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蔡济民要敦请黎元洪出任总统一职？

贺觉非，冯天瑜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称“武昌首义，革命党人仓猝起事，获得了占领省城的空前胜利。此刻，摆在党人面前的严峻任务，是建立新政权。”“按照文学社、共进会1911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会议确定的计划，武装起义翌日，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齐集谘议局会商大计。10月11日上午，经一夜激战的党人，陆续赶到谘议局。” “与会的起义军人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蔡济民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有人插言：‘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蔡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于是与会者提议通知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10月11日下午1时许，在谘议局举行联席会议参加者有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谘议局议员及绅商代表。其时武昌的局势是：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已控制武昌全城，但主要干部都不在起义现场：‘刘公隔绝在汉[汉口尚未收复]，孙武炸伤，总司令蒋翊武出亡，副都督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胡瑛在狱，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仓猝不得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汤化龙等人出席革命党人主持的都督人选会议。”“关于都督人选，军队同志提议推举黎元洪”。“会议决定，谘议局由刘赓藻为代表，党人由蔡济民为代表，往迎黎元洪(蔡、刘与黎元洪均系黄陂人)。他们先往黄土坡黎元洪部属刘文吉参谋家中，得知黎已被新军士兵从谢国超家中寻出，拥至楚望台，蔡、刘等人又赴楚望台，迎黎元洪到谘议局与会。

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取得都督位置，又并非纯属偶然，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湖北党人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便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黎元洪为都督,实为借势而为之临时举措武昌之役猝然而起,革命党标志性人物无有一人在武汉三镇,且革命党内派系有别,推举黎为都督,实乃一时之需。

孙中山回国的时候，正是袁世凯重新掌握清朝军政大权，各地革命军正面临几乎弹尽粮绝、而袁世凯北洋六镇大举围攻的危机关头。革命也需要钱啊，当时各支起义军都以为孙中山募集了海外侨胞的巨额捐款，而且有能力获得洋人的支持，因此才拥立孙中山为民国首任大总统。但实际上，由于海外华侨因资助他孙中山搞武装革命起义屡战屡败，对其信心难免产生动摇，故孙中山募款并不顺利，在武昌起义打响之时，他所获寥寥。不过历史也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忙中出乱，让名不副实的孙中山成了民国的创立者、首任大总统。

第一，武昌起义的突发性提供了机会。

　　武昌起义原计划定在10月6号，但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南湖炮队事件，结果全盘计划打乱。由于事出仓猝，大家毫无精神准备，对情况会怎样演变，心中无数。“欲举兵，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炮队事件惊动了清方，一时武昌全城戒严，局势非常险恶。于是，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晚12时，以南湖炮响为号。但又在起义前夕，突然发生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造成更加严重后果，起义计划泄密，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武昌起义的活动顿时失去指挥全局的枢纽，起义计划再次流产。后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但想不到工程营官长忽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计划第三次落空，只得把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以枪声为准。可是还未到7点时，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引发枪声，起义号角终于吹响，武昌起义全面爆发。透过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不难理解，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发性。因为突发性，一时群龙无首，重要***等，如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蓝天蔚、吴禄贞等也远在北方。因为突发性，黄兴、宋教仁、潭人凤等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因为突发性，许多新军战士不明真相。武昌枪声已响，熊秉坤“鸣警笛集合，惟人声嘈杂，应者甚少”。熊率队出营，“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其余仍在营内吆喝，然颇助吾辈之声势也”。突发性，导致有资望的革命党人的空缺性，这就为黎提供了机会。

　　第二，革命党人受唯“资望论”错误观念的影响。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革命形势仍然紧迫。谁来做革命都督，依然悬而未决。真的革命党人中无人才？事实上，当时蒋翊武、蔡国桢、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是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中许多人也都在武昌，并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为什么不推选他们呢？究其原因是“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起义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使大众心折，难以领袖群伦”。如蒋翊武当时在新军中只是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兵士。又“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错误的理论导向，使革命党人认为：推黎出来，便于号召天下。

　　第三，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

　　幼稚、软弱和不成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这一先天性不足，注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即使革命暂时成功，但最后的结局不是夭折就是被人窃取，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透过武昌起义的前后过程，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在很多方面暴露。比如起义前夕的准备，为了筹款不择手段：“邹永成准备用药麻醉婶母后夺取她的金饰，居正、焦达峰等到蕲州达城庙准备**贴金菩萨。”武昌起义当夜，“熊秉坤领导工程八营发难后，到楚望台军械库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等等。正是这一致命弱点，导致在武昌起义中出现许多问题：①武昌起义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革命目标不明确。如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武昌知府审问时，他回答：“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又如湖北军政府建立时，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争议，蒋翊武如是解释：“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黎一个都督名义”。②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武昌起义后，“里边的首脑人物，像孙武、刘公、季雨霖、蒋翊武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会上，在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人中推选，他们都竭力谦让，不肯担任”。③革命党内部矛盾重重。起义前和过程中不少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但武昌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刘公、孙武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创造了机会”。

　　第四，黎元洪的个人品性。

　　黎元洪，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对军中的知识分子也较优待。“为人有谨厚之称，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刻扣自肥，相去远矣，故独能得兵士欢心”。“1909年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同情，并与标统曾广大等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为此，革命党人认为：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①黎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望；②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人，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③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黎元洪之所以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虽其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许多不足或存在问题，但从当时的情景看，推选黎为都督，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至少对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安定了人心，使革命形势得以向全国发展。

和别的政治人物不同，黎元洪虽三任副总统，二任大总统，但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符，人不微而言轻。平生牵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本人却毫无光彩。反对袁世凯称帝，拒绝王封，是他一生中仅有一个闪光点，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其后护国军拥戴他，护法力量争取他，他也与护国护法运动相呼应，对袁世凯的垮台，北洋军阀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辛亥革命首义取得取成功，照理说应该推选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新政权的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渊源，且一直视革命为大敌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 府的都督。关于此事之巅末，外间传说不一，至今几成疑案。特别是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一直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黎元洪因此而有了“床下都督”的雅号。有的革命党人回忆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及其他的湖北军政要员员纷纷躲藏逃路，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制。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萧带班长虞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首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即今阅马元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以上兵守卫。黎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像个木菩萨。有的人持另一种说法：武昌起事后，黎元洪更换便衣，由执事官王安澜带领，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当革命军闻讯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又从帐后钻入床下。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命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从床下爬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席位。以上两种传说，反映了黎元洪被胁迫参加革命 的事实。 就在武昌起事的第二天早晨，革命军在黄土坡找到了黎元洪，当即将他带到楚望台，接着又拥至资议局，让他出任都督。但黎元洪执意不肯接受。他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像怕被蛇咬一般，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黎元洪这种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周围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道，“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干脆给他个枪子儿吃算了”。在场的李翊东也大怒，他举枪对着黎元洪吼道：“你本是满清奴才，当杀！我们不杀你，举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你甘心做清朝奴才，我枪毙你，另选都督。”说着就要扣动板机，吓得黎元洪面无人色，出了一身冷汗。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不思米食，缄默不语，他抱定主意既不再做清朝官事吏，亦不宜担任革命军职务。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在军政府。他整天愁容满面，心思重重，，心想，这下可完了，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妻妾儿女，不得见面，如有手枪在身，莫如饮弹自尽，一致了之。由此可见，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汉口、汉阳的先后光复，以武昌为中心的革命大有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黎元洪看到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于是，他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首要标志就是剪掉长辫。