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等级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我国1955年授予朱德等十人的军衔，属于国家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这在当时的立法文件、授衔典礼、授衔命令状中都有明确表达。

　1955年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决议，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条例》在第二章第七条“军官的军衔等级区分”中规定，我国的元帅设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这是立法文件规定的军衔称号。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于“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商谈军队授衔、授勋问题。会后于五时一起参加授衔、授勋典礼。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是授衔典礼宣布的军衔称谓。

　1955年9月23日，毛泽东签署的授予朱德军衔的第一号《授予军衔命令》，全文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决定，授予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是授衔《命令》书写的军衔称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等级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元帅一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官职名称，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所载晋文公的“谋元帅”，南北朝以后历代曾设置的天下兵马元帅、兵马大元帅、兵马元帅、行军元帅、行营元帅、都元帅、元帅、副元帅等。中华民国前期，以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1923年广东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等等。但朱德等十大元帅并不是对我国历史上元帅制度的传承，而是借鉴了苏联军衔制度的经验，将元帅作为官衔标志，并规定元帅具有等级的区分。

　1952年11月26日，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并转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说：“实行军衔制度，我们尚无经验，主要是根据苏联顾问介绍的苏军经验及所提方案并结合中国情况进行研究，苏军在军衔工作上的许多原则，我们基本上应当接受……”。

　苏联顾问卡苏林向总干部部推荐了苏联的军衔设置模式：“军衔等级区分为元帅（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校官（上校、中校、少校三级），尉官（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四级）……卡苏林同志对我军实施军衔所提的方案也是如此。”

　1953年，军委总干部部据此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草案第三条拟定的“军衔等级的区分”是：“一、元帅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兵种元帅。二、将官军衔——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三、校官军衔——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四、尉官军衔——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苏联顾问卡苏林强调：“兵种元帅必须要求能掌握兵种技术（如空军元帅应当曾担任过飞行员），并对兵种建设有功勋者方可授予，现在中国还不具备此条件。”因此，在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的军衔立法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取消了兵种元帅的设置方案，元帅军衔只设国家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条件是：“对创建和***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那么谁可以按这个条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头衔呢？

　据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回忆，在酝酿军衔授予名单初期，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向党中央汇报国家元帅名单的初步方案中，除了后来所授的10人外，还有国家大元帅毛泽东，国家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当场表示：“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毛泽东问周、刘、邓“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啊？”他们都表示：“不要评了”。

在1955年给开国将帅们评定军衔时，十大元帅、十大大将的名单都是经过了反复的商讨，才最终确定的，算得上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皆因十大元帅、十大大将的评定工作，要考虑的因素太多，除了军功、资历，以及将帅当时的职务级别外，还要尽量保证我军各个系统都要有代表人物入选，也就是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八路军三个师、新四军，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都要尽量保证有代表人物。

十大元帅的最终名单，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每个人都是实至名归，而没有入选的，确实在资历上都无法与这十位元帅相提并论。但是在十大元帅的名单确定前，却一度出现过陈粟之争，也就是陈毅入选还是粟裕入选的问题，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新中国一穷二白，各方面的制度也需要慢慢完善，而军衔制度，实际上也是借鉴的苏军的军衔制度，那么与之相对应的，首先要有一个大元帅，这个大元帅当然毫无悬念了，只有毛委员有资格。而在大元帅之后的元帅人选上，刘副主席、周总理、邓政委都名列其中。但是在大元帅这个问题上，毛委员却主动辞让了，他主动提出自己不要军衔。

毛委员辞让军衔后，刘副主席也表示自己不要军衔，随后，周总理、邓政委也都显示了高风亮节，都表示不要军衔了。毛委员一看既然如此，干脆彻底一点吧，他就提出了一个意见：已经不在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要参与授衔了。与会众人一致同意毛委员的意见，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时的元帅评选级别，其实很简单，就是时任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名单是这样的：朱老总、彭老总、贺老总、陈老总、林总、聂总、徐帅、刘帅、叶帅、罗帅、邓政委、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后面四位都是国军的投诚人士，肯定不能参与元帅的评定。

剩余的十一位元勋们，邓政委和陈老总当时已经不在军队工作了，也就是说，他们符合毛委员所说的不参与授衔原则。那么问题来了，除却邓陈两位元勋，就只剩下九位候选人了，总不能弄个九大元帅吧？既然如此，那就需要从次一级的将领中，选一位进入十大元帅的名单。

刘副主席提出了自己的人选：粟裕。粟裕，出身于粤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南昌起义时是叶挺将军的警卫班长，参加起义后一度在南下的途中身负重伤，差点牺牲。但他凭借坚定的毅力追上了部队，在跟随朱总参加湘南暴动后，顺利转进井冈山根据地。

在井冈山、赣南闽西时期，粟裕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到了1934年，已经做到了红十军团参谋长了。红十军团其实是粟裕、寻淮洲指挥的红七军团（参谋长也是粟裕）与方志敏率领的地方部队合并的，为了替中央红军分担压力，红七军团东征途中在谭家桥、怀玉山先后遭到国民的追击，损失惨重，粟裕在谭家桥失利后率余部成功突围，保留了这支部队的火种。

粟裕在抗日战争时期一鸣惊人，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副总指挥、第一师师长等职务，他指挥的车桥战役、高邮战役都是我军在抗战时赫赫有名的大胜仗。而解放战争中，粟裕更是打出了战神级别的成绩，从苏中七战七捷，再到鲁南、宿北，从孟良崮战役，再到豫东战役，从淮海战役，再到解放沪宁杭，粟裕指挥华野将士对国军的打击，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风卷残云。

所以，刘副主席提议粟裕来进入十大元帅名单，确实是合理的。但周总理此时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由陈老总担任元帅，原因也很简单，陈老总作为我军部队中的四老总之一，在井冈山时期就是与朱毛并列的三巨头之一，后来又担任南方留守部队的军事指挥官，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多艰苦啊，那可是随时要“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呀，陈老总不仅功高，而且劳苦。

而且，陈老总作为新四军军长、华野司令员，是这两个系统毋庸置疑的代表人物，他要是不当元帅，那可就太说不过去了。那么问题来了，现在有了两个人选，一位是粟裕，一位是陈毅，谁入选合适呢？

此时，粟裕说话了：当然是我们陈军长合适。

粟裕主动辞让了，表示自己不愿当这个元帅。这其实已经不是粟裕第一次辞让职务了，算起来，已经是第三次了。当初华中军区成立时，组织上让粟裕担任司令员，粟裕表示自己不敢当，主动辞让给张鼎丞，这是第一次；后来陈老总调到中原局，随中野一起行动，组织上又让粟裕担任华野司令员，粟裕再次辞让，表示自己做代司令员即可，司令员嘛，还是我们陈军长合适，这是第二次；此次十大元帅授衔时，粟裕再次辞让，这就粟裕三辞司令的经过。

粟裕将军的高风亮节令人钦佩，毛委员也对其赞不绝口，就这样，十大元帅的名单最终确定了下来，而粟裕，则成为了十大大将之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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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是宋钦宗的赵桓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母亲是显仁皇后韦氏。出生于公元1107年6月21日，卒于公元1187年11月9日，享年81岁。(中国人的年龄从古至今都是按虚岁算，望读者知悉)

在徽宗时期被封为康王，靖康之变后，由于徽宗和钦宗被金人掳去北方，在大宋天下岌岌可危时，被推举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在南京应天府继位，改元建炎，重建宋庭，史称南宋。公元1162年6月以“倦勤”为由传位给养子赵眘(宋孝宗)，也就是说管理朝政太累了想要休养生息。

赵眘(shen)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第六世孙，6岁时被失去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赵构收为养子，养于宫中。后继皇帝位为宋孝宗，从此宋朝皇帝又回到太祖一脉。

孝宗刚继位两个月就立即宣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河山大计。同年为岳飞等人平反昭雪，追复岳飞原官，并赦还被流放的岳家家属。随后又发动北伐，意在恢复中原，可惜功败垂成。

宋高宗一直以来是主张与金国议和，为什么偏偏传位给了一个主战派呢？而且还是太祖一脉？是高宗没看透继任者的心思，还是孝宗隐藏太深，我觉得都不是。

高宗可能在众人眼中就是个懦弱胆怯之辈，其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的所为并不是一无是处。靖康之难发生之后，金国声势浩大，宋军实力大减。作为一国之君看着自己的父母兄弟被金人掳去，他难道不心痛，肯定痛啊！但打又打不过人家，所以只好委屈求全，卧薪尝胆。这个时候就只好听取并重用一些主和派，但主战派人士又不愿意，两方开始争论不休，怎么办呢？只有打压主战派。等到朝局稳定，国内中兴，实力大增，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马有马要兵有兵。这时再徐徐图之，恢复河山，或有胜算。但是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做，而是让继任者去做。他难道不想脱胎换骨，让世人都说我高宗不是一个懦夫，表明我一直在卧薪尝胆。

他也想啊！但那时他已经年龄大了老了，心力交瘁，越发感觉自己不再气盛不再当年了。(高宗退位时是1162年，虚岁56岁，在古时算是老人了)而且对于自己曾经打压的那些主战派们，真的是无颜面对，他们还愿意死心塌地得为我效力吗？这个时候交给继任者来做自然是水到渠成。孝宗接手后威加海内，恩威并重，主战派们自然是要感恩涕零了。

1927年9月25日，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为掩护主力部队撤离，总指挥卢德铭率部参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毛主席痛惜不已，悲叹道：“ 还我卢德铭（总指挥）！给我3个师也不换！ ”有人说，如果卢德铭不牺牲，1955年授衔很可能为元帅军衔。

这种说法没有夸大的嫌疑。如果卢德铭顺利上了井冈山，他很可能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早期军事一把手，所以成为元帅不是没有可能。

事实上，卢德铭的才能早已被人所认可。国父孙中山就说过，“革命需要大批有为青年，大家要以卢德铭为楷模。”毛主席后来也高度评价：“ 德铭同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他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卢德铭的传奇故事值得后人铭记。

卢德铭，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双石乡狮子湾。和他红军早期将帅出身贫寒不同，卢德铭家境比较富裕。1921年，卢德铭考入成都公学。在“五四运动”浪潮的影响下，卢德铭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包括《共产主义》、《马克思传》等，逐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卢德铭开始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他对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入侵大为不满。卢德铭认为：“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只有靠枪杆子的实力才行。”靠枪杆子意味着需要军队，意味着需要参军。

当时中国读书人参军的最好方式，就是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初，卢德铭在报纸上看到广州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大喜过望，他立即返乡向父亲提出报考黄埔军校。

父母一脸不高兴，他希望儿子能读书成才，长大后走上仕途或者经商之道，立刻就否决了儿子报考黄埔军校的要求。卢德铭不甘心，他和父亲彻夜长谈，把自己为何投笔从戎的原因详细向父亲一一道来。

看到儿子说到渴望改变国家面貌时那双火热的双眼，父亲最终同意卢德铭去广州。由于路途遥远，卢德铭来到广州时错过了考期。卢德铭通过九牛二虎之力，加上老乡、同盟会员李筱亭的推荐，终于见到了孙中山。

如此年轻就有报国热情，孙中山很欣赏，当即出题考察，卢德铭立即作答，答卷文章慷慨陈词，激情飞扬。孙中山看后赞不绝口，于是破格批准进入黄埔军校二期辎重兵队插队学习。

这是一个难得学习机会，卢德铭非常珍惜，同年他加入了中共。卢德铭军事科目极其出色，对于政治活动也很热情，几乎参加了军校里举行了每一次政治活动，尤其喜欢当众演讲。

作为黄埔军校最优秀的学员，无论蒋介石，还是总教官何应钦对卢德铭都赞赏有加。何应钦说：“这个卢德铭，文武兼备，将来会是一个将才。”聂荣臻后来回忆时说：“卢德铭同志在黄埔军校时，就是***员，表现比较好，这是肯定的。”

何应钦和聂荣臻都没说错，卢德铭确实是一位将才，可惜他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一生太短暂了。

1925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东征宣言》，正式向陈炯明宣战。卢德铭在东征学生军中担任侦探长，他率领60名学生军参加战斗，多次化装进入敌人内部侦查重要敌情，有力地支持了主力部队作战。

1925年11月，卢德铭因表现突出，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2营4连连长。次年5月，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部队，向湖南挺进。6月初，独立团在湖南安仁县城以北的渌田镇遭遇敌人。

卢德铭率部一马当先，犹如猛虎下山击溃进攻的敌人，还主动发起进攻，消灭的残敌。卢德铭一战成名，受到叶挺的大加赞赏。卢德铭的奇迹还在继续，在之后的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中，他战功赫赫，也由此被提拔为第一营营长。

举个例子，汀泗桥战役进行地非常激烈。卢德铭也是九死一生，他在家书中写道：“这场战役歼灭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着他，他向我说，德铭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

此时的卢德铭只有21岁，所以当时有诗赞曰：“ 血战两桥敌胆惊，四连直捣武昌城。铁军个个英雄汉，多次冲锋有德铭！ ”

吴佩孚接连失败后，退回武汉，企图以长江之险加上武汉坚固城墙阻击敌人。吴佩孚愿望再次落后，武汉被顺利攻下。攻克武汉后，叶挺独立团被改编为第24师第73团，卢德铭担任参谋长。

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爆发，这次事变的真相是湖南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大为仇恨***。事变后，湖南被白色恐怖笼罩。反动派在长沙、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地进行血腥大屠杀。

据不完全统计，“马日事变”仅半个月时间，湖南一省会遭到屠杀的人员就达到了1万人以上。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受命担任团长。目睹大量屠杀事件，卢德铭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当时上级党组织决定将湖南工作的一些骨干力量秘密转移到武汉，卢德铭利用职务之便将一些人员安排在警卫团各级干部，这为保存有生力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警卫团的领导机构中下面这几人都是***员，团长卢德铭、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团副余洒度（兼营长）、范树德（兼任辎重队长），而且营、连、排干部三分之一也是党员。

面对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行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时间定在1927年8月1日。

8月1日凌晨1点，警卫团几乎同时接到两封紧急电报，一封署名是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的同志，让他火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一封来自九江的张发奎，要求卢德铭率警卫团立即到九江待命。

这两封电报都非同小可，参谋长韩浚立即找到卢德铭、指导员辛焕文，三人商议后决定立即响应南昌起义。问题是行军路线的选择问题，如果坐船先去九江，再去南昌的话，警卫团很危险，张发奎可是在九江。

如果直接去南昌，路程太遥远了，可能赶不上起义。这可如何是好？卢德铭沉思很久，他说：“我们先利用张发奎的调令率部坐船到黄颡口（今黄石市）上岸，再取道到南昌。”这个决策非常重要，避免了警卫团在九江被缴械，为后来的秋收起义保住了一个团的兵力和武器装备。

8月2日，警卫团从武汉登船出发。南昌起义是赶不上了，但卢德铭率部抵达奉新县城时才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如果继续南下去追，危险万分。警卫团何去何从？卢德铭等人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就在此时夏曦（时任湖南省委负责人）派人来到警卫团。

卢德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损失严重，严重缺乏指挥将领。夏曦建议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火速前往南昌起义部队指挥战斗。卢德铭也深感事态严峻，三人表示服从组织安排。离开前，三人作出安排：

警卫团立即转移到湘鄂赣边界修水县休整待命，并由警卫团团副兼1营营长余洒度暂时行使指挥权。选择修水县是三人深思熟虑的地方，这里位于三不管地带，便于部队隐藏。

余洒度率部立即出发，途中遇到平江工农义勇队，于是结伴而行，8月12日抵达修水县。8月20日，苏先骏率领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到达铜鼓，立即与余洒度、余贲民取得联系。

三支部队立即在修水召开会议，决定必须要统一军事指挥权。大家一致决定，将警卫团改为第1团，苏先骏部改为第3团，余贲民部则分补两团。为了隐藏目标，决定对外将部队改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师参谋长兼第1团团长，苏先骏任第3团团长。

8月下旬，湖南省委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担任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9月初，毛主席来到安源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当得知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行动及去向后，毛主席非常高兴，决定立即回合驻修水、铜鼓和安源的武装一起，兵分三路向长沙进军。

毛主席向中共中央建议： “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 ”，主张“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号召革命”，迅速建立工农兵政权。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

继续说卢德铭。离开警卫团后，卢德铭、辛焕文和韩浚三人返回武汉寻找党组织。向警予请示中央后，决定卢德铭返回原来部队，并参加秋收起义，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

秋收起义准备期间，决定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为基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其建制不变，警卫团还是第1团。卢德铭当时还是一个身份，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毛主席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可是很快遭到失败。起义部队原计划攻下长沙，因敌我力量悬殊，很快失败。接下来该怎么走？师长余洒度坚持继续攻打长沙，毛主席提出不同意见。卢德铭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取消攻打长沙，转而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进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文家市决策会议上，卢德铭站在毛主席一边，他说：“ 毛委员的意见我完全赞成，现在我们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如果继续攻打长沙，很可能我们会全军覆没。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有利于扭转不利局面。 ”

1927年9月25日，秋收起义军向井冈山进发。起义部队的行军安排是这样的：毛主席在先头部队，卢德铭、余洒度随师部居中，苏先骏第3团担任最后面的警卫工作。起义军经过江西萍乡芦溪山口岩时，遭到敌人伏击。

战斗打响时，先头部队已经通过山口岩，但是第3团还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危急关头，为掩护部队突围，卢德铭率领一个连兵力来回穿插阻击敌人，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卢德铭的英勇举动为主力突围赢得了时间，当毛主席得知卢德铭牺牲噩耗后，无比悲痛，他朝着天空悲叹：“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当毛主席看到卢德铭遗体后，不顾脚伤，向其深深鞠了三个躬。

卢德铭的未婚妻名叫颜瑞琴，两人10岁时定了娃娃亲，由于两人相隔较远，一直没有成亲。颜瑞琴30多岁才结婚，丈夫在10多年去世后她再也未嫁。

颜瑞琴一直等着卢德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她才得知未婚夫早已牺牲。当看到黄埔军校学生的集体照时，颜瑞琴一眼就认出了卢德铭。等了50多年，等到了却是未婚夫牺牲的消息，颜瑞琴悲痛欲绝。

1982年，卢德铭牺牲地、上埠镇山口岩村修建了“卢德铭烈士陵园”。2009年，卢德铭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仅以此文纪念卢德铭烈士，这位22岁的天才将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今天幸福来之不易，铭记先烈，奋勇前行。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新中国第一次授衔仪式的序幕 ，军衔等级为六等十九级，从元帅到将军，再到士兵，授予军衔，佩戴勋章，肯定了他们在革命时期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正是在这一天， 红军之父朱德，红军猛狮彭德怀，红军灵鹰林彪，军神刘伯承，贺胡子贺龙，诗人陈毅，政治元帅罗荣恒，北方帅星徐向前，儒帅聂荣臻，叶参座叶剑英，这10人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同日，由周总理主持并为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798位少将授予军衔分发命令状，一时间将星璀璨。 其中，红军之父朱老总位居十大元帅之首 。按理说，朱老总所持的元帅命令状应该是 001号 ，这也是长时间被世人所公认的。然而，抗战70周年时，人们却发现朱老总并不是001号命令状的获得者， 而是004号的获得者 ，001号则另有其人，这人到底是十大元帅中的哪位呢？

元帅作为国家最高军衔与最高荣誉，他的评定经过了层层甄选，过程极为严谨。在最终酝酿军衔如何制定等级之时，中央本来希望依据苏联的经验，设立最高军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也就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元帅头衔上，再加一级别，称为大元帅。而所有的参与评定人，都认为毛主席应是当之无愧的人选。 而元帅的评定最初，也并不是十位，而是包括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十三位。

但是当1954年，军务部副部长李平向主席介绍木质模特穿着的大元帅服时，主席却不为所动地弹了弹烟灰表示拒绝，认为不适合他，太昂贵了。除此之外，1955年当初步的授衔方案提交到毛主席时，周总理，朱老总等***向主席讲述了苏联授予斯大林大元帅的先例，但主席却表示 苏联有的我们未必就要有 ， 还提议已经在地方工作的，在军队上没有职务的同志，都不参与军衔的评定。于是，在毛主席的带头下，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纷纷选择主动让衔。

对于军衔的评定，毛主席曾表示要考虑各个方面，要一碗水端平， 既要看军功，能力，资历，也要看任职和素质。所以，1955年授衔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地论功行赏。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在 历史 的见证下，毛主席亲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军衔命令状，交到了跟随他创造 历史 ，立下赫赫战功的战友手中。而 第一个接受主席授衔的便是中国红军之父朱德 ， 随后便是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我们所熟知的开国元勋，在掌声雷鸣之中，中国的十大元帅被载入军衔史册 。

但是众人不知道的是，我国元帅的军衔命令状上是编有号码的 。 朱老总位于开国十大元帅之首，不管是在军衔命令状还是在勋章的编号上，按理说都应该是起始数字，排在第一位，这也是被世人所公认的。

然而，在抗战70周年之际，时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董保存，为了收集抗战资料，在拜访贺龙元帅的后人时， 却惊讶地发现 贺龙元帅 的军衔命令状上面， 毛主席用毛笔清清楚楚在写着001号 ，这打破了在场所有人的常规认知。

为什么001号命令状没有签发给朱老总呢？ 难道毛主席写错了吗？想法一出，就被众人反对，当年的授衔仪式是在极其严肃与严谨的状态下筹备与组织的，经过反复的检查与核对，不可能存在如此低级的错误。那便是主席有意为之了，那么主席如此做，又有何深意在其中呢？

当事人毛主席，周总理，贺龙都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后人无法再从他们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是 历史 的疑团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也会在深入探讨与调查中不断的加深对 历史 伟人的理解。

在 历史 学家与相关的人士进行激烈的探讨之后，得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也是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那便是从数字本身的意义出发，位于首位的001号，是数字的开端，是重要事物的开始，而贺龙元帅在***整个革命战争之中，就有着这样的特殊意义。

一切都要从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 说起，也是八一建军节的由来，这次起义对中国的 历史 的影响巨大， 它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是党独立领导武装运动的标志性开端，更是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对整个革命战争都有着全局的意义，而贺龙元帅便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那时贺龙元帅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带着他手下的一个军参加起义， 是南昌起义中最大的一支军部力量，可以说是主角，是原始股的持有者 。那时南昌起义的领导有六位，贺元帅便位居第二，仅次于总指挥周恩来，足以说明他的重要地位。

贺龙特殊的人生赋予他一种更具有人格魅力的侠气 。贺龙的曾祖父贺延壁曾是 湘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 ，在反清活动中被斩首。作为哥老会的英雄人物，在湘西人民口中被口口相传了许久。因此，虽然贺龙在童年时期生活清贫，但是家族中有这样的先辈铺垫，贺氏一族在湘西地区极有名望，甚至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哥老会龙头大爷的名号，也在贺氏家族传承下来 。更有人说，贺龙在湘西可以轻轻松松笼络一支军队。因此小时候的清贫之苦，更像是贺元帅人生初期的耐力训练。而哥老会虽是当时的帮派组织，但不要忘了它的初衷是反清，因此贺龙走上革命的道路也算是使命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 贺元帅最初的革命启蒙是国父孙中山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在此期间，他三次进监狱，但依然面不改色。 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 ，组建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在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也是早期孙中山依仗的重要地方军事势力之一。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他极其拥护孙中山的政策，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6月，因为战功显赫，被升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之后，嘴脸更是变得越发狰狞起来，与上海青帮纠缠在一起，没收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对曾经同处一个战线的***被大肆捕杀，甚至波及到了无辜的工农群众。而此时的贺龙，已经从信仰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

因此， 在蒋介石以500万大洋和一个汉阳兵工厂，以及武汉卫戍司令的位置来拉拢他时，他并没有丝毫心动，心中便笃定国民政府时没有前途的。 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贺龙对***一直非常有好感，还邀请了***员周逸群担任20军的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上旬，贺龙会见周总理，直言不讳说道：“ 我认定***是最好的党，只要你们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值得一提的是，贺龙因为经历特殊，因此他先后提交了70次入党申请书才得以通过，这份坚定的信念，很难令人不为之动容。在入党时，更是说道：“ 今后，党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纵使粉身碎骨，也绝不背叛党！”

之后，贺龙更是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无论是红军时期，抗日时期，亦或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有他的身影。建国后，更是为了新中国 社会 主义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值得商讨的小事，也能大概推测出主席的心意。曾有人提议应该把军队建军节改为秋收起义的时间——9月9日。但是意见一出，毛主席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主席看来，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这样的提议是完全不合道理的。因此， 1933年7月11日，党中央就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到此为止，我们似乎已经可以清晰理解，毛主席为何将001号命令状颁予贺龙元帅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无须再辩。其实，除了命令状，还有勋章，只是贺龙元帅的勋章并不是001号。 当时为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副主席都打造了八一勋章，编号就是从001到003号，但由于他们都明确拒绝了授衔，所以并没有颁发出来，只能从004号开始 。所以， 才会出现了我军元帅之首的朱老总的徽章以及命令状上均为004号的现象。

编号是小事，元帅们的 历史 功勋并不能用简单数字排列就能概括了的 。新中国的十大元帅，每一位都是战功赫赫。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们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直到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他们都早已不在，但身为后人的我们不忘记他们，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历史传奇人物：张作霖

出身寒微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此地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其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①“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②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成县。

因生活无着，其先祖张永贵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其祖父张发时，从事农耕，“称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这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子，其第三子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祖殁，父以析产徙海城之小洼，复于驾掌寺村设商肆”。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甚微。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因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张作霖13岁①。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②。这乃是后话。

其父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其母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了。张作霖不能指望家里了，只有到社会上混饭吃。

混迹社会

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东北地区尤甚。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①。以后，他命运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帮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他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②。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

投身绿林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那是1901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阳历是1901年6月3日。

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决心把他们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原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①。

接受点编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有所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予遣散，团民或回家务农，或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

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增韫知府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增韫知府为老师。通过亲见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张作霖整理部武，将其带到新民听候点编。张作霖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采纳了“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作出了“化盗为良”的决定。适逢其时，增韫知府的报告得到了盛京将军增祺的批准。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才有一百多人。当时准许他组建250人的队伍。他便乘机开展组编活动。他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如义县的张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等，都参加了进来。人数够了，他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命张作霖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八角台①。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计485人。其中，骑兵2哨，步兵3哨。张作霖为管带（营长），张景惠为帮办（副营长），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什②。哨官是连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巧于应对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馈以金钱”，执礼甚恭，服从命令，听从调遣。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被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没费太大的劲儿，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掠，无恶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后曾被日军俘虏，差点处死。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①。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计擒杜匪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智谋之士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且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决定智取。他们设了一计。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1907年6月6日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事不宜迟，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辽西匪患遂绝，人心称快。

杜立三这个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让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他采用的是智取的谋略。这里显示了张作霖的过人的智慧。得此消息，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5营。其他还有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4路统领。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剿灭蒙患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洮南一带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出没无常。他们行踪无定，多用奇袭，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因此，又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了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此功是不可没的。

智进省城

在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中，他于1911年智进奉天省城，是一大手笔。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是谓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省的革命党人张榕、宁武、商震等早有活动，新军中也有吴禄贞、蓝天蔚等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旅长）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蓝天蔚又是革命党人，他如果抓住机会及时策动反正，可以立见成效的。他确实也在和革命党人张榕紧密磋商，秘密酝酿起义。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们没有抓住先机。1911年5月赵尔巽又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外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并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表示他即将入关，也就是说，准备逃跑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他立刻来了精神，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即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然而，这个重要消息却被张作霖在奉的部下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郑家屯）时，吴俊升等出城迎接，张作霖与其虚与委蛇，未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①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还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到此，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我们不难看出，张作霖关注信息，研究形势，抓住时机，闻风而动，显示了他的不同常人之处。

持枪赴会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都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①。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①。幼稚的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就可以一举夺得东北大权。

吴景濂就是这样想的。吴景濂，奉天省兴城人，1873年生。京师大学堂毕业。任奉天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奉天教育会会长。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议员，后任议长。他思想维新，倾向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吴景濂于1911年11月12日，以他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袁金铠，奉天省辽阳人。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他是赵尔巽一党。

此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也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革命的路还很长。

挤走天蔚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878年生。1902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任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1910年任东北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此次会议本来是蓝天蔚等发起，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却让赵尔巽占了上风。

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即1911年11月13日，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①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团长）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还不止此。这个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赵尔巽给蓝天蔚下了一个札令：“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远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

就这样，赵尔巽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把蓝天蔚挤走了。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给蓝天蔚委以重任似的。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了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