的人。

秋瑾从小聪颖，她念过的诗词过目不忘，祖父和父亲都惊喜不已。祖父秋嘉禾那时在福建厦门、漳州一带为官，每每下堂回来，看到秋瑾小小年纪，抱着杜甫、辛弃疾、李清照的诗词吟读不舍，有时，秋瑾还捧着自己作的小诗给爷爷看。爷爷坐在太师椅中，捻着长长的胡须，欣赏着孙女的吟唱，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父亲秋寿南也为女儿惋惜说，"阿瑾若是个男儿，考（科举）起来不怕不中。"

秋瑾虽是女子，但自幼身带豪气，喜好习武。爷爷秋嘉禾60（1890年8月）的时候告老还乡，从福建回到浙江绍兴。那时，秋瑾15岁。还在福建的时候，秋瑾就听母亲说舅父和表兄都精通武术，回到绍兴以后，她天天缠着母亲要去舅舅家。秋瑾终于如愿到了浙江萧山舅舅家，向舅舅和表兄学习刀剑棍棒。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习武非常不易，因为秋瑾也和其他女子一样从小缠了脚。每次习武下来，裹脚布上渗满了鲜血，疼痛难忍，但她想到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便咬紧牙并坚持下来，从不疼叫苦。还是刚学骑马的时候，秋瑾由于心切求胜，一不小心，两腿一夹马肚子，那马向前猛一窜，秋瑾就从马背上摔下来，来了一个前滚翻。虽然疼痛难忍，倔强的秋瑾害怕舅舅再不让她骑马，就咬着牙关连声说“一点不疼”。回到家里，秋瑾每天闻鸡习武，挥刀舞剑，骑马驰骋于山野之间。后来，在革命活动中，她练就的本领，还真用上了派场。

秋瑾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中度过童年的，但使她终生痛恨又无奈的一件事是缠足，是旧礼教旧习俗害了她。她从中也深切体会到，妇女们要觉悟起来，向封建旧礼教宣战，在社会革命中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中最大的一件痛苦事又向她袭来，命运向她又一次发起挑战，但她仍然是胜利者。

黑暗樊篱中苦索苦争

秋瑾本是一位性情豪爽，热情奔放，有着远大志向的女子。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1896年5月17日，由父母包办秋瑾嫁给了一个胸无大志的纨绔子弟王子芳。

1894年，秋瑾20岁时，她的父亲秋寿南调任湖南湘潭任厘金局（税务局）总办。湘潭有一个叫王黻臣，是当地一个富商，开有当铺、钱庄、茶号。秋瑾的父亲本来就与王相识，来到湘潭又经常来往，成了莫逆之交。一天，秋寿南的好友李润生来到秋家，满脸堆笑。原来，他是受王黻臣之托为其儿子王子芳给秋瑾提亲的。王子芳比秋瑾小4岁，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获得父母欢心"。秋瑾的父母对这门亲事很满意，认为两家门户相当，就把秋瑾嫁给了王小芳。秋瑾对王子芳并不了解，也不愿嫁给王子芳，秋瑾曾提出："我为什么要嫁他？"。但是，当时男女婚配全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秋瑾只得从命。

秋瑾所嫁的丈夫王子芳曾读过书，但胸无大志，只知吃喝玩乐，随波逐流。而她的婆婆也是思想顽固，性情暴躁，对秋瑾要求非常苛刻的人。结婚以后，秋瑾每天都要早晚两次去向婆婆请安，一举一动都要严守家规，稍有不慎，婆婆就要当面指责。

秋瑾本是性情豪爽，心怀大志之女，无奈嫁给一个家富却无志，庸碌且无能之夫，犹如一条欢畅奔腾的激流被婚姻的堤坝禁锢成一潭死水，又如一只欢乐的小鸟被困于樊笼而每日长叹。秋瑾在写给大哥的信中曾说道："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千语者，惟妹耳……"，"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脑筋"。秋瑾还在《精卫石》中借主人公黄鞠瑞之口，抒发了对婚事的不满："有个财主苟百万，家中新发广金银。公子今年十六岁，闻言相貌尚堪增。闻我家大**多才貌，特请了魏大人君之做媒人……。大**亦是多烦恼，曾把微词柬母亲。太太因为苟家富，无百爱惜女儿身，回言自己休多管，做主还须父母亲，岂有自己休不怕，三从古礼岂无闻？**始此生了气，终朝至夕不欢欣。"

秋瑾在王家每日彷徨苦恼，犹如困兽。

1899年戊戌政变后，王子芳花了上万两银子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京官，于是，全家搬到了北京。王子芳整天忙着迎官拜客，极尽阿谀奉承，还结交了几个贝子、贝勒，常常是花天酒地，酒醉如泥，甚至彻夜不归。秋瑾与夫越来越疏远冷淡。一天晚上，王子芳让秋瑾备宴请客，结果他自己却出去吃酒去了，秋瑾十分生气，苦恼烦闷之中，就带上仆人到戏园看戏去了。她第一次女扮男装，回到家里，王子芳竟然伸手打了秋瑾，她愤然离家住进了泰顺客栈。其实，自到京城，秋瑾就想冲出家庭的樊笼，为反对封建，振兴国家做出一番事业。好说：“人生处世，当医济艰危，以图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1901年9月7日，西太后逃往西安，不久，为了苟和图安，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中国社会更加黑暗，更加沦为殖民地。秋瑾早就读过陈天华等人的文章，陈天华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都对秋瑾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反对封建，推翻清朝统治"，秋瑾已明确认识到，人生必须走这样的路。

到北京后，秋瑾还结识了几位进步女性，再加上她经常用心读报读书，思想境界大为开阔。对秋瑾影响较大的是与她拜为姐妹，义结金兰的吴芝瑛。吴芝瑛是一位正直而富有爱国心的妇女，她的丈夫廉泉曾参加"公车上书"，后在上海开：“开明书店”。吴芝瑛非常支持秋瑾从事妇女解决活动，组织了进步妇女"谈论会"，经常聚会谈论天下大事。秋瑾还结识了一位日本妇女--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博士的妻子服部繁子。秋瑾从服部夫人那里了解了许多日本的情况，她还决定到日本去留学，探索人生之路，探索报国之策。她认定，只有出国留学，才能突破牢笼，才能自立自救，才能施展抱负，才能拯救祖国。

秋瑾终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篱，由苦索苦争，奔向反封建的革命之路。秋瑾为表示决心还毅然脱掉了女儿装，坚立男儿志。服部夫人后来在《回忆秋瑾女士》中写道："事情很出于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刻的黑发散乱地披着，一身洋式的男装。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美男子。"巾帼英雄的风采跃然纸上。

为推翻封建矢志不移

心怀大志，反清爱国的秋瑾，在封建樊篱中苦索苦争8年，终于走向了一个广泛的天地，成为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

1904年2月，在秋瑾赴日留学前夕，几位女友在京南陶然亭为她饯行送别。秋瑾不禁忆旧抚今，感慨万千，写下这样的诗句“梁携手处，千里暮云横”。1904年3月，秋瑾与好友服部夫人到上海，回绍兴拜别了老母，毅然登上了轮船。临行前，她特意到像馆拍照了一张身着男儿西装的照片，成为历史的纪念。1904年6月28日，秋瑾与服部夫人在上海乘上"独立号"轮船，7月2日船到日本神户，4日乘火车到达东京，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彻底走上了反清爱国的革命人生之路。

在东京，秋瑾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繁荣的资本主义景象，心中燃起对祖国无限的希望。她首先投入了中国留学生会馆设立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第二年到青山实践女校清国女子师范学习。为了专心学习，她把女儿寄养在友人家中，后来又忍痛割爱，让女仆把孩子送回了国。她望着心爱的小女儿，牵着陌生人的手消失在茫茫的大海，心潮澎湃。毫不留恋地放弃，毅然绝然地追求，开始了她革命与奉献的人生旅途。

秋瑾在日本留学时间仅仅两年。在紧张艰苦的学习的同时，她尽一切可能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种活动，尽己所能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中国留学生，并开始了爱国反清的革命活动。

一到日本，秋瑾就利用一切机会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无论是浙江同乡会，还是湖南同乡会的活动，她一次不落，不仅参加，还登台慷慨演讲，滔滔不绝，热情真挚，使听者感动万分，热泪盈眶。时间不长，秋瑾就成了留学界的知名人士。她与许多革命人士，著名人物，如浙江籍的鲁迅、陶成章，湖南籍的宋教仁、王时泽，广东籍的何香凝、冯自由等有过不少交往。秋瑾素有辩才，一到东京就参加了"演说练习会"。她和大家一起认真探讨演讲的技巧与主题，把演说当作宣传革命的武器，宣传革命，提倡反清。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还积极参加反封建反清的革命活动。1904年中秋节，秋瑾参与创办了《白话报》正式出版。这是一张用通俗的白话文，主要面向国内大众的报纸，其宗旨为，倡导思想解放，主张爱国反清。秋瑾署名"鉴湖女侠秋瑾";，发表了不少文章。

秋瑾认为，爱国反清必须联络群众，广交爱国志士。她一到东京就积极参加了各种社团组织的活动，成为活跃分子。当时有一个留日女学生组织了一个"共爱会"，但人数少，活动少。秋瑾明确提出"反抗清廷，收复中原"的口号，将"共爱会"改组为"实行共爱会"，这是中国妇女最早成立的一个组织。秋瑾就是此时将秋闺瑾改为秋瑾的。1904年10月下旬，秋瑾与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乘车来到横滨参加了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三合会"，秋瑾被封为"白扇"（军师）。"三合会"是一个秘密的反清团体，入会时要举行秘密而复杂的仪式，要把头放到一把钢刀上宣誓，还要跳火盆，饮鸡血酒，会员之间说话，走路都有暗号。1905年初，秋瑾完成了日语研习的学业，因为钱将用完，决定回国筹措学费，在向一个亲戚陈义辞行时，正巧碰上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缔造者之一陶成章。秋瑾对陶早有耳闻，陶也听说秋瑾是留学女学生中一位著名的绍兴人。两人相见谈得很投机，秋瑾即提出参加光复会的要求。陶一开始有点不以为然，并说：你一个女人家，舞刀弄枪不合适。秋瑾听了当即拔出腰间的倭刀，乘着酒兴起舞，在座之人大加称赞秋瑾不愧为"鉴湖女侠"。陶成章后来不仅介绍秋瑾参加了"光复会"，还向她介绍了光复会在国内的两位首领蔡元培和徐锡麟。后来，秋瑾回到绍兴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时候，主要就是依靠的当地的光复会等秘密会党。1905年春，秋瑾回国筹措学费，在上海见到了蔡元培，回到绍兴又找到了徐锡麟。由于有陶成章的介绍，徐锡麟亲自主持了秋瑾加入光复会的仪式。仪式非常隆重而秘密，刺血并宣誓："光复汉族，还我江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式成立，之后半个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在黄兴的寓所庄严宣誓："联盟人浙江省会稽县人秋瑾，当天发誓：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比，任众处罚！"秋瑾由爱国反清真正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秋瑾是浙江籍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个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浙江主盟人。

1905年12月25日，秋瑾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了苦难的祖国。

血溅轩亭口英名千古

秋瑾是怀着献身国家，誓死如归的决心回国的。

在秋瑾赴日留学期未满之时，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当时，清政府已内外交困，得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宣传革命，非常恐慌，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中国学生，8000名留日中国学生立即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并组织敢死队与日本政府交涉。秋瑾担任了敢死队队长，坚决主张回国。1905年12月25日，秋瑾登上自横滨开往上海的"长江号"轮船毅然回到上海。她满怀激情，视死如归，决心大干一场。在一首诗中，她写道："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回国后，秋瑾在给留在日本的友人王时泽的信中也说："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必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吾回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未死之全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地。"她还以为当时没有一个女子为拯救祖国而献身是女界的耻辱，说："吾自庚子以来，正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恋吾所不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秋瑾已决心献身革命。

1906年初，秋瑾穿一件紫色白条子和服，腰佩短刀，头发盘顶走进家门时，小弟宗章竟认不出她了，母亲望着女儿平安归来喜出望外，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回到绍兴以后，在徐锡麟、陶成章介绍下，秋瑾先在明道女校教体育，1906年3月又到吴兴县南浔镇浔溪女校教日文、卫生等课。

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仅两月，却结识了3位挚友。当秋瑾向学生讲述外面世界的情形，讲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道理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围着秋先生，有一个叫吴珉的学生却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当秋瑾了解到，吴珉原来是一个童养媳时，二话没说，拿上钱就去为她赎身。后来，吴珉一直跟随着秋瑾；秋瑾牺牲之后，她毅然更名为吴惠秋，带着秋瑾交给她的秘密文件离开绍兴参加了革命。秋瑾还与浔溪女校的教务长徐自华（字寄尘）和她的妹妹徐蕴华，字小淑（秋瑾的学生）结为生死之交。在秋瑾最后的两年里，徐氏姐妹给了她许多温暖与慰藉。有一次，秋瑾得了重病，是徐氏姐妹日夜看护。在《病起谢徐寄尘小淑姊妹》一诗中，秋瑾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在秋瑾牺牲后都冒着生命危险为秋瑾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修造了坟墓。

秋瑾关心学生，宣传妇女解放，宣传革命思想，受到师生爱戴，却遭地方顽固势力增恨和攻击，因而，她毅然辞职离开了浔溪女校。

秋瑾为了更好地宣传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唤起民众，特别是妇女的觉醒，她到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经过艰难努力，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期问世，但由于经费难措，1907年3月4日，《中国女报》出版了第二期后就被迫停刊了。

为了办《中国女报》，秋瑾曾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她曾四处奔走，亲自筹款，并在《中外日报》上登载《征股广告》，计划集股金一万元，但结果只有四、五个人入股。她的好友徐自华捐助了1500元。无奈之中，秋瑾想了一个办法，去湖南湘潭向夫家诱款。当时，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在北京，其父见秋瑾回来，以为她回心转意了，要与其子破镜重圆，也为了王家的面子，就给了秋瑾一笔不小的款子，但最终还是办刊失败了。

190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匿居在朋友家中的秋瑾，突然有人来访。来人是未曾见过面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他带来了徐锡麟的亲笔信，提出共同筹划武装反清起义。秋瑾非常高兴，立即备酒待客，酒逢知已，长谈彻夜，一致以为武装反清的时机已到。王金发这次来是受徐锡麟之命，请秋瑾主持绍兴大通体操学堂，负责浙江会员的领导工作，徐锡麟去安徽开创革命局面，两省配合待机进取南京。

秋瑾不久返绍兴，以大通体操学堂为依托，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员，准备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正当秋瑾积极筹划起义一切即将就绪时，传来徐锡麟在安徽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被杀的消息。

1907年7月10日，秋瑾从报纸上得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的起义失败并被杀害的消息。她手拿报纸，失声痛哭，预感到自己也将为国捐躯。有人劝她暂避他地，并为她联系了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她都拒绝了。她不食不语，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其有这样的诗句：“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在一次同乡会上，有一个年长秋瑾十几岁的同乡胡道南声言，不赞成革命，反对男女平权。秋瑾气愤之极，当面骂他是"死人"。就是这个被秋瑾骂为"死人"的胡道南，从大通学堂学生口中得知，秋就将在7月19日发动起义，他将此消息密告了杭州知府贵福，贵福连夜报告了杭州的浙江巡抚张曾扬。7月11日，张曾扬从杭州派了300余清兵去绍兴抓捕秋瑾。12日，有学生给秋瑾送来消息，请她躲避，秋瑾非常镇静，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她组织大家把大通学堂的枪支弹药隐藏起来，然后命令学生各自分散。

7月13日一大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来到大通学堂门前，看看四周无人才小心地进了院子。原来是化了装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他是特意来告诉秋瑾，清兵已过钱塘江，催她赶快离开绍兴。秋瑾只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王金发无奈，给秋瑾留下一支手枪，与秋瑾挥泪而别。

秋瑾视死如归，决心为反清爱国，唤起民众而献身。秋瑾被捕以后，她最后写下的一句话是："秋雨秋风愁煞人"。在审讯她的时候，她只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对革命的活动一字未说。最后她说“革命的事不必多问，要杀要剐随便吧！”

在歌声里的小英雄———王二小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很快创作了这首流传60多年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2003年，由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的故事片《少年英雄》，在儿童中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

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

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中国第2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望，捕捉敌情。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在他眼前。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最年轻的抗日组织———抗日儿童团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抗日小英雄海娃的故事。海娃是一个放牛娃，也是一名儿童团团长，他负责给乡亲们报信，每当鬼子进山的时候，他都会及时推倒报信树和稻草人，乡亲们看到后就立即转移，一点吃的都不会留给鬼子。有一天，爸爸交给他一封鸡毛信让他送给八路军的张连长，海娃想了想，选了一条安全的路出发了，没想到迎面碰到鬼子也走这条路，海娃担心鸡毛信被鬼子发现，他灵机一动，用布条将鸡毛信绑在羊屁股上，然后继续前进。鬼子抓住他问他是不是小八路，海娃说：“什么，我不懂！”，鬼子没办法，就抓海娃一起走。到了晚上，鬼子们都有被子盖，而海娃只有稻草，什么吃的都没有，好可怜！海娃趁鬼子睡着后赶紧跑，可是第二天又被抓回来，再跑，还是被抓了回来……

海娃一路与鬼子机敏的斗志斗勇最后他以熟悉的地形摆脱了鬼子们：鬼子们一开始抓着海娃和他们一起上路。一开始敌人进了埋伏圈踩了好几个地雷，使鬼子军心大乱，海娃这时候灵机一动想处一个点子。提出了一个路线并且自己带路们就在这时逃离了鬼子，而且把鬼子带进了伏击圈，鬼子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海娃在逃时手被打中了一枪但还是有惊无险的把鸡毛信送到了张连长手里

张连长接到鸡毛信后立即命令一排长带领民军攻打鬼子老家，鬼子们最后无一幸免。可却不见猫眼，最后战士们发现猫眼躲在一个被炮火轰炸的废墟下用一个桌子挡住身体，但还是被骁勇善战的人民战士发现了。这次鬼子司令部被端，猫眼被生擒龙门村，和张家村从此不用再过被打劫抢烧的日子了。

海娃就是这样一个临危不惧的小八路，他就这样用他那灵敏的头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大任务。

1、秋瑾在北京最惊世骇俗之举是“上戏园子”。当时的宅门女性都是在家中听“堂会”，不可能抛头露面去戏园子，戏园子也不卖“昆客”的票。秋瑾坐着西式的四轮马车去听戏，开创了上层社会女性进戏院的先河。

2、秋瑾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日，由于清朝的腐败卖国，亿万中国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民不聊生，国家日渐衰败。

由于秋瑾的祖父和父亲先后都为清朝官吏，她的童年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之中度过的。在秋瑾的一生中，童年是她唯一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时期。

秋瑾稍大一点就进入私塾开始学习，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但她最爱读的却是诗词、明清小说和笔记传奇。

在翻阅“闲书”中，使她看到“子曰诗云”之外的新鲜世界。她特别仰慕的是那些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在很小的时候就写过诗句：“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

“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是她为明末两位女中豪杰秦良玉、沈方英写的诗作《题芝龛记》中的两句。她从小不仅仰慕英雄豪杰，而且还立志要做英雄豪杰那样的人。

秋瑾从小聪颖，她念过的诗词过目不忘，祖父和父亲都对此惊喜不已。祖父秋嘉禾那时在福建厦门、漳州一带为官，每每下堂回来，就会看到小小年纪的秋瑾。

抱着杜甫、辛弃疾、李清照的诗词吟读不舍，有时秋瑾还捧着自己作的小诗给祖父看。祖父坐在太师椅中，捻着长长的胡须。

欣赏着孙女的吟唱，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父亲秋寿南也为女儿惋惜说，“阿瑾若是个男儿，考（科举）起来不怕不中。”

3、秋瑾虽是女子，但自幼身带豪气，喜好习武。祖父秋嘉禾60岁的时候告老还乡，从福建回到浙江绍兴。那时，秋瑾15岁。还在福建的时候，秋瑾就听母亲说舅父和表兄都精通武术。

回到绍兴以后，她天天缠着母亲要去舅舅家。秋瑾终于如愿到了浙江萧山舅舅家，向舅舅和表兄学习刀剑棍棒。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习武非常不易，因为秋瑾也和其他女子一样从小缠了脚。

每次习武下来，裹脚布上渗满了鲜血，疼痛难忍，但她想到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便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从不喊疼叫苦。

刚刚学骑马的时候，秋瑾由于求胜心切，一不小心，两腿一夹马肚子，那马向前猛一蹿，秋瑾就从马背上摔下来，来了一个前滚翻。虽然疼痛难忍，但倔强的秋瑾害怕舅舅不再让她骑马。

就咬着牙关连声说“一点不疼”。就这样，秋瑾每天闻鸡习武，挥刀舞剑，骑马驰骋于山野之间。后来，在革命的活动中，秋瑾练就的本领，还真派上了用场。

秋瑾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中度过童年的，但使她终生痛恨又无奈的一件事就是缠足，是旧礼教旧习俗害了她。她从中也深切体会到，妇女们要觉悟起来，向封建旧礼教宣战。

在社会革命中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中最大的一件痛苦事又向她袭来，命运又一次向她发起挑战。

4、1894年，秋瑾20岁时，她的父亲秋寿南调任湖南湘潭任厘金局(税务局)总办。湘潭有一个叫王黻臣，是当地一个富商，开有当铺、钱庄、茶号。秋瑾的父亲本来就与王相识。

来到湘潭又经常来往，成了莫逆之交。一天，秋寿南的好友李润生来到秋家，满脸堆笑。原来，他是受王黻臣之托为其儿子王子芳给秋瑾提亲的。王子芳比秋瑾小4岁，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获得父母欢心"。秋瑾的父母对这门亲事很满意，认为两家门户相当，就把秋瑾嫁给了王小芳。秋瑾对王子芳并不了解，也不愿嫁给王子芳。

秋瑾曾提出："我为什么要嫁他"。但是，当时男女婚配全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秋瑾只得从命。秋瑾所嫁的丈夫王子芳曾读过书，但胸无大志，只知吃喝玩乐，随波逐流。

而她的婆婆也是思想顽固，性情暴躁，对秋瑾要求非常苛刻的人。结婚以后，秋瑾每天都要早晚两次去向婆婆请安，一举一动都要严守家规，稍有不慎，婆婆就要当面指责。

秋瑾本是性情豪爽，心怀大志之女，无奈嫁给一个家富却无志，庸碌且无能之夫，犹如一条欢畅奔腾的激流被婚姻的堤坝禁锢成一潭死水，又如一只欢乐的小鸟被困于樊笼而每日长叹。

秋瑾在写给大哥的信中曾说道："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千语者，惟妹耳……"，"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

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脑筋"。秋瑾还在《精卫石》中借主人公黄鞠瑞之口，抒发了对婚事的不满："有个财主苟百万，家中新发广金银。

公子今年十六岁，闻言相貌尚堪增。闻我家大**多才貌，特请了魏大人君之做媒人……。大**亦是多烦恼，曾把微词柬母亲。太太因为苟家富，无百爱惜女儿身，回言自己休多管。

做主还须父母亲，岂有自己休不怕，三从古礼岂无闻**始此生了气，终朝至夕不欢欣。"秋瑾在王家每日彷徨苦恼，犹如困兽。

5、旋因母丧回绍兴，秋瑾又先后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乃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校务。遂以学堂为据点，继续派人到浙省各处联络会党。

自己则往来杭、沪间，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她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商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出攻，然后由绍兴渡江袭击杭州。

如不克，则回绍兴，再经金华、处州入江西、安徽，同徐锡麟呼应。原定1907年7月6日起义，后改为19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其弟徐伟的供词中牵连秋瑾，事泄。

1907年7月10日，她已知徐失败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

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

　　宋教仁案

　　1913年初国会选举，国民党获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党将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出任内阁总理，从而成为总统袁世凯独揽大权的最大政敌。袁世凯以50万元钱拉拢宋教仁，遭到拒绝。1931年春，宋教仁路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到达上海，沿途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反对袁世凯专权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使袁世凯大为嫉恨。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2日逝世。案发后，袁世凯假令"穷究主名""按法严办"。23日，上海英法租界扑房抓获凶手武士英及同谋应夔丞，并从应宅搜出多件确凿证据，证明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袁世凯，直接策划人是其爪牙赵秉钧和洪述祖，真相大白后全国激愤。宋教仁（1882-1913）。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民国初年国民党主要***。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春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同年11月，参与华兴会策划与慈禧太后生日时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事泄，逃亡日本，先入东京政法大学，继入早稻田大学。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7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武昌起义后到武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3月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后随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宋教仁赞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主张实行西方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8月，在孙中山、黄兴等支持下，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任理事并代理理事长。

　　陶成章案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距此仅13天，辛亥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竟在上海广慈医院遇刺身亡。消息传出，国人闻之无不瞠目结舌、言之愕然。陶案主使者为同盟会主要领导者之一、沪军都督陈其美。主要凶手则是其盟弟蒋介石。案发后，陈其美遮掩罪责，蒋介石逃之夭夭，陶案也便不了了之。穿越沧海桑田的时光隧道，陶案虽已是过眼烟云，飘浮流逝，但是，它的始末起源、孰是孰非，历史自有公论。

　　妄生误会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幼年曾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受一些新学书籍，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他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负责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他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草鞋，日行百里，奔走革命。他对鲁迅十分信赖，常到鲁迅寓所谈论革命，兴起时往往口讲手划、眉飞色舞，告诉鲁迅什么地方不久就要"动"起来，什么地方已经"动"起来。他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影响。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中国同盟会作为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日本宣告成立。但是，同盟会仍然是个涣散的组织，宗派思想、门户之见依然充斥其间，严重地危害着革命大局。1908年，陶成章两度下南洋宣传革命，请求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孙中山因南洋经济恐慌而未予支持。于是，他对孙中山产生误会和不满，开始散布孙中山吞噬华侨巨款的言论，并受章太炎鼓动，要将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给革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在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一总的革命目标上，陶成章及光复会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始终是一致的。及至辛亥革命，各革命党派同举义旗、浴血奋战，旨在推翻清王朝，宗派纠纷已不是主要矛盾。陶成章也已意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1911年7月，孙中山在与伍平一谈话时，就把他与章太炎进行了比较。他说："陶君为人予信其亦无他，不过东京党人（指同盟会，笔者注）以其与太炎接近，遂疑及耳，唯予则不信其有异志，以才论，陶胜于章也。"

　　积怨成仇

　　陈其美（1877-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人。同盟会主要***之一。1908年，他奉孙中山命回上海，联络沪、浙及京、津革命党人。蜇居上海时，他常以青帮大头目的身份，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间，免不了上赌馆、逛妓院。陶成章对此深恶痛绝、多有微词，更有甚者，竟当着孙中山的面斥责陈其美，劝其戒赌戒嫖，以不失革命者本色。陈其美以为陶成章有意侮辱他，故而顿生芥蒂，忌恨在心。上海光复时，陶成章的功劳并不在陈其美之下。1911年11月24日，《民立报》曾是这样记载的，陶成章"组织五百人敢死团……首次攻陷江南制造局，炸毁上海道署、浙江抚署等，俱系敢死团之伟业也。"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可是，革命党内不少人并不信服陈其美，认为沪军都督一职非陶成章莫属。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悉心转谋浙江都督一职。其时，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为都督候选人。浙江士绅纷纷致电催促，并意陶成章主事浙江。陶成章无意浙江都督一职，当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上海光复后，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游弋，并选择吴凇、闵行一带，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旧怨新恨，更加深了二人的矛盾。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剪除此公，以绝后患。

　　为虎作伥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隶属于其把兄、师长黄郛的沪军第二师。陈、黄、蒋三位盟兄弟，在上海滩相与托结、互为依存。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1908年春，他东渡日本后，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他们虽是换过兰谱的盟兄弟，可是，人前人后，蒋介石从不冒昧地称其为大哥，而总是尊称其为先生。他对陈其美唯命是听，唯其马首是瞻。辛亥革命时，他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返沪后，虽在光复杭州时参加过战斗，但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血气方刚的他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寝、辗转反侧。当陈其美交予他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待，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但是，执行如此机密的任务，非一人所能及，必须有一心狠手辣、武艺高强的人作为助手，方可如虎添翼，马到成功。他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旧习未改，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骂他是吃里扒外、猪狗不如的"瘪三"。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俟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寻觅行踪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相继避居于上海的客利旅馆、国民联合会、江西路光复会、汇中旅馆，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朔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似睡非睡地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在蒋介石的脸上和脖子里，他打着冷战，从昏睡中惊醒，睁开眼，却意外地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喜出望外，急令停车，车未停稳便"噔"地跳下车，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其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处处小心。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两人竟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互相问询，谈得十分投机。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他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

　　惊天血案

　　1月14日凌晨，地白风寒，夜冷如冰。广慈医院灯影黯淡，庭园寂静。沿着墙根，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蹑足来到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地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朦胧间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当他刚拉开门，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清脆的枪声，划破冷寂的夜空。顿时，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丧命九泉。次日，《民立报》如是报道："……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起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穴……"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在上海举行的盛大追悼会上，不少人相继演说，词意悲壮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奸，非死于私仇，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着便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当陶成章的骨灰迎回杭州，在杭州召开追悼大会，到会者多达万人，群情激愤，同声要求严惩凶手。

　　不了了之

　　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对其惨遭暗害，深表痛惜，立即发来唁电，电文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惜！岂容不轨横行。"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悬赏三千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一千元缉拿凶手。不多日，王竹卿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蒋介石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黑白颠倒

　　蒋介石一直对这段历史耿耿于怀。1935年，他的"天子门生"邓文仪著《蒋主席》一书。1937年，他的昔日老师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他们虽都叙述了陶成章被杀一案，但却在书中混淆视听、篡改历史，说蒋介石之刺杀陶成章，纯是因为陶成章不顾革命大局，并欲谋刺陈其美所致。蒋介石是不欲为之而为之，只得先下手为强。这一卑劣的恐怖行径被他们说成"以安革命全局"，是蒋介石"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中华民国肇始，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北方清廷重兵压境，新生的革命政权尚在襁褓之中，革命党内部如此相互仇杀，岂不使亲痛仇快，造成革命阵营内部混乱，什么杀害陶成章"以安革命全局"云云，纯系一派胡言。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中，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被暗杀，杨虎城将军一家被秘密杀害，正是陶案历史悲剧的继续和发展，正是蒋介石压制革命、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专制独裁的劣根性发展的必然轨迹。

　　廖仲恺案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廖仲恺是中国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中国***的亲密朋友。廖仲恺一生最光辉的业绩是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为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廖仲恺不怕任何威胁，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廖仲恺担任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外，他还兼黄埔军校党代表，成为孙中山去世以后左派的核心，革命政权的中流砥柱。因此，他也就成了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国民党右派仇恨和集中打击的目标。从1925年7月起，一些右派分子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多次召开会议密谋反对和暗杀廖仲恺。8月20日早饭后，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驱车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参加例会，当汽车到达党部大门前时，突然遭到埋伏在附近的反革命分子的枪击，身中数弹，当场牺牲。

　　廖仲恺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是工农群众的损失。消息传出，工农群众无比悲痛，“不少工人均流泪痛惜”，中国******给予廖仲恺以崇高的评价。周恩来亲自撰写《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悼文，指出廖仲恺一生革命为党，牺牲为国，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继承者”，在革命斗争中“勇往直前，凌厉无比”。

光绪三十年（1904），光复会成立之初，上海“复古会”、“对俄同志会”，东京“浙学会”、“军国民教育会”，其会员均加入光复会。在浙江，则由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介绍商界、学界人士及会党领袖入会。其时，浙江会党有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平阳党、私贩党等，其会主入光复会，成员亦随之入会。绍兴以平阳党为光复会主要成员。稍后的大通师范学堂学生，多为光复会员。三十二至三十三年，秋瑾组织光复军，运动杭州浙江新军及弁目学堂、武备学堂部分学生起义，其多数皆参加了光复会。蔡元培曾委托人密存光复会会员名录一份。以后陶成章也曾辗转携带一份。惜辛亥革命后皆不知下落。现将有资料可查的绍兴籍（含个别客籍）光复会员，按其入会先后，所作贡献及所存资料记载，分为三类，举录如下：

本志《人物》卷立传32人：

蔡元培 陶成章 徐锡麟 秋瑾（女）陈伯平 王金发 谢震 尹锐志（女）尹维峻（女）沈钧业 陈魏 孙德卿 王子余 周树人 陶冶公 陈威 许寿裳 裘吉生 陈仪 蒋尊簋 张伯岐 王晓籁 马逢伯 何燮侯 蒋智由 孙世伟 刘大白 周清 许铁崖 张载阳 斯烈 竺绍康

生平事迹简介69人：

孙晓云（1880～1965）女，字小云，上虞崧厦镇人。年轻时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至沪，结识尹锐志、盖仁志等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日，先入同盟会，又入光复会。宣统元年（1909），在东京与陶成章结婚。次年回国，参加光复会在国内的联络工作。武昌起义后，即与锐志姐妹组织女子光复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又组织女子剪辫队。民国元年（1912）1月，陶成章被刺于广慈医院，为防意外，怀抱幼儿避于贫民区。直至抗战时期才得与尹锐志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与关怀，常与宋庆龄、何香凝往来。1965年在上海去世。

赵汉卿（1887～1950）名建藩，字叔屏，号汉卿，山阴临浦（今萧山）人。毕业于中国公学，早年参加光复会，曾任陶成章机要秘书。宣统元年创办《越报》、增刊《越恨》，反清言词激烈。绍兴光复后，与周树人、王铎中等创办《越铎日报》。陶成章被刺后，为纪念陶成章，与周树人、蔡元培、王子余等创办成章女校，并任校董。后任浙江军政府参议，在杭州主办《浙事新闻》。又历任福建龙溪县知事、浙江省自治会议代表、江苏电报局长等职。民国16年（1927）“四·一二”政变后，随经子渊反蒋被捕，由蔡元培、邵力子保释，从此脱离政界，在上海银行工会任职，1950年去世。

陈挽澜（1887～1917）女，又名楣、沅，原名师敏，后改名挽澜，绍兴平水人。陈伯平之妹。能书、画、诗、文，誉称才女。由陈伯平介绍结识秋瑾等志士，遂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瑾聘陈挽澜往上海，协办《中国女报》，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联络工作。皖案后避走外地。宣统三年（1911），参加攻克上海、杭州之役，又参加女子北伐队，担任救护工作。民国成立后，随丈夫到广州铁路医院工作，民国6年（1917）去世。

王振汉（1872～1926）女，原名王淑德，又名贞姑，绍兴柯桥王增卿长女。光绪十四年（1888），在东浦与徐锡麟结婚，支持徐锡麟奔走革命。三十一年，与秋瑾结识，加入光复会。同年冬随徐锡麟赴日，登记名为“徐振汉”。半年后回国，生子学文。三十二年十一月，又随徐锡麟到安庆，帮助筹备起义。三十三年五月初，带儿学文离安庆由沪转绍。三日后皖案发，王振汉被清政府通缉，由锡麟四弟徐锡骥帮助化装逃往日本，历经劫难。民国成立后回东浦。王金发督绍时，亲至东浦慰问振汉母子，并发给优厚的抚恤金。民国3年（1914），徐锡麟所办热诚学校遭火焚，王振汉将抚恤金2000元银洋悉数捐赠，重建校舍。由于逃亡期间伤感过度，致双目失明且多病，15年去世。

吴惠秋（1886～1977）女，原名吴珉，后改名惠秋，吴兴县浔溪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浔溪女学读书，是秋瑾的学生。因抗婚离家，被秋瑾收留带回绍兴，住在和畅堂秋家，由秋介绍入光复会，成为秋瑾的机要秘书和得力助手。皖案发，即协助秋瑾处置起义计划及枪械等，沉着应变。初六日，秋瑾成仁后，吴历尽艰险逃赴上海，由徐寄尘帮助学医，以护士为掩护进行革命联络工作。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上海之役作救护。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竞雄女学任教。1949年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曹钦熙（1870～1908）字荔泉，绍兴东浦人。为许仲卿师长。许仲卿出资助徐锡麟，多受钦熙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大通学堂成立之初，徐锡麟聘钦熙任总理，入光复会。不久随徐锡麟往北京，赴东北考察，帮助徐筹划武装起义。皖浙起义失败，曹遭清政府通缉，避走乡间，不久因忧愤致疾死。

许仲卿（1880～1907）原名克丞，字仲卿，绍兴党山村（今属萧山）人。父许在衡，为绍兴巨富，与徐锡麟交厚。许仲卿以徐锡麟为父执，由徐锡麟介绍入光复会，出资协办热诚学校及大通学堂，为徐锡麟捐纳道员。徐锡麟、秋瑾牺牲后，许受株连，惊恐致疾，未久去世，年二十余岁。

陈子英（1883～1950）原名浚，又名志军、志骝，绍兴东浦人。与徐锡麟一起参加反清活动，加入光复会。同办热诚学校，任体操教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随徐锡麟捐官留学日本，求入陆军学校不成，改学政治。皖案后，被清政府通缉，逃往日本。宣统二年（1910），回绍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参与创办《越铎日报》，后出任丝绸银行行长、县议会议员等职。民国22年（1933）起担任东浦镇（乡）长。

姚麟（1869～1909）字定生，嵊县人。清末秀才。早年在嵊县城内开设新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留日，结识革命志士陶成章、龚宝铨等，参与反清革命，加入光复会。三十一年，应邀在绍兴大通学堂任教，三十二年任总理。又在绍兴创办震旦蚕业女校，自任校长。是年冬，离绍赴沪任光复会浙江旅沪学会文牍。曾参加保路运动，并准备举事。因革命受挫，同志相继遭难，姚麟忧愤交集，宣统元年（1909）五月九日（6月26日）晚，含恨自沉于嘉兴锦带河。

程毅（1888～1909）字翘仙，河南怀庆府修武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上海中国公学，结识秋瑾，入光复会。秋瑾聘为大通学堂教员，暂代学监，协助秋瑾筹备起义。皖案后，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程毅与秋瑾同时被捕，鞫讯数次，受尽酷刑，宁死不吐，定“监禁五年”。宣统元年（1909）夏，卒于狱，尸出，鳞伤遍体，见者酸鼻。

黄怡（1883～1918）字竞难，小名宝书，又名春篪，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次子，因岳家在东浦，得以结识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并资助创办大通学堂，在校任教职。秋瑾接办大通学堂后，黄怡出任校长。皖案后，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遣学生与黄怡等从后墙逃出，在墙外泅河时，腹部中弹，幸免一死，逃避至沪，后养伤隐匿在家。辛亥革命后，曾在斗门经营酒坊。民国7年（1918）因旧伤发作去世。

龚宝铨（1886～1922）字味荪，嘉兴人。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陶成章、徐锡麟创办大通师范学堂，皖、浙案后被清政府通缉，避往日本、南洋等地。民国初年，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

陈燮枢（1874～1958）字赞卿，又作赞钦，绍兴东浦人。早年在东浦坐馆教书，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协助徐锡麟办热诚学校，加入光复会，结识王金发等革命党人。曾任龙山法政学堂校长。绍兴光复后，任浙江临时议会议员、第一届众议院议员等，曾与杭辛斋等组织“研几学社”。解放后，致力于撰写辛亥革命史料。著有《辛亥绍兴光复见闻纪略》等。

秋誉章（1873～1909）又名应奎，绍兴和畅堂（原籍福全山）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在大通学堂任教职，并入光复会，支持其妹秋瑾筹划起义。秋瑾就义后，誉章辗转藏匿于乡间。三十四年，外出谋生。宣统元年（1909），在天津去世。

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又名斯年，绍兴皇甫庄人。徐锡麟学生，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徐留日，皖案后，被清廷通缉。后回国任绍兴府中学堂舍监，被排挤回乡教书。绍兴光复后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旋任《民兴日报》编辑。民国元年（1912）7月10日溺死。鲁迅有《范爱农》一文和《哀范君三章》。

王心湛（～1950）原名省三，绍兴下方桥人。全家结识平阳党人竺绍康、王金发等人，加入光复会，以开设绸缎庄资金资助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与丁拜尧、陈楚青回绍主持讨袁斗争。事败，陈等7人被捕，王逃离赴沪，从章太炎学，后在沪任绍兴稽山中学分校语文教师。

卢钟岳 字迎仙，诸暨人。大通学堂肄业，为徐锡麟所器重，加入光复会。由徐资助留学日本，学习警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结业，应徐召回国入皖，适逢徐锡麟起义牺牲，卢被清政府逮捕至狱审讯，不久释放。

蔡元康字国卿（清），绍城笔飞弄人。蔡元培堂弟。光绪三十年（1904）冬，经蔡元培介绍入光复会。三十一年二月回绍，提议劫钱庄助军需之法，后不实行。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杭州中国银行经理等职。

黄介卿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之弟。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大通学堂司帐。光复后，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长，并协助王金发办大通陆军学校，为校董。后因王金发案牵连逃亡。袁世凯死，黄出任龙泉县知事。

黄柏卿 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怡父亲。支持黄怡资助徐锡麟开办大通学堂，并入光复会。光复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财政科长。

黄竞白又名宝箴，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长子。光复会员和同盟会员。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曾与黄怡一起支持徐锡麟办大通学堂。光复后，任绍兴军政分府文书。后随谢飞麟参加讨袁斗争。民国时，曾任国民党党史馆馆长。

徐伟（1876～1943）字仲荪，绍兴东浦镇孙家溇人。徐锡麟二弟。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光复会。三十三年六月，从日本回国，在汉口被清政府逮捕，监禁三年。辛亥革命后，从事教育工作与学术活动，曾组织国学研究会，并在上虞县春晖中学任教。

徐锡麒（1878～1955）字叔荪，徐锡麟三弟，曾一同留日，加入光复会。皖案后，遭通缉。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民团局长、商会会长等职。

徐锡骥（1883～1953）字季荪，徐锡麟四弟，曾一同留日学制药，加入光复会。皖案后帮助徐锡麟夫人王振汉化装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后从事药业。

沈锡庆（1884～1936）字庆生，绍兴东浦人。徐锡麟表侄，曾助徐办热诚学堂，并加入光复会，后留学日本习司法。皖案后，徐锡麟弟徐伟被捕，沈营救甚力。辛亥革命后，曾任永嘉、吴县、上海等地方法院院长及浙江、江苏、湖南等省高等法院审判推事。

许一飞绍兴城内人。大通学堂早期学生，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大通学堂体育教员，与秋瑾一起筹划起义。二次革命时，参加谢飞麟组织的讨袁斗争，与黄介卿、黄竞白等负责策动绍兴、余姚一带会员发难，因事泄未成。

范文济 字伯昂，绍兴城内锦麟桥人。范文澜兄。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入大通学堂，任学生分队长，光复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秘书。

沈光烈字伯明（伯民），绍兴张墅村人。受教师蔡元培、徐锡麟影响，入光复会。绍兴光复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教育科长。

沈克刚（～1911）字佑子，绍兴城内凰仪桥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孙德卿等在开元寺同善局设秘密机关，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时参与组织光复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因与友人王某试验枪械，枪弹误中腹部而死，国民党追为辛亥革命烈士。

任元炳（1875～1943）字葆泉，号谷寅，绍兴东关（今属上虞）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由陈赞卿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出任绍兴县议会议长。民国30年（1941）绍兴沦陷后，拒不出任东关镇维持会长。

张光耀（～1941)字伯涛，绍兴城内秋官第人。大通学堂琴歌教员，光复会员。民国30年（1941）绍城沦陷后，被日本侵略军作为反日嫌疑犯杀害。

平智础 绍兴清凉桥人。与陶成章交好，入光复会。参加攻上海之役。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于潜县县长。

徐乃普 字伯循，绍兴东浦人。徐锡麟族侄孙，清末秀才。协助徐锡麟创办热诚学校并任教，由徐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大通学堂学习。次年起，任热诚校长达三十年之久，民国26年（1937），因年老引退。

张月楼字之梁，绍兴城内西小路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前后，在府学堂教书，与徐锡麟同事，曾与徐办《越郡公学》等，由徐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县立第一小学校长。

王叔梅（1875～1941）字述曾，绍兴城内西营人。由蔡元康介绍入光复会。皖案后避走奉天。辛亥光复后，任绍兴县自治委员，此后历任福建、绍兴等地教职。民国30年（1941）在湖南辰溪去世。

俞英崖（1877～1955）名骏，字英崖，绍兴容山人。曾任大通学堂教员，由蔡元康介绍入光复会，不久又经蔡元培介绍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吉林延吉县知事。民国7年（1918），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任职。后曾经商。“九·一八”事变后回关内谋职，后回绍兴任稽山中学教员，曾在绍兴县修志馆工作。

庄肇先 字莼渔，绍兴城内太平桥人。与蔡元培同学，由蔡介绍入光复会。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时，常有往来。丁拜尧 原名丁嘉樨，字拜尧，绍兴马鞍人。曾留日，后加入光复会。与王心湛为友，并结识竺绍康、王金发等人。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谢飞麟组织的讨袁斗争，回绍主持起事，事败避走。

裘文高（1887～1909）嵊县石璜镇后白竹村人。原为乌带党首领，后与竺绍康王金发结识，共誓反清光复起义，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裘文高不待期约起义，事败，退入仙居。九月，率起义军与清军战于白竹村。宣统元年（1909），被捕就义于嵊县。

裘小高 (1888-1909)裘文高弟，随同起义，被捕不屈而死。

张岳云 (-1909)嵊县人。裘文高助手，曾偕裘投入清营，充当哨弁，以酿事被斥归乡。后与裘文高一同起义，被捕，不屈而死。

陈楚青（1891～1914）名炯，号斯乔，嵊县友谊乡陈村人。青年时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参加光复会。曾赴广东、北京、汉口等地联络会党。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王金发办的大通陆军学校校长。2年，参加讨袁斗争，3年5月在上海被捕，就义于杭州。

张竹笙（1875～1921）即张竹生，又名鸿，绍兴漓渚小步村人。姑母系秋瑾亲戚，得与秋瑾相识，受秋瑾影响较深，后加入光复会。宣统二年（1910），离家投身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曾任作战参谋，都督府顾问，在沪说降清海军战舰。光复以后获嘉禾奖，投身京沪杭铁路建设。后改任萧绍清丈沙田总局局长、杭州官产科科长（管理修葺西湖风景区名胜古迹）、钱江义渡局局长等职。

胡士俊（1878～1929）字啸郊，号笑樵，法名孝修，嵊县广利乡宋家墩村人。光绪三十年（1904），与谢飞麟、周志由等组织“大同学社”，立志反清抗洋。三十一年后，与王金发、竺绍康等赴绍兴大通学堂任职，加入光复会。不久，随徐锡麟赴日，又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年，参加皖浙起义的光复军，失败后被通缉，避居山泽。宣统三年（1911），在嵊县起义。光复后，曾任嵊新茧捐委员等职。民国2年（1913），参加讨袁斗争，从上海运送炸弹到绍兴瓦窑头，准备举义，事泄失败。4年，再度辅佐谢飞麟讨袁。5年，袁世凯死，胡在杭州六通寺削发为僧。

俞丹屏（1872～1942）名炜，号载熙，嵊县卮山乡前岗村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在杭州武备学堂肄业，后加入光复会。三十三年，协助秋瑾发展军界的光复会员，并在大通学堂训练会党骨干。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金陵之役。民国元年（1912）后，任省稽勋局局长及八十九团团长、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5年，袁世凯死，俞离开军界经营实业。

童杭时（1877～1949）字暄甫，号愚隐、枕溪，嵊县下王村人。曾入绍兴府学堂求学，深得徐锡麟赏识，介绍入光复会。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浙江法政学校校长。2年，参加讨袁斗争。后赴日学习法政，获学士学位。6年，回国，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事立法工作，此后一直在司法界工作。历任最高法院民庭庭长、福建高等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参与重组光复会，为副会长。

童济时（1886～1943）又名德淼，字济川，号渠轩。与其兄童杭时均为绍兴府学堂学生，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随徐锡麟联络会党。三十二年，留日学习警监。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5年（1916），参加讨袁斗争。后长期在司法界作，曾代大理院院长。

盛钟彦（1879～1913）字雨村，嵊县广利乡藏岗村人。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稽勋局局长，参加讨袁斗争。后被浙督朱瑞杀害。

周亚卫（1889～1976）又名信文，字振家，号普文，嵊县普义乡白泥墩村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杭州弁目学堂，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并参加皖浙起义的准备联络工作。徐、秋遇难后，周潜回杭州，仍返新军，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考入北京陆军大学。5年，与尹锐志结婚。此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35年12月，与尹锐志、童杭时等在重庆重建光复会，任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全国一届政协委员。

马忠老（1881～1914）又名彝良，嵊县春联乡马仁村人。光复会员。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都尉官。讨袁斗争时在嵊县助马逢伯举事。

裘绍（1887～1920）字继美（济美），嵊县雅璜乡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浙江弁目学堂学习，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皖浙案后被清廷通缉。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南京之役，后参加讨袁斗争，在去广东任护法军职时，在福建遇难。

胡春霖（1876～1928）又名竞思，字亦安，嵊县广利乡宋家墩村人。清末秀才。参与组建大同学社，后入大通学堂。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长。

过显臣（1882～1935）又名樟根，外号“小铜匠”，嵊县宅前村人。与竺绍康、张伯岐知交，被介绍入光复会。参加清风岭拦路劫车，营救张伯岐。辛亥革命后，任镇海要塞炮台台长，后升任军事委员会上校侍从副官。

余冠澄（1883～1942）字镜波（金波），嵊县剡源乡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新军标统，参加光复杭州之役。随王金发组织绍兴军政分府，历任团长、师长。

俞芝祥（1872～1952）字景朗，嵊县中南乡苍岩村人。清末秀才，绍兴知府熊起蟠招为门下士。与徐锡麟结识，资助徐创办大通学堂，入光复会。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执法处长，后历任绍兴、义乌、东阳等县民事长、县长。

徐吟秋（1885～1967）女，又名秀英，字湘筠，昵称“三娘”，嵊县黄泽镇人。徐家与竺绍康素有往来，由竺介绍识秋瑾，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随秋瑾进入大通学堂，帮助掌管文书校务。曾伪装送殡，秘密运武器回嵊，并参加讨袁斗争。

谢莲英（1894～1951）女，又名里隐，嵊县新市乡江夏村人。谢飞麟独女。少年时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进北师大，毕业后留学日本，抗战前夕回江夏村，抗战后曾任县妇女会理事长。

裘振邦（1887～1970）字树香，嵊县崇仁镇一村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参加光复杭州、南京之役，攻打天保山时受重伤致残。

陈成（1891～1973）字志赓，嵊县城内人。追随王金发、谢飞麟，入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参加讨袁斗争。后任遂昌县长、立法委员等职。

陈大夏（？-1911） 字士辛，绍兴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办爱国学校，因“苏报案”被牵连。后在上海任中学教职。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军，参与光复松江等地战斗。因内部遭忌被杀。

王秉璋(-1917）字伯常，绍兴里王村人。早年参加光复会，辛亥时参加光复南京之役。后参加反袁斗争，随蒋尊簋在宁波谋独立，事未成被害。

沈仲九 绍兴人。光复会员。留日学生，陈仪内弟，随陈仪工作多年。

孙采臣 绍兴人。早年与许仲卿等一起参加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

赵镜年 绍兴人。早年与许仲卿等一起参加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

卞鹤书（1867～1925）嵊县显潭乡山墩村人。王金发的姨表兄，随王参加革命，由王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禁烟局长。

马德先（1867～1945）嵊县广利乡人。乌带党成员，后加入光复会。随胡士俊入大通学堂学习，一直随胡工作。胡去六通寺为僧后，马德先回乡务农。

史萼庆（1868～1950）嵊县广利乡人。原为王金发家的管帐，后随王参加革命，加入光复会。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花捐局干事。

周仲贞（1870～1933）字毓奇，号小颠，晚号复园老人。嵊县开元镇五村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与同宗族人开办开元蒙学堂、工艺学堂、农学社。三十三年，与徐锡麟结识并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盐茶局文牍科长，委查浙东盐场陋规。后又改任绍兴批验所监事长。

徐琛（1883～1938）字献琛，又字颐臣，嵊县广利乡人。王金发的小舅父，光复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盐茶局长。

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他出身于商人之家，幼年家境尚富足，因此读过7年私塾。据说，陈其美异常聪慧，他5岁便识得2千多字，时人都夸他未来必成大器。不幸的是，在陈其美15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家境也随之败落，身为长子的他只能出外谋生。

陈其美先在当铺做了12年学徒，后来得人举荐，在上海一家丝栈又做了2年助理会计。庚子之乱后，清政府愈发衰弱。为了振兴国家，于是采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鼓励有识之志到国外留学，学习外国的科技和文化等。

陈其美亦有此心。1906年，在弟弟的资助下，陈其美终于有了东渡日本留学的机会。陈其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加入了同盟会。陈其美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口才好、行动迅速且主意多，因此引起了孙文的注意。当时同盟会在国内举行了几次起义均被清政府镇压，许多革命党人也惨遭杀害。保皇党们对同盟会也多有非议，认为同盟会的领导拿革命者做炮灰，而他们则躲在国外贪图享乐。

一时民众的革命热情大大降低，革命工作到了很难推进的节点。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返回国内，以上海为据点，希望重新打开局面。陈其美在上海的时候，和各帮派多有往来，混成了一呼百应的青帮大哥。为了掩护革命活动，陈其美利用他青帮大哥的身份经常出入酒肆、妓院、澡堂等地。特别是妓院，他简直是成天泡在里面。据革命党人张奚若回忆，他第一次见陈其美的时候，便是在妓院里。

在陈其美的示意下，姑娘已经回避，而他和陈其美则躺在床上悄声议事。这种议事方式对张奚若来说，简直是别开生面。不过，陈其美在妓院里办公的事情，却是不争的事实。陈其美很会社交，他结交了一些社会名流和商界精英，并吸纳他们为同盟会成员。他在推动革命赞助的同时，还掌握了商团、商会的武装力量，让同盟会在上海有了相当稳固的基础。另外，为了培养革命力量，陈其美还创办了精武武术学校，聘请霍元甲为总教习。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积极响应，联合李燮和在上海发动光复起义，并取得了胜利。之后，各地纷纷响应，闹起了独立。由于革命意义深远，就连孙文也称赞他为“东南半壁，君实锁钥”。上海独立后，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然而，陈其美并不因为做了有身份的人物，行为上就有所收敛。他依然出入声色场所，因此又得了个“杨梅都督”的称号。

这个称号并不仅仅是说他狎妓不知收敛，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早在上海光复起义之前，陈其美就已经做了不少革命工作。当时光复会领袖李燮和也策反了大部分清军武装力量，所以二人达成联合起义的共识。本来两人约定好了起义时间，但是陈其美认为收复上海势在必得，所以他先声夺人，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夜，就带着部分革命党人和青帮的徒众们攻进了江南制造局。

陈其美想说服江南制造局的守军投降，取得和平光复上海的功劳。谁知守军见他们人少力薄，不仅不买账，还将他扣下做了人质。李燮和得知后，立刻组织光复军和已经策反的清军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了江南制造局，并将捆缚在厕所里的陈其美解救出来，将他护送回家。

由于李燮和在上海光复起义中立有大功，事后被推举为临时总司令，负责指挥作战。上海独立建立军政府后，在推行沪军都督的时候，李燮和的呼声最高。但是陈其美却暗中指使帮会成员大闹会场。帮会成员不仅在会上极力反对李燮和，还拿出手榴弹扬言，要是陈其美做不了沪军都督，大家就都别想好过。李燮和出于大局考虑，不愿意革命才开始，便陷入内斗之中。

于是婉言推辞，最终让陈其美夺得了沪军都督的职位。此后，李燮和带领光复军退至上海郊区吴淞口一带组建了军政分府，李燮和则挂了个分府都督的名号。陈其美很不满李燮和的行为，他认为李燮和这是变相地和他分权。再加上他绝不愿意光复会在革命过程中占了上风，所以他暗中指使人去刺杀李燮和。幸好李燮和警惕性高，逃跑及时，才躲过劫。

不过自此后，他被迫离开上海，而陈其美则独占上海光复的功劳。陈其美不仅把暗杀的手段用在李燮和身上，紧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光复会的元老人物陶成章。陶成章是浙江绍兴人，不仅和陈其美是同乡，两人还是同年。按说关系应该较一般人亲近，但是他们俩人的性格大不相同。陶成章非常正义，对朋友也很讲义气。他又性格耿直，一心只为革命，对于吃喝玩乐没有一丝热心。

和陶成章相比，陈其美的生活就要腐败得多。他有嫖和赌的恶习，难免经常流连于声色场所。还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文的面，劝过陈其美，要他戒掉这些恶习。陈其美认为陶成章是故意在孙文面前使他难堪，因此对陶成章颇为憎恨。后来，陶成章到南洋筹集了一些革命经费，陈其美提出由他来支配。陶成章当即反对，并当着大家的面训斥说，这是华侨支持革命的血汗钱，不是给他用来嫖和赌的。自此，陈其美和陶成章便有了很深的芥蒂。

浙江光复后，陶成章成了最热门的都督人选。但陈其美也想谋夺浙江都督一职，于是故伎重演，计划暗杀陶成章。这次，陈其美把暗杀任务交给了一直得他照顾的蒋中正。此时的蒋中正还很年轻，事事多得陈其美关照。再加上他对帮会耳濡目染，对黑白两道通吃的陈其美，自然仰视之极。所以他对陈其美言听计从，忠心不二。蒋中正在摸清陶成章的住处后，顺利地完成了暗杀计划。

陶成章毕竟是光复会元老级人物，又是革命党人中的影响人物，所以陶成章遇害后，引发了轩然大波。就连孙文都义愤填膺地表示，一定要严惩凶手。不过，混乱的时局，最终让陶成章的死不了了之。尽管陈其美在革命事业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陈其美对待革命同志的狠毒遭到诟病，所以那些对他不服的人干脆称他为“杨梅都督”。意思一方面是说他出入烟花柳巷，另一方面还暗讽他是革命队伍中的“杨梅大疮”。

同盟会和兴中会的区别

一是创立的时间不同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 党。它的内涵核心是“政党”，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这是它区别于旧式革命组织和同期其它革命团体的重要标志。兴中会于1894年11月24日成立于美国檀香山，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

二是纲领不同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三是创立的目的不同

同盟会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革命力量。兴中会的目的是决心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又称复古会。清末革命团体。光绪三十年(1904)冬以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扩大改组而成。总部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手段。成员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会党分子为主，也有部分商人、工匠以及少数地主士绅。光绪三十一年后，多数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但仍以该会名义独立活动，在绍兴创设大通学堂为领导机关。三十三年曾组织光复军，是年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牺牲，秋瑾在绍兴密谋响应，被捕就义。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2)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总会于日本东京，由章炳麟、陶成章任正副会长，发刊《教育今语杂志》以为通信机关。在南洋各埠设分会发展会员，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爆发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苏州、镇江等地响应。1912年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刺杀后，该会解体。

陶成章在民国时期是和孙中山先生一起打天下的，在当时的革命当中，有着非常杰出的贡献，当时的陶成章非常的年轻，陶成章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地位，陶成章对于国民党以后的成立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孙中山先生也是非常的器重他，视他为以后革命的领导者，正是由于陶成章的这种光芒四射，才引起了其他人的嫉妒，生怕在革命胜利以后陶成章会成为***，所以在那时的革命党高层，就想方设法暗杀陶成章。

最后对陶成章的暗杀行动是由蒋介石执行的，蒋介石也是不辱使命，亲手杀害了为革命有着杰出贡献的陶成章，这对当时引起了一片轰动，而且当时的革命军的内部都知道幕后的指使者，但是都没有明示出来。

孙中山对陶成章被暗杀的消息感到非常的气愤，表示了对陶成章的沉痛悼念，称陶成章是革命胜利的英雄人物，对革命的胜利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孙中山对陶成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